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克罗农：《着手做历史》（2004）
威斯康辛·麦迪逊
着手做历史
Getting Ready to do History
作者：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Getting Ready to Do History,”Carnegie Essays on the Doctorate, Carnegie Initiative on the Doctorate, Carnegie Foundation, Palo Alto, 2004, 1-18.
人人都在研究过去，那么历史学家做什么？
应该怎样培养历史学家？他们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当然最简单的回答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但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丝毫不能将称为 “历史”的正式学科与学术界的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毕竟，人文学科中的大多数科目都花大量精力研究过去。文学系研究过去人类的写作和话语，哲学系研究过去的思想和思想体系，艺术史系研究艺术的历史。
没有一门社会科学不研究事物的历史，否则就不能关心政策或关注人类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事实上，历史学科的许多分支都严重寄生于社会科学，他们从社会科学中借用研究问题和方法论。
尽管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并不总愿意承认彼此的工作，但他们在做社会史和政治史时，和他们的历史系同事无出其右。很多时候经济史和法律史是经济学家和法律教授撰写的，而不是由历史系的人撰写的——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尽管历史、法律和经济学究竟从这种分工中受益多少，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至于考古学，唯一能将它和历史学区分开来的，似乎是“历史”与“史前”之间的任意界限，以及关于什么才算历史文献的争议。
自然科学的历史性也远远超过我们通常的认知。一旦人们摆脱了传统上使物理学成为其同行羡慕的永恒科学定律的梦想，就会发现许多科学都把“过去”放在知识的核心位置。
地质学可以说是最具历史性的科学。尽管书面档案资料与沉积物和地层之间存在差异，但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展工作的方式在认识论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世纪，“板块构造学说”对地球科学的革命性影响不亚于达尔文进化论在19世纪对生物学的革命，两者都是渗透到其学科的每个角落。
虽然天文学在外行看来主要研究“空间的巨大距离”，但事实上，这些距离几乎总是以时间来表述的，因此每颗恒星的光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刻。只要你愿意，它就是“历史文献”。将天文学推向视野的外部极限，人们最终会到达“最早时刻”，在那里连粒子物理学都在研究“历史”。尽管相关的时间尺度有很大的不同，但说几乎每一个学术学科都把过去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也不为过。
最后，在研究、书写人类历史方面，还有一门学科是历史学的近邻——新闻学，它甚至根本算不上一门学科。虽然历史学家有时会贬低新闻报道，认为新闻报道离“现在”还“不够远”，还没有足够的历史文献，抑或责怪记者在解释历史的时候过分强调人物传记和性格，但其实新闻和历史很难划清界限。
《华盛顿邮报》的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曾将新闻学称为“历史的草稿”，这个论断十分著名。确实，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闻文献。此外，专业记者写的最好的历史可以与学术历史学家写的最好的历史相提并论，而且往往影响更大，因为它更通俗易懂，它针对远远超出学术范围的受众。
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乃至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样的记者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历史训练，但这似乎并没有削弱他们的书对公众的影响力，使公众能够理解过去。反而学术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嫉妒这件事。
因此，如果一门学术学科的目标是开辟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知识领域，并提拔受过培训的专家——他们是唯一有资格担任该领域导师或“看门人”的人，那么人们可以说，学术史在垄断“过去”方面极其失败。
如果人人都研究过去，人人都有有用的、有见地的东西可以表达，那么为什么要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来研究和阐述“过去”呢？
