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Typewriter：there is no Alphabet here作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来源：Mullaney, Thomas S. (2017)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本文节选自原著〈导论〉（pp. 1-26）。【译注】周厚坤（1889-20世纪60年代），“中文打字机之父”，191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海军建筑学，期间发明中文打字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过去二十年间，人们目睹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就，以及科学、艺术、技术成就。开幕式前所未有地让世界见识了中国21世纪的国力和自信。8月8日是一个大剧场。北京奥运会有奥林匹克历史上最长的火炬传递活动，在129天内传递了13.6万公里。1.5万名表演者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当天的制作预算达3亿美元。
这场奇观成本巨大，包括演员开支、电费、餐饮费、服装设计费、施工人员开支、张艺谋总导演的薪酬等等。不过，开幕式有一个不费钱但是真正革命性的时刻，它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个时刻就是国家队在鸟巢巡场的过程。按照奥林匹克传统，第一个进入鸟巢的队伍是希腊。希腊是奥运会的永久主办国，奥运会植根于对古希腊社会及其作为西方民主、科学、理性和人文主义源泉的崇高地位的崇拜。阅兵式还以另一种微妙的方式向希腊致敬——国家队按字母表顺序出场。在《西方文化的起源》中，埃里克·哈维洛克（Eric Havelock）将希腊字母文字视为革命性的发明，它超越了之前所有的书写系统，包括希腊字母的源头腓尼基文字。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现代语言协会”（MLA）前主席沃尔特·翁（Walter Ong）认为，希腊对腓尼基字母的采纳和改编是一种民主化力量，因为“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掌握希腊字母，而且词汇量是有限的。”还有些人大胆提出值得怀疑的神经学主张，认为希腊字母的发明激活了沉睡的人类左脑，从而开始了人类自我实现的新时代。希腊给了我们“伟大的字母”，因此每两年我们都会在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开幕会上向这项发明致敬。1921年，“国际奥委会”首次以书面形式规定了国家队的巡场规则。规定写道：“参加运动会的每支队伍都必须在国家名称前以国旗为标记。”这种措辞一直沿用至1949年。尔后，章程稍作调整，有了世界主义的形式，修改后的章程沿用至今。修改后的章程规定，东道国有权按字母顺序组织开幕式巡场。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全球电视观众差点第一次接触到非西方文字和非字母文字，不过东京奥运会还是用了英文字母顺序，而没有用汉字（kanji）或假名（kana）。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全球观众才第一次看到非西方字母应用于这一古老的奥林匹克传统。在汉城奥运会上，ga（가）是韩语hangul的第一个音节，希腊之后是加纳（가나 Gana），然后是加蓬（가봉Gabong）。2008年，希腊国家队进入“鸟巢”，北京奥运会的巡场仪式依惯例举行。电视评论员鲍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马特·劳尔（Matt Lauer）、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等人不停地评述着开幕式实况。他们讨论的主题包括儒家思想、唐朝的世界主义、太极、明朝宦官航海探险家郑和、书法、敦煌石窟群的佛教壁画，以及中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然而随着第二支国家队——几内亚入场，科斯塔斯和他的同事们失去了节奏。科斯塔斯：接下来入场的是几内亚。这个国家没有ABC，所以，你知道，你不能指望像其他开幕式上那样各个国家按字母顺序出场。劳尔：对的，出场顺序基于汉字笔画数…希腊、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也门、马尔代夫、马耳他。G、T、Y、M？这里没有ABC。北京本来可以简单配合国际奥委会的习惯，按照拉丁字母组织巡场。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中文字典、参考书或任何一套索引系统采用北京奥运会巡场仪式上使用的笔划索引。相反，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开发并颁布了一个基于拉丁字母的拼音系统，称为汉语拼音，简称“拼音”。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不久，中国的语言学家设计了拼音。拼音现在在中国无处不在，是一种准文本技术，与基于字符的中文书写一起运作，并且前者支援着后者。因此，拼音不是一套“中国字母”，而是中国出于不同目的对拉丁字母的使用。例如，当中国的幼儿第一次学习阅读和书写汉字时，他们就开始学习拼音，以帮助他们记忆标准的、非方言的发音。