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比·拉比诺维茨：《代孕链》（2016）

摄影：Chiara Goia（下同）

代孕链

The Surrogacy Cycle

作者：艾比·拉比诺维茨（Abby Robinowitz）

译者：陈荣钢

在印度，乌尔哈斯讷格尔市（Ulhasnagar）是个制造东西的地方。这座城市以生产廉价的山寨美国牛仔裤而闻名。这里的婴儿也是由不识字的妇女“制造”的，她们为钱怀孕，即使她们见过客户，也只见过一两面。直到最近，这些妇女还在为那些没见识过这个地方的外国人生孩子。

从孟买来的火车进站停靠在一条水道边，这是一条宽而浅的污浊河流。岸边，干热的空气中飘满了布条。我们从车站前繁忙的市场乘坐三轮车来到一条还没铺好的街道上。我们拾级而上。

2014年1月，我第一次见Sonali时，她才守寡六个月，当时她站在自家单间房的门口。Sonali身材苗条，身着绿色长袍，面带警惕的微笑。早上11点，她的婆婆正在往铁锅里装刚送来的水，日复一日。“我做代孕的时候，其他事都是我婆婆在做。”Sonali用印地语说道。地上，她的孩子们在一片阳光下与猫玩耍。

Sonali给我们看了她和丈夫的照片。她丈夫是个年轻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肥大的栗色礼服衬衫。他死在了铁轨上，据说是自杀，身后给家里留下了巨额房贷。2012年12月，尽管丈夫有所保留，但Sonali还是为一对以色列夫妇生下了一个孩子。为此她赚到约4600美元（25万卢比），但还不够买房的钱。为了偿还贷款，Sonali正计划做第二次代孕。她还在为2009年招募她的邻居Padma招募新的代孕母亲和卵子捐赠者。Padma反过来把这些妇女带到孟买的代孕从业者Meenakshi Puranik医生那里，这些妇女称她为“夫人”，就像女佣们对女主人的称呼一样。

2010年至2014年，Padma招募了大约25名代孕母亲，这些母亲都分娩了。有“这么多”卵子捐赠者，其中一些人像Sonali一样捐赠过三、四次卵子。

十年间，跨国代孕在印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生意，以至于这个国家被Slate等媒体称为“世界子宫出租之都”。据报道，印度的辅助生殖行业总价值为4.45亿美元或23亿美元，信息源不同估值不一。对于商业代孕的独特价值没有可靠的衡量标准。2002年起商业代孕在印度就是合法的，但该行业从未受到过监管。2005年以来，国家曾多次试图起草通过全面的代孕立法。

随后，印度政府有效地禁止了外国人的有偿代孕。2015年10月，印度政府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宣誓书，认为外国人的商业代孕招致对贫困妇女的剥削。几天之内，政府监管机构“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命令生育医生不准接受新的外国代孕客户。印度内政部跟进，拒绝向寻求代孕的外国人发放签证。很快，国际代孕虽不违法，但实际上不可能了。

这项禁令不仅源于对贫困妇女的关注，还来自外国代孕对印度的不友好描述——那些无国籍婴儿在两国之间的故事和那些妇女在分娩过程中死亡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印度时报》报道：“被遗弃或一贫如洗”的妇女正在从“焦土色的子宫里”分娩“香草般的白色婴儿。”代表政府提交宣誓书的律师Jayshree Wad告诉《纽约时报》：“有一种关于印度的普遍看法，这种看法非常伤人——因为贫穷，她们牺牲自己的子宫来出租给其他家庭。” 

批评者说，禁止外国代孕客户不太可能保护贫穷的印度妇女或结束这种做法。首先，代孕对于印度国内的夫妇来说仍然是合法的。另一方面，跨国代孕有臭名昭著的、精心设计的变通方法。当印度内政部在2012年突然禁止外国同性恋代孕客户时，印度的生育诊所将印度的代孕者越过边境运到尼泊尔。当尼泊尔在2015年像泰国一样禁止跨国代孕时，业内人士告诉我，印度代孕者被改道运往非洲国家。该禁令将使国际代孕转入地下了。