没有人可以写出好的历史，而好的历史可以也已经由许多没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或任何其他学科学位的人写成。我们有必要直白地说出这件事，我们不能忘记博士学位在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历史学学位培养技能，获得重要的学位证书，没有这个证书，某些形式的就业（例如在研究型大学的历史系工作）几乎无法实现。这些都是该学位无可争议的实际好处。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了解过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许多其他学科和专业团体提供了同样宝贵的视角。历史学家如果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面临危险。出于这个原因，培养未来历史学家的关键目标必须是不断提醒他们与其他学者和科学家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以消除因学术边界与权威的排他性、内向和狭隘而产生的傲慢。
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1954）
历史学家的共同价值观
尽管如此，但“历史学家”确实有某些共同的规范性假设、智识承诺、方法论途径和理论倾向，甚至将他们与研究相同主题的其他院系同事分开。如果把历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放在一起讨论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那么只要看看彼此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就能很快认出对方。培养博士的一个主要目标大概就是向学术圈的新成员灌输这些共同的提问方式，以此交流彼此，认识世界。
那么，我们历史学家一般有哪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呢？让我列举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观，然后再考虑它们对博士培养的影响。
1. 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目的在于探究当时的人类如何生活，把“人”放在我们工作的中心。虽然这一点显而易见，毋需多言，但它对历史学科的定义远远超过了其从业者通常的认识。首先，它在我们和大多数研究“过去”的自然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因为对后者来说，默认“人”的中心地位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反直觉的。
2. 无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某件事情提出什么最初的问题，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总是“文献是什么？”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这可能是所有历史学家共同的、最关键的方法论承诺。很少有非历史学家学者能够理解这件事有多重要。历史学家从骨子里知道，关于过去的问题是没有用的，除非它们指向我们可以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文献。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识别新文献，并从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非同寻常的、零散的证据中挤出新的涵义。与科学界的大多数同事不同，我们很少能够直接研究我们的主题，也很难用新的实验来创造新的证据。相反我们必须机敏地、从目的完全不同的文献中提取答案。
3. 对我们来说，“过去”是一场巨大的实验，永远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因此我们的认识论与实验科学的认识论影响巨大。
4. 历史学家对发现那些可以不考虑时间和地点而或多或少普遍适用的广泛的、概括性知识不那么感兴趣。这使我们与许多（但不是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同事不同。对我们来说，所有的现象都存在于时间中，并由其独特的历史时刻塑造，所以必须始终置于语境中。
5. 我们的分析，通常要求先研究先前的原因和语境，来解释特定事件或现象。
6. 我们通常通过周期化的叙事手段来构建解释，将过去时间的“无缝连续体”划分为一连串不连续的时期，这些分期的功能类似于书的章节。无论我们在何种时间尺度上操作，我们都会以这种方式划分时期。
7. 历史学家通常把他们的研究集中在时间和地理界限内。与其他学科相比，这些界限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往往花整个职业生涯沉浸在一个时间和地点的文献中。例如“古代政权”、“美国内战前时期”、“德川日本”。我们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对所研究的时期有一个丰富而直观的理解。我们经常批评其他学科没有研究足够的证据，无法获得这种身临其境的整全理解，也没有产生与之相应的、细致入微和语境化的解释。
8. 与许多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对过去事件和现象的丰富的、语境化的、深度的描述是真正的分析，即使它没有产生明显的因果解释。对我们来说，定义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的独特性十分有趣。像其他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一样，我们渴望了解过去时代和生活的意义，就像我们渴望确定它们的原因，所以阐释（interpretation）对我们来说与解释（explanation）一样重要。