此外，当中国大陆的计算机用户坐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前时，他们使用的键盘是标准的QWERTY类型。本书分为七章，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历经19世纪40年代电报的出现到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2008年，中文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交锋，只是它与字母通用标准的众多遭遇之一。莫尔斯码、盲文、打字、Linotype排字机、Monotype排字机、打孔卡记忆、文本编码、点阵印刷、文字处理、ASCII（美国信息互换标准码）、个人计算、光学字符识别、数字排版等等过去两个世纪的系统都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后来才“扩展”到非拉丁字母，也包括非字母的中文。随着这些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欧洲殖民主义和后来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这些系统被普遍视作不分语言、中立、“通用”的系统，对每个人和每种语言都有效。但事实上，除非把中文被抹去，否则这种“普遍性”神话不成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雷明顿（Remington）和“好利获得”（Olivetti）的打字机自豪地宣誓着普遍性，同样宣告普遍性的还有梅根塔勒（Mergenthaler）的Linotype和Monotype排字机。但这些公司没有一家进入中国市场，这在一个本来很成功的故事中是相当大的疏忽。每当中文出现的时候——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就会导致尴尬的局面。此外，就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工程师将中文与某种技术调和起来时，一种新的以字母为中心的技术发明和流通重启了这场斗争，再次将中文置于被拒绝参与“下一件大事”的风险中，因为它进一步改变了经济、政治、战争、国策和科学等领域。总之，我们面临着150年的“中国信息危机重演”的历史。我的研究将密切关注工程师、语言学家、企业家、语言改革者和日常实践者，他们努力将以汉字字符为基础的中文书写带入现代全球信息时代，并秉持着一种“汉字是无辜的”信念。对这些人来说，中文的现代技术挑战不在文字本身，而在于人。工程师还没有发现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如果中文书写要在现代生存，日常使用者也需要有意愿以前所未有的、甚至全新的方式来使用这种语言。这个难题必须尽快解决，因为它考验着文明，这个考验可以彻底判断中文是否与大写的现代性兼容。我们应该如何命名这一漫长而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历史呢？“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跃然纸上，似乎很合适。毕竟，这些遭遇的历史与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交往的广泛历史不可分割。从19世纪开始，中文被卷入了一个新的全球信息秩序中，其基础设施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所不具备的东西，也不能简单把字母表搬来就用。然而，“语言帝国主义”不足以概括全貌，因为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这里的问题不是任何一种特定语言的统治或霸权——无论是英语、法语，还是其他语言。这不是一个将主导语言强加给附属语言的案例，不像现代时期某些殖民地的语言政策那样。西方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这两个词也不完全正确。假设，如果国际奥委会选择开罗、埃里温、曼谷或仰光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东道主，国际奥委会规定的伪普世主义至少在语言上与这些地方兼容。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语是字母文字。泰语和缅甸语是字母表，或称“元音附标文字”（abugidas）。开幕式巡场可以继续按照传统惯例进行，普遍主义的神话也可以继续。起作用的霸权不是西方（Occident）和东方（Orient），西方（West）和东方（East），罗马和异国，甚至不是欧洲和亚洲的问题。它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简要的“二元论”。在这里，鸿沟的一侧是所有字母和音节，另一侧是一种既不是字母又不是音节的主要世界文字。这是一种新的文字等级制度，它告诉我们，虽然有些字母和音节比其他的更符合现代性，但所有的字母和音节都可以为它们比中文更优越而感到自豪。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让我们密切关注这一霸权体系在欧美帝国主义中的历史渊源，并认识到该霸权是如何将西方和非西方的各种文字纳入其权力配置的。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断层不是西方和其他国家的断层，而是表义（pleremic）和表音（cenemic）的断层。只要一种文字是表音的，那么在这种书写系统中，字母就代表无意义的语音元素，用希腊语说就是“kenos”，意思是“空洞”。表音文字满足国际奥委会的要求，满足雷明顿、安德伍德（Underwood）、“好利获得”、梅根塔勒、IBM、Adobe的要求。