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女士园地》（Ladies Field，1907.7.20）
女人，宠物，帝国主义：英国的狮子狗和对旧中国的怀旧之情
Women, Pets, and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Pekingese Dog and Nostalgia for Old China
作者：莎拉·郑（Sarah Cheang，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译者：陈荣钢
引用：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April 2006): 359–387 有删节
从迷你贵宾犬到大丹犬，从斗牛犬到阿富汗犬，纯种犬一直是表达国家、性别、阶级的有力工具。通过仪式、奇观、家养和消费，人类与动物王国的关系可以用来阐释文化的历史建构。养狗是个大舞台，狗的等级和遗传属性可以表达社会身份。
血统纯正的动物的肉体由人类饲养者塑造，特征气质也被建构。“品种”的历史也可以纪念和庆祝特定的殖民时刻，这在英国狮子狗的故事中尤为明显。这种在国家标志下的形式和声誉的自然化，以及主人和动物之间密切的、情感的联系，使宠物狗成为研究英国女性的有力对象。
20世纪初，狮子狗的繁殖、展示和神话化是一件女性的、上流的、“中国的”事。1901年，Albert Gray夫人在伦敦的住所内举办了“狮子狗在家”的活动，“几乎所有英国最好的”狮子狗齐聚一堂。
Lady Gooch和她的狮子狗，1901年
拴在草坪上的狗有茶水喝，中国大使亲自到场。据说有一只狗弥足珍贵，在中国只有在太监看守的时候才能出门。虽然有哈巴狗等其它中国品种，但狮子狗是比较新颖的品种，它们是30年代时尚女士的“膝上犬”。1914年至1962年间，狮子狗是英国最受欢迎的纯种玩具狗。
因为狮子狗被认为是中国皇宫的秘密空间中的专属犬种，因此它也是颇有吸引力的旧中国纪念品。中国帝王将相的神秘、不可企及和难以理解在19世纪外国军事入侵的浪潮中淹灭，最终在1911年被西化的中华民国取代。
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欧洲和中国通过船舶贸易直接接触，茶叶、丝绸、瓷器、墙纸等中国商品登陆英国。它们最初都是奢侈品而非实用产品。尽管茶叶和瓷器很普遍，但中国的内涵是美好、装饰性、奢侈、无用，在道德上是可疑的。
19世纪和20世纪，瓷器在欧美大众和精英的休闲空间（公共花园、电影院、皇宫、豪宅等）使用，但消费瓷器的女性被污蔑为非理性的消费者，19世纪的美学运动把青花瓷和白瓷说成庸俗。
18世纪，清政府对中国贸易严加管控，以防西方入侵。此举控制了关税，也控制了西方消费者与中国生产者的接触。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尝试未能为西方工业生产的商品在中国打开互惠市场。中国人反对鸦片，包括欧美公司在孟加拉种植并非法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最终成为以自由贸易为名的武装冲突的根源。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中战败，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条约。这些条约赋予西方列强越来越多的贸易权利，开埠15个，欧美人在这些港口享有豁免权，建立起沿海商业和军事据点的半殖民主义。
镇压义和团运动（1900）加剧列强对中国的奴役，甚至导致中国被英、俄、日、德等国瓜分的担忧。内乱和殖民纷争破坏了中国的稳定，帝国中国成为过去。1900年，当慈禧离开紫禁城时，西方人对紫禁城的使用也突显了中国的屈辱。
正如James L. Hevia和Craig Clunas所言，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唤起缺席的中国宫廷来维持中国帝国空间和物质文化的意义。对中国的怀旧（nostalgia）维持着中国作为神秘而诱人之所在的意义。
Chris Bongie提出，欧洲殖民主义的迅速扩张旨在实现西方文明的全球霸权，同时将异国领土辟为异国情调的避难所。因此，殖民主义和现代性一道，通过抹杀异国情调来制造异国情调。