9. 我们通常不会用这些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会对多因素决定的系统做出多因解释。我们一定不赞同一个过去的事件只有一个原因。许多人经常满足于简单罗列某一特定时刻运作的因果力量，而不努力对它们进行排序或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严格的论证。
10. 历史学家抵制我们所认为的其他学科中的过度概括和简化主义。
11. 历史学家避免通过推论过去来预测未来。也许因为未来还没有产生任何文献，我们历史学家觉得不是特别有资格谈论它。
12. 历史学家认识到我们沉浸式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危险，有时对我们看不上的“纯粹的恋古癖”（mere antiquarianism）怀有敌意。这个术语指对过去的事实和细枝末节的过度投入，而没有足够的努力将这些事实服务于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避免“恋古癖”的方法是研究和回答过去的“重大”问题。当然，我们一直在争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历史学科的主要学术运动几乎总是在争论什么是“重要”的。
13.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相信，在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运动之前，在在任何人都有一双“解构主义之眼”之前的几十年，历史总在建立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也塑造了我们认为的，我们在过去知道和关心的东西。
14. 因此，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相对主义”是容易的——在局外人看来，这很像是后现代怀疑主义——但是，历史学家通常将他们的相对主义与基本的现实主义认识论（有时被随意地叫作“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在这种认识论中，所有历史知识的关联性成为我们获得对过去的真正理解的最佳工具。这种相对主义不支持怀疑论，不认为过去不可能被认识。
15. 大多数历史学家早已放弃历史绝对能被 “客观”认识的信念。我们不仅明白过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需要被理解，而且不同的学者在现在写作时也同样会有不同的观点，这必然会导致他们看到不同的事情，得出不同的结论，反映自己的观点和假设。诚然，你可以把这称为“偏见”，但这意味着任何特定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对过去的某些特征给予更多关注，使该学者与其他人产生分歧。历史学家之间的不同观点不至于让人们对这项事业产生怀疑，反而不断产生新的证据、新的论点、新的见解、甚至新的事实，并切实地扩大了我们的集体认识。因此，我们专业实践的目标不是要消除“偏见”，这不可能，也不可取，而是要认识、批判和理解“偏见”的结果。
16. 我们假定所有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是从某个特定角度来书写的，我们也假定历史与当前政治紧密相连。我们并不担心这会玷污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通常会抓住机会，探讨历史与自己时代所发生的问题的相关性。
17. 尽管我们相信历史总是政治性的，永远不会“客观”，但历史学家很快就会对那些致力于特定意识形态信仰的学者产生怀疑，因为他们忽视或否定了那些反驳这些信仰或使这些信仰复杂化的证据。我们的学科偏好复杂性，我们重视那些承认相反观点的学术研究，以构建更复杂和全面的论点。我们喜好暧昧和讽刺，我们偏爱阴影而非亮色。尽管我们可能不相信客观性，但我们接受的价值观依然指向客观性的大方向——宽容、开放、公平、承认不同观点等价值。
18.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一直热爱普通词汇和易懂语言。我们不喜欢行话。学术性的历史书籍在学术界以外找到的读者比大多数其他学科的书籍多得多，这并非偶然。
19. 最后，历史学家从未放弃对叙事故事的承诺，将其作为传达历史知识的基本修辞和分析工具。这与我们喜欢的因果解释风格、我们的时代化冲动、我们对深刻描述和语境化的承诺是一致的，也反映了我们许多人的共同感觉——历史在其最佳状态下仍然是一种文学形式，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历史学家们没有忘记克里俄（Clio）是希腊神话中的九大缪斯女神之一，我们为她感到自豪。
我相信我的历史学同事们至少会对上述清单上的一些主张提出异议，并且会发现在解释方法上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这些解释方法导致我强调我们专业实践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我很乐意和他们一起找出那些例外，以及我完全忽略的该学科的许多重要特征，毕竟，互相争论这些事情是我们历史学家的工作。
但是，这份清单上的条目基本描述了这个被称作“历史”的学科的核心点，使它不同于其他学科门类。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博士生的教育目的和实践意义是什么？
不信任“章鱼博士”
首先，我想先说说建立和再生产“历史”学科的好处和代价。我是一名历史学家，我在个人和职业上都致力于上一节列出的价值观和知识倾向。我坚信，这些点总体上对人类的过去产生了有价值的见解，并且比其他学科更丰富、细致，读起来也更愉快。我乐于将这些价值传递给学生，并努力让他们和我自己一样坚定。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也是博士教育的中心任务。博士像这样定义、再生产一个学科。
