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罗文：《古代中国的城市建设技术》（2018）
摘要：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和河南安阳的殷墟是两个典型城市，形成于公元前一千至两千年中后期。这两个遗址已知的信息量不同，城市建设（urbanism）在这两个地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它们的“城市性”（urbanesses）是否具有可比性？本文回顾城市建设的属性和概念，探讨它们和三星堆、殷墟的相关性。按照Arthur的观点，城市建设是一种多重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一方面，城市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与居民之间的经济、仪式高度相关。另一方面，城市代表了某些类型的实践和组成部分的集合，因此城市建设可以被视为一个技术领域。不同城市的性质应该考虑四个维度：规模（scale）、差异化（differentiation）、向心性（centrality）和表演（performance）。这种城市建设的方法可以广泛适用于古代和现代世界。
古代中国的城市建设技术
Urbanism as Technology in Early China
作者：傅罗文（Rowan Flad，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引用：Flad, Rowan. “Urbanism as Technology in Early Chin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14 (2018): 121-34.
关于“urbanism”的较早概念可参见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和河南安阳的殷墟是两个典型城市，形成于公元前一千至两千年中后期。城市遗址位置如“图一”所示。
图一
殷墟是商国的最后一个首都，是中国第一个被历史证实的有文字的国家。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真正开始的地方。1927年（译注：好像应该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长期发掘，“二战”后又成立了考古研究所，现在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长期发掘工作让我们拥有大量有关中国早期定居地的信息。此外，三星堆成为考古学热点，它在1986年偶然发现祭祀坑后才被确定为一个复杂的政治中心。三星堆与殷墟同时代，但三星堆位于中国文明核心区遥远的外围。尽管如此，两者都是城市场所。
这两个遗址已知的信息量不同，城市建设（urbanism）在这两个地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它们的“城市性”（urbaneness）是否具有可比性？
我认为，“城市”（urban/city）的概念不是排他的，为了分类，我们需要适时加入“定居地”（settlement sites）的概念。我认为城市建设是一种技术而非目的，这与W. Brian Arthur的论点一致。
按照Arthur的观点，城市建设是一种多重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一方面，城市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与居民之间的经济、仪式高度相关。另一方面，城市代表了某些类型的实践和组成部分的集合，因此城市建设可以被视为一个技术领域。
Arthur认为，技术是实践（practices）和要素（components）的组合。不同城市的性质应该考虑四个维度：规模（scale）、差异化（differentiation）、向心性（centrality）和表演（performance）。这种城市建设的方法可以广泛适用于古代和现代世界。
2. 技术
我援引Brezine对“技术”的简明定义。他认为，技术是“物质资源、抽象知识和实践知识、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文化信仰的实践系统，这个系统让物质资源的转化彼此关联在一起。”
根据这个定义，技术是由相关的“实践”来决定的，技术中涉及制造或制作的过程——“物质的转化”强调资源的重要性和活跃性。实践是形成性的，而且通常（尽管不总是）技术在考古学上是可见的，而“彼此关系”表明，如果不参照其文化、历史和空间背景，就无法理解技术。
这些因素是在Marcel Mauss的传统中研究技术核心。他明确指出，技术行为有效让人类物质行动彼此相连，在个体之间共享。因此，技术和它们所带来的技术实践是维系社会的黏合剂，使社会关系、机构和经济得以运作。