根据古吉拉特邦的报道，代孕母亲们自己也抗议这项禁令，并在新德里一个受欢迎的谈话节目中发言支持国际代孕。但是印度的代孕母亲从未对如何讲述她们的故事有多少控制权。首先，她们不写学术论文，也很少说英语。在媒体上，她们往往是一次性采访中的“纸片人”。她们的经历往往被框定在二元论中，其中妇女要么被视为改变生活的金钱赢家，要么被视为因贫穷而被迫“出租子宫”的受害者。这两种说法都过度简化和扭曲了现实。Amrita Pande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二元论剥夺了这些妇女的能动性，有偿代孕应被视为一种工作形式，无论多么问题重重。

如Pande所言，将代孕视为“可能带来剥削的工作”，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剥削”，这会让人们想象去改革它而不是禁止它。更吸引人的是，女性在改革中拥有发言权。2010年至2014年间，我在孟买郊区与33名代孕母亲和卵子捐赠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选择工作，但对交易协议无能为力。他们的故事不是主流的“双赢”叙事，这掩盖了代孕的真实状况。我遇到的外国意向父母和代孕母亲并没有分享一种有意义的联系，而是比其他全球供应链两端的工人和客户对彼此的了解更少。问题是，这种伤害妇女的鸿沟是否能被弥合。

Kalpita在两次代孕中生下三个孩子，但她只有一张照片可以证明。这张照片挂在她与丈夫和三个十几岁的女儿共用的狭窄房间的墙壁上。在这张拍摄于2009年的照片中，她站在两个有着地中海肤色的英俊男人中间，她的头刚好碰到他们宽阔的肩膀。她告诉我这两个男人是兄弟。他们很可能是一对同性恋。我采访过的妇女从不承认她们的客户可能是同性恋。同性恋在印度是非法的，同性恋是社会生活的暗面。

为了这些男人，Kalpita怀上了一对双胞胎男孩，2009年她得到了约5700美元（27.5万卢比）作为报酬。她说这钱还远远不够，因为对于这样危险的工作，“分娩两个婴儿让我们有生命危险”。她认为40万卢比才是更公平的补偿。生一个孩子的妇女可以得到20万卢比的补偿，如果是剖腹产，可以得到25万。

但是，安排怀孕的Puranik定了一个固定的价格。客户不会说印地语或马拉地语，而这些语言Kalpita都懂。客户没有留下电话号码。Kalpita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张感性的照片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即使她的客户微笑着站在她身边，Kalpita也不能为自己谈判或说话。“他们没有问我们得到了多少钱，或者发生了什么，”卡尔皮塔说：“他们从不过问。”

在与像Kalpita的客户这样的准父母交谈时，我经常被他们对为他们生孩子的妇女或其付款和护理的细节知之甚少所震惊。这些准父母都有一个强大而令人放心的假设：代孕母亲正在赚取一笔改变生活的钱。

在印度，代孕是代孕者和客户“双赢”的叙述，始于古吉拉特邦阿南德市（Anand）的生育医生Nayna Patel博士。2004年，她的诊所开始向印度夫妇提供代孕服务，随后又向一对来自韩国的夫妇提供了代孕服务，使Patel成为印度跨国代孕的先驱。

在诊所里，Patel将外国客户的胚胎植入当地代孕者体内。如果客户不能产生自己的卵子，代孕者就会用捐赠的卵子制造的胚胎，但绝不是她自己的。通过将卵子与子宫分离，医生希望代孕者不会和婴儿产生联系。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Debora Spar在《婴儿生意》（The Baby Business)中写道，随着体外受精（IVF）技术的引入，代孕医生“将孩子的这些组成部分拆开”，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海外客户来自商业代孕不合法或者价格昂贵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商业代孕合法的美国各州，2015年的代孕费用在7.5万至12万美元之间，大约是印度的三到四倍。对于许多外国夫妇来说，收养很困难，几乎不可能，因为受到年龄、性取向和本国可收养婴儿数量的限制。

