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德：《在主权与合法性之间：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6-1953》（2019）
在主权与合法性之间：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6-1953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Legitimacy: China and UNESCO, 1946-1953
作者：高瑞德（Gordon Barrett，牛津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BARRETT, G. (2019).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Legitimacy: China and UNESCO, 1946–1953. Modern Asian Studies, 53(5), 1516-1542. 有删节
导论
1951年4月到6月，周恩来向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发出信件和电报。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六个月，周恩来的身份是总理和外交部长。他要求这些组织撤换国民政府时期任命的中国代表，任命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新代表。
周恩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Jaime Torres Bodet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必须撤销”。 周恩来向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气象组织（WMO）等其他国际组织发出了类似消息。
一些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已成立，后来成为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另一些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是在20世纪大规模机构建设下新成立的产物。Glenda Sluga将这一时期描述为“20世纪国际主义的顶点”。
1949年10月之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面对着同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还是继续指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ROC）？
“内战”结束后，国民党退败台湾。“冷战”政治蒸蒸日上。“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个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联合国各阵营争夺的焦点。美国的遏制政策国民政府继续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机构中有一席之地，直到20世纪初中美关系缓和。
因此，中国和国际组织的总体叙事与毛泽东时代中西方关系的叙事一致，都是从“封闭”到“孤立”，再到“开放。然而，最近关于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研究对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叙事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显示，在这一时期，中国继续和西欧甚至美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接触。本文研究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与该组织从中国“内战”到中共统治初期的关系，并将国际组织带入更复杂的双边和跨国互动的视域。
中国共产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表明了“冷战”和中国地位的复杂性和偶然性。William Kirby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对创建“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承诺，他指出：“从一开始国际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提和承诺。”
195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前排左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讲话。在外交政策上，毛泽东支持建立联合国的提议，该提议源自“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并在“旧金山会议”上得到落实。同时，曾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他将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积极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作用。
这源于中国作为四大战时同盟国之一的地位（“四大国”，中、英、美、苏）。虽然英国、美国、苏联可能没把中国当“大哥”，但这种地位仍然帮助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参与重要会议、提供国际对话提供了平台。比如中国绝非被动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援助。
拓展阅读：拉纳·米特《灾难后的国家建设：蒋廷黻与“二战”后中国的重建（1943-1949）》（2019）
因此，中华民国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参与这些组织，并进入到跨国决策网络中，反过来影响了国民党自己的决策和战后雄心。然而，正如Rana Mitter所言，尽管国民党企图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让自己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中的后殖民变革的榜样，但该国际组织也代表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态度和对主权的潜在威胁。
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中，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办事处仍然开放。
1947年到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东方科学合作馆”是持续时间最长、最引人瞩目的项目。该办事处的官员先是驻扎在南京，后来又驻扎在上海，旨在支持中国的科学交流和重建，因为中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在与日本的战争和“内战”中被打得支离破碎。
1949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临新挑战。他们需要在一个组织内没设代表的新生国家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上激烈讨论着中国的问题。在中共领导层努力将国民党赶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当局也面临着“东方科学合作馆”如何继续运作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官员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交道时，既要考虑实用性，又要考虑意识形态。这也反映了共和国早期对其他境内留存的外国事物的态度，包括上海、大连等城市留存的外资企业和工业，也包括“二战”期间留在中国的日本技术专家。
官员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是其图书计划的应对表明，50年代起，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倾向于后者。官员非常怀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联合国附属组织，因为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国民党还参与其中。
虽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正式关系有助于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合法性，但是“东方科学合作馆”在中国的活动被视为对主权的潜在威胁。
本文追溯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关系轨迹。文章探讨“东方科学合作馆”在“内战”期间为保持政治地位所做的失败努力。本文还试图阐明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权之争与中共官员为遏制和限制“东方科学合作馆”在中国的活动而进行的斗争之间的相互联系。
“内战”（1946-1949）