因此，虽然技术本身由“制造和使用”事物的“具体经验”决定，但它们也是功能性的，因为它们服务于社会目的，尽管这个目的可能不是有意的，而且通常（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充满了一系列无意的后果。
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技术的定义可能会模糊不清，因为这个词可以在几个不同的抽象层次上使用。
经济学家布W. Brian Arthur在他的《技术的性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一书中阐述了技术的多层次、“分形”（fractal）的性质。Arthur认为，技术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定义。
首先，“技术是满足人类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个目的可能是明确的、单一的，也可能是多重的、变化的。技术可以是过程或设备，可以是简单的、复杂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
其次，技术可以指“实践和要素的组合”，如“生物技术”。在其他地方，他把这种技术的“类型”（type）说成“技术领域”（technological domain）。
第三，在最广泛的层面上，Arthur也允许技术是“一种文化可用的全部设备和工程实践的集合”，是“一个民族为了向自己提供物质文化的对象而采用的全部手段”。
事实上，这三个层次的抽象概念都符合Brezine对技术的定义，但它们实质上指涉不同的研究重点，而且似乎更由功能主义和意向性框架所驱动。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Arthur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所举的技术例子大多与20世纪解决具体工程问题的尝试有关。然而，在核心层面，Arthur的笃信，技术是通过相对无意的（unintentional）和社会性的实践而出现和发展的。
Arthur强调技术的三个属性，它们在所有抽象层面上发挥作用，但在单个技术层面上最容易被理解和体现出来。
为了实现一项技术发展所要达到的目的，一项技术需要
利用一种或多种自然现象，
涉及现有技术的组合，
每一种技术本身都是具有相同一般特征的技术。
他认为组合的过程是新技术出现的基本过程，但也是一个不可避免受到路径依赖影响的过程。因此，所有的技术（设备或过程），无论是计算机程序、舞蹈、铸造技术还是飞机，都有一个共同的解剖结构，根据Arthur的说法，这涉及到知识和实践的积累，利用那些一旦被观察到就可以驾驭、掌握、确保、使用、运用或开发。
对自然现象的利用使技术与达到目的的简单手段相区别。现象是“自然效果，因此它们独立于人类和技术而存在。它们没有附加的用途。”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冲击波穿过隐晶质，形成具有尖锐边缘的薄片。这种现象是一种自然效应，在剥蚀石器的技术中得到了利用。有时现象是意外发现的。例如，观察到陶瓷中作为装饰元素的某些矿物在烧制过程中加热后成为熔融金属，从而导致了早期冶金学的发展。
其他技术基于某些效果和感知需求的结合而系统性地、有意图地创造。比如写作，它借鉴了象征主义和交流的现象，还借鉴于在某些文化背景下对记录的感知需求。尽管有些人认为写作的出现基本上是一个盲目进化的过程，涉及到在特定的实践共同体中对符号系统越来越密集和重复的使用。
所以，技术发展所依据的原则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的。现有技术的组合集中在技术的递归（recursive）或分形（fractal）性质上。每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的设备或过程，如Arthur讨论的F-35战机，或骑马、铜鼎、手机、插秧或订书机，都是作为其他技术的结果出现的。
一些技术是作为“要素”嵌入到设备或工艺中的（辔头、装饰模具、晶体管、水田、钉书针和弹簧），另一些技术则是发展轨迹中的某个必要阶段（青铜装饰品、初期的水稻种植、收音机等）。这些技术中的每一项都有社会定位的发展历史及其内在构成。
青铜酒爵（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在更广泛的抽象层面上，技术领域包括将单个技术聚集成具有“效应家族”（family of effects）或“共同理论”（common theory）的群体。当它们因为有共同的效果或利用类似的自然现象而被组合在一起时，这些共同的功能和过程就定义了技术领域。