Patel从一开始就欢迎记者。她的故事出现在《今日秀》、《奥普拉脱口秀》、CNN、CBS、《卫报》、ABC等众多媒体上。2010年2月，当我沿着朝圣者的足迹来到位于凯瓦尔医院（Kaival Hospital）的阿坎夏诊所（Akanksha Clinic）时，注意到墙上挂着上《奥普拉脱口秀》时的肖像，就像家庭女神一样。在办公室里，Patel把她斑白的头发束起。她的举止是贵族式的。我们的交谈简短而愉快。她说：”我希望你能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概述你的研究范围的。”她不想接受深入采访。她已经有两本即将出版的著作和一本题为《最后的希望之光：代孕母亲现实》的传记。在那次行程中，我对Patel没有什么新的了解，但确实看到了帮助她的故事被载入媒体传说的魅力。

2007年，Oprah Winfrey的节目有效地宣传了Patel的诊所和印度的跨国代孕。在节目中，记者Lisa Ling跟踪了一对没有孩子的美国夫妇Jennifer West和Kendall West，他们到Patel的诊所雇佣一名妇女为其生孩子。据报道，Patel向这对夫妇收取了1.2万美元（在美国需要8万美元），其中5000美元给了代孕母亲，相当于她十年的普通收入，足够买一套房子或供孩子念书。最重要的是，Patel把钱放在她以妇女的名义创建的银行账户中，让她们控制这些钱。这是一个“双赢”的故事：两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而且很便宜。Jennifer West说：“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给对方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实现的生活。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错。”

当然，Patel的故事招来了审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Judith Warner看着怀孕的代孕者排队接受体检的照片，就像看到“工业外包被推到了噩梦般的极端”。某些细节令人不快，比如默认剖腹产，植入多个胚胎，以及“代孕屋”——在那里，调查记者Scott Carney采访了住在集体宿舍房间里的妇女。她们在怀孕期间受到严密监控并与家人分离。这所房子在报道中被称为“婴儿工厂”。

但对于那些致力于代孕的人来说，Patel的故事有着不可否认的吸引力。她不仅设计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制造孩子的新方法，还将其包装成一个自由市场的童话故事。Patel利用生育生物技术，在极不平等的各方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并使其听起来不仅公平而且利他。Patel曾经写道：“在这个世界的一端，有一个女人迫切需要一个孩子，但她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而在另一端，有一个女人非常想帮助她自己的家庭。如果这两个女人想互相帮助，为什么不呢？”

这个故事对外国父母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与他们雇用来创造孩子的女人（或女人们）很少接触。从2005年到2015年，外国代孕客户通常只飞往印度两次，一次是投放精子样本或创造胚胎，一次是取回他们的孩子。“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指导方针确保印度卵子捐赠者在交易时保持匿名。根据这些准则，孩子们在年满18岁时可以知道卵子捐赠者的身份。一对夫妇可能短暂见过他们的代孕者一次或两次，要么在医院房间，要么在领事馆里。对话时有翻译。对于客户来说，“双赢”的故事不仅证明了付费怀孕的苦难是合理的，而且使其成为一种慈善行为。

纽约夫妇Edward和Paul有三个女儿——一对双胞胎和一个单胞胎，分别由德里的两位代孕母亲分娩。他们告诉我，他们选择在印度代孕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帮助贫困妇女。Edward解释道：“2.5万美元不会改变代孕者的生活，但对印度的代孕者而言，你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随着跨国代孕蔓延到印度的主要城市，在那里出现了新的做法。Patel的“好处”和“公平”的交换故事也随之传播。2015年10月，Patel的诊所宣布了第1001个代孕婴儿出生。