中华民国与英国生物化学家Joseph Needham（李约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科”做出了贡献。Needham在“中日战争期”间由英国资助在中国开展活动，并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Needham游说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和部长们，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组织来促进早期国际合作和发展。那时，Needham仍在“国统区”工作。
李约瑟（1900-1995）和汤飞凡（1897-1958），昆明，1944年
Needham希望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来负责“世界科学合作”。1943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开始为这个吁求奔走。根据Needham的说法，宋子文敦促这个国际性的知识合作组织由“四大国”成立，而不要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部分。Needham似乎听从了这个建议，并四处游说同盟国部长。
1946年2月，Needham离开中国去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科学部分。在那之后，他和中国的关系依然很重要。虽然1946年后Needham不再任职，但他仍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
Needham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对中国的支持，更多的是由于他对中国的长期迷恋和在华的巨大关系网，而不是因为他和国民党的亲近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掌权的前夕，他写道：
这段话也反映出Needham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做法。他的左翼政治表明，他不是中国国民党的热烈支持者，但他乐意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同他们合作，以支持中国科学家并促进过科学合作。
因此，当中国科学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更广泛的科学界发生关系时，Needham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显赫地位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从实际角度来看，他的知识和网络使他成为中外科学交流的有效推动者。
例如，1948年秋，Needham协助太平洋科学协会（PSA）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其第七届大会，该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来自战乱国家的科学家提供资助。Needham不仅向太平洋科学协会提供了初步名单上科学家的详细信息，还进一步推荐了其他合适的候选人。
他的详细答复包含了大量宝贵的信息，其中包括科学家的中英文姓名、简短的简历，以及他所知道的其中许多人的最新联系方式。其中一些科学家，如竺可桢和李四光，在1949年后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职务，但他的名单却没有政治化倾向。
李约瑟，剑桥，1965年
在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EAFSCO）
中国科学家和国民党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资格身份获得的好处，远不及Needham广泛的中国关系网带来的好处。许多具体的好处是通过“东方科学合作馆”（EAFSCO）获得的，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办公室。与其他两个设在里约热内卢和开罗的办事处一样，“东方科学合作馆”旨在帮助科学发展和促进该地区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合作。
李约瑟的“中英科学合作馆”（SBSCO）是这些外地办事处的典范，“东方科学合作馆”的第一任主任Jan Smid在提交给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最初活动报告中明确承认了这种联系。虽然“东方科学合作馆”旨在与广泛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个人建立关系，但它还是与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机构协调活动，并向后者报告。
从一开始，“东方科学合作馆”就与中国政府建立了明确而公开的联系，它的活动有助于加强民国政府在中国科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地办事处的成立在中国是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对国民党是有好处的。总部设在上海的著名报纸《申报》甚至在南京办公室开门之前就刊登了“东方科学合作馆”首任主任的简介。
该报介绍了35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土木工程师Jan Smid在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前的职业生涯，同时还介绍了“东方科学合作馆”拟开展的活动，以及中国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情况。
从一开始，Smid就努力与中国的科学界建立联系。在最初的七个月里，他走访了上海、广州、香港、厦门、福州、北平和天津，总共访问了53个中国机构，以及菲律宾的11个机构——菲律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东方科学合作馆”区域范围内的另一个成员国。
“东方科学合作馆”的主要职责是促进科学合作和跨国界的信息共享。在中国，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教科文组织办事处安排向中国的组织和图书馆分发外国科学书籍和期刊，以及帮助在海外分发中国的科学期刊。
“东方科学合作馆”还充当了获取样本和研究材料的中间人，并为中国科学家到海外参加会议提供有限的资金。该办事处设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是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这些援助和重建举措针对的是中国的机构和科学家个人。
因此，“东方科学合作馆”的许多活动至少间接地加强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进而加强了国民党的合法性。在正在进行的“内战”背景下，这样的联系无法提升中国共产党对教科文组织办事处的好感。
“东方科学合作馆”的重大任务是管理“工业复兴教育计划“（Industrial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Program）的各个方面，这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7年停止大部分业务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继承的战后重建计划之一。
项目工作人员必须安排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购买的大量工程设备根据规模和需要分配给中国的大学。这些设备从1947年春天开始从美国和加拿大运来中国，谈判时这些设备被存放在上海的交通大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备捐赠和其他重建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尽管“内战”的影响越来越大，向中共和国民党控制区的机构运送设备的工作也越来越多。
这项活动很低调，早在2月，“东方科学合作馆”就在上海的联合国大楼安排了一个正式的捐赠仪式，七个受赠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东方科学合作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该地区管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图书代金券计划。该计划起源于1946年第一届大会批准的一项建议，但经过多年才得以实施。从1948年12月开始，该计划旨在让货币不稳定国家的学术机构购买海外出版的学术作品。该计划允许他们通过教科文组织以当地货币购买代金券，然后由外国出版商或发行商以另一种货币进行兑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1946年12月10日
除了可以购买代金券外，中国的机构还有资格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建基金提供给成员国的价值4万美元的中的一部分。1949年8月，“东方科学合作馆”通过重建基金向117个机构分发了793美元的代金券，并从自己的预算中额外提供了100美元的资金。不过与此相反的是，“东方科学合作馆”只卖出了154.25美元的书券，其中54.25美元由国立南开大学购买，其余由河内的一个机构购买。
