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惠子：《重新审视文学文本中人的尊严：在概念和经验方法之间寻求持续的对话》（2017）

今村昌平《楢山节考》（1983）

重新审视文学文本中人的尊严：在概念和经验方法之间寻求持续的对话

Re-examining Human Dignity in Literary Texts: In Seeking for a Continuous Dialogue Between the Conceptual and the Empirical Approaches

作者：松井惠子（Keiko Matsui，神田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Gibson, Keiko Matsui. "Re‐examining Human Dignity in Literary Texts: In Seeking for a Continuous Dialogue Between the Conceptual and the Empirical Approaches." Dialog: A Journal of Theology 56.1 (2017): 53-60.

人类尊严

在全世界的不同语境下，在法律上、政治上和生物伦理上，人类尊严（dignity）都是重要的概念。在过去十五到二十年间，这个概念更加显而易见和无处不在了。然而，它似乎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人类尊严的概念因其难以捉摸、模糊和空洞的内涵而受到严重批评。但是，这个概念缺乏基本意义，而且有多种层次的内涵。人类尊严的概念是模糊的，所以我们去参与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对话和讨论，从而对其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和解读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现代文学文本，探索有关人类尊严的一些重要问题及其丰富含义和意义。我没有把人的尊严当作一个抽象的理想或客观价值，而是采用了一种叙事的方法来研究它在三部作品中的表现。这三部作品分别是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1956）、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2005）和莉萨·吉诺瓦的《依然爱丽丝》（2007）。本文优先考虑叙事和情感层面在阐明人类尊严的复杂含义方面的作用。

以侮辱的形式否认或侵犯尊严，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愤慨、怒火和悲痛情绪。情感在道德哲学中可能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吗？根据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观点，尊严的话语并非建立在理性而是情感上，道德信念不来自理性理论，而是来自同情（sympathy）。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会导致羞辱、冷漠、忽视和暴力。

离开人际关系，尊严的概念就不可想象。换句话说，尊严是一种“关系品”（relational good），只存在于人的相互关联（interrelatedness）中。这三部小说揭示了脆弱、柔软、苦难、容易受伤、忍耐和坚强的意志，揭示了人类生活中争取的自决斗争，在人物的相互联系中揭示了人类尊严的各个层面。

人类尊严的多重含义在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中显露出来。矛盾的是，是“侮辱”产生了文学中的一种尊严感。为了具体了解我们是谁，以及什么真正与人类尊严息息相关，我的文学分析中最重要的关注点是相互关系、互惠关系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在西方哲学中，尊严的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仅仅对这个概念进行抽象分析往往不足以看到它如何应用于现实世界。

作为尊严的牺牲和忍受

《楢山节考》是一部基于日本传说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以持续贫困和食物匮乏为特征的偏远山村。该书获得文学大奖，基于小说还拍了几部备受赞誉的电影作品。小说中的村庄有一个长期的规定，就是所有年满70岁的老年居民必须由一名家庭成员背到楢山顶上，任其自生自灭，这样村里有限的食物就可以由年轻的家庭成员分享。

主角阿玲就要70岁了。她为了这个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传统，因为她的家庭正遭受着严重的贫困和粮食短缺。阿玲因自己在70岁时还拥有一副健康的牙齿感到相当羞耻，因为拥有良好的牙齿意味着拥有出色的咀嚼能力，也就是说她会吃很多食物。阿玲非常羞愧，她决定把自己的牙齿打成碎片，希望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老态龙钟，以符合村里在老年时终止生命的传统。

封建制度导致了这种通过牺牲老人帮助年轻人生存的习俗。阿玲为她的“离开”仪式准备了最后一顿饭，也邀请了村里人。所有的村民都相信，有一位神住在楢山，因此这座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有一个传说——对爬楢山履行传统的老人来说，如果在爬山的过程中开始下雪，是很幸运的，因为这可以让他们不必受苦爬到山顶，他们可以平静地离开，在雪中死去。

村民们在“出发”当天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规则。出发上山时，长者不得说话，也不得与陪同的家庭成员（很可能是自己的孩子）交谈。村里的人不应该在一旁观看。孩子在抛弃年长的父母并回家后，决不能回头看。