Patel的工作为一些代孕企业家铺平了道路，包括Doron Mamet——他是一家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也是艾美奖获奖纪录片《谷歌宝宝》（Google Baby）的主人公，该片讲述了Mamet开展医疗旅游业务，将代孕客户从以色列带到印度。在以色列，商业代孕对同性恋来说是非法的。Mamet受一位无法负担美国代孕费用的同性恋朋友启发，前往印度探索“外包”付费怀孕。虽然Mamet和Patel见面了，但他们最终没有合作，因为她不接受同性恋客户。相反，Mamet把业务带到了孟买南部豪华的丽莉瓦提医院（Lilivati Hospital），在那里他与试管婴儿专家Hrishikesh Pai博士合作。在影片中，Mamet为客户提供了以一个人的价格让两名代孕母亲受孕的选择，这是提高印度代孕成功率的常见策略，就像植入多个胚胎并“还原”成双胞胎一样。在纽约举行的《谷歌宝宝》放映会上，Mamet回应了批评，并提出了他的业务所依据的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父母。

Mamet和他的合伙人与他们在美国的代孕母亲有着热烈的关系，他们曾一起在中央公园漫步。但从Mamet告诉我的情况来看，对于他在印度的客户来说，这种亲近关系是不可能的。他说：“在印度，文化差距太大，无法与代孕者建立起关系。” Mamet依靠Meenakshi Puranik博士招募妇女为他们工作，他说这些妇女害羞且不善于沟通。

Puranik是一个表情平淡的女人，她在孟买郊区的诊所组织代孕护理。Puranik说她的作用是解决代孕者的问题。“孕妇在孕期应该在精神上保持快乐。” Puranik还负责付款。Mamet的客户支付了3万至5万美元在印度代孕，具体价格取决于他们是否需要卵子捐赠者。“我们向Puranik博士支付了1.2万美元，” Mamet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应该包括代孕补偿以及所有其他与怀孕有关的费用（分娩除外）。” 至于代孕母亲的报酬是多少，“我从来都不确定，”Mamet告诉我：“不过我认为有5000美元到6000美元。”

2011年，代孕中介Padma给我看了一份Puranik的“代孕支付模式”打印清单，这是Mamet在孟买做生意时的商业模式。当时的基本费率是20万卢比，也就是4000美元多一点。如果你做了剖腹产——几乎我采访过的每名代孕母亲都做了剖腹产——你会额外得到5万卢比，或大约1000美元。如果你做了剖腹产并生了两个孩子，你会额外得到7.5万卢比。因此在2011年，Puranik最多支付给代孕者27.5万卢比，大约5600美元。但是，如果你在医院呆了一个月以上，你的酬劳会被扣掉3000卢比，如果你提前分娩，还会被扣掉1万卢比。此外代孕者每月的食宿费用也要扣除5万卢比，尽管这些妇女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这意味着Puranik保留了Mamet客户“代孕补偿费用”一半以上，用于监督代孕母亲的招募和监测，而她又把这些服务部分外包给了Padma这样的中介。

“她吃了我很多钱，”Kalpita对我说起Puranik：“她吃了所有人的钱。”Kalpita和Sonali为一对以色列同性恋夫妇生育了一个孩子，他们是否为Mamet的客户工作？这是不可能肯定的，因为这些妇女没有保留她们签署的合同复印件。尽管Mamet和他的客户都不能确切地说出代孕母亲的报酬是多少，但该公司网站上的文字写道：“这一过程使他们能够保证家庭和孩子的未来。”关于早产费用的细则没有人阅读，其他令人不安的细节都藏在了视线之外。

当年轻的寡妇Sonali决定成为一名代孕母亲时，她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到丽莉瓦提医院做超声检查。这是评估代孕母亲的第一个阶段。她简单地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她没有提到药物或程序的名称，这反映了她对相关医疗过程不太了解。当时Sonali还在给她的儿子喂奶，儿子已经一岁半快两岁了。她被告知在喂奶时不能怀孕。医生给她开了某种药来停奶。奶水停止后，她的中介Padma带着Sonali到Puranik的诊所进行胚胎移植，在这个过程中，胚胎被放置在子宫里。