这些数字突出了中国“内战”后期学术机构的严酷现实。虽然这样的计划无疑对许多机构有抽象的吸引力，但有限的资金和通信联系的中断很难让计划维持下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里，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局都对代金券计划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敌意。然而，直到1949年12月，Jan Smid仍然希望这些当局能够积极看待“东方科学合作馆”，因为它在“内战”期间向中共和国民党控制的地区的学术机构发送了这代金券。他认为，这些行动表明，“东方科学合作馆”的运作没有政治目的。然而，Smid的分析忽略了他的办公室及其所代表的国际组织的遗产，该组织与国民政府及其各部委有着明确的联系。
到1949年底，Smid还一直在努力与中共官员打交道，但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在哀叹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崩溃。3月，他写信给Needham，抱怨“与政府的联系几乎不存在”，这是“东方科学合作馆”活动的最大障碍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能只是与其成员国的国际公认政府合作，但在激烈的“内战”期间这样做意味着，这些早期与国民党的紧密联系在1949年期间和之后都引起了中共官员的极大怀疑。
寻求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官员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讨论该组织如何才能最好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京新政府建立关系。虽然Needham不再是该组织自然科学部门的负责人，但他仍然是一名“荣誉科学顾问”，因此仍然是高层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因此，他的信件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思想状况。1949年夏天，该组织总干事Jaime Torres Bodet和重建负责人Evert Barger就中国局势的变化私下咨询了Needham。这些交流的核心是希望向中国大陆派遣一个可能的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作为处理与未来政权的外交承认问题的广泛战略。
Needham的观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与其姐妹机构和联合国进行协调，使与新政府的外交获得广泛的支持。这种外交需要在共产党政府被西方大国正式承认后不久进行。这个想法显然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他的学术事业是很强的干扰因素（特别是他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写作）。
然而，这些讨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正式成立之前进行的，这一事实表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层工作的人不仅认为中共领导的国家将被承认，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而且还在考虑如何与这个新政府进行建设性合作。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未来的讨论延伸到上海的“东方科学合作馆”。Needham特别希望任命一位新的、当地的科学合作官僚。
Needham关心的是，首先要找到一个熟悉中国、会说中国语言、有政治倾向的人，以帮助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交好。在1949年9月与Barger交流之后，尼德姆联系了Fritz Jensen（严斐德），一位奥地利医生。Needham在中国的时候就知道Barger公开同情中国共产党。
40年代Fritz Jensen（1903-1955）在中国
因此，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从一开始就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明确而复杂的关系。作为创始国之一，中国为该组织的创建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是幕后影响和灵感的来源，包括宋子文在1943年为Needham提供建议，以及“中英科学合作馆”作为外地办事处的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性质意味着，在整个“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继续与该组织的当地活动有显著联系。该组织在巴黎的官员和在中国的代表都试图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开展活动。在冲突的后期阶段，由于中共越来越有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应对计划。
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民党政府的早期联系给它与共产党的接触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国际组织有可能成为外国恶性影响的载体保持警惕。无论个别官员或代表的政治同情心如何，这种警惕都真实存在。这种因素继续交织影响着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
代表权之争及其后果，1949-1953
中国的“内战”并没有在1949年彻底结束。相反，敌对政权竞相声称自己代表“中国”。冲突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冲突有了新的形式，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成了一系列同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和地区支持者的战场，旨在推翻中国的现任代表。
1954年，苏联姗姗来迟，但在那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缺乏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者，这与他们的国民党民国政府不同。
1950年后，美国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积极维护自己的地位，导致了与高级官员，特别是总干事Torres Bodet在政策上的拉锯战。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对中华民国的代表来说是积极的。在1950年7月的大会上，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华民国代表赢得了承认票，同时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为附属组织和机构制定“指导原则”。尽管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代表团以及印度代表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强烈反对，但教科文组织的这些投票还是获得了支持。这为随后的会议设定了模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当时富有同情心的邻国印度都在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
195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代表团在巴黎举行了该组织的第六次大会。虽然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不是会议的核心议题，却再次成为会议议程中激烈争论的一部分。6月18日，大会讨论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最终维持了国民政府的地位。
中国的外交官员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些进展——尽管有些延迟和距离，因为法国并不是少数几个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给予外交承认的欧洲国家。因此，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通过电报向中国发送了关于这次活动的最新信息，特别是关于中国代表的参与事宜。
大使馆着重传达了Sarvepalli Radhakrishnan的论点，后者认为，既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总部设在台湾，那么中国政府就不能再声称代表中国的大多数人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需要与联合国步调一致”。Radhakrishnan的论点反映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下，一个组织的承认问题和成员国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组织。
大会随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联合国大会对附属机构的临时指导，“中国国民政府”将继续担任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直到其特别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提出报告为止。换言之，对中国官员来说，代表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现是国际社会对海峡两岸政权竞争态度的风向标。