在这种自我挫败和自我延续的追求中，在英国养狮子狗成为殖民主义的一种女性化形式。并且据说这些狗是西方人使用身体和外交暴力从中国皇宫中获得的。这种对狮子狗的幻想保存着英国人对旧中国的怀旧之情。
养狮子狗的圈子成型于20世纪初，当时是一个小规模、精英的女性圈子。狮子狗的所有权和对狮子狗的塑造是英国上流社会女性与帝国主义女性的重要表现。在这个怀旧的领域中，狗是一种强有力的纪念品，关系到殖民征服，并将大都市的家庭饲养与殖民地联系起来。
帝国历史/帝国神话
狮子狗被认为有“种族记忆”。狂热爱好者声称，在英国饲养的狮子狗不喜欢雷暴，因为它们有台风的记忆。黄褐色的狮子狗不会和其他颜色的狮子狗交配，因为它们意识到黄色是中国皇帝的神圣颜色。
这种殖民主义的怀旧情绪投射到动物身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断言在东方主义的幻想中肆意传播，异国情调的宫殿里住着穿着丝绸的官员。看起来很荒谬，但人类选择性繁殖和种族纯洁性概念的很重要，国家内部优生计划和外部殖民计划也很重要——它们强调了本质主义的阶级和种族等级制。人们认为，中国的宫廷犬理所当然地表现着中国贵族的行为。1931年，Anne Coath Dixey提到狮子狗的历史，认为这些狗绝对不是普通狗：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与这个最聪明的四足朋友一起散步时，正与一个具有最崇高血统的帝国物种相伴。数百年来，只有皇宫里最有特权的人见过这种狗，其他人从未见过。一百年前，这个物种还笼罩在神秘之中，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不断猜想的对象。我们这些现代的文明人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骄傲的小狮子狗永远不会忘记。
早期的英国育种者积极树立了这样的观念，即西方的现代性被中国古代的活符咒所激活。狮子狗来到英国与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颐和园有关。颐和园是北京附近的一座18世纪的花园和别墅群，是为乾隆皇帝建造的欧洲风格建筑，它在劫难中被洗劫一空，并被烧毁。它的大部分内容随后进入了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品市场，是猎奇之物，见证了现代法国和英国的“优越性”和中华文明的衰落。因此，与中国皇帝有关的物品带有殖民关系的特殊印记，这种关系是通过无数次的交易建立起来的——士兵偷窃，商人买卖，官员向博物馆和皇室赠送。是物品而不是官方文献记录了“掠夺的口述史”。据说在劫掠期间，有五只狮子狗被遗弃在皇后御寝，两只被海军军官George Fitzroy爵士带走，他最终将它们送给了表妹Richmond公爵夫人。另一对被海军上将John Hay爵士（Wellington公爵的妹夫）得到。第五只被Dunne将军带走，这只黄褐色和白色的母狗被献给了Victoria女王，被命名为Looty，W.F.Keyl（1823-1871）为它画了肖像，于1862年在皇家学院展出，然后挂在温莎城堡。西方人在一堆扇子、皮草、宝石、纺织品、装饰品、家具和武器中发现了狮子狗。这些东西都和颐和园有关，是西方人的兴趣所在。然而，这些狗不像其他战利品那样被拍卖、交易、收藏、展览，也不能被当成美术片、艺术品或名贵的材料。小狮子狗成为一种与女性时尚生活相关的奢侈品。虽然如Hevia所言，在生产男性殖民主体的过程中，战利品被用来巩固阶级和殖民关系，但颐和园的狮子狗提醒我们，一旦这些掠夺的货物到达英国，它们也可以被女性收藏，可以作为装饰家庭的帝国纪念品被消费。Richmond公爵夫人和Wellington公爵夫人都曾试图繁育狮子狗。然而，为了培育出健康的英国犬系，就需要“新鲜血液”。1885年，驻扎中国的海军总指挥William Dowell上将送来两只狗；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英国驻中国副领事George Brown也送来了狗。但最重要的是1893年送来的狮子狗Peter、1896年的狮子狗Prince，Princess，Ah Cum和Mimosa。它们为狮子狗在英国的繁衍奠定了基础。19世纪90年代，后期进口的狮子狗伴随着阴谋诡计的丰富故事。如果狮子狗被宫廷严加保护，那么唯一获得纯血狮子狗的办法就是被宫里的中国人偷走。偷盗所遭惩罚的故事召唤出“中国人的残忍”，并使这种残忍成为狮子狗身份的一部分。