快两个月的时候，超声检查显示胎儿没有心跳，Puranik告诉Sonali她需要在附近的诊所进行手术。这是很痛苦的。手术完成后，Sonali看到了被放在一个塑料罐子里的胚胎。Sonali说：“它都被切成了碎片。他们把它交给了我，看到这一幕，我更加害怕了。护士说让我把这个拿给Meenakshi女士。”

这个样本必须要给客户看。Sonali的丈夫拿着罐子，陪同Sonali一起惊恐地走到诊所。当时Sonali已经得到了1万卢比，大约200美元，是胚胎移植的标准费用。她觉得自己应该再得到5000卢比，这是代孕者的月费。但Sonali告诉我们，Puranik拒绝了，说这是她的政策。妇女只有在超声检查显示有心跳时才能得到月费。

Sonali不想再尝试代孕，但是这个家庭需要钱。所以她在那一年三次捐献卵子，得到总共约1200美元报酬。两个月后，Sonali同意了另一次代孕。直到五个月后，Sonali还在担心胎儿无法存活，但这次怀孕是成功的。

临盆前八天，客户到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希拉南达尼医院（Hiranandani Hospital）看望她。“两个都是男人，”Solina说：“他们不是丈夫和妻子。”她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问她感觉如何，并告诉医生，如果可以的话让她顺产。医生对她很好，但最后索纳利做了剖腹产。她冷得发抖，切口肿胀得很厉害。她的丈夫后来告诉她根本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大的痛苦，图什么呢？

Sonali只在法庭上见过客户一次，她是去签字的。那时候Sonali终于见到了孩子，她说孩子和他们一样，一样的的头发、鼻子和蓝眼睛。她感到一种冲动，想留下这个孩子，尽管她随时“准备好”放弃他。客户对她深表感谢，然后给了她7000卢比小费。他们非常高兴。Sonali心想，不管那些人是谁，至少自己帮助了某人。

Sonali说不出客户为代孕付了多少钱，并说她和丈夫没来得及阅读合同。一位罕见的讲英语的代孕母亲也与Puranik合作，她说一位护士甚至不让她持有合同。最后，Sonali收到了一张20万卢比的支票。她还得到了5万卢比的“月费”。但在乌尔哈斯讷格尔市，你不可能用20万买到房子。于是，她和丈夫贷款30万，连同大部分款项一起，在市里买下了这所房子，厨房昏昏暗暗，房间阳光充足，全家人都睡在那里，窗户上缠绕着一株金钱草。

几个月内，Sonali的丈夫就死了。由于有10万卢比的贷款即将到期，Sonali问Padma借钱，说在第二次代孕后偿还她。

Padma是个稳重的女人，有着沉稳的气质，她也曾为Puranik做过代孕母亲。她从嫂子那里了解到这项工作。她的嫂子是一个艳俗的寡妇，是她家第一个做有偿代孕的女人，在她之后至少还有四名家人做过。在一次晚饭后，Padma提议让自己也做一次代孕，但丈夫警告她：“那些人很卑贱，不要跟她们去。”意思是说，如果她嫂子在做这项工作，那一定有问题。很多人认为，做代孕的女人要怀孕，就必须和一个陌生男人发生性关系，因此代孕母亲往往对她们的工作保密。不过，Padma用“试管婴儿”说服了丈夫，还提醒丈夫别忘了孩子的未来都押在这里了。

当时，Padma和丈夫对赚钱感到非常绝望。Padma的丈夫靠用卡车将沥青运到新的公路工地为生，这不是固定工作，而Padma靠打扫房屋来维持生计也很困难。他们不得不支付租金和高昂的英语学校学费，因为Padma认为国家开办的、免费的马拉地语学校毫无用处。她曾经把孩子留在家里一年，也不愿送他们去那里。四年前，当她的丈夫失业时，全家都饿肚子了。Padma不要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她还想最终买一套房子。