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我已经说过，其他领域的同事也同样热衷于采用许多其他的方法来对待过去。这些方法中有很多与历史学家的方法直接冲突，强调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强调假设而不是描述，强调有针对性的数据分析而不是广泛的文献沉浸，强调理论而不是叙事，强调建立模型而不是讲故事，强调技术词汇而不是普通语言，强调科学而不是文学。
尽管历史学家可能会怀疑其他学科的方法有局限，但我们不应假设自己的方法就十全十美。每门学科都有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们能掩盖其他真理，也能提供深刻的洞见。
现代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研究“过去”的方法，因此声称任何一个学科应该垄断人类过去的解释权，是很愚蠢的行为。历史——这个把人类的过去定义为唯一研究对象的学科也不例外。
博士的重要功能是为知识划清界限，使界限内的人享有“专家”的特权，也牺牲掉圈外人，并建立学科交流的社会圈子。（哲学）博士（以及医学博士和法学博士）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专业行会，它们在现代世界不可或缺，而且有许多价值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段时间人们曾经激烈反对过它们的不利影响。
一个多世纪前，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过一篇著名的批评文章《章鱼博士》（The Ph.D. Octopus，1903）。他认为，最近引进的德国博士已经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产生了有害影响。尽管他的一些想法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古怪，并且他的语言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但他的批评仍然很值得思考。
威廉·詹姆斯（1842-1910）
他说，博士学位可能会扭曲学术的含义，因为它鼓励狭隘的研究议程，同时牺牲人文学习。它培养年轻学者，使他们更重视技术性操演和内向型学术讨论，而不是更广泛的智识和公共领域中思想的发挥。
最糟糕的是，这可能会破坏良好的教学。詹姆斯本人并不是个外行，他最大的担忧在于，博士学位可能会破坏学术和科学领域的“业余”传统，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正式的专业回报，而是纯粹为了热爱学习，这是所有伟大的教师都有的品质。
【译注】威廉·詹姆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哲学家、心理学家，1903年他发表了著名文章《章鱼博士》，批评博士教育的不利影响。无独有偶，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德语与比较文学教授西奥多·左可夫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写了另一篇题为《乌贼博士》（The PhD Squid，1990）的文章，基于詹姆斯的观点，左可夫斯基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博士已经从“乌贼”向“章鱼”转型，乌贼更有野心、流动性更强，但知识和教学能力的问题不可能由博士来解决。他还说，读博历程更长了，许多学生中途辍学。
詹姆斯谈到“干涉人才自由发展”时说：
一百年后，这些批评可能有点可笑和过火。培养历史学博士的同侪们可以想出众多方法来反驳詹姆斯的批评。
如果上一节列出的价值观对做历史至关重要，那么把这些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历史学家就是培养博士的重要理由。要求博士论文展示严格论证以对学术做出原创性贡献，肯定能对历史专业产生巨大的好处。还有什么能比博士学位更能证明一个人的研究技能和品质呢？而且，博士研究成果的公开展示（会议论文、期刊论文、长篇专著）是也一个关键的过程。
不过我认为，当我们思考如何提供尽可能好的博士教育时，我们仍然应该注意詹姆斯的疑虑。博士学位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撇开它的行会定义和把关功能不谈，博士培训的成功应该以它所鼓励的学术深度、它所培养的思维习惯、教学的卓越程度以及它所促进的公众智力参与的质量来衡量。正如詹姆斯警告的那样，最糟糕的博士学位有可能在上述几项上都不达标。
业内人士都该反省自己，反省专门产生的词汇和方法，以及最终划分出的共同体。好消息是这些会成为知识洞见的来源，并接纳新成员成为专业权威，但有时也会鼓励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的工作。
自我指涉有很多危险，它会助长知识分子的狂热情绪，让学者们追求新奇，忽视那些事实上价值重大的旧作。自我指涉还会孤立学者，使他们之间无法理解，也使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远远多于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或更广泛的公众的对话。
子领域快速激增，旧的知识版图被分割，以至于高度相关的现象之间本有的联系也变得模糊了。这一点十分体现在经济史在现代学术界的边缘地位上。