例如，矿石开采、熔炉建造、燃料使用、模具和模型，以及其他在冶金技术领域中应用的个别技术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理论”聚集的领域基于世界运作方式的共同假设。拥有共同理论的技术领域能跨越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
农业是这样一个技术领域的例子。我将在下面论证，城市建设也是这种“共同理论”的例子。
技术是其他技术的组合，技术是利用自然现象和实现特定的目的技术。技术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因此，技术从来不是固定的。相反，技术“从一个过程中产生，这个过程是人类历史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把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原则结合起来。”技术还随时间的变化而发展。技术发展的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偶然事件、积极解决问题的努力、路径依赖和日积月累的流行性。
在下一节中，我认为城市建设利用自然现象的个别技术，实现某些目的，并需要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在谈到技术实现的目的时，我不想采用Arthur框架中的功能主义基调，尽管这个基调清晰反映出“物质资源、抽象知识和实践知识、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文化信仰的物质资源相互转化”。
此外，城市的发展方式与Arthur描述的技术演变过程相吻合。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城市建设”是一个技术领域，它描述了在人类历史上，某些特定时间和地点人类定居的一套共同实践。
如果城市是单独的技术，而城市建设是一个技术领域，我们将通过评估构成该领域的一套共同的实践，来研究三星堆和殷墟的例子。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在城市建设研究的领域内进行探讨，并根据它们结合其他技术成分的方式作为不同的技术进行比较。
3. 城市建设
城市场所与非城市的住区有哪些不同的方式？换句话说，城市这个类别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城市的命名是“对景观中规模和重要性的隐性评判”。这显然是一种定性判断，它与其他定居地做比较，这些定居地与那些被认定为城市的地方相联系，并与一种“城市精神”（urban ethos）相联系，定居地内部以及定居地与其他地方之间的角色相互区分。
因此，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构成社会景观的地方网络中心节点。它们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公共活动和建筑来表现和构建的。它们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路径，这种路径可以很有计划（自上而下的决策结果），也可以非常随机和偶然。然而，在这种观点中，城市不取决于具体、必要和基本的属性。
与此相反，一些试图定义城市概念范围的学者提出了城市基本属性的要素。V.Gordon Childe提出，这些要素包括较大的面积、资本的集中积累、纪念性的公共建筑、与城市有关的书写、预测性的科学、远距离的奢侈品贸易、阶级分层、全职的工艺专业化、从亲属关系到政治和领土组织的转变，以及代表性的艺术。
Childe认为，这些要素包括大量的人口和更高的密度（不仅仅是定居规模）、农业盈余、记录保存、对外贸易和商人、官员和神职人员。
我将那些被认为是城市建设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几个功能主题：规模、差异化、向心性和表演。
4. 殷墟
1928年，商朝最后一个首都“殷”的遗址“殷墟”首次在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部被发现。该地点被确定为历史上殷的所在地，其依据是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甲骨文，这些甲骨文记录了用于占卜的商代王室的情况。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在最初的考古发掘中，中央研究院在那里进行了15个季度的发掘。1950年，在中国科学院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指导下，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这几十年的研究中，我们重新发现了土质的 “宫殿”地基、数以千计的墓葬和人类遗骸，大规模、精心设计的皇家墓、贵族墓、普通墓、祭祀坑中的尸体或身体部位、大量的住宅群、生产区、填有铭文（和无铭文）的占卜坑，以及分布在约2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其他特征和文物。