于是，在Puranik的帮助下，Padma为一对来自比哈尔邦的夫妇生了一个儿子。放弃这个孩子，她感到很难过：“你把孩子放进你身体里，给他和自己孩子一样的照顾”。她试图在孩子一岁生日时给那家人打电话，但他们已经换了号码。对于这项工作，Padma得到了12.5万卢比的报酬，约合2900美元。她告诉我：“这钱不够用。”

不过，Padma学到了有用的英语新词汇：内窥镜检查、超声检查、胚胎移植、取卵、超声波、病人、客户、捐献者、代孕者。本来应该指导她怀孕的中介抛弃了她，所以她自学了这门生意。2010年，Padma丈夫的朋友将自己的妻子介绍给她，然后Padma招募她的妹妹作为代孕者。

Padma找到了中介这份营生，这种职业是代孕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迫切需要的。与阿南德市的做法不同，在Nayna Patel的监督下，孟买的代孕做法是分散的，每一“站”都代表着生殖的一个阶段。离市中心最远的是乌尔哈斯纳格尔这样的边缘城市，那里有靠出售卵子和出租子宫为生的妇女。在近郊的木伦德（Mulund），中介带领卵子捐献者和代孕者到Puranik的办公室开药、检查和付款。在市中心的格兰特路（Grant Road）和交通繁忙的郊区班德拉（Bandra），像Pai这样的试管婴儿医生正在进行体外受精手术，他们从卵泡中提取卵子并将胚胎植入代孕者的子宫。在规划整齐的郊区波瓦伊（Powai），一位名叫Anita Soni的产科医生正在为婴儿接生。

这个系统对代孕者来说是难以驾驭的，这就是Padma这样的中介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他们被医生称为“看护人”，带代孕女人去赴约，在芥末黄的笔记本上记下护理细节，并为她们注射荷尔蒙。其他做过代孕母亲的人，比如Sonali，也试图招募卵子捐赠者和代孕者，但没有那么成功。

当我们在2011年1月见到Padma时，她住在一条狭窄小道旁喧闹的单间公寓里。那年3月，她已经举家搬到了一个有阳台、粉红色墙壁、通风良好单间公寓，租金是以前的两倍。当我在2014年访问Padma和她的家人时，他们住在一个有厨房的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她说，就在那个月，她做代孕中介赚了5万卢比，是以前工作的十倍。她的女儿19岁了，正在上大学，英语说得很流利。Padma给她买了一台分期付款的笔记本电脑。除了上课，Padma的女儿自己也在做代孕中介，负责把卵子捐献者送到喀拉拉邦的一家诊所。

Padma的代孕确实改变了她和她家人的生活，但只是通过她的代理工作。现在，当妇女们来见她时，她们鞠躬并触摸她的脚。

孟买的试管婴儿医生Sukhpreet Patel博士在谈到她的代孕实践时显然充满了热情。她对回来做第二次代孕的妇女数量之多感到不安，因为她认为这种重复怀孕在医学上是危险的，此外，这也证明诊所未能改变代孕者的生活。出于此种原因，她愿意教代孕者一些技能，如刺绣，甚至财务规划。她说：“我认为她们怀揣希望而来，希望我们可以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代孕母亲难以通过这项工作转变生活的一个原因是，她们的收入不全是自己的。社会学家Sharmila Rudrappa在她的著作《打折的人生：印度全球代孕的代价》（Discounted Life：The Price of Global Surrogacy in India）中采访了70位代孕母亲，发现代孕费用流失在朋友和家庭的拓展网络中了。Rudrappa告诉我：“你很难说不，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的手术呢？”