也许更有害的一点在于，自我指涉会让一些研究主题完全凌驾在另一些研究主题之上，以至于忽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更别说去研究和探索它们了。
这些风险不是历史学独有的。但是，历史研究和阐释“过去”，并把它们与其他学科广泛分享，并且历史洞见的来源既分散又悬殊，研究冷门话题的风险对历史学家来说更大。
历史学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像医生和律师那样垄断自己的学科，所以历史学家的培养应该比其他行业更开放，对外部更松散，对折衷主义更宽容。历史系经常被院长和其他学科的同事批评，因为历史课程似乎没有结构，缺乏从课程到课程、从水平到水平的明确进展，而化学或数学等学科似乎是如此明显的进展。
这种明显的无结构性无疑反映了我们学科的广阔性。同时，历史学被如此多的历史分期和地理分区“割据化”（balkanization）。我认为这反映了我们的集体认识——通向好的历史学道路必须始终涉及相当数量的迂回和偶然性。我甚至可以宣称，历史学仍然是学术界伟大的业余学科，它适用于那些更多为了热爱其内在魅力而不是为了金钱或专业声望而追求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呼应威廉·詹姆斯的说法：对历史学家最好的博士培训应该是对职业的业余爱好者的培训。
培养专业通才
“业余”（amateur）不是说历史学家做的是劣质的非专业工作，而是说历史学家应该是“通才”（generalists）。这个目标能让自己沉浸在尽可能多的与特定时期或问题有关文献中。我们以错综复杂的直观方式理解过去时间和地点的所有生活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复杂性和矛盾。历史学家很少只研究一件事。我们坚信值得为沉浸所带来的广度和深度付出代价。
那么，如何把博士培养成通才？我们如何鼓励他们成为严谨的学者和思想家，同时防止路越走越窄、过度专业化？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成为同样致力于教学和公共参与的人？我们如何让他们对自己学科知识的局限性保持谦虚，从而对外面的见解保持常年开放的心态？我们如何鼓励他们永远不要失去威廉·詹姆斯所担心的博士学位旨在摧毁的“业余精神”？我们如何培养专业的通才？
我们应该始终带着这些问题及其隐含的价值。如果我们认为历史知识是通过增殖（accretion）而增长的，那么我们就能不去幻想任何特定的、博士课程的技术性改革都能成为培养一流历史学家的万能钥匙。如果迂回和偶然性是良好历史实践的不可或缺之物，那么我们就要谨慎设计课程，为迂回甚至迷路提供足够的机会，同时指导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如何使这种看似低效的活动变得有创意和有成效。必修课太多的僵化课程设计很可能背道而驰。
因此，对历史学家最好的本科培训是广泛的通识教育，让未来的历史学家接触到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人文学科的各种学科，大力强调基本的分析能力，并尽可能多地进行分析、综合、演讲和写作的练习。
优秀的学生在读博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可能需要在硕士阶段进行补习，但如果他们带着广泛的常识和好奇心，应该能与历史专业的学生不相上下。缺乏具体的历史知识总是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弥补的，但没有什么能弥补好奇心的缺乏。
博士仍然是一个研究学位，这是它应该有的样子、它的目的。而且，博士似乎永远不可能摆脱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核心。即使那些打算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课堂，或在公共环境中阐释和翻译历史知识的历史学家，也会从与这些知识的发现和创造过程中有所裨益。
出于这个原因，博士生培训的改革应该着重改善而不是取代其研究部分。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扩大其知识议程，包括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另一方面要有更深远的跨学科问题。同时，博士生的研究重点应该得到实质性的补充，明确解决历史知识传递的不同场所和受众，特别是在本科生课堂和公共领域。
综合能力和交流能力在博士生培训中应该得到更多重视。我们应该大力鼓励博士生提出更多的问题，对他们自己的专著研究以外的历史领域有更普遍的好奇心和知识，并把有效的沟通和教育学（好的写作、演讲和教学）视为不可缺少的专业技能。
从19世纪末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美国历史系博士培训的研究部分一直依赖于研讨会、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这是原创学术研究的主要工具。虽然各院校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但有一些普遍做法，比如要求硕士生参加综合考试并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前，发表一篇或多篇研究论文。
考核的重点与早期研究论文的预期目标一致，就是写一份研究计划，其中包括范围明确的主题、精心设计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证据及其文献研究、对相关二级文献的回顾、对可能的论点的概述。
与许多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的特点是它非常强调长篇专著，这是博士教育的最终产出。历史学论文承担着三重任务——它不仅是博士学位本身的最终要求，也是在大多数学术机构获得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当它以书的形式出版时，它是获得终身职位的主要依据。