1901年，女性杂志《女士园地》（Ladies’ Field）刊文：只有偷才能得到狮子狗，而且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逮到一个有利的机会。中国人虽然狡猾，在涉及到钱的时候完全不顾生命，但他们更愿意等待时机，恰如其分地做这件事，从而保住自己的脑袋。一旦被发现，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狮子狗Peter是商船船长H. Loftus Allen为他妻子Minna带回来的，此前Minna已经养过日本来的猎犬。据说，Loftus Allen从上海的一位动物标本师手里买下了这只狗，卖家对来源缄口不言，只说这是宫里偷出来的。Prince和Princess两只狮子狗是宫里一个太监偷出来的。Douglas Murray夫人的一对狮子狗Ah Cum和Mimosa最初被藏在野生动物市场的一个箱子里才偷运出城。Ah Cum是“狮子狗的英国元老”，死于1905年，死后被赠予南肯辛顿博物馆，称为英国官方历史的一部分。狮子狗作为中国珍品和重要文物的地位得到确认，与其他从中国掠劫来的物品一起，纳入到“博物馆更大的文化自我定义之任务”中。Ah Cum这种狗是狮子狗的育种标准，它们不仅是赃物，而且“需要被偷”，才能保证它们作为理想动物的地位。早期的进口狗可能有和日本猎犬杂交的记录，但不是所有记录都留了下来。因此，繁养狮子狗的人坚持使用从皇宫偷出来的狗只，以维持“健康”的基因，比如据说Prince“在北京人的上流社会中颇有地位”。其他狮子狗是外交礼物。1898年，李鸿章将一对黄褐色和白色的狮子狗送给了皇家陆军医疗队的爱尔兰军官Heuston上校，后者在中国创办了一所医学院。同年，中国还颁布了一系列西化改革法令，这是光绪皇帝支持但慈禧太后反对的自强运动的高潮期。然而，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慈禧自己也被迫屈服于西方人和西化者，而狮子狗再次成为称降的礼物。义和团运动期间，皇宫被西方联军包围，Gwynne少校向庆亲王奕劻开辟了安全通道，条件是把两只狮子狗交给少校。就这样，在1903年5月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玩具狗协会展览会上，出现了一只名为Glanbrane Boxer的大红狗和一只名为Poongi的母狗。没有人提到这两只狗是用枪炮换来的。检疫完成，人们说Glanbrane Boxer“非常大”，而Poongi的黑色皮毛“让她在中国深受重视，是宫里女人们的特别财产”。1903年，这两只狗仍然代表了“本不可获得”的东西，它们来自中国宫廷——虽然没有人提庆亲王的故事。展会的目的是描述、确定和记录狮子狗的特征，这样才能让它不偏离英国对狮子狗的标准化想象。饲养者非常依赖来访的中国官员和中国居民来告诉他们狮子狗的正确标准究竟是什么。李鸿章本人告诉过Heuston上校狮子狗的历史，也在19世纪70年代代表中国政府向Halliday Macartney爵士赠送过一些狮子狗。1900年，Algernon Gordon-Lennox夫人、Douglas Murray夫人和Albert Gray夫人制定了新品种的标准，并送到中国驻伦敦公使那里请他批阅——“好的宫廷犬”平均体重5磅至6磅，不能是8磅到9磅，因此标准中有两个等级，大狗要和“正宗”小狗分开。这是一个由军官、商人、旅行家、外交官和他们的妻子组成的小圈子，他们奠定了狮子狗在英国的地位。1901年狮子狗游园会的举办者Albert Gray夫人在丈夫从事外交工作时来过中国，她的父亲是美国驻北京公使S. Wells Williams，在19世纪中期出版过很多和中国有关的书。Douglas Murray夫妇从驻广东总领事Chaloner Alabaster爵士口中了解到狮子狗，副领事George Brown则是狮子狗的权威，他们都是中国文献的有力贡献者。19世纪的机构——包括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帝国海关、皇家亚洲协会、狮子狗育种俱乐部都是收集和解码中国知识的场所。大多数狮子狗的主人都是女人。早年，发行量巨大的周刊《女士园地》向中产读者介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妇女参政主义（suffragism）和帝国主义有关的女性社会身份通过购物、体育、时尚、艺术和有偿工作来建构。