殷墟的遗迹被认为与商朝第21代统治者武丁有关，他在大约公元前1250年左右统治商朝（译注：后世称这段时期为“武丁中兴”），聚落规模一直持续到商朝末期，即公元前1050年左右。但是殷墟不是商人最早的定居地。
洹北（洹河北侧）有一处更早的有墙垣的定居地。洹北的建立比殷墟要早一百年左右。它占地约470公顷（4.7平方公里），被一个长方形的墙包围着，方向为北偏东。
遗址被遗弃的时候，城墙可能还没完成。人类活动就从洹北转移到了洹南，也就是殷墟的核心位置。
洹北包括一个有“宫庙”形态的地基内墙，以及许多祭祀遗迹。这个宫殿区的整体结构，或许也是整个遗址的整体结构，在总体构成和方向上与桓北之前更广泛地区的其他城墙遗址相似，包括郑州、偃师的商代城墙遗址。
这种关系使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遗址与中原地区的商代政体有很强的文化延续性，也许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建筑计划。
相比之下，殷墟没有保留早期居民定居点的城墙，而是广泛地扩展到洹河两岸的区域，住宅和生产区主要在南岸。在几十年来的遗址发掘过程中，墓葬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它们散见于整个城市区域，集中在遗址西北部的西北岗王陵，还有无处不在的世系墓地，有时穿插在定居点建筑中，比如靠近遗址中心的小屯村王室墓葬群。
殷墟遗址
小屯是殷墟核心的所谓“宫庙区”。这个活动区占地约70公顷，位于洹河转南的拐弯处，可能是一个被沟渠与殷墟其余部分隔开的区域。20世纪30年代，在这一区域发现了50多个夯土地基，代表了几个阶段的叠加建筑群。近几十年来，又发现了几十处传统的建筑地基。这些地基可能来自一个精英住宅区、行政建筑、祭坛和祖庙。
除地基外，该地区还堆放了许多祭祀用品，包括人的骨骼、动物和战车。也正是在小屯地区发现了大量甲骨文，提供了商代领导人占卜问题的大量铭文资料。
在洹河南岸的小屯周围，以及小屯对面北岸的部分地区，是殷墟的其余部分，由成群的居住遗迹和附近的世系墓地组成。有些地方（如四盘磨遗址）可能专属于同一世系或次世系的大家族。
这些不同的居住和埋葬集群反映了以血统为基础的社群人口。有时还有相关的世系首领住宅和世系宗庙。其中一些邻里可能与特定的专业活动有关，尤其是在工艺生产领域。例如，小民屯和苗圃北是青铜铸造的专业区域，北辛庄是加工骨器的专业区域，而李家庄北的部分地区是制作盛放和储存之用的陶器的专业区域。
尤其，最近在刘家庄的考古发掘显示，在一个由通往小屯“宫庙区”的主干道和从该主干道分出的小路所围成的区域内，有陶瓷生产残片，并夹杂着夯土房基、墓葬、蓄水池和其他特征。这些遗迹都与附近墓地发现的青铜印章和青铜器上的氏族名称有关，表明了生产区和居住区的世系特征。
殷墟遗存如何体现城市建设的各种要素？该遗址的规模相当巨大，约为25平方公里。其他大型青铜时代遗址（如郑州的遗址）估计为13平方公里，但这仍然只比殷墟的估计面积的一半多一点。
现在已发现超过1万座墓葬分布在该遗址的各墓地。当然，这个数字既不精确，也不能完全说明该遗址的居民情况，只是提供了一个印象，无论如何殷墟居民人口数量一定是以万计的。
4.1 规模
我们已经强调了殷墟遗址的巨大规模。沿着这个方向思考，殷墟肯定与附近的其他定居点有质的不同。人口和相关的密度更难确定，虽然人口规模肯定巨大，但与同时代的村庄相比，遗址的规划几乎没有显示出特别密集的情况。
Liu回顾了一些用于估计中国早期城市人口的方法。当然，所有定居点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人口密度，以及人口在定居点所在地的聚集程度或相对均匀的分布情况。
我们已经讨论过，殷墟的居住人口似乎是聚居的，而且分布不均。在对二里头人口的讨论中，Liu预估了25公顷的二里头东下冯遗址的居住密度，密集生产区每公顷211人至422人，较稀疏的地方每公顷约41人至62人。她估计的总体密度为每公顷60人至100人，或每平方公里6000人至100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8000人。根据这个粗略的估计，Liu认为二里头的峰值人口为1.8万人至3万人。
二里头分布
如果用这个方法来估计殷墟25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就会得出15万至25万人的结论。我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中，有时会使用比这略高的估计值估计人口数量，而且从密度上看，它们似乎是更密集的定居点。对于殷墟的部分地区来说，Liu计算得出的绝对最低密度（每公顷41人）可能太高了，因为有许多地方可能被用于专业工场、农业用途、某些时期没有住宅的世系墓地以及其他非必要的用途。