阿玲的45岁儿子辰平感到纠结，他想和母亲多住一段时间，又要对其他家庭成员履行义务。他必须确保家庭中的年轻成员能够吃上饭，即使牺牲自己的母亲也在所不惜。当辰平背着母亲阿玲爬山时，他在山路上遇到了人类的尸体，其中一些已经被乌鸦吃掉了。

阿玲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敦促儿子让她从背上下来，让她坐在地上。她握住儿子的手，让他走吧。辰平开始下山后不久，雪就下了起来。回忆起阿玲，她在“离开”前一天自豪而自信地说自己运气好，能下雪。辰平决定再次爬到他的母亲身边。他唯一的愿望是说“妈妈，下雪了！”就像她所预言的那样。他不顾规定，想和母亲分享他的感受。他发现母亲的身体大部分被雪覆盖，正在专心致志地诵读佛教祈祷经文，就像一只白狐狸——可能是神的信使。

阿玲向儿子挥手，似乎在说“回去吧！”她的儿子说：“你一定很冷。”阿玲摇摇头。他继续说：“妈妈，你太幸运了，在你’出发’去山里的那天下雪了。”阿玲一边朝他点头，一边挥手催促他回家。这一次辰平又喊道：“母亲，一定下雪了吧！”随后迅速跑下山去，尽可能不看她死去时受的折磨。

今村昌平《楢山节考》（1983）剧照

尊严与老龄化

叙事以一种超然的、没有感情的语气展开。对人物心理困境和情感复杂性的克制叙述，尤其是母子俩的叙述，似乎传达了痛苦和关怀关系的相互动力，暗示了人类尊严的基本对话和相互关系。人的尊严是一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事务，通过相互承认、尊重和同情对方，生命的脆弱被揭示出来。

从表面上看，阿玲似乎用她的能动性“主动选择”了她最后登上楢山的日期，但这可能不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因为最终没有办法将她的决定与村庄的习俗区分开来。尽管如此，尽管她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她的处境，但我们看到她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抱有一种英勇、勇敢和尊严的决心。面对如此悲惨的命运，人类的脆弱性和尊严在人类的生命现象中表现得密不可分。

这部小说无疑是一个老年人被剥夺基本人权的悲惨故事。他们固有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老，被村庄视为无用。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停留在展示老年痛苦的证据上，将老年与人格的损害或丧失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也可以探讨，这部小说如何促进我们对人类尊严概念的理解？面对老龄化的严峻现实，我们对人或人的尊严的概念会有什么变化？

就像阿玲经历了心理自我意识和身体状况之间的鸿沟一样，一种自我疏远的形式可能会显现出来。换句话说，阿玲似乎直面自我分裂，并在这个过程中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在衰老的过程中，我们都不断地遇到对方，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变得陌生，这导致了一种自我疏远。虽然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但面对它，似乎有一个选择，可以接受和肯定这种老化，也可以拒绝它。虽然传统上要求阿玲遵守攀登楢山的规则，但即使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她似乎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木下惠介《楢山节考》（1958）

忍受命运

接受命运通常被认为是软弱和依赖的表现，而不是自主能动性和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生活除了自主、接受（acceptance）和接纳（receptivity）之外，还有脆弱性和不可避免的依赖性——有一系列更广泛的因素构成了人类尊严。通过阿玲的生活经历，读者可以意识到脆弱性无处不在，这种脆弱性来自于人性和我们对各种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易感性。

我们都是易受伤害的人，在生活中容易受到具体和偶然的伤害或威胁，因控制和保护自己的能力降低而痛苦。这种能力的降低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具有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而普遍的特征，包括关怀和照护的关系。沿着这个思路，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本质上，我们身体的社会性、相互依存、依赖性和脆弱性纠缠在一起。那么，如何可能将尊严的概念与脆弱性的概念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人类尊严概念的理论重要性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来探讨，但人类尊严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具有抽象和普遍价值的东西。尊严的实际重要性还必须通过研究一系列复杂的、隐含的、甚至是矛盾的语境，以及人的尊严在人类生活经历的不同阶段和领域来界定。矛盾的是，通过仔细关注侵犯或轻视人类尊严的具体案例，以及了解生活故事或个人历史中可能经历的各种侮辱方式，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抽象把握人类尊严的难以捉摸的性质。