只有在表义文字（如中文）的书写系统中，字符才代表有意义的语言片段，用希腊语说就是“plērēs”，意思是“满盈”。那种普遍性被打破了，就像2008年8月8日那样。因此，虽然这种霸权的起源无疑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有关，但它的表现形式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一侧是多种多样的表音文字，另一侧则是历史广远的单一表义文字——中文。中国在过去五百年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16世纪，明朝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是世界上的人口中心，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文学和艺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被一个来自北方的非中原王朝征服。帝国因其在今天蒙古、新疆及其他欧亚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变得幅员辽阔。18世纪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期。生态和人口危机的出现，催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内战。多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重新构建了全球权力的回路。一个超过两千年的帝国体系消亡，中国进入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确定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被焦虑驱使，各个政治派别的改革者对中国文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性评估，试图诊断出中国的困境，并找出哪些中国文化的面向需要被改造，以确保这个国家完整过渡到新的全球秩序中。批判的对象包括儒家思想、政府机构和父权制家庭单位等等。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而言，中文是批判核心之一。陈独秀（1879-1942）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著名地呼吁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以推翻贵族华丽而反动的文学，鼓励人民的朴素文学。语言学家钱玄同（1887-1939）认为，为了废除儒家思想，我们首先必须废除汉字；如果我们想摆脱普通人幼稚、天真和野蛮的思维方式，就更需要废除汉字了。著名作家鲁迅（1881-1936）也反对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中国贫苦大众身上的瘤子，如果不把它们清除出去，人就会死；如果汉字不被消灭，毫无疑问，中国将灭亡。对这些改革者来说，废除汉字将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基础性行为，使中国从其巨大的、固定的过去中解脱出来。《拉丁化课本》，编撰者叶籁士（1911-1994，汉字拉丁化运动推动者）（来源：The Type）然而，废除汉字书写会带来严重的危险。中国大量的哲学、文学、诗歌和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不可估量的遗产会不会消失？此外，如果中国放弃了汉字，那么这个国家明显的语言多样性会变得怎样？广东话、福建话和其他所谓的中文“方言”就像葡萄牙语和法语区别巨大。许多人认为，中国政体、文明和文化的连贯性和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文字的统一影响。如果中国走拼音文字的路线，那么一旦书面化，口头领域的这些语言差异会不会变得更加不可逾越，并在政治上产生影响？消除以文字为基础的书写，会不会导致国家沿着语言的断层线而分裂？中国会不会不再是一个国家，而变成一个诸多国家的大陆，就像欧洲一样？中国语言现代性的难题似乎是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汉字把中国凝聚在一起，但也把中国拖了后腿。汉字维持着中国与过去的联系，但也将中国与黑格尔式的历史进步感隔离开来。那么，中国如何实现这一看似不可能的转变？回到21世纪，鲁迅和陈独秀的文章仍然是中国现代史本科课程的重要内容。一个在20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汉字没有被消灭，但中国也没有灭亡。汉字不仅与我们同在，而且它们构成了中文信息技术世界的语言基础，其活力甚至超过人们所料想的程度。电子媒体的规模惊人且不断扩大，识字率普遍提高，孔子学院和早教项目不断扩张，外国把中文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动力也有增无减。现在的中文是一种世界性文字，但上个世纪初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只有放弃中文书写，把汉字彻底拉丁化，才能让中文变成世界性文字。确实本来有可能我们走上那条道路，但我们现在却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忽视了什么？对语言改革者来说，中国语言的现代性问题从来不是鲁迅和陈独秀所主张的那种严格的“二元论”，不是去问“在现代，汉字是要还是不要？”