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蒋介石，中国的民族主义政策，以及越王勾践的故事》（2014）

蒋介石，中国的民族主义政策，以及越王勾践的故事

Chiang Kai-shek, Chinese Nationalist Policy, and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作者：柯文（Paul A. Cohen，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来源：Chiang Kai-shek, Chinese Nationalist Policy, and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New York Chichester, West Susse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7-108.

故事及其主人公要么是历史的，要么是虚构的，要么像大多数情况下那样介于历史和虚构之间。故事及其主人公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说教的隐喻，在历史的当下遵循或避免原型。

西方研究者基本没有注意到20世纪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国民党政治领袖蒋介石和古越国国王勾践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性。古越国是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前或多或少拥有自治权的政治单位。

蒋介石非常认同越王勾践。在很大程度上，蒋政府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前的行动和政策仿效了越王勾践。

此外，国民党在1945年至1949年的“内战”中被共产党打败，随后在官方的鼓励下，台湾的作家们经常强调越国处境与国民党处境之间的相似之处，甚至将勾践含蓄地描绘成蒋介石的替身。

简而言之，国民党和越王勾践故事之间的联系，不仅是蒋介石个人构成的一部分，而且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在国民党政府和广大中国公众的思想中也很普遍。

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

在讨论古代叙事和近代史之间有趣的联系之前，我们需要简要介绍勾践故事本身，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古代版本。勾践的故事最早源于《左传》和《国语》。这两部著作可能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根据口头和书面材料编纂的。两部著作简单描述了越王勾践的政治和军事事件。

虽然这些早期著作显然有一定程度的虚构内容，但它们“肯定也包括大量准确的历史信息”。至少，它们对诸如重要战争发生的年份、相关统治者的身份、战争的原因和结果等基本要素的描述，很可能是对实际情况的合理而忠实的反映。

虽然勾践故事的主要主题结构从古代问世至今没有变化，核心都是屈辱与复仇的相互映衬，但这个故事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就像大多数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一样。一些元素被重新加工，另一些被删除，还有一些被添加进来。

例如，中国戏迷最喜欢勾践的谋臣范蠡和倾国倾城的西施之间的恋情，但这并不是原始故事的一部分，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西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

范蠡（明代人绘）

换句话说，与契诃夫的戏剧或简·奥斯汀的小说这样相对稳定的文本相比，勾践的故事文本是一个柔软的、柔韧的文本。事实上，在勾践的故事（saga）中，谈“文本”（text）可能会产生误解。

勾践故事诞生之初，口口相传在中国仍然很重要。在随后的时间里，就像全球许多历史人物引发的故事那样（比如圣女贞德），叙事根据不同受众的要求、历史时刻和作者的偏好而不断翻新。

显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勾践的人生和事业对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尽管许多中国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不如说是它作为故事（story）的多方面诱惑力。

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是这个故事的版本之一，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20世纪流传的许多故事的主要来源。公元58年至75年，东汉作家赵晔编纂了《吴越春秋》，以下对勾践故事的概括主要基于这部作品。

勾践的故事背景是周朝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后期开始的吴国（与今江苏大致吻合）和越国（今浙江）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是当代中国东南边缘的新兴大国。

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图（约1900年至1950年），标明了公元前6世纪左右各国的位置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趁着越国忙于为其刚去世的国王举行葬礼，发动了一场进攻。新的越国统治者勾践当时只有20多岁，他用残酷的战术予以反击，击败了吴国的军队——据说勾践派了三波罪犯前往吴国前线，他们在那里大喊大叫，并开始割断自己的喉咙。当吴军怔怔地站在那里时，越国军队从另一个方向发起了突袭。

阖闾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但在临死前召见了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夫差，并要求他永远不要忘记勾践的杀父之仇。因此，夫差即位后便积极筹划报复越国。勾践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因先前的胜利而过度自信，问他的谋臣范蠡对先发制人打击吴国有何看法。范蠡认为越国的实力远不及吴国，劝说年轻的国王要有耐心。

然而，勾践坚信自己最了解自己，于是继续进攻吴国。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领的吴军很快就击溃了越国的军队，迫使勾践和五千人残余部队退败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在那里他们被吴军包围。

