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
《死亡诗社》（1989）剧照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作者：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9）导论
当一个人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他们通常会寻求获得关于他的信息，或者利用已经拥有的信息。他们会对他的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概念、对他们的态度、能力、可信度等感兴趣。尽管人们寻找这些信息本身是一种，但获取这些信息通常是有实际原因的。关于个人的信息有助于确定情况，使他人提前知道他对他们的期望和他们对他的期望。
通过这些方式，其他人将知道如何采取最好的行动，以唤起他期望的回应。就目前而言，许多信息来源变得可访问，许多载体变得可用来传达这些信息。如果不熟悉这个人，观察者可以从他的行为和外表中收集线索，从而使他们能够将他们以前的经验应用到与之前遇到的人大致相似的人身上，或者更重要的是，将未经检验的刻板印象应用到他身上。
他们还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假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只有特定类型的个人才可能被发现。他们可以依靠个人对自己的描述或他提供的关于他是谁的书面证据。如果他们通过互动前的经验认识或了解该个体，他们可以依靠关于心理特征的持久性和普遍性的假设，作为预测其现在和未来行为的手段。
然而，在个人与他人直接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很少有事件能直接向他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结论性信息。许多关键的事实在互动的时间和地点之外，或者隐藏在其中。例如，个人的 “真实”或“真正”的态度、信仰和情感只能通过他的声明或看似不由自主的行为间接地被确定。
同样，如果个人向他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他们往往会发现，在互动过程中，没有时间和地点可以立即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将被迫接受一些事件，而这些事件是感官无法直接获得的东西的惯习或自然的迹象。用Ichheiser的话说，个人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使他有意或无意地表达自己，而其他人反过来也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被他打动。
个人的表达能力（以及他给人留下印象的能力）似乎涉及两种不同的符号活动：他给予（give）的表达和他释放（give off）的表达。第一种涉及语言符号或其替代物，他承认并只使用这些符号来传达他和其他人都知道的、附加在这些符号上的信息。这就是传统的、狭义的交流。第二种涉及到广泛的行动，其他人可以将其视为行为人的症状，期望该行动是出于除以这种方式传达的信息以外的原因。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区分只具有初步的有效性。当然，个人确实有意通过这两种类型的交流来传达错误的信息，第一种涉及欺骗，第二种则是假装的。
从狭义和广义的沟通来看，我们会发现，当个人在他人面前的时候，他的活动会有一种承诺的性质。其他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必须在信仰上接受这个人，当他在他们面前时，向他提供一个公正的回报，以换取他的真正价值。
当然，其他人在与物质世界打交道时也是靠信仰生活的，但只有在社会互动的世界里，他们所推论的对象才会有目的地促进和阻碍这一推论过程。当然，他们在对个人进行推论时有理由感到安全，这取决于他们已经拥有的关于他的信息量等因素，但没有多少这样的过去的证据可以完全避免在推论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正如William I. Thomas认为：
现在让我们从其他人的角度转向个人，个人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他可能希望他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或者认为他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或者察觉到他对他们的感觉，或者没有得到明确的印象。他可能希望确保足够的和谐，以便互动能够持续，否则就要欺骗、摆脱、混淆、误导、对抗或侮辱他们。
无论个人心目中的特定目标是什么，以及他达到这个目标的动机是什么，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他们对他的回应待遇，都是符合他的利益的。这种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其他人对情况的定义来实现的，而他可以通过表达自己的方式来影响这个定义，使他们给人一种印象，使他们自愿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因此，当一个人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通常会有一些理由让他调动自己的活动，以便向其他人传达一种符合他利益的印象。因为女孩的室友会从她接到的电话中收集她受欢迎的证据，我们可以怀疑一些女孩会故意安排打电话，Willard Waller的发现是可以预见的：