叙事方法在弥合概念和经验之间的差距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我们的生活受到身体和物质需求的制约，仅仅通过抽象的概念是无法完全解释的。像《楢山节考》这样的故事，可以通过阿玲的故事来揭开尊严的含义，这是一个关于衰老的极端故事，在清除老人的传统背景下，尊严有特殊的意义。

克隆是我们脆弱性的隐喻

小说《别让我走》的三位主人公凯西、汤米和露丝都是在一家叫“海尔森”（Hailsham）的克隆人机构中长大的克隆人。叙述者是31岁的凯西，她已经做了11年的克隆人“看护者”，并将在8个月后结束她的看护者职位。在海尔森，克隆人每周接受一次健康检查，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克隆人的孩子受到保护，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并且必须在18岁时离开海尔森。当克隆人年满15岁时，一位叫露西的老师违反规则，告诉他们是克隆人的事实，并告诉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被告知，他们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捐献器官。他们永远不会活到中年，也不会变老。

实际上，克隆人的艺术作品被用来测试他们是否有灵魂，或说具有创造力。海尔森的老师想向世界证明，克隆人也是人。18岁离开海尔森后，克隆人在乡居小屋（Cottage）呆了两年，在经历了大约三四次的器官捐赠后，他们就去世了。露丝和汤米都死了。凯西留了下来。她平静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尤其是她的童年。她将在八个月后成为一名捐赠者。

这部小说引起了不同的评价，包括关于克隆人的存在及其治疗的生物伦理挑战，以及关于生殖的医学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对错问题。所以乍一看，这是一部社会批判甚至是抗议的小说。但我想关注的是一个更普遍的人类状况。

最深刻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被吸引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与人类尊严的问题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在追求这一主题的过程中，“隐喻”（metaphor）在这部小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海尔森可以被认为是一般童年的隐喻。成人保护和控制儿童，而儿童被保护和控制，却不完全了解他们被保护的原因。童年不仅是成年的准备期，也是形成自尊和自重的基础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童年是人类尊严的核心。自我肯定和自尊的获得和维持依赖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和人际关系。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实践依赖于他人对我们身体和物质需求的照顾。

马克·罗曼尼克《别让我走》（2010）剧照

脆弱性

脆弱性是所有人类的本体论条件（ontological condition）。脆弱意味着易受损和易受苦。在死亡之前有生病、受损或残疾的可能。因此，人的生命与脆弱性和依赖性相伴而生。人类尊严的概念需要认真考虑我们的经验，因为人的存在不能离开社会关系，包括关怀关系。脆弱性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而且常常被道德、生物伦理和政治理论忽视。

海尔森还强调培养克隆儿童的艺术才能和感受力。艺术能力“人”的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艺术能力与检验克隆人是否真的是“人类”有关？这个问题暗指创造力、想象力，甚至是人类的超验能力等概念，这些概念区别于他们在经验世界中的身体属性。海尔森的孩子们没有被告知为什么他们必须制作艺术品，如绘画、诗歌和雕塑。这个测试似乎暗示，如果一个克隆人有灵魂或有一个真正的自我，他/她将有能力产生创造性的工作。如果克隆人没有，就像机器一样，他们将无法展示其独特的内部。也许，艺术作品是人类灵魂的一个隐喻。

然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隐喻。克隆人是所有人类的脆弱性的隐喻，使我们能够将脆弱性与尊严联系起来。《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世界象征着我们自己人类的生活。显然，我们的生活与克隆人的生活有一些不可否认的区别。我们没有被禁锢在像海尔森那样的机构中，在童年时与外部社会隔绝和隔离。我们不需要在英年早逝之前多次捐献器官。但是，如果我们提取我们生命的基本阶段和经验，克隆人和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出生，我们长大，我们经历了包括享受和痛苦的经历，最终我们离开人世。

然而，克隆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克隆人被排除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之外，也被排除在人类共同体的活着的互联性之外。他们被疏远于人类所共有的终点。拥有一个可识别的人类身份，一个人就能够拥有可交流的经验。相比之下，克隆人不被承认为人类。在小说中，有一些场景，克隆人受到歧视，甚至被认为是令人恐惧的生命。此外，在要求他们捐献器官时，克隆人仅仅被当作维持真正“人”的健康的手段。

