卜正民：《大国》（2016）

蒙古士兵（Staatsbibliothek Berlin 2005, 255）

大国

Great States

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5, No. 4 (November) 2016: 957–972. 有删节

亚洲的国家形态里已经没有“大国”（“great state”）了。一千年来，内亚和东亚都在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对今天大部分学者没有意义。这个词很少被注意到，没被描述过。近来内亚和东亚政治的关系让我认为“大国”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如果亚洲研究者要撰写全球帝国史，这种政治形态应该有一席之地。

“大国”这个词在亚洲各语言中都有明确用法。汉语“daguo”，日语“daikoku”，韩语“daeguk”，越南语“daiquôc”，契丹语“masaqú gúr”，蒙古语“yeke ulus”，满语“amban gurun”都是“大”加“国”的词法。只有党项语“lhiə tha”是“国”加“大”的词法。这个词太简单了，看不出它是什么具体的、专业的东西的名字。

“大国”是不是亚洲人对“帝国”的一种说法？直觉告诉我，不要把这个亚洲术语折叠到一个由欧洲经验形成的、熟悉的抽象概念中。我建议把“大国”和“帝国”看成不同却重叠的概念。

理解“大国”，需要理解它在过去出现的语境和使用目的。重提这个概念会赋予它没有过的重要性。历史学缺乏这个概念，因为“后大国”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在下文把“后大国文化”称作“下游帝国政体”（“downstream imperial polities”）。它的成功使人们忽视了亚洲内部帝国主义的漫长历史，它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历史。

读明代文本

我第一次接触“大国”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搞不懂一件事：如何引用明代官方文本？比如我应该引注为“明律”还是“大明律”？这两种用法我都读到过。

我当时读的是法学权威沈家本（1840-1913）的晚清版本。他说“明律”，不说“大明律”，所以我也跟着说“明律”。我倾向把“大”字去掉。为什么要在朝代之前加个“大”字呢？

后来我终于读到了明代版本，发现正确标题是《大明律》。明代的版本有“大”字，清代的版本没有。“大明”在当时就是一个名字。

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建立第一个耶稣会传教团。利玛窦的消息更灵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公元1368年，朱氏即位，称“明”，意为“光明”，前缀“大”字，意为“大光明”。欧洲人称呼中国时也加“大”字，马可·波罗（Marco Polo）称（元代）“大契丹”（Great Cathay），西班牙人称“大支那”（Gran Cina）。

利玛窦认为这种称呼合情合理。发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王国的旅行者也许认为“大明”之“大”名副其实，但这不是“大明”得名的原因。

据《明太祖实录》，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宣布新王朝的名字为“大明”，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名称常出现在朱元璋在位期间的官方文件中，亦称“皇明”、“朱明”或“明”。

“大明”似乎是外交函文的强制称呼，朱元璋给蒙古统领的信函也以“大明太祖”开头。

不过，这些信函中还有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朱元璋把蒙古可汗赶到长城以北。大多数情况下朱元璋只把蒙古可汗称作元代统治者，但他在一封信中把可汗的政权称为“大元”。

这种用法有双重意义，既承认元代的衰落，又表明在当世统治者眼里它并没有丧失“大元”的地位。

还说明，“大”字不只是修饰词，而且是对政体的尊重。这暗含着朱元璋使用“大明”的原因，也就是说他的统治不亚于他打败和取代的事物。“元”是“大元”，“明”也得是“大明”。

大国世系

“大元”名字何来？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在登基诏书中给他的新王朝取了这个名字。他回顾了从“三皇五帝”到隋唐的朝代起名法，并解释了自己的选择。他反对越来越多的帝王使用发迹之地作为名称。他不要地区性的名字，而是要表明内亚和东亚大部分地区都是王土。

忽必烈完成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未竟的“伟大事业”，将统治推及“四方”。他要一个名来匹配这成就。他向臣民解释，说“元”这个字来自《易经》中的一句话，不过没说“大”字何来。“大”是“乾”之“元”，但此处的“大”是赞叹，不是“元”的修饰词。

（译注：《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即便用“大”字是陈规，也值得追问它从何而来。忽必烈之前有一些先例。一个是他在南方的对手“宋”，有时也自称“大宋”。例如，1276年4月4日，给元的降书中宋自述为“大宋”向“大元”投降。但在一个月之后，当宋交出玉玺和文件时，元说这些东西属于“宋国”，而非“大宋”。同理，被废黜的宋代皇帝被说成“宋国统治者”，而不是“大宋统治者”。