据许多观察家报道，在宿舍里被叫到电话前的女孩通常会允许自己被叫几次，以便让所有其他女孩都有足够的机会听到她的呼叫声。
在两种沟通方式中，本研究将主要关注后者（释放/give off的表达），它是更具戏剧性和上下文的沟通方式，即非语言的、想必是无意的沟通方式，无论这种沟通方式是不是故意设计的。作为我们必须努力研究的一个例子，我想详细地引用一个小说性的事件，一个正在度假的英国人Preedy第一次出现在他在西班牙夏季酒店的海滩上：
小说家的意思是让我们看到，Preedy不适当地关注自己纯粹的身体动作给周围人留下的广泛印象。我们可以进一步说Preedy，假设他的行为只是为了给人一种特定的印象，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而在场的其他人要么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印象，要么更糟糕的是，Preedy是受影响地试图使他们得到这种特定的印象。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点是，Preedy认为他正在制造的那种印象，实际上是其他人从他们中间的某个人那里正确和错误地收集的那种印象。
我已经说过，当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时，他的行为会影响别人对情况的定义。有时，个人会以一种彻底的算计行事，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达自己，完全是为了给他人留下一种印象，而这种印象有可能唤起他人对他所关心的特定反应。
有时，个人会在活动中斤斤计较，但相对而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情况。有时，他会有意地、科学地、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但主要是因为他的团体或社会地位的传统需要这种表达方式，而不是因为有可能从那些被表达的人那里唤起任何特定的反应（除了暧昧的接受或赞同）。
有时，一个人的角色传统会导致他给人一种精心设计的特定印象，但他可能不自觉地去创造这种印象。反过来，其他人可能会被个人传达的努力适当地打动，也可能误解情况，得出既不符合个人意图也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功能或实用主义的观点，并说个人已经“有效地”投射了对情况的特定定义，并“有效地”促进了对特定事务状态的理解。
其他人的回应中有一个方面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知道这个人可能会以对他有利的方式呈现自己，其他人可能会将他们看到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相对容易随意操纵的部分，主要是他的口头断言；另一部分是他似乎不太关心或控制的部分，主要来自他发出的表情。然后，其他人可能会使用他的表达行为中被认为是不可控制的方面，作为对可控制方面所传达的东西的有效性的检查。
在这一点上，在交流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个体大概只意识到他的交流的一个“支流”。例如，在Shetland岛，一个农夫的妻子为一位来自英国大陆的游客提供当地菜肴时，会礼貌地微笑倾听，因为他礼貌地说了喜欢吃什么。同时，她会注意到游客举起叉子或勺子送到嘴里的速度，注意他把食物送进嘴里的急切程度，以及咀嚼食物时表现出的热情，用这些迹象来检查食客的感受。
同一个女人，为了了解一个熟人(A)“实际上”对另一个熟人(B)的看法，会等到B在A面前，同时与另一个人(C)交谈。然后，她会偷偷地检查A在与C交谈时看着B的面部表情。在没有与B交谈，也没有被他直接观察的情况下，A有时会放松通常的限制和机智的欺骗，自由地表达他对B的“实际”感觉。简而言之，这个Shetland岛民会观察没有被观察到的观察者。
现在，考虑到其他人可能会通过较不可控的方式检查行为中较可控的方面，我们可以预期，有时个体会试图利用这种可能性，引导他通过感觉是可靠的信息行为给人留下印象。
例如，为了进入一个紧密的社交圈，参与观察者不仅可以在听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讲话时表现出接受的表情，而且在观察信息提供者与其他人交谈时也要注意表现出同样的表情。这样，观察者的观察者就不会轻易发现他的实际立场。
我们可以从Shetland岛举出具体的例子。当邻居进来喝茶时，他通常会在穿过门进入小屋时至少带着一丝期待的温暖笑容。由于茅屋外没有物理障碍物，而茅屋内又没有光线，因此，当来访者走近房子时，通常可以不被注意到，岛民们有时会很高兴地看到来访者在到达门前放下他所表现出的任何表情，并以一种社交（sociable）的表情取代它。
“职业笑”
然而，一些来访者在意识到这种检查正在发生时，会在离房子很远的地方盲目地采用一种社交面孔，从而确保投射出一个不变的形象。