Jing等人最近绘制的殷墟地方地图显示至少有125个“住宅区”，其中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构成殷墟许多 “街区”的房屋群中。我怀疑殷墟的居住人口更接近于5万，而不是15万（甚至可能更低），尽管我承认该遗址的许多发掘者认为人口远超10万。如果我是对的，这意味着整个殷墟地区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公顷20人或更少。
除了面积、密度和人口规模之外，城市规模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城市规划的性质，即通过水和废物的管理来促成大规模人口。最近有证据表明，车行道、路塘/水池（可能是为夯土地基采石的结果）、排水系统和运河都有助于让殷墟容纳大量人口。
例如，在刘家庄，房屋地基上有蓄水池，为居民提供水，他们不仅需要饮用水，水还用于其他日常用途，如从事当地的陶瓷制造，而且有证据表明在他们的房屋地基上已经有污水和废物处理渠，以及连接他们的住宅群和遗址其他地方的道路网。
4.2 差异化
殷墟的数据在几个层面上反映了差异化。我们看到明显的社会等级、职业和空间专业化和空间隔离的证据，以及城市核心和农村的区别。
在等级分化方面，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来自墓葬的证据，根据墓葬的大小和形状，可以将其分为几个等级的地位。墓葬分化已被证明既包括在空间上将地位最高的墓葬隔离到西北岗的一个独立的王室墓葬区，也包括在世系墓葬地内由墓葬结构和内容所显示的地位分化。
某些阶层的人口受到了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广泛压力，也反映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同样，房屋建造的规模和劳动力投入的差异也适用于小屯的宫殿区，该宫殿区被保留给精英群体，用于居住、行政和祭祀。同时，各个居住区内房屋结构的地位也存在差异。
除了等级制度的明确证据，整个遗址的职业分化也很明显，有各种不同的工场，包括青铜器生产、陶器制作和骨器制造等。因此，不仅定居点似乎被分隔成不同的活动区域，而且还被分隔成互补的生产区域，这些区域将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交流和再分配区域。
居民之间的产品分配机制尚不清楚，但可以理解的是，殷墟的一些居民本身就参与了国王和王室的各种附属劳动，尽管在考古资料或文字记录中并不清楚，但这种关系很可能涉及国王以资源再分配形式进行的某种形式的补偿。
此外，身份的某些方面似乎与该遗址的空间隔离有关，特别是与世系的关系。例如，放置在墓穴中的青铜器上标明了世系。如果对居住区、相关生产区和墓地都与世系群体有关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亲属关系对整个遗址的分化具有深刻的意义。
Tang Jigen及其同事认为，整个遗址的身份分化在初期最为明显，当时大部分人口可能是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包括人口中的精英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多样性丧失了，出现了“简化和同质化”。
殷墟分化的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方面是城市地区与周边腹地之间的关系。殷墟的甲骨文清楚地表明，该地的文人精英们显然知道在更广泛的区域景观中围绕他们的其他群体、政体和定居点。
尽管如此，殷墟本身被称为“兹邑”，也可能被称为“大邑商”，这两种说法都指该定居点，与其他规模的定居点没有明显区别。
与商朝方国及“其他”群体有关的地方（方）和耕地（田）也有明确的划分，但这些都没有明确表明在定居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农村与城市的区别。相反，地方术语反映了一种中心感，在商的等级和空间上都是如此。比如，偶尔使用的“四土”一词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四土” 指的是“四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合理地认为是农村与城市中心的区别。然而，并没有类似于汉代定居术语中的明确等级。汉代将“郡”、“县”和县以下的行政“里”划分为十个组，称为“亭”。
因此，在殷墟的文字证据中，城乡之分并不明显，但有一点很清楚，这个地方被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可能还有经济）的中心。