“大宋”一词出现在历法和与宋史相关的出版物标题中，但没在某些官方语境之外被广泛使用。我从观察中发现，“大”在中国国家命名的实践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用法主要限于官方场合。

忽必烈之前还有一个先例——“金”，正式国号“大金”。这个王朝在1211年与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决裂，并在1227年被忽必烈的叔父窝阔台摧毁。“大金”的记载可追溯至1115年。

1215年起，女真也用“大真”或“大女真”之名。这种用法可能更早。这种用法并不是女真的创新，因为我们可以再到内亚的上游，注意到女真遵循的是党项的用法。

党项政权的汉语名称是“夏”，这是882年唐给党项首领的封地。1038年，党项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称“大夏”（“白高大夏国”）。

佛教壁画中的党项男供养人

党项之前还有契丹，政权的汉语名称是“辽”，称“大辽”。这个名称早在938年就被使用了，尽管官方于947年才宣布。936年，契丹政权有另一个汉语名“大契丹”，或“大契丹国”。

我们可以说契丹人只是在模仿中原的做法，称自己的政权为“大辽”，但也许还有更多事情需要研究。

Naomi Standen提出反对观点，她认为不要因为唐的覆灭一定会引出另一个王朝而假定“辽”的存在。她认为要停止“连续性”的假定。在她的分析中，契丹人不是要建立另一个中原政权，而是要建立自己的王朝。

至于为什么辽“未能”征服宋，我们需要看看契丹人对自己的表述。契丹人在930年建立了“大辽”，因为契丹武士突袭邻近政体，成功地将被征服的人民和领土并入一个军事政权，远远超出了契丹人之前控制的领土。

也就是说，契丹人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至少在他们作为一个政体的历史范围内是这样。把他们放在中国历史朝代更迭的“传送带”上，就忽视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国家建设。对于军事扩张的政治结果，契丹人需要一个名字，而“契丹国”不够好，需要一个“大国”的名字。

忽必烈知道大辽、大金和大宋，但对他来说，最主要的国家建设模式源自他的祖父铁木真。

铁木真在蒙古领导层中步步高升，于1206年夺取了蒙古国的控制权，尊号“成吉思汗”，即“坚定的大可汗”。这一年，成吉思汗击败了大多数蒙古人的敌人，征服和吸收了其他领土和民族（包括党项人和契丹人）。

1206年春天，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成吉思汗宣布他不仅统治“蒙古国”（the Mongqol ulus），还统治受永恒天国保护的国家。他不仅要统治蒙古人，还要统治所有游牧的住“毡毛帐篷”的民族，包括党项人和契丹人，以及住定居下来住“木门”房屋的民族。

随着国家扩张，原本的“蒙古国”或“祖国”成为核心国，征服的领土被纳入更大的“国家”，并作为汗国分给成吉思汗的子孙弟兄。当时文本中没有记载这种政体的名称，《蒙古秘史》中也没有提及。

Igor de Rachewiltz认为，我们可以假设蒙古人从1211年开始使用大国名号，当时成吉思汗宣布不再效忠大金。但这个大国名号第一次出现在蒙古语中，是在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可汗写给教宗意诺增爵四世（Pope Innocent IV）的信的印玺上——“大蒙古国天可汗”（Yeke Mongqol ulus-un dalay-yin qan）。

（译注：1246年，贵由可汗去信教宗意诺增爵四世，后者指责蒙古人夺去了匈牙利人和基督教徒的土地，并认为蒙古可汗应该成为一名虔诚的聂斯脱利基督徒/景教徒。贵由反驳教宗，说这些被征服的人反对成吉思汗的统治，如果教宗也反对成吉思汗的统治，那么教宗也是蒙古人的敌人）

从“国”到“大国”，对统治者来说有重大的区别。因此，“大明”、“大蒙古国”、“大契丹国”、“大女真国”、“大宋”，这些翻译短语都误用了。“大”不是用来修改、提升它的前朝，而是把它与“国家”这种政体区分开来。