克隆人在面对这些屈辱时的脆弱性指向了尊严。难道我们不是同样的脆弱？尽管，我们可能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和严重性。克隆人所遭受的屈辱反映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克隆人在生活中缺乏的是发展的潜力，因为他们的生命相对较短。这与人类尊严的主题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的人类概念通常主张独立和自我指导的自主性和发展的自我实现。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相当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使一些人无法实现他们的潜力。我们承认我们先天的脆弱性，人类尊严的意义和功能似乎比自由主义理想所假设的更广泛和更深刻。

马克·罗曼尼克《别让我走》（2010）剧照

接纳的尊严

这部小说的总体基调安静而平静，每个人物都接受（accept）他或她的生活，而不是抵制或抗议它。叙述者凯西以平和的心态控制自己的情绪，接受自己的经历。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身体的重要性，崇尚理性的自我决定和自主人格。但无论他或她的能力或潜力如何，在目睹这些克隆人的生活后，我们开始考虑尊重人的完整性的价值。

人们必须接受他们变老的事实，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和受损，并最终离世。死亡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小说中的人物接受他们的角色而不试图逃避。人的尊严感可以从接受自己的责任或履行自己的生活职责这一行为中得到认可。在往往还远未完全实现的生活中，仅仅接受它就可能与人类尊严和谐相处。

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挑战

在《依然爱丽丝》中，50岁的是哈佛大学心理语言学教授爱丽丝被诊断为早发性老年痴呆症。她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随着记忆的逐渐丧失而逐步恶化。最终，她的职业生活走到了尽头。这部小说引导我们重新审视与人类尊严有关的自我身份（selfhood）和能动性（agency）的概念。

老年痴呆症患者是典型的弱势人群，他们陷入依赖、权力、不尊重和关怀的复杂网络中。爱丽丝也不例外。但在她的例子中，悲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她被诊断之前有突出的地位和成就。在过去，爱丽丝非常聪明、有成就、有能力、有灵感，而今她变得痴呆、无能、受损，失去了她的能动性和自我身份。

叙事以第三人称进行，但主要以爱丽丝的视角来写。之前大多数关于老年痴呆症的文学作品都是从照顾者或家庭成员的角度来写的，所以这本小说颇有启发性和洞察力。爱丽丝的视角一直保持到最后。随着她病情的恶化，自我中断，叙事变得越来越混乱、零散、不连贯和重复。小说的结构开始解体。

日期对爱丽丝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开始失去对因果关系和时间性的感觉。她变得无法跟随对话，然后无法认出她的家人。她的女儿莉迪亚在爱丽丝有限的认知能力中成为“演员”。另一个女儿安妮成为“母亲”，而丈夫约翰成为“善良的陌生人”。每个人的标签对爱丽丝来说都是有效的，但随着痴呆症的发展，她对这些家庭成员的理解能能力也在不断减弱。

由于小说是以爱丽丝的视角来写的，我们自然而然地陪伴着她的每一天。因为爱丽丝认为语言将人类与动物分开，当她失去使用语言的能力时，她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人。记忆丧失和语言丧失是不可逆转的。她没有选择。她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这是她自己的现实。爱丽丝不再是那个爱丽丝了，但爱丽丝仍然是爱丽丝。爱丽丝变了，但她的自我身份并没有丧失。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似乎在说，人格不一定要以能动性为中心。尽管爱丽丝失去了能动性，但作为一个读者，有一种与她“对话”的感觉。

这就是人类经验的不可言喻之处。尽管爱丽丝的痴呆症在加重，但她的自我身份仍然存在，也许只是蜕变成了不同的形式，但仍然存在。爱丽丝的尊严似乎比判断她的自主、理性和自洽的身份是否仍然存在更有意义。