这给研究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正在进行一场高风险的赌博，而他们未来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可能取决于此。但它也有一些微妙的后果。与科学不同的是，历史学中几乎没有联合写作的传统，所以研究生导师很少与他们的学生共同撰写文章或书籍。事实上，好的研究生导师需要确保他们的学生的工作与他们自己的工作有足够的不同，以至于导师不会因为学生的学术研究而坏了名声。
也许因为学位论文规模如此之大，而且对它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历史学家们不希望在著作权署名问题上扯皮。不管是好是坏，这样做的后果是强化了极端的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通常是学术界生产历史知识的特点，并且导致历史学家不熟悉合作工作的形式。要知道，这种合作工作是许多其他领域智力工作中普通而强大的特点。
这也加强了许多微妙的偏见，这些偏见将博士生引向期望和奖励这种个人主义的学术职业道路，而不是公共的职业道路，因为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与专业期刊不同，大多数书籍没有预设受众。每本新书实际上都必须招徕自己的读者群。那些主要依靠期刊来发表研究成果的学科（大多数学科）都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圈子里的人可以为那些最能理解某个论点或科学发现中利害关系的读者群写出非常严谨和技术精确的文章。
这样的期刊文章在传递新知识方面可以说非常高效。但是，这种效率是以使文章变得难以理解和完全无趣的高昂代价换来的，只针对狭窄的技术受众。
由于书籍必须在开放的市场上赚回其生产成本，说服潜在的读者投资金钱和时间来探索其内容，因此通常必须更容易被非技术性的读者接受和吸引。写作、教学和修辞在读者或听众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好奇感，鼓励他们想了解更多，这对写好书至关重要。
此外，历史学术的广阔性和多样性意味着，大多数历史学家也算得上是大多数同行著作的“非技术性读者”。即使我们根本不关心为大众写作，我们也有兴趣写出能被自己专业以外的同事理解的书。教学生如何写出真正的好书仍然是博士生培训的宝贵要点，我不愿意放弃。
为培养学生写好书，他们必须阅读好书和坏书，不仅要思考这些书的思想和论点，还要思考它们的修辞和文学性。
因此，研究生阶段依赖阅读讨论会，学生才能接触到特定的历史学体系，并引导他们了解自己可能在该领域工作的方式。研讨会应该阅读经典作品，也要阅读与学生研究工作相关的、可能会与之对话的较新的、前沿的文本。
在相互讨论这些文本时，应向学生展示历史学家使用原始文献作为证据来支持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一系列详细主张。学会以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阅读意味着要对文本、注脚和参考文献一视同仁。同时，在研讨会的讨论中，应该充分展示逻辑和修辞在文本本身的构建中的相互作用。
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人们经常批评，历史博士的专著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历史学研究生教育不必要地耗费过多时间和费用。诚然，许多历史学研究生完成学位的时间确实比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同龄人要长——尽管如果我们认识到大量的科学博士在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后花了几年时间去做博士后研究，所以差异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大。
在某些方面，历史学博士的延毕只反映了历史学研究生的资助方式，主要只通过教学，而且对研究旅行和写作本身支持有限。但是，许多历史学研究生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确定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更不用说完成这些项目了，这也是事实。
因此，一个设计好的博士项目应该帮助学生在入学时就关注可能的论文题目。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让学生在入学时就已经确定了论文题目——那几乎肯定是有害的，而是让他们在知识的旅程中一直探询这些题目，并有意识地收集与之相关的想法和技能。
如果阅读和研讨会的目标是发现和探究可能的论文题目，如果硕士论文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产出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或一部分），那么在许多情况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能节省好几年。但是，这需要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计划有更多的考虑和指导，并且需要导师从一开始就帮助他们这样做。