4.3 向心性
向心性的概念在甲骨文中清晰可见，有“四土”、“方”和其他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城市围墙、墓葬和夯土地基偏离正北5度至12度。它将每个城市置于一个有组织和细分的宇宙的中心。此外，殷墟在通信和资源获取网络中扮演中心枢纽的角色。这一点在该遗址巨大的青铜生产规模上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因为大规模生产需要从多个方向利用不同的资源。
小屯的宫殿区似乎是殷墟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仪式化的中心，另一个是西北岗的皇家墓地。十字形的墓葬确实具有纪念意义，而且也呈正北偏东方向，进一步强调了埋葬在其中的个人对周围世界的中心地位。
它们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支配景观而成为纪念碑，小屯地区所谓的宫殿建筑在物理形式上也是模式化的，但西北岗的祭祀活动规模在表演和仪式行动中创造了一种纪念性，加强了殷墟在更广泛地区的中心地位。
4.4 表演
牺牲和暴力是建造和维护殷墟的重要表演。祭祀的证据比比皆是。在整个西北岗墓地的不同埋葬状态中，发现了大量的人殉，有些被斩首，有些被给予主墓葬的待遇，但在大墓中处于次要位置。
殷墟人殉
在其他地方，人祭也被发现在建筑地基中，是祭品，而动物的祭祀在整个遗址中都很丰富。动物祭祀的范围很广，有墓葬中的狗——有时放在“二层台”，有时埋在“腰坑”，即棺材下面的坑；还有祭祀坑中的完整动物或动物部分，往往与建筑的祭祀有关。此外，文本资料提到了各种动物的祭祀，其中许多是专门为祭祀目的而饲养的。
一些用于祭祀的动物也会以其他方式被消费。它们的肉会被部分人食用，它们的骨头则被用来制作工具和其他用途。例如，Campbell等人指出，在小屯南部的骨质工具作坊中，有超过10万头牛的遗骸。
在殷墟150年至200年的历史中，有超过一万人被献祭，也许更多。这主要是在武丁统治的年代。更加暴力的祭品被烧毁、肢解、斩首等等，是死亡的象征。据Keightley估计，在武丁时期，每月可能有多达100名人类被献祭，这表明与人类献祭相关的盛况是殷墟暴力仪式的长期组成部分。
绝大多数的献祭者被认为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个人。大型精英级墓葬M54中的锶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陪葬者是当地人。但是更多的献祭者是外来人，作为使用暴力创造城市和在当地城市人口中重新确定等级的仪式化过程的一部分。
5. 三星堆
与殷墟相比，人们对差不多同时代的三星堆了解甚少，部分原因是考古研究的历史较短，强度较小，也因为完全没有相关的文献，无论是考古文献还是二级文献，都没有提供什么细节。
1927年，三星堆的考古遗迹于四川广汉附近的鸭子河南岸首次被确认，随后在1934年进行了发掘。在1951年以后的零星工作中，几乎没有再做什么，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系统性的发掘工作。在最近的考察中，发现了超过3平方公里的巨大城墙。
该遗址最早似乎是与所谓的“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700-1700年）有关，是当时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相关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于1963年在月亮湾首次发现，有时被称为下月亮湾或三星堆一期。
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包括七个房基，其中两个是圆形的，第三个是长方形的，还有大量的陶器碎片和石器，都表现出与该地区其他宝墩文化遗址相同的特征。
宝墩文化
三星堆的城墙似乎没这么早，而且公布的居住区遗迹的空间规模也不大。因此，尽管在整个成都平原已知至少还有八个有城墙的宝墩文化遗址，但三星堆的最早阶段并没有墙。
因此，在建造城墙时，这种技术似乎借鉴了扎根于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城墙聚落。三星堆似乎是在宝墩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城墙聚落技术的一种转变。
在三星堆，城墙似乎可以追溯到该遗址最活动时期，即三星堆文化（约公元前1700-1150年）。城墙分几个阶段建造，较小的围墙建在月亮湾和仓包包附近。一个较大的城墙建造于某个不同的时期，囊括了该遗址的大部分区域。