《女士园地》也报道社会新闻，刊登中国政治家及其家人的照片。它还刊登了中国场景的专题图片，如中国军队、医院和纪念馆的照片，以及关于中国和英国居民生活的文章。狮子狗爱好者中的一员注意到狮子狗的故事和对中国的兴趣之间有某种可能的联系：有人告诉我，李鸿章的袖子里总是带着这样一只小可怜。报道说，几年前他访问英国，有一天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掉了出来，一只眼睛受了重伤。这位杰出的先生不愿意拥有或随身携带一个不完美的东西，他把它送给了他认识的一位先生。我听很多人说起过这个故事，但我从来没能找到这只狗或它现在的主人，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虚构故事。请记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来访伴随着大量与狗有关的故事，其中许多故事在中国危机发生后不时地被重新提起。《女士园地》还用养狗来彰显女性参政主义者的性别政治。不能说养狮子狗是一种女性主义行为，但女性的存在及其地位发生了变化，并融入了现代性。养狮子狗无疑是男性化犬种领域的一块女性化飞地。狮子狗是玩具狗，适合女士养，而女士不能参加男士养犬俱乐部（Kennel Association），因此被隔离出单独的“女士养犬协会”（Ladies Kennel Association）。养狮子狗的男性很难进入重要展会，所以养狮子狗的男性都是“夫妻档”。狮子狗的皇家历史是使它赋权女性的决定性因素。传说中狮子狗是中国宫廷里的“高贵”品种，像帝国的传家宝一样，赋予皇室的女人们“高贵”地位。特别是慈禧（1845-1908），这位19世纪末的皇太后与Victoria女王有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这种“传家宝效应”被加倍放大。仍然在世的慈禧确保了中国皇宫作为犬种起源地的身份，也让中国继续是异国反现代性的代表和西方帝国统治的停滞地点。纪念品的叙事取代了“为其原产地做永久消费”的语境。狮子狗代表的不是它的制造者（中国皇帝或皇后）的生活经验，而是它的拥有者/主人（英国女士）的“二手”经验。通过提及慈禧，英国妇女将自己插入狮子狗的叙事中——或者将这种叙事作为自己的叙事，以一种非常殖民化的占有形式取代了原来的中国皇帝主人。Victoria也是印度女王，她越来越用“东方”仪式、色彩和华丽来实现殖民统治。在这种统治中，民族身份被转化为帝国身份。在中国，从1900年开始，西方列强按照西方的国家主权模式重塑中国的宫廷，这些模式更容易处理，但不会给予中国皇帝太多的象征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西方对中国宫廷礼仪的挪用和控制来实现的，其中涉及到与西方政要的互动，并将中国皇帝重新塑造成“一种古老的权力形式的象征”。英国女士们通过对狮子狗的讨论和对慈禧的敬意和支持，突出了殖民战略在家庭、情感和都市中的全面性。女人可以投入共同的统治。女人们利用殖民时期的怀旧情绪，似乎能够将自己和狮子狗都视为殖民时期财富的合法继承者和贵族。因此远离原产地的主人仍然可以通过纯种狮子狗的血统保持与宫廷地位的某种联系——用狗的血统替代人的血统。无疑，英国最早的主人是上流社会的富人，这让展演狮子狗成为社交场合。然而这也是英国贵族衰落的时代，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被富裕的、新兴中上阶层削弱。因此，展示“体面”就有了额外的意义。《泰晤士报》的《宫廷公报》（The Court Circular）专栏报道了狮子狗俱乐部的活动。一位时尚的名流、狮子狗的主人Ronald Greville夫人（1863-1942）出身卑微。她是一位富有的苏格兰酿酒师的女儿，却成为了梅费尔区（Mayfair）的权贵夫人，可见新贵们可以获得物质装饰并进入社会最高层。人们还知道，在英国，并不是所有的狮子狗都是中国宫廷犬的后代。有些狮子狗不纯，就像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没有头衔或土地，为了使传家宝和纪念品的魔力发挥作用，就需要保持血统的纯正，并追溯到宫廷。其他类型的中国物质文化可以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特别是中国的长袍。中国的刺绣服装——龙袍或鸳鸯袍是以广东为中心的出口业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繁荣的旧纺织品二手市场。