蒙古学者Lhamsuren Munkh-Erdene提出，按英语词序读蒙古语是误读。蒙古语不会把“大”（yeke）放在“蒙古”和“国”（ulus）之间，“大”的不是“蒙古”，而是“国家”。

这似乎是翻译上的一个小问题，但从“大蒙古国”变到“蒙古大国”，其中包含了很多内容。它给一个独特的政体打上了标签，它的构成不同，基于对被征服人口的主权要求也不同。

“蒙古大国”的称号并没有受到元朝兴衰的影响。即使在忽必烈汗宣布“大元”、“大元国”之后，“大蒙古国”/“蒙古大国”仍作为独立政体存在。这两个称号很可能来自其前身金国的用法。

我认为，“大国”世系回答不了“大国”的含义。“金”可能沿用“宋”的称谓，但这不意味两个王朝是同一类型的政治组织形式。“宋”和“蒙古”也是这样。

几十年前，Joseph Fletcher认为有必要把内亚游牧民族的超级政体与东亚和西亚的大型官僚机构区分开来，并称前者为“大可汗制”。前者是统治“多部落游牧民族”的“超部落”形式，而后者则为“农业官僚帝国”。

他强调，产生“大可汗”的条件和产生“皇帝”的条件截然不同。但是“大可汗”可能利用特定条件过渡到皇帝地位。这种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许多步骤，其结果取决于大可汗是否能够，甚至是否倾向于将经济基础从游牧业转向农业上以稳定继承权。

Fletcher的洞见在亚洲国家形成的统一连续体中把游牧和农业政体联系起来，同时认识到它们独特的历史脉络。

“大国”是大可汗国和农业政体的标志。这个词的使用并没有使诸王朝成为同一类型的政治形态，但这个词的趋同历史，特别是当它被亚洲内部国家动员起来时，改变了人们对任何类型的亚洲大国应该包括什么和渴望什么的期望。它还决定了亚洲被介绍给欧洲的方式：通过一种“帝国”的语言。

“大国”和“帝国”

把成吉思汗的领土称为“帝国”的做法源自《马可·波罗游记》，比萨的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是执笔者。猜测马可·波罗对鲁斯蒂谦到底说了什么是有风险的。

在13世纪末的欧洲，常常区分“领地”（realms）和“帝国”（empires），前者指由国王统治的领地，后者指由皇帝征服和统治建立起来的帝国。鲁斯蒂谦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序言”中就做了这种区分。他认为忽必烈就是皇帝。

16世纪，当欧洲人再次来到中国时，他们把明称作“王国”（kingdom，西班牙语作“gran Reino”），而不是“帝国”。诚然，利玛窦把明的统治者比作罗马皇帝，把“皇帝”译成“皇帝/统帅”（“Imperatore”），但是他拒绝称明为“帝国”，而是“王国”。

从“中华王国”到“中华帝国”的术语转变，大约到17世纪50年代才在欧洲语言中出现。例如，1638年，耶稣会传教士谢务禄（Álvaro Semedo）用葡萄牙语写下对中国的描述，题为《关于在中华王国传播信仰的报告》。1642年，Manuel de Faria y Sousa在把它出版为西班牙语时把“中华帝国”（Imperio de la China）添到了标题页上，虽然正文中还是以“王国”相称。

1655年，“王国”（kingdom）出现在英文译本中，这表明从“中华王国”到“中华帝国”的术语转变尚未完成。同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作品中同时出现了这两个词。在他的地图集中，“中国”是“王国”（konickryck/kingdom），但在他撰写的“满清征服史”中，“中国”是“中华帝国”（“Sinicum imperium”），这也是同年的英译本中使用的术语。

17世纪50年代末，“中国”已经成为“中华帝国”。

像“帝国”这样的欧洲概念与这些概念在欧洲历史上的价值纠缠在一起。“帝国”一词用在中国身上可能与1644年满清的征服不无关系，但它也与这个词在欧洲的含义的变化有关。

例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为了解决神圣罗马帝国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单方面解决的问题，最终使许多被吸收到这个知名帝国中的国家获得事实上的独立。这个词在历史上的每一次使用都会代表着它当时的内涵。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在21世纪没有一个国家称自己为“帝国”，那是因为这个词的历史和它所命名的政治形式一样重要。

1648年的神圣罗马帝国

Jane Burbank和Frederick Cooper对“帝国”的定义在今天发挥作用：“帝国是大型政治单位，具有扩张性，在空间上有权力的记忆，在吸收新的人民时保持区分和等级制。”