Radhakrishnan的发言对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潜在意义是多方面的。Radhakrishnan是哲学家和政治家。在1951年第六届大会召开时，他正处在担任印度驻苏联大使的第三年，并在1952年当选为印度第一任副总统。他对中国的情况特别熟悉，曾在1944年5月访问过重庆，当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崩离析。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
作为印度的知名人士，Radhakrishnan代表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言仅就政治层面而言是值得关注的。Radhakrishnan在大会上对国民政府的批评立场对中共外交官员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超出了他作为国家代表的角色。
他不仅专门讨论代表权和组织问题，还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Executive Board）任职。但最终，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的结合被证明比个人的影响或言论更重要，因为Radhakrishnan的立场和他的论点都没有改变投票的最终结果。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失去了他们有影响力的支持者，Radhakrishnan在那年夏天离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最终可能无法克服美国领导的反对承认中共新生国家的立场，但在1950年代早期，中国的代表权问题经常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被重新讨论和激烈争论。
遏制和约束“东方科学合作馆”
联合国及其许多附属机构和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在中国大陆存在，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员国。
联合国在上海的大楼一直运作到1957年7月，后来它收到了该组织中央总部的指示，关闭了它的业务。“东方科学合作馆”上海办事处是所有联合国附属机构或组织的办事处中最后关闭的一个，到1953年7月。只有国际难民组织（IRO）的上海办事处在1956年关闭，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要久。相比之下，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办事处分别于 1950 年和 1952 年关闭。
“东方科学合作馆”可能比许多其他组织的办事处都要长寿，但地方政府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容忍它的存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考虑到中国追求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务实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外交官员对教科文组织在该国的活动采取了相应的限制和干预措施。
虽然中共官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可能容忍“东方科学合作馆”，但它的存在和活动并不完全受到欢迎。Jan Smid热衷于发展与新政府的联系，并开始与政府各部委和机构建立联系。他计划在1949年12月访问北京、天津和沈阳以建立关系。
由于1949年期间对所有外国人的行动实行了极端限制，任何这样的旅行都需要事先得到地方当局的批准才能获得旅行许可。Smid的旅行许可被拒绝了，所以他一直被困上海，在那里他的官方交往几乎没有成功过。正如他在1949年3月至12月的活动报告中所述：
事实上，“东方科学合作馆”与当局的关系在1950年出现了转折。尽管中国可能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东方科学合作馆”上海办事处能够在其外联和重建活动中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对这些活动的看法越来越模糊，并试图阻止它们。
3月，外交部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要求其指示下属机构切断与“东方科学合作馆”的联系。他们注意到“东方科学合作馆”上海办事处的主要活动，包括会见各学术机构的代表，编制研究人员和出版物的索引，以及销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图书代金券。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对该办事处的工作表示反对，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与联合国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关系。因此，外交部的干预由国内活动引起，但最终是由国际政治问题支撑。
1月下旬，文化部部长茅盾就“东方科学合作馆”致函外交部，请求国家北京图书馆协助编纂中国科学论文的修订摘要。3月中旬，教育部提请外交部注意，“东方科学合作馆”上海办事处继续向中国的机构出售图书代金券，这件事得到了更严肃的对待。外交部建议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和其他机构对外国书籍有迫切需求的情况下，为其寻找其他途径来购买这些书籍。
1948年至1953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放的图书代金券
尤其，图书代金券的销售，显示出国内和国际政策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外交部官员确实认为这些券是帮助中国学术机构克服不稳定货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的一种手段，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希望的那样，但他们还是将券归为非法的“外汇兑换券”，认为它们的销售“扰乱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外汇管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不仅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新金融和货币体系，还要解决前十年撼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的后遗症。由于涉及到敏感的外汇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金券被认为是一个比其他活动更严重的违规行为。
政府对书券才去了积极的干预措施。从所涉及的金额来看，“东方科学合作馆”出售的书券不太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构成实际威胁，但这件事确实为进一步向该办公室施加压力提供了理由。此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附属机构，“东方科学合作馆”办事处是根据与前国民党政府而非中共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展这项活动的。因此，书券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和合法性的象征性挑战。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关注和对下属机构的指示都没有什么结果。进入1951年，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学院系、图书馆、医院和研究机构继续与“东方科学合作馆”联系，要求购买书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办公室也继续销售书券。此外，虽然书券计划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货币不稳定的国家的学术机构，但到1950年和1955年，它也成为教科文组织在华业务的财政生命线。
Smid解释道：
虽然“东方科学合作馆”的上海办公室在名义上继续运作，直到1953年，但中国官员设法限制其活动，并且这种限制越来越成功。1950年初，外交部曾建议北京国家图书馆不要理会来自“东方科学合作馆”的信件。1952年春天，市级外事官员能够向中央政府的同行们保证，已经中止与中国任何学术机构或科学家个人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进行的联系。
从1949年到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关于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代表权之争，同时也触及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主权和合法性的基本担忧，这种担忧在国内和国外都很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