中国的经济动荡刺激以前的富裕家庭出售礼服、裙子、床挂和祭坛挂件。作为一种高度装饰和奢华的服装，它唤起了旧中国文化的等级和仪式。正如Verity Wilson所写：“就在中国社会经历一系列灾难性失调的时候，龙袍成为一个有序帝国的象征，一种停滞但英明的统治象征。”龙袍，18世纪，来源：佳士得（CHRISTIE'S）纺织品和狗一样，也在帝国战利品的语境下展示，与中国皇室的任何联系都特别重要。1894年，利宝百货（Liberty and Co.）无论多么牵强都会找机会引用清宫礼仪。他们说一幅挂画“很可能是一位高官上任时同事送的礼物”，说晚礼服是“文官袍”制成的，但实际上是中国妇女的裙子做的。在百货公司目录中，任何有“五爪龙”的物件都会引起特别的兴趣，因为它“只出现在皇室使用的物品上”，必须建构收购故事，避开任何“日常的”买卖，突出与宫廷的联系。这种销售模式只是高级零售商的特点。中国刺绣毕竟来源广泛——挨家挨户的传教士募捐、高级商店、东方商行、高街窗帘店等等。高级零售商——如德本汉姆（Debenham）、Freebody’s、利宝百货，都通过具体提及其商品确切出处和年代，有时甚至提供收购说明、库存来和大宗中产阶级商品区别开来。高级零售商的定价策略不一。一张不起眼的九英寸中国刺绣圆形桌垫在中产阶级消费的商店Whiteleys卖6便士，而利宝百货卖的十四英寸“中国吸墨垫”标价21先令，因为后者是从龙袍上剪下来的。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征服在上流社会的零售业中被用来制造社会区别，通过将刺绣长袍制作成“正宗”的殖民者传家宝来销售高社会地位。MacEwen小姐和她的三个最爱（《女士园地》1903年12月5日）1903年，《女士园地》刊登了Lilburne MacEwen小姐的专题报道。（上图）MacEwen女士的独生女Lilburne身着中国刺绣长袍，脚穿绣鞋，头戴头饰出现在一间温室里。Lilburne身旁是三只狮子狗，它们是MacEwen养的，情同手足。三只狗坐在桌子上，桌上铺着色彩斑斓的中国刺绣桌布，变得像祭坛一样，身后放着大捧菊花。女孩面对着这些狗，低着头，一只手放在自己的项链上，一只手放在狗身上。这样的照片并不少见。这张照片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中国舞会的英国版本，就像20世纪初在中国的外国官员有时会穿上男性化的中国袍子。西方官员与西方传教士不同，他们实际上从未被要求在其职责范围内穿上中国长袍，因此长袍成为“奇装异服”，也不会降低西方的地位。同样在英国，中国长袍并没有被全盘挪用到Victoria时代后期和Edward时代的女性长袍中，更多的是作为家庭装饰品或刺绣的来源，而不是作为服装。因此，Lilburne的表演意味着一个私人的、充满家庭幻想的舞台时刻。这张照片无疑是为报道摆拍的。通过“奇装异服”，女人可以参与到一个更全面的幻想中去。血统的迷思已被证明对贵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至关重要，它是一种排斥政治，在高度相互关联的阶级和种族概念中发挥作用。随着人们对狮子狗的兴趣增加，对控制和认证机构也提出了重大问题。1908年，对狮子狗的追捧导致大规模繁殖，效率高于纯度，数量高于质量，最大重量从10磅增加到18磅，其他变种特征，如长腿、长身、窄胸和粉红色的鼻子也开始引起关注。人们决定努力保护这个品种的原始形式（从宫里偷来的那种形式），因此Algernon Gordon-Lennox夫人辞去狮子狗俱乐部的职务，成立了“北京宫廷犬协会”（PPDA），致力于将英国冠军狮子狗的体重保持在10磅以下，并设立更多等级。然而，“北京宫廷犬协会”的成员也利用他们的狗制造人类社会阶层的划分，利用“真正的”宫廷类型来确认自己是精选的贵族群体，凌驾于时尚但不入流或没有关系的其他主人之上。“北京宫廷犬协会”的成员还利用学术研究来阐述更高的文化地位。在寻求“原始中国类型”的恰当模式的过程中，该协会对中国艺术中的狮子狗越来越感兴趣，这些形象被用作寻找和定位祖先的一种方式。最好的物质和最好的技艺都用在了这些狗身上，因为它们代表佛，而佛充满了象征意义，一个方面代表了圣犬和獬豸（在佛教中，它是信仰的保护者）的联盟，也是中华帝国本身的化身。