个人方面的这种控制加强了沟通过程的对称性，并为一种信息游戏创造了条件，亦即一种潜在的隐藏、发现、虚假揭示和重新发现的有限循环。应该补充的是，由于其他人可能相对不怀疑个人行为中可能没有指导的方面，他可以通过控制它来获得很多。当然，其他人可能会感觉到，个人正在操纵他的行为中自发的部分，并在这种操纵行为中寻找个人未能控制的行为的一些阴影。
这再次对个人的行为进行了检查，这一次是他可能未经算计的行为，从而重新建立了交流过程的不对称性。在这里，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识破一个人刻意无意的努力，似乎比我们操纵自己行为的能力更强，因此无论在信息游戏中发生了多少步，见证者很可能比行为者更有优势，而沟通过程最初的不对称很可能会被保留下来。
当我们允许个人在出现在他人面前时投射出对情况的定义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他人，无论他们的角色看起来多么被动，都会通过他们对个人的反应和他们对他发起的任何行动路线，有效地投射出对情况的定义。
通常情况下，由几个不同的参与者所投射出的对情况的定义是充分地相互适应的，因此不会发生公开的矛盾。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当在场的每个人都坦诚地表达他的真实感受，并诚实地同意在场其他人所表达的感受时，就会产生那种共识。
这种和谐是一种乐观的理想，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社会顺利运作的必要条件。相反，每个参与者被期望压制他的直接内心感受，传达一种他认为其他人至少能暂时接受的情况的观点。
这种表面上的一致，这种共识的外衣，是通过每个参与者将自己的愿望隐藏在声明中来实现的，这些声明宣称的价值是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有义务给予口头支持。
此外，通常有一种定义上的分工。每个参与者都被要求就那些对他来说很重要但对其他人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以此来建立一种临时的官方裁决，比方说他为自己过去的活动所做的合理化解释和证明。
作为对这种礼节的交换，他在对他人重要但对他并不直接重要的问题上保持沉默或不作承诺。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互动的生活方式。参与者共同对局势做出了一个单一的总体定义，这并不意味着对存在的东西达成了真正的协议，而是对谁、对哪些问题的主张将被暂时尊重达成了真正的协议。
真正的协议也将存在于避免局势定义的公开冲突的可取性上。应该理解的是，在一个互动环境中建立的工作共识，与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中建立的工作共识，这两者的内容大不同。
因此，在午餐时的两个朋友之间，会保持一种对等的感情、尊重和对对方的关注。另一方面，在服务行业中，专家经常保持一种对客户的问题不感兴趣的形象，而客户则以对专家的尊严和诚信的尊重作为回应。然而，不管这些内容上的差异，这些工作安排的一般形式是相同的。
注意到参与者倾向于接受其他参与者提出的定义要求，我们可以理解个人最初拥有或获得的关于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基于这些最初的信息，个人开始定义情况，并开始建立应对行动的路线。
个体最初的投射使他承诺要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并要求他放下一切伪装成其他的东西。随着参与者之间互动的进行，这种初始信息状态下的补充和修改当然会发生，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后来的发展必须与几个参与者的初始立场没有矛盾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
一个人似乎可以更容易地做出选择，在相遇之初向在场的其他人要求和扩展什么样的路线，而不是在互动开始后改变正在追求的路线。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那些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的工作调整往往取决于在服务关系中抓住和掌握主动权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服务人员在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客户时具有微妙的攻击性。
W. F. Whyte举了一个服务员的例子：
当由“第一印象”开始的互动本身只是涉及相同参与者的一系列长期互动中的最初互动时，我们就会说到“开个好头”，并认为这样做至关重要。因此，人们了解到，一些教师持以下观点：
同样，精神病院的护理人员可能会觉得，如果新病人在进入病房的第一天就被严加管教，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那么未来的很多困难就可以避免了。
《飞跃疯人院》（1975）剧照