如果没有那笔不确定的、改变生活的钱，像Sonali这样的代孕母亲就会继续从事代孕行业——捐献卵子，代孕。批评者声称她们是被胁迫从事这项工作的，但在Sonali和其他许多人的案例中，选择和能动性的问题是复杂的。像许多妇女一样，Sonali描述了在她丈夫不愿意的情况下依然追求代孕的过程。但在最初的选择之后，在她所描述的与客户和医生相处的场景中，Sonali似乎意外地沉默了。代孕母亲通常是文盲，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阶级和社会等级制度中活动。很难知道Sonali是否可以抗议她认为不公平的医疗程序，或者她是否可以自由地要求获取医疗信息。

产科医生Soni说表示“每一次代孕都是高风险妊娠”，但她也为孟买希拉南达尼医院的六、七个诊所招募代孕者。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发生在国家禁止外国客户之后，她告诉我她与人合著的教科书中有一章是基于900次代孕分娩的。她说，经历过多次怀孕的贫困妇女的典型风险包括高血压和贫血。如果在“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允许的情况下植入多个胚胎，42%的代孕者会怀有多胎，这增加了早产的风险。68%至70%的人进行了剖腹产，这比顺产更危险。而且Soni补充说，外国夫妇的孩子往往比妇女自己的孩子个头大，代孕母亲们自己也这么说。这些风险是否意味着外国代孕应该被禁止？Soni认为完全不是。对她来说，这只是意味着代孕母亲需要专家的照顾。

Padma介绍的另一位代孕母亲在德里为澳大利亚的客户接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将分娩描述为“创伤性的”——分娩后她需要输血。然而，她最想讨论的是她的客户是如何消失的。她告诉我，代孕母亲想看看孩子们，但她们出生后就被那些人接走了。他们应该带孩子来见见这个给了给了他们两个孩子的人。

在希拉南达尼医院，Soni将代孕者和“亲生父母”放在不同的楼层，并在分娩后将婴儿带离视线。她表示不要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因为代孕母亲有可能对她们所怀婴儿产生太多感情。出于这个原因，2010年的《代孕监管法案（草案）》提议在婴儿出生后直接将其从代孕母亲那里带走，但代孕母亲认为这种分离是有害的。

医学人类学家Elly Teman在研究以色列的代孕母亲时也发现，向代孕母亲表示对这份“恩赐”的感谢至关重要，她们与雇用她们的夫妇形成了比婴儿更深刻的联系。根据Teman的研究，当代孕母亲没有得到感谢时，她们会感到悲伤。

为什么客户与代孕母亲的联系往往如此之少？我遇到的夫妇谈到，他们不想侵犯妇女的隐私，或者担心他们会被视为同性恋的父亲。一些夫妇认为，与代孕母亲有太多的交流可能是危险的，这一个令人惊讶但普遍的想法。

Sukhpreet Patel认为客户容易受到代孕者要求的影响，这是她不鼓励他们在怀孕期间与代孕者见面的原因。Patel说：“谁能保证她们不会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勒索他们呢。代孕母亲知道她怀的是有钱外国人的重要东西，而自己每月只赚5000卢比。”因此，Patel鼓励夫妇们只在分娩后，且在安全的情况下才与代孕母亲见面。

在另一家受欢迎的诊所里，一位客户告诉我，由于存在敲诈的情况，有一项政策阻止夫妇与代孕母亲见面。医学人类学家Daisy Deomampo写了一本关于孟买代孕母亲的民族志，她认为这种“欺骗性代孕”的形象帮助医生和夫妇掩盖了外国代孕中的权力不平等现象。对于Deomampo来说，“跨国代孕在印度蓬勃发展，部分依赖于代孕母亲和未来父母很少（如果有的话）见面的事实。”

代孕母亲们也传出过交出婴儿前向外国客户勒索更多金钱的事。在一则传言中，一个女人卖掉了她自己怀的孩子。还有传言说，在有的诊所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在班加罗尔是80万！代孕母亲还会听说哪些医生在“吃”她们的钱。这些故事不能被证明真伪，但在结构上剥夺她们控制权的交易中，她们应当要求一些权力。