他们主张的是一个更广泛、更开放、因而也更复杂的问题——在现代，特别是在现代的信息时代，汉字将是什么，以及“信息时代”本身将如何在中文改革的过程中转变？所以不是“要”和“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成为”的问题。当我们摆脱汉字废除论者简单化的破旧主张之后，一个全新的汉语历史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再在儒家伦理或道家形而上学的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汉字被一些人批评为反现代思想的陈仓，是毒坏的巢穴。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中文图书馆卡片目录、电话簿、字典、电报密码本、速记机、字库、打字机等公认的不那么惹人耳目但明显更重要的领域。这是中文基础设施的“地下部分”，与之相关的文献、检索、复制、分类、编码、传输让“中文典籍”在“地上部分”运作。在整个20世纪初，就在一些语言改革者对儒家经典进行批评的时候，许多出版商和教育家对在当时的字典中查找汉字所需的平均时间表示不满。图书馆员对浏览中文卡片目录所需的时间表示不满。国家当局对在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中检索姓名或人口信息的低效率表示不满。一位评论家在1925年写道：“大家都知道汉字难认、难写、难记。但除了这三点之外，还有第四个困难——它们还很难找。”此外，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大众扫盲、简化文字、白话化或任何其他“语言改革”之行动来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被证明是无法解决的，如果不能建立一种以中文为基础的电报基础设施或中文打字机、计算机，那么就不可能把中国带入现代。为数不多的对汉字的探索停留在“要不要”和“如何”上，其中之一源于概念艺术而非学术界。1988年，艺术家徐冰推出作品“天书”。这是一件由四千个假汉字组成的作品。尽管这些字符很像汉字，但它拒绝一切阅读，因为没有为读者提供阅读所需的“音”、“义”、“形”。“音”、“义”、“形”三要素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人们认为，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定义和理解中国文字的三个基本维度。对于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来说，这个三要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形”。它是一个轴，沿着这个轴，我们会和汉字的不同历史形式相遇，如公元前一千年的篆书，或秦汉时期的隶书，或不同的书法风格，如“行书”和“草书”。相比之下，对诗人和语言学家来说，也许“音”才是最重要的。“音”代表的是本体论的轴，沿着这个轴，人们可以思考和模仿中国古老的发音，创作或壮阔、或优雅的抒情诗。对于记者和散文家来说，“义”是他们关注的核心，沿着这个轴可以找寻“恰当的字眼”（le mot juste），发明新观念、新术语。这些轴无疑是共存和合作的，诗人也关心“义”和“形”，散文家可以说是既关心“音”又关心“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区分这三条轴线，而是注意到，它们似乎穷尽了“中文书写是什么”的所有理解。徐冰的“天书”则打破了这三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使得“音”、“义”、“形”断开了。为了开始我们对技术语言领域的讨论，我从排版师和字体历史学家哈里·卡特（Harry Carter）那里得到了灵感，他曾经提醒过这个沉睡的世界一个基本事实：字体是你可以拿起并握在手中的东西。书目编纂者大多属于一类人，对他们来说，字体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纸上留下它的痕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字体。在描述创作“天书”的过程时，徐冰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字体含义，这个过程和完成的作品一样引人注目。他解释道，我对这些字的要求，是它们尽可能地类似于汉字，但又不是汉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徐冰开始对真正的汉字进行艰苦的分析，以提取那些他要赋予给假汉字的品质。首先，他选择制作四千个汉字，而不是一百个或者一百万个。这个数字不是随机数，因为它是常用汉字的字数。他说，当一个人学会了四千多个汉字之后，你就可以阅读，成为知识分子。在结构上，徐冰解释说，他的假汉字的创作要审视内部结构原则。为此，他仔细研究了《康熙字典》，以确定真实汉字的平均笔画数，以及它们在从低笔画数到高笔画数的曲线分布，所有这些都将为他的制作过程提供参考。在风格上，徐冰也没有专门为“天书”开发一种“假”字体，而是用传统中文字体“宋体”为蓝本进行设计。这种字体直到今天还被广泛用于中文印刷品。宋体字也被称为“宫廷体”，常用于重要文件和严肃事务，是最没有个性、最标准的字体。如果通过“音”、“义”、“形”三要素的框架来看，“天书”仿佛是一种断裂和不连续的实践。然而，当从分类学、工具性、统计学和物质性等技术语言学领域来看时，“天书”恰恰反映了一种连续性实践。它在探索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技术语言学的连续性，同时违反汉字经典的“音”、“义”、“形”三要素框架。