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在哪些实质性领域接受培训？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单一的答案。兼收并蓄的漫游对理解历史必不可少，那么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布置一个基本的知识地理图，让学生在这个地理图漫游，提供一些正式、广泛的机会来体验它，然后让学生开始他们自己独特的旅程。
所有研究生都应该探索自己的领域和世界史。这应该成为他们迎接历史综合挑战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参加与他们的研究专业相距甚远的历史学阅读研讨会，在空间和时间上越遥远越好。所有这些都为我们该提倡的那种创造性漫游播下了种子。
我们不能保证某一个学生最终会达到巅峰，有兼收并蓄的兴趣和广泛的好奇心，但我们肯定可以创造机会，并为此作出示范。
很多时候，研究生研讨会的师生们花在批评上的时间要比建设性的多得多，他们系统地拆毁学术作品，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的成就，也没有探询它们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改进（而不是仅仅被破坏）。摧毁一个论点是如此简单，以至于许多研究生很快就能熟练掌握。
事实上，建立一个论点要难得多。然而，这恰恰是研究生阅读研讨会最需要教授的地方，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只要他们的老师愿意，阅读研讨会也可以达到另一个目的。阅读研讨会的目标是研究一个广泛的历史知识领域，它最好能让学生不仅准备好研究该领域，而且准备好教授它和公开讨论它。
如果研讨会只关注学术辩论和历史论点的建制，就会浪费掉引发对话的机会，这些领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在我自己的研究生研讨会上，我经常把一半的课堂时间用于所谓的“职业发展”，利用正在研究的特定历史学来讨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以及作为一个教师、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在一门课程中，我们每周都会问，给本科生讲授我们正在阅读的文本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围绕这些阅读材料设计讲座、作业和讨论。在另一个研讨会上，我们不仅练习写作专业问文体，如评论文章，还练习写作流行杂志文章、纪录片脚本、博物馆标签，甚至电视节目。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利用纪录片、博物馆装置和历史网站来谈论历史的陈述性修辞，之如谈论学术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可以而且应该对学生进行所有这些问题的培训。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历史专业人员，那么这种研讨会就应该涉及到专业实践的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档案研究和分析。
研究生在获得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大范围历史知识的掌握，另一个领域当然是本科生的课堂。很多时候，教师们把助教的工作看成是为研究生提供经济支持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为教授们减轻与带领研讨会、批改作业有关的耗时工作一种方式。这些都是研究生为学术事业所做的不可缺少的劳动，我决不是在贬低它们的重要性。但是从研究生教育本身的角度来看，直接和本科生一起工作是一个研究生项目能够提供给学生的最宝贵的机会之一。
如果不尝试去教一个学科，就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它，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本科生的教学是对研讨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补充。在这个领域里，研究生可以真正掌握他们的学科。但他们作为教师所获得的技艺也同样重要。
学术界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工作将集中在课堂教学上。但是，对于公共历史学家来说，这同样有价值，他们会发现，大学二年级学生与他们的公众听众高度类似。
教学甚至为历史学家的文学技能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因为用清晰、易懂的语言解释复杂的观点的能力很容易从课堂上移植到印刷品上。因此，那些“保护”他们最优秀的研究生不去教书的博士项目，或者说用不正当的经济诱因来阻止这些学生进入课堂的奖学金项目，对这些学生都没有任何好处，也错误地回答了一名专业的历史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当然，问题在于很少有博士生项目对本科生教学给予足够的重视。更糟糕的是，与助教一起工作的教师们在培训和指导这些刚教书的学生方面极不平衡。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在学期开始时，有些人甚至从未与他们的助教见面。
与助教的合作最好每周一次，通过综合传达特定历史知识体系的研讨会进行。一个结构合理的研究生课程应该包括对助教的正式培训。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让研究生有机会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前积累经验。有多少教授和研究生项目真正实现了这个理想？唉，少得可怜。
结束语：职业关系、共同体、价值