该定义的核心很宽泛——巨大、等级制、扩张的历史，囊括了每一个可供想象的帝国。这种松散定义建立了一个普遍的类别，其好处是所有帝国实例都能在这个类别中进行比较，就像作者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比较研究一样。他们认为，“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是“等同但不同”（“equivalent but distinct”）的。

我担心，我们最终会把所有历史上的帝国混为一谈，而不去仔细研究特定帝国形态如何出现在它们所处地方和时间。不仅亚洲帝国在本质上与欧洲帝国不同，近代以来各地的帝国兴衰都与它们之前和之后的情况有关，而不是与该类别中的其他实例有关。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帝国的统治者所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所处的特定帝国传统，这必然产生任何普遍模式都无法充分说明的后果。

“大国”应该被视为与我们称之为帝国的政治形态相同，还是其变体或背离？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答案。但为了论证，让我们思考对“大国”特别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保持统一。

统一是大国美德

当朱元璋在他打败的“元”之上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时，他对这个大国该起什么名号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与其说朱元璋的大明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不如说是一个残余的帝国。但主张本身很重要，因为体现出合法性。

这种主张的核心是通过征服实现领土统一的想法。

当然，“统一”在中国不是新概念。“秦”因在前221年统一了所有敌对国家而经常受到赞誉，后来每个王朝都必须把这一成就放在嘴边，甚至付诸行动。

后来历朝历代的历史可能会在统一发生时提到“统一”，但这并没有被广泛地阐述为独立的政治或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但蒙古人是例外，由于他们对中国臣民的效忠没有其他要求，统一的概念才被提升为最高的政治价值。

蒙古人的统一意识形态首先见于1274年忽必烈宣布接管南宋的决定。诏书说，上天赐予他“一统”的祝福，即把一切都当作一个整体来统治。这个词逐渐代表了国家统一的概念，这也是1291年官方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的标题中所包含的内容。

“天下一统”是朱元璋和大臣、子民、外国统治者交流时的“成功咒语”。此后，统一被视为奠基者的最大成就。天顺年间（1457-1564），明英宗朱祁镇为《大明一统志》作序，把“天下一统”定为主题。他称赞先帝接受了上天的任务，“混一天下，薄海内外，悉入版图”，取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中国王朝更大的成就。

这不是真理，而是为了提醒臣民注意政权合法性而必须提出的真理主张。这对这位特殊的皇帝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在十几年前曾被蒙古人扣为人质，并且在宫廷政变重新掌权之前，他曾被从皇位继承人中除名。

《大明一统志》的官方编辑李贤也表示支持，他宣称朱元璋尽最大可能统一了中国人和野蛮人，明统治了包罗古今中外，千秋万代。这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真的，但这是成吉思汗埋伏在这个虚构传统中的大国梦想。

李贤明确了领地范围——东至辽东远缘，西至沙漠，南至海边，北至草原，以致四通八荒的尽头无一不到朝廷。

与其说这是蒙古式的主权对外扩张，不如说是中国王朝据以重现秦制国家形式的“内卷”过程。明朝确实试图沿其南部边境在今天的云南和越南进行外部扩张，但这些入侵并没有换来大面积领土。在15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郑和下西洋，皇室的宦官机构为了给永乐皇帝制造合法性，向东南亚和印度洋进行了壮观的探险——之后，明朝坚决拒绝大国扩张主义。

没有人敢公开否认明代皇帝统治着天下，但没有人希望他打破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界限。从此，扩张主义被认为是与儒家统治背道而驰的。如果说明朝是一个“大国”，那也只是因为依从来一种名义上的惯性。

1644年满清入关，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满清前所未有地拓展“大国模式”，并认为自己与蒙古人的“统一”思想有关。入关前的满清已经建立了一个超级政体。1636年，他们抛弃了金国，改成“大清国”。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被清朝吞并。

把清作为儒家“农业帝国”看待对比较研究理论很有帮助，但对理解中国从清朝继承的遗产同样重要的是，它将清朝的统治方式调用到中国本土之外。

内部扩张只是满清国家建设计划的一部分。正如《新清史》所言，该计划包括将内亚各民族广泛纳入并殖民到一个远远超出明代疆界的政治统一体中。到1792年乾隆皇帝的军事扩张结束时，满族人已经把他们的大国填到了今天中国的大致边界。