本研究不旨在通过“音”、“义”、“形”三要素来追溯中文的历史。我关注技术语言领域，探索所有复杂而迷人的无意义性，使意义成为可能。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语言上时会发生什么呢？过往的中国学者在“音”、“义”、“形”三要素框架训练有素，也善于发现其中的变化。只要一提到“中文改革”，历史学家的思维就会本能地转向熟悉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中文里的外来词汇，“白话文运动”，书面语和口头语；关注白话本体论、美学、法律、宪法改革、民族学、女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不同领域，关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中文话语的广泛发展；以及研究从无法相互理解的方言里打造一种“国语”的努力，研究与大众扫盲有关的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运动；等等。
1952年祁建华教授速成识字法（《人民画报》，1952年2月）中国电话簿编排方式的变化，西式标点符号在中文文本中的应用，中文文本从垂直排列到水平排列的调整，采用数字编码方案传输汉字，对字符频率的统计分析以完善计算机检索汉字的参数……总之，使中国文字能够“工作”的简陋但巨大的信息基础设施都构成了语言历史。当然，这些变化没有根本改变中文的角色，没有改变它们在“音”、“义”、“形”方面的构成和价值。中文文本从由上往下阅读调整为从左往右阅读，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添加了西式的标点符号、索引、页码、条形码又有什么关系？从纸质文本到PDF数字格式的转变又意味着什么？只要“音”、“义”、“形”不变，中文就不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那些发生的变革比“音”、“义”、“形”的变化关键。例如，我们来看看三个话题——汉字简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大众扫盲运动。从认知主义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三项举措构成了语言改革的核心，语言危机的问题似乎就围绕着这三项举措展开。
然而，有一些历史人物不仅对语言改革充满热情，还希望创造中文电报代码、中文打字机、中文盲文、中文速记、中文文字处理、中文光学字符识别（OCR）、中文计算、中文点阵印刷。对这些改革者来说，许多常规的语言改革议题实际上使中国语言的现代性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简体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无疑与识字和语言教育学的问题有关，但从十六个笔画的“龍”减少到只有五个笔画的“龙”，并不意味着后者更容易在电报、印刷和打字机上打出来。所以，在这里，“简体字”并没有“简化”什么。
白话文实际上使情况更糟了。白话文总是比文言文或“古代”汉语中对应的文字更长，因此，20世纪初的这一运动实际上增加了传播、印刷和检索的挑战。用白话文发送信息意味着必须发送更长的信息，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基本问题。最反常识的是，大众扫盲反而加剧了中国信息技术的问题。现代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开发者不再能够依赖某些类型的、假定的识字对象（例如过去的文人和科举考试）来做开发。他们不仅要建立所有这些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技术语言系统，而且要摸索数百万新用户的样子——这些用户的文化水平如何？他们会说什么方言？他们的职业和教育背景会是什么？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女孩还是男孩？他们会在什么样的技术环境中工作？
究竟谁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从清朝臣民到新共和国知情（和信息）公民的转变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也经历着自己的曲折转变。1905年，随着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国家建制派知识分子对中文的控制逐渐瓦解，引起了人们对新语言制度的焦虑——这种新制度何时会形成，如何形成？形成后会是什么样子？谁会登上这个新制度的顶层？这一时期的不确定性因实业文化阶层的崛起而进一步加剧，他们急于进入国家权力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地带，希望建立私人的、可盈利的文化企业。正当人们对现代信息管理的关注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这个时代变得更加喧嚣和不稳定了。
为了让一切保持不变，一切都必须改变。
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1896-1957）不是中文改革家，但这句话却细微地捕捉到了一种信念和冲动，这种信念和冲动推动了我们在史料中遇到的许多主角——为了使一切保持不变，一切都必须改变。