我在这篇文章中不谈论博士学位的科班要求，我对必修课、方法讨论课、论文和其他课程都无从指摘。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很重要。但是我有信心，任何好的研究生院教师都能想出更好的、更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且，不同学院从不同进路解决共同问题的时候，自然有不一样的方法。巨大的多样性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我认为这对历史学家的培养至关重要，如果主张采用统一的方法做事，就会破坏这种美德。
因此，我在这篇文章捍卫的是核心价值。我认为历史学博士保留了古老教育实践的许多方面——学徒制。在这种制度下，寻求进入的新手会依附于一个师傅，学习这门手艺的奥妙。
这种关系时常暴露弊端，比如我们知道那些剥削和虐待学生的恐怖故事，但这种师徒关系仍然是博士教育的核心。好的指导包括教学、建议、批评、辅导、鼓励、挑战、共同进步、质疑、倡导、培养，还有最重要的双向学习和双向激励。这会影响个人关系并影响一生。
我们这些有幸拥有过慷慨的研究生导师的人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成功是多么重要。我们对他们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偿还的，除非我们竭尽全力把同样的礼物传给我们自己的学生。
如果教师不能做出高要求、长时段的承诺，不能成为最好的导师，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带研究生。如果系里没有足够多的研究生导师，那么这个系就没有资格颁发博士学位。如果一个系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容忍对研究生的剥削或虐待，或者对同事的毛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这个系就是在背叛它理应捍卫的价值观。
诚然，博士指导应该是一项共同的事业，理想情况下每名学生应该有多名导师，能够向他们寻求不同的建议和灵感，以及在就业市场上获得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
但是，每个学生都应该至少有一位教师陪伴他们走过博士生的每一步，成为他们人生这一巨大挑战的长久伴侣。如果一个博士项目的教师不能或不愿意投入巨大的精力来提供这样的指导，那么这个项目就不值得继续下去。
如何产生一种积极指导的院系文化？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但是可以从“尊重”这个词开始说起。
最好的博士项目应该培养彼此尊重，这是知识界的基石。研究生们尊重他们的教授的才能和成就，但教授们也同样尊重他们学生的才能、成就和承诺。教师们会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学生很可能会超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且与他们工作是一种荣幸。
这种教学环境是双向的，当双方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学生和导师的关系才像同事而不是隶属。当然了，等级制度一定存在，但学生和导师应该成为智力上的伙伴，甚至是朋友。后一个词带有很强的暗示性，因为它还暗含了其它品质——有共同知识激情的坚毅学者，他们享受彼此陪伴，享受学问的谈话，他们明白有多么荣幸能找到一样陶醉于思想生活的人。
如果一个博士项目将这些价值传递给其最新的成员，几乎肯定会培养出一流的历史学家。
但是，在所有一流的博士项目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点，那就是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这个点没有被充分承认。个人与其他一起接受这种训练的学生形成的友谊通常是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亲密和最强烈的。在很多时候，同伴关系是一面明鉴，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能提供的，这也是一个人在真正优秀的博士项目中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虽然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各院系应该对建立和维持强大的研究生共同体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关注，应该帮助学生从一开始就认识和关心对方。研讨会不应该只用来提供竞争和批评，而应该相互支持和建设性地参与其他学生的项目。教师在不在都应该多多举行正式和非正式聚会。学生们应该经常在一起吃喝，而教师们也应该定期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整个研究生生涯中，学生应该有机会行使真正的知识和机构领导权，这既是权力的来源，也是在公民身份和服务方面获得早期经验的一种方式，而这正是学术生活的重要特征。
历史是人类最古老和最深刻的活动之一。思考过去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将这些知识代代相传，始终努力了解它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人性的核心。如果我们要摆脱威廉·詹姆斯的“章鱼博士”的触角，我们决不能忘记所有人的分享和参与。历史总是关于价值、共同体以及人类的意义，我们自己行业内也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