鉴于个人在与他人打照面时，有效地投射了对情况的定义，我们可以假设在互动中可能会发生与此投射相矛盾、不信任或其他方面的怀疑性事件。当这些破坏性事件发生时，互动本身可能会陷入混乱和尴尬的停顿。参与者的反应所依据的一些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参与者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互动中，而这个互动的情况被错误地定义了，现在也不再被定义。
在这种情况下，发言被否定的人可能会感到羞愧，而其他在场的人可能会感到敌意，所有的参与者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不安、失态、尴尬，体验到面对面互动的微妙社会系统崩溃时产生的那种无奈。
个人对情况的最初定义往往会为随后的合作活动提供计划。我们强调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任何对情况的预测定义也具有独特的道德品格。
在这份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投射的这种道德品质。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任何具有一定社会特征的个人都有道德权利期待他人以适当的方式重视和对待他。与这一原则相联系的是第二个原则，即一个人如果含蓄地或明确地表示他具有某些社会特征，那么他实际上应该是他所声称的人。
因此，当一个人投射出对情况的定义，从而隐含或明确地声称自己是一个特定类型的人时，他自动地对其他人施加道德要求，迫使他们以他这种人有权期待的方式来评价和对待他。他还含蓄地放弃了所声称为“不是”的东西。然后，其他人发现，个体已经告诉他们什么是“是”，以及什么是他们应该看到的“是”。
除了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破坏预期的定义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对这些破坏的强烈兴趣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练习性的笑话和社交游戏中，故意设计了一些不严肃的尴尬事件。过去的轶事（真实的、有创意的或虚构的）被讲述和复述。
似乎没有一个群体没有现成的这些游戏、遐想和警示故事，可以作为幽默的源泉，焦虑的催化剂，以及诱导个人谦虚地提出要求和合理预测期望的裁决。个人可以通过梦想告诉自己进入不可能的位置。家人会说，有一次客人把日期搞混了，到达时房子和里面的人都没有准备好迎接他。记者们会说，有一次发了一则非常有意义的错误报道，而报纸对客观性或礼仪的假设被幽默地推翻。公务员讲述了客户可笑地误解了表格指示，给出的答案意味着对情况的意外和怪异的定义。海员讲述了回家后无意中要求母亲“递上该死的黄油”的故事。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时，他会有很多动机，试图控制别人对情况的印象。本研究关注的是人们为维持这种印象而采用的一些常见技巧，以及与采用这些技巧有关的一些常见的意外情况。参与者个人提出的任何活动的具体内容，或者它在一个正在进行的社会系统的相互依存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会成为问题。
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
我只关注参与者在他人面前展示活动的戏剧性问题。它们似乎在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为正式的社会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维度。
用一些定义来结束这篇介绍是很方便的，这些定义隐含在前面的内容中，也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在本研究中，互动（即面对面的互动）可以被粗略地定义为个人在彼此直接在场时对彼此行动的相互影响。
当一组特定的人持续存在（或”遭遇“）时，一个互动可以被定义为在任何一个场合发生的所有互动。“表演”（performance）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参与者在一个特定场合的所有活动，它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参与者。
以一个特定的参与者和他的表演为基本参照点，我们可以把那些为其他表演做出贡献的人称为观众、观察者或共同参与者。在一次表演中展开的、并可能在其他场合呈现或表演的、预先确立的行动模式，可以被称为“部分”或“常规”。
这些情景性术语很容易与传统的结构性术语联系起来。当一个人或表演者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个观众扮演同一个角色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社会关系。将社会角色定义为与特定地位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的实施——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角色将涉及一个或多个部分，而这些不同的部分都可能由表演者在一系列场合向相同类型的观众、相同的人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