本书着重讨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文打字机。除了是现代信息技术史上重要却被误读的发明，中文打字机还是历史的隐喻，通过它可以研究技术的社会建构和社会的技术建构，以及中国书写和全球现代性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如果说西方的打字机标志着一场“生产的革命”——“极大提高了书面文件的生产速度并降低了成本”，那么中文打字机也需要被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还可以依循“物品史”（object history）的道路，正如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所言：“商品被赋予一种夸张、神秘、神一样的力量。”如果郁金香、鳕鱼、糖和咖啡都改变了世界，那么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打字机也能改变。然而，中文打字机没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虽然中文打字机确实曾经进入了中国的主要企业、全国各地大城市和省级政府，但它并没有改变现代中国企业或中国政府的运作。那么，中国需不需要中文打字机？如果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部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呢？是不是中文写作可以直接跳过打字机时代而进入计算机时代，就像世界上有些地方没有经历过固定电话时代而进入移动电话时代？
有一方面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承认一项技术属于“打字机”的范畴之前，它首先改变现代商业通信和记录的历史，它将成为女性文职人员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个文化符号，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作为商业设备的作用。那么，我们将要研究的中文打字机就根本不像是一台“打字机”。是不是最好干脆承认中文不适合打字技术，承认在字母和非字母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技术—逻辑深渊”呢？但另一方面的答案是否定的。诚然，中文打字规模不如其他地方的打字规模和中心地位，但在许多方面，中文比字母文字更深入地经历和参与了打字时代——包括电报和计算机。早在19世纪70年代，新的打字技术在中国就已为人所知，并受到人们的赞许。1876年，中国海关关员李贵在“费城世博会”上描述了一个“巧妙的”装置：它被安装在一张小方桌上，只有大约一英尺高，八英寸宽，由铁制成。它的中间是一个嵌有墨水的巧妙装置，下面设置了一块铁板，铁板上排列着外国字的所有字母，有26个，像棋子一样，由打字机上的一位妇女操作。纸张放在铁板上，然后用一种类似于在外国弹钢琴的技术，通过她的手按下某些字母的键来打出字母，同时在机器内留下每个字母的印记。这些字母被连接在一起，可以非常灵活和快速地组成单词。各个办公室都买了一台，因为它有很多用途，而且成本只在一百美元多一点。然而，不幸的是，它不能打汉字。（引文由英文直译）
李贵的言外之意是，建造一台中文打字机将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为了将非字母文字带入一个以字母为基础的技术领域，工程师、语言学家、企业家和日常用户别无选择，只能将文字和技术带入一个共同的批评空间，提出一些今天听起来像无法解决的问题。中文打字机不是一种新型的采矿钻头，也不是一种新型的火炮，不像现代从国外引进的大多数技术。虽然这些技术无疑也需要自身的文化、政治和生态的实践和世界观，但至少在它们到达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就可以用了。
中文电报、打字和计算机技术是嵌入语言、依赖语言的技术，冲击了“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的传统叙事，这种叙事一直引导我们理解工业、军事及其他技术设备实践如何从西方流传到非西方。打字、电报、速记和计算机等技术语言系统的要求更为严格。由于这些系统是在与字母文字直接相关的情况下被概念化和发明的，即使是中文打字机或中文电报代码的最基本功能，也需要发明者、制造商和操作者对中文文字和技术本身进行前所未有的分析和重新概念化，对中文和打字、电报、计算机等进行仔细研究。也就是说，为了让汉字的一切保持不变，汉字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一切都必须改变。
国立交通大学的一套试验汉字键盘（2005年，来源：Wikipedia）明显，有些东西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今天的世界里，中国不仅是地球上最大的IT市场，而且还拥有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书写最快的文字，哪怕中文不是字母文字。如果这本书可以说有一个主要论点的话，那就是我们必须冒险进入技术深渊，以恢复在这里形成的一些非常重要却被忽视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的许多中文电报代码、字符检索系统和打字机都停留在猜想阶段，反映了中文在字母霸权时代生存和运作的疯狂想法。然而正是在这些猜测、短暂的成功和彻底的失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对技术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强烈参与，也看到了现代中文信息基础设施的物质和符号学基础正在缓慢而无意识地奠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