墙体建筑的文化阶段与二里头的最后阶段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比郑州二里岗、安阳洹北和殷墟较晚。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三星堆文化的精确断代在已公开的文献中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事实上，由于尖底盏的存在，一些学者将三星堆遗址的青铜时代晚期归入十二桥文化（可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末至一千年初），并认为这反映了一个衰退期。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文化是连续性的，并没有出现断层，拒绝接受尖底盏的变革性意义。
尖底盏
根据前一种观点，该遗址的祭祀坑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的末期，而后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祭祀坑仍然处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相对晚期，但不至于追溯到文化转型时期。
三星堆最著名的是1986年从遗址的两个祭祀坑中发掘出的青铜雕塑和相关文物，随后为整个遗址和相关文化提供了命名基础。这些坑（K1和K2）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年，尽管人们认为它们的年代略有不同，K1号坑较早，并包含大量有价值的石头、玉石、青铜、黄金、象牙、陶瓷和贝壳等物品。
除祭祀坑外，该遗址的三星堆文化遗存还未完全公布。早期的建筑可能与宝墩文化层次有关，是简单的长方形或圆形。后期的建筑，是由烧制的墙体建造的瓦房建筑。通常这些建筑的长度为3米至9米，宽度为2米至9米，偶尔会有两个内部不相连的房间。
在青官山坑址对面的溪流北侧发现了几个大型的宫殿式建筑。该遗址的墓葬多为简单的坑墓，随葬品少，几乎没有体现强烈社会等级。已公布的最大的墓葬群位于遗址西墙外的仁生村。
遗址墙体包括内外部分，总长度达到7800米，是大多数宝墩文化墙体长度的三倍，可能有超过1000人长年劳动参与了这一项建设，进一步证明三星堆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区网络的中心节点，是集体劳动的中心。
5.1 规模
三星堆的城墙面积为300公顷，这与古代成都平原大部分地区的小村落和分散的房屋群相比，无疑是很大的，尽管它与该地区早期的宝墩文化时代的城墙遗址没有质的区别，其中一些——如宝墩文化（约220公顷），可能能达到类似的空间范围。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城墙内领地性质还完全缺乏详细的了解。因此，为了获得对该遗址人口的初步合理估计，我们可以再次采用Liu的方法。
Liu提出，每公顷大约有60人至100人，这样我们将得出三星堆的人口为1.8万人至3万人，与她对类似规模的二里头所做的估计相同。三星堆与成都平原的其他宝墩文化城墙遗址一样，我们预计人口会延伸到城墙之外，从而使遗址面积的估计更加复杂。而且城墙内也可能人口稀疏。
然而，宝墩文化的城墙似乎都没有三星堆那样的“宫殿区”，尽管在一些城墙上发现了个别的大型公共或祭祀建筑（如郫县古城的大型基址）。由于封闭区域的相当一部分是将遗址由西向东一分为二的马牧河及其河岸，墙内可居住的区域可能会大大低于300公顷。
我大胆猜测，三星堆的人口甚至没有1万人。人口可能主要分布在遗址周围的城墙内，但我们几乎不知道该遗址是否有发达的基础设施，以便为大量人口提供便利。从后来对三星堆之后的现代成都城下的人口中心的发掘中，我们知道有一些水力控制技术被引入定居区，以方便大规模的人口居住，但在这一点上，将这些发现追溯到三星堆时期可能很不恰当。
三星堆遗址
5.2 差异化
K1和K2号祭祀坑中的器物，以及月牙湾和仓包包所在地的其他类似但规模较小的坑，为三星堆提供了独特的差异化证据。这些坑是更晚近的祭祀仪式的结果，其内容反映了一个相对广泛的资源获取网络。
这些仪式几乎可以肯定在该遗址和该地区发挥了重要的综合作用，尽管这些特征并没有清晰提供政治权力的证据。一些人物衣着考究，他们显然是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并不一定是群体领袖，而有可能是超自然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头上不同的头饰和发型可能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可能表明了某种程度的族裔差异性。
尽管如此，这些材料的某些方面确实与建立和维持等级制度的机制有关。例如，坑内有许多武器形式的玉器和青铜器，这表明战争的象征意义对于正确的仪式行为非常重要。然而，这些并不是可用的武器，这说明参与战争可能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真实的。此外，大量玉器、青铜器的生产，以及上述资源的采购，肯定需要一个组织严密、整合良好的专业工匠系统。