经验世界中，能动性和自我身份的表现

当哈佛大学的同事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与她保持距离时，爱丽丝的自我确信（self-affirmation）或自尊（self-esteem）受到了影响。此外，她的邻居劳伦得知爱丽丝患有老年痴呆症后就害怕她。爱丽丝在他人行为和表达面前相当脆弱。我们在经验世界中对人类尊严的感觉取决于对他人的认可，这清楚地表明了人类尊严的社会和关系特征。爱丽丝体验到身体的瓦解和衰老，仿佛这个过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她无法认出自己的脸，她无法将自己衰老的身体认定为自己的身体。她不再是一个连贯统一的自我，而是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感觉。

不过，爱丽丝随后变得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享受“当下”（here and now），享受她在当下的生活，并为此感到满足和高兴。她感受到约翰温暖的手实在是太好了。她和他在店里吃冰淇淋是愉快。没有了记忆，她可以专注于当下的生活。爱丽丝的感知和情感画像揭示了另一种机构和自我形象。

这为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通过记忆构建叙事的能力被破坏时，“自我”是否可能？对我们人类来说，与他人分享经验的能力似乎是我们与他人关系的根本。这种能力可能被视为人类不可缺少的核心，是人类尊严的一种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爱丽丝的叙述能力被破坏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她失去了能动性。即便如此，即使我们的能力受到了损害，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就会作为生活经验继续下去。生活经验本身（“当下”）可能比基于记忆的叙事对自我来说更有内在意义。

文学作品抓住了人类经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从人类生活中抽象出概念。通过对爱丽丝的叙述，我们体验到了她的能动性，而非能动性的丧失。爱丽丝在不断丧失自主权的情况下试图控制自己。在她还有一些记忆能力的时候，她试图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自主权。

借此，我们需要解构、去中心化自我这个语言、理性、连贯和自主的概念，并鼓励我们接受人类生活的碎片化、不一致、流动、动态和非结构化。因此，人类尊严的概念应该能够处理人类存在和经验体验的更全面和广泛的阶段。自我形成于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这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尊严的概念范围，探究更广泛的能动性或沟通可能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格雷泽 / 沃什·韦斯特摩兰《依然爱丽丝》（2014）

一个独特的人

小说中，爱丽丝在一次老年痴呆症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真诚而认真地呼吁对痴呆症患者要给予真正的认可和尊重——将他们视为独特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某一类人。每个人，无论是否患有痴呆症，都是一个独特的人。在记忆和语言能力消失后，只有情感可能保持完整。爱丽丝和莉迪亚之间的对话通常不以过去的记忆为基础，而是基于他们眼前的情况。好在莉迪亚并不试图与母亲讲道理，而是尽可能地努力以同情心和同理心与她相处。相比之下，她的丈夫约翰采取科学的方法，向医生询问不同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但他忽视了爱丽丝的非医疗和情感关怀。

小说中，爱丽丝在一次老年痴呆症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真诚而认真地呼吁对痴呆症患者要给予真正的认可和尊重——将他们视为独特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某一类人。每个人，无论是否患有痴呆症，都是一个独特的人。在记忆和语言能力消失后，只有情感可能保持完整。爱丽丝和莉迪亚之间的对话通常不以过去的记忆为基础，而是基于他们眼前的情况。好在莉迪亚并不试图与母亲讲道理，而是尽可能地努力以同情心和同理心与她相处。相比之下，她的丈夫约翰采取科学的方法，向医生询问不同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但他忽视了爱丽丝的非医疗和情感关怀。

在令人难忘的尾声中，莉迪亚在舞台上朗诵了一段很长的独白。爱丽丝不理解莉迪亚说话的含义，但爱丽丝从莉迪亚的身体语言和声音中直接感受到了一些东西，这让爱丽丝无法忍住泪水。因之，莉迪亚全心全意关注爱丽丝的情感。这一幕描绘了患有痴呆症的爱丽丝和莉迪亚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她们各自接受、认可和尊重对方，是经验世界中人类尊严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展示疾病和衰老在道德、情感和物质方面的复杂性，《依然爱丽丝》对能动性和自我身份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尾声

这些小说表明，阅读行为的复杂性使读者能够进入人物的心境，获得主观体验，或者获得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视角。文学也摆脱了固有的、内在的关于“尊严”的概念性修辞，这些修辞无法具体说明该概念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在我们的阅读行为中，概念和经验结合在一起。为了避免简化尊严理论，我们应该思考经验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拿它对人类尊严做更全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