因此，由于宗教象征意义被认为很重要，狮子狗和中国的绘画、雕塑艺术重新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成为北京犬的“正确外观”。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1911年，Neville Lytton夫人写道，现代作家有一种倾向，即“用一种浪漫的无稽之谈裹挟狮子狗”。在她看来，将狮子狗与“怪诞的中国雕像”联系起来是一个错误，这些雕像作为象征性的代表，就像欧洲的纹章一样被扭曲。Lytton还质疑颐和园传说的相关性。她以“更正统”的狗为例，也就是1902年慈禧送给Clara Kilbourne和Lytton公爵的两只狮子狗，说明这两只狗并不符合“北京宫廷犬协会”的标准。Lytton夫人是少数人。在日本和其他亚洲猎犬协会制定的原产地纲要中，外观被规定为“古朴而聪明的小狗”，其中“古朴”这个词结合了“古董”和“不寻常”。在维护和控制狮子狗的品种标准时，英国女人将她们对中国的幻想扩展到了狗本身，如果饲养正确，就能在身体上和观念上塑造出反映饲养者自身统治阶级身份的形象。这些狗还代表了与中国的一系列高度帝国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在1911年清朝灭亡和建立中华民国后将会增加。因此俱乐部的焦虑既反映了变异和杂交对种族和“他者”的殖民构建的威胁，也反映了20世纪初对育种、民族和阶级身份以及种族纯洁性的关注。
1914年已经有“狮子狗俱乐部”、“北京宫廷犬协会”、“爱尔兰狮子狗协会”和“北爱尔兰狮子狗协会”，它们都由女性领导。当时，狮子狗是“20世纪最时尚、最迷人的宠儿”，在玩具狗展览中力压博美，成为最昂贵、最受欢迎的犬种。Smythe的《狮子狗》（The Pekingese）出到第四版。中国大使的文章写道，狮子狗在英国女士间备受欢迎，俱乐部的饲养标准也不断提高：“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方的女士们与她们的东方姐妹们有着非常相同的品味和癖好。东西方会真正和谐统一。”虽然这段话可能会让人觉得狮子狗的饲养者参与了一个有能力破坏殖民主义权力结构的计划，但这种“姐妹关系”的概念永远无法与帝国主义的机制和模式分开。如果说“獬豸原型”的使饲养者将狮子狗视作“中华帝国的化身”，那么它是旧中国的化身。1911年后在中国看到的任何狮子狗都普普通通，共和主义无法正确代表该品种。因此当英国的育种活动超出其最初的选择范围时，来自中国的犬种在社会和遗传意义上都失去了育种的意义，获得“正统狗”的机会似乎大大减少了。因此1911年后“宫廷犬”又多了一重魅力。和对宫廷本身一样，它们被驱散、贬低或死亡。中国宫廷的命运和狮子狗的命运是一体的，一个古老的中华帝国被一个新的中华民国取代，身材矮小、流里流气的狮子狗被街上的大狗所取。欧洲人渴望旧宫廷的犬类余党，狮子狗开始代表中国社会秩序的崩溃和英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作为以殖民主义怀旧情绪为媒介的中国文化守护者，英国的狮子狗饲养者确认了中国的皇权，同时将中国文明限制在一个停滞不前和不完整的过去，因此养狮子狗使英国女人能够确认一种特殊的女性气质和一种特殊的中国。
随着育种工作在英国、爱尔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顺利开展，Ashton Cross夫人声称，西方优越的饲养方法使狮子狗的标准高于中国。她写道：“从1921年开始出现了奇怪的悖论，即把种狗带回中国，努力在其本土重建狮子狗血统。这一运动持续扩大。中国将感谢当初对皇宫的掠夺，并把小狗带到了地球的最远端，从而保护了她的帝国犬种！”狮子狗的殖民主义叙事来到尾声。英国拥有狮子狗的帝国主义后果被公开表达出来，它是旧中国的遗物，是由Ashton Cross夫人等女人精心塑造和保存的。她们能够在英国塑造中国，归功于亲身经历的故事、物件和人物，以及上流社会的妇女机构。即便，她们的男性亲属（军官、外交官和商人）正试图在国外塑造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一只正在消逝的中国皇室最宠爱的狗被用来象征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象征着狮子狗主人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帝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