三星堆出土的玉边璋
从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居民区的存在并不十分清晰，但在青官山遗址的北部，似乎有一个可以确认的“宫殿区”。这个区域在马牧河道的北面。该河道以北是由部分已勘探的住宅建筑组成的宫殿区，而河道以南的遗址中心是祭祀区。
此外，分布在这两个区域周围的是规模较小的建筑，反映了平民的居住情况。不过，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邻里关系可能与特定的专业工艺或世系群体有关。
在评估三星堆居民与农村关系的性质方面，我们没有掌握更多的信息。不过，祭祀坑中的物品确实反映了从遗址的直接腹地以外获取资源的情况，也说明了一定程度的朝贡（tributary）关系，即使不是城市与腹地的关系，也反映了遗址在区域网络中的核心性质。
5.3 向心性
朝贡网络的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的象牙，这表明了它的向心性。我在其他地方说过，三星堆的象牙可能与成都平原当地的野生亚洲象有关。这些象牙来自雄性个体，它们是独居的野象，因此分布广泛。
仁生村的墓葬区和祭祀坑都发现了獠牙。这两个祭祀坑总共有至少80根象牙，K1有13根，K2有67根（还有4根零碎的象牙），代表了至少40头大象。
这些完整的象牙，以及零碎的象牙和其他象牙制品，表明了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分布在平原上的族群融合。象牙的祭祀意义一直延续到该地区随后的十二桥时期，特别是以成都市为中心的遗迹中。
除了象牙之外，连接三星堆和该地区其他地方的网络也会带来生产青铜器所需的资源，并负责将其他材料纳入该遗址的祭祀活动。除了大型城墙和具有夯土地基的劳动密集型建筑外，该遗址几乎没有纪念性的证据，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它是其他定居点的中心。虽然在K2祭祀坑中发现了青铜树状物，并装饰有青铜鸟和其他符号，但这可能只与世俗和超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有关。
三星堆青铜树状物
5.4 表演
祭祀坑和它的内容令人寻味，它指向了三星堆的表演性过程。这些祭祀坑在埋葬过程中涉及到对许多物品的有意破坏。例如，其中的一些青铜器被严重损坏，青铜树和真人大小的人像被打成碎片。这不仅反映了用象征物将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公共表演，而且反映了在该公共空间内暴力、破坏性行为的重要性。
在三星堆的遗迹中，暴力也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双手被绑在背后，摆出跪姿的小石人。这些石像可能来自三星堆的末期，当时成都平原的人口中心从三星堆转移到了现代成都市的区域。在成都的金沙遗址，磨底河畔的祭祀区共发现了12个这样的石像。
石像
这些人物都有类似的发型，中分，两侧剃短，后背有辫子，不过他们的细节渲染各不相同。在三星堆有两个类似的例子，但这些例子没有明确的出土来源，尽管其中一个据说来自西泉坎附近的建筑基址和其他祭祀遗留物。
这些跪着的小人双手被绑在背后，被解释为奴隶、战争俘虏，甚至是把自己当做祭品的巫师。他们的姿势最有可能象征着俘虏的身份，而在石头上反复创造的这种肖像（iconography）表明，那些共同发型象征的某种身份的人也被当作俘虏并受到暴力对待。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暴力的象征意义，可能涉及族群间的战争，在三星堆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比如说，武器被作为权力的象征以玉刀的形式出现，这在中国其他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中是很常见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成都平原的战争武器直到十二桥时期才有所增加。
6. 结语
每座城市都是一种技术，我们应该了解它的运作链——它出现的过程，获得的资源，使城市作为物理空间和定居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它的变化达到一种特定的存在状态。就像我们发现一把手斧或一个陶瓷器皿一样，一个城市在某个时间点是其他技术组合的结果。每一种技术都利用了与大型人口规模、社会角色的区分（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与腹地之间）、向心性的概念以及表演和暴力过程有关的特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