婴儿出院后，一般会和他们的父母住进酒店。接下来是漫长的官僚程序——父母去他们国家的领事馆做检测以确认与婴儿的遗传关系，这是婴儿在本国获得公民身份的必要步骤。在那里，父母等待签发出境签证，这个过程长达八周。之后父母将他们的婴儿带回自己的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英国、日本、美国等等。我在乌尔哈斯纳格尔遇到的妇女很难想象这些地方，除非她们在电影中看到。 

如果幸运的话，客户会留下婴儿照片，或者用酒店信纸写下英文感谢信，虽然她们不一定能读懂。

2014年6月，我去Edward和Paul位于纽约的家中看望他们，车辆在微热的阳光下沿着帕利塞兹州际公路（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way）行驶。出口过后，道路变窄，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我开上了一条陡峭的私人车道，旁边是一块开阔的草坪和一座白色的柱廊房子。花园里有一座青铜喷泉，上面有三个女孩在跳舞，手挽着手，看不见的风吹乱了她们的头发和衣服，一座荷叶做成的祭坛缓缓旋转。

Edward领我下楼到游戏室，他们的三个女儿三岁了，正玩着各式各样的塑料玩具。一个女儿躲在迷你厨房后面，另一个穿着一双紫色的、闪闪发光的高跟鞋差点摔倒——她的父亲说她坚持要穿这双高跟鞋：“我们阻止不了她。”女孩们还小的时候，父亲带她们去教堂时为她们穿上印度的柯泰丝绸衫（kurta）。他们认为让女孩有机会接触到印度传统是很重要的。

后来，我们坐在门廊上，Edward给我们看了一段Paul最近访问德里的YouTube视频，在那里他能够在医生的诊所里探望代孕母亲。视频中的妇女们面带微笑，拿着装有纱丽（saris）和每人1000美元支票的盒子，注视着女孩们的照片。

Edward后来告诉我，这次旅行使他和Paul的心情得到了缓解，因为他们能够直接向这些妇女赠送钱财，并向她们展示女孩们的照片。他想让她们知道他们很感激。他补充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每年都会给她们送钱，但她们很可能没有银行账户，所以没有办法做到“不被吃回扣”。

似乎Edward还对两个女人做第二次代孕的事感到放心，他说：“我觉得如果她们再做一次，也并不是一段可怕的经历。”

2015年12月，墨西哥商业代孕合法的塔巴斯科州（Tabasco）禁止外国和同性恋客户，追随了尼泊尔、泰国和印度的脚步。但是，这些禁令并没有解决跨国代孕重要的伦理问题，也没有消除其巨大的诱惑力。

在我读到印度的禁令后，我联系了Padma，想知道她对此有何看法。她和女儿Anu在一起，Anu为Padma翻译。Padma说：“政府应该取消这一禁令，政府没有给穷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贷款—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她补充道：“代孕是这些妇女为未来挣钱的来源，也许只有一点点，但有总比没有好。”

Padma的论点唤起了围绕“婴儿工厂”的道德争论。这种争论是很难解析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工人必须既自由又受到保护。公平贸易模式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使供应链透明化，代孕产业亦如是。Anu告诉我，她计划创建一个为印度夫妇服务的代孕业务，在那里她会教代孕者财务规划，并砍掉中间商。

当我与班加罗尔的Rudrappa讨论这个“公平交易代孕业务”的想法时，她疲惫地笑了。她告诉我，有一群妇女想成立一个代孕合作社，直接与客户打交道：“我问过一些与我关系密切的准父母，问他们是否会使用合作社，他们回答说不会——因为有太多的不信任。”

Sonali没有想象过在代孕方面会有任何全面的改革，只希望每个月有机会和孩子的父母见见面，即使他们是外国人或男性：“我们觉得他们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关照自己的孩子，而且他们见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