“清”不是东亚唯一的大国。早在1054年越南就建立了“大越国”，并以中国的命名方式为蓝本，创造了一个一直使用到1804年的名称，中间只有一次短暂中断。

大越国李朝1100年版图

其他政体采用大国命名法的时间要晚得多。日本在16世纪就开始使用“大日本国”，尽管这个名字只在17世纪德川家族巩固岛屿控制权之后才被经常使用。

20世纪初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将这一称谓追溯到三千年前，以使日本成为帝国的野心自然化，但这是最近的表述。1897年，朝鲜在新名词“大韩帝国”下对大国术语进行了短暂的重组——这里的“帝国”是欧洲术语中的“帝国”经日语翻译过来的。

在任何意义上，“大韩帝国”都不是帝国，但在那个时候，这种语言是和周围大国平起平坐的必要条件。

被日本帝国吞并后，“大韩帝国”被更名为“大韩民国”，为今人熟知。这是东亚国家中最后一个大国名称的痕迹。所有其他国家都从他们的国名中去掉了“大”字，就像世界各国都去掉了“帝国”的名字一样。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亚洲国家是在一个概念框架内运作的，这个框架有时把大国理解为帝国的一种形式，有时又不把大国理解为帝国的一种形式。我们必须从亚洲方面着手，就像从欧洲方面着手一样，来发展一个完全对等的帝国概念。

下游帝国政体

做分析时，将大国和帝国联系在一起对理解历史结果有好处。在很大程度上，亚洲的帝国主义史被说成是欧洲帝国对亚洲的侵占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但亚洲也有自己的内部帝国主义的历史。

“大国”的概念有可能以亚洲的方式解决亚洲内部的帝国主义，并将这种帝国主义更明确地纳入帝国的比较史中，因为这种研究始于欧洲，因此亚洲大国的历史经验可能会使亚洲的历史更具有批判性，并使帝国国家的形成具有更明智的比较方法。

我想引入的概念是“下游帝国政体”，即继承了某个过往帝国管辖下的地区的主权民族国家，其规模和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早期的帝国形制。

“下游帝国政体”在21世纪无处不在，尽管它们的国家历史倾向于回避这一遗产，以掩盖可能出现的合法性问题。

Mrinalini Sinha指出了一个帝国在后殖民时代化身为民族国家的悖论。她在写到南亚的反殖民运动时指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渴望 “重建现有帝国的基础”，方式是“将他们的政治和道德视野与更大的帝国政体相联系”——重要的是要拥抱的未来，而不是要计较的过去。

与许多地方一样，在中国，参与推翻帝国精英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即在否认殖民主义起源的同时要求获得政治遗产。

在以这种方式寻求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和印度并非独一无二。今天每一个大的领土国家都是如此。七个最大的国家中的另外五个——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都宣称对帝国领土拥有主权。

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联邦面积为170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独特的后帝国形制混合案例。它的出现经历了复杂的历史，结合了蒙古钦察汗国的大国遗产和在它之后出现的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的大国扩张也与清朝在18世纪的大国扩张相吻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协调。这两个帝国共同瓜分了准噶尔汗国并使之消失。俄罗斯在苏联解体时失去了一些大国的遗产，但它仍然凭借其过去作为帝国的优势占有大片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种遗产的继承者。

Edin Hajdarpasic以波斯尼亚的历史为背景，找到了一种强大的现代意识形态吸引力，他称之为“民族国家强迫症”（“nation-compulsion”）——一种寻找、断言和提升民族国家的冲动，民族国家似乎是原始的、永恒的、广阔的。

世界各地的下游帝国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因国家而异，而且这些反应将继续演变。重新发现大国可能有助于从非意识形态角度揭示“征服”在多大程度上植根于亚洲国家的历史形成之中。

将大国与帝国结盟，使我们能够反思今天“巧合绘制出的”、在世界地图上最终体现为“全球”的进程。回想一下，明英宗称赞先帝受天命，“混一天下，薄海内外，悉入版图”；他的忠臣李贤向他保证，明的统治千秋万代。这张地图和所有地图一样，并没有千秋万代。自那以后，它已经被重新绘制了许多次，而且还将被重新绘制许多次，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