这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勾践面对必然的失败，据说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勾践的谋臣向他提出异议，认为应该采取不那么自杀式的行动。他们认为，为了使越国免于灭亡，勾践应该尽一切可能使冲突得到和平解决，用谦虚的话语和丰厚的礼物来安抚夫差，甚至表明他愿意和妻子一起去吴国做吴王的奴隶。

勾践忍气吞声，不无忧虑地接受了这个策略，还决定用美女和珍贵的礼物秘密贿赂以贪婪和好色著称的吴国宰相伯嚭，以便在吴国朝廷为越国争取内部支持。

公元前492年，勾践和他的妻子开始在吴国服役，范蠡陪伴左右，另一位谋臣文种留在越国，在勾践不在时治理国家。在勾践渡过浙水（今钱塘江）进入吴国之前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大臣们安慰和鼓励他，说了商汤的历史先例。

商汤、周文王以及其他古代的圣贤统治者在当时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痛苦的屈辱，但最终设法转败为功，化险为夷，使他们的功绩得以流传千古。大臣们请勾践不要自责，也不要视困境为绝境，而应该忍辱负重。

当勾践到达吴国时，夫差的辅政大臣、相国公伍子胥敦促吴王立即杀死勾践，消灭越国。伍子胥是一位目光敏锐、思想强硬、经验丰富的官员。夫差答道，闻听人言，杀降者，家族将遭三代不幸。夫差不杀勾践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对勾践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这样做会触犯天条。

最后，夫差在伯嚭的鼓动下，留了勾践一条活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越王勾践担任夫差的马车夫，照顾马匹。他和妻子以及范蠡住在宫殿附近一间简陋的石屋里，过着穷苦劳役者的生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和怨恨。

作人质第三年，勾践遭遇了最大的侮辱。勾践咨询范蠡，范蠡占卜后认为吴王病得不重。范蠡随后向勾践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说这个计划肯定会成功。

他认为勾践应该请求前去探问夫差的病况。如果被允许见吴王，勾践就应该去尝夫差的粪便，检查他的脸色。之后，他应该跪在地上，向吴王表示祝贺，并告诉他很快就会好起来，不会死。当这个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勾践就不用再担心了。

第二天，勾践让伯嚭安排人去见夫差，以便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果然，就在勾践到达宫殿的那一刻，吴王刚方便完。伯嚭抬桶出来，在门口就遇到了勾践。勾践向伯嚭打招呼，问他是否可以尝尝夫差的粪便，以便对他的病作出预判。他把手指伸进容器里，尝了尝粪便的味道，之后他走进去，向吴王宣布：

下囚臣勾践贺于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

夫差自然想知道勾践如何知道这些。勾践解释道，他以前曾向一个擅长根据粪便的气味和味道判断病情的人学习。

《中华日报》（台北，1978年）

夫差康复时欣喜若狂，他被勾践的忠诚和诚实打动了，下令设宴，勾践坐在主位。次日，伍子胥对夫差的行为感到震惊，前去宫里劝谏。他警告吴王，有些人表面上很友好，心里却包藏祸心。然后他长篇大论地讲述了勾践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

今越王入臣于吴，是其谋深也；虚其府库，不见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饮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尝王之恶者，是上食王之肝也。（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 

吴国的存亡悬于一线。夫差听罢，叫伍子胥忘掉此事，不可再提。然后夫差赦免了勾践，亲自护送他出了蛇门，并要求他返回越国后，永远记住赦免他的善意。勾践叩谢，并在天子面前发誓，他和臣民永远忠于吴王，永远不会背叛他。勾践“再拜跪伏”。夫差将他搀起，扶他上了马车。范蠡拿着鞭子，他们驱车而去。

【译按】顺便一提，“尝粪”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以“行孝道”的理由继承下来，在诸多说教文本和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据说中世纪以前就有人掌握了尝粪体察病情的技巧。“尝粪示孝”在明清时期尤其兴盛，20世纪国伴随卫生运动和其他运动逐渐绝迹。图为清末任伯年《二十四孝图·尝粪忧心》。

勾践回到越国后，在范蠡、文种和其他谋臣的辅佐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达到报复吴国的最终目的。勾践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统治者。为了实现报复的目标，他增长人口，发展经济，恢复军事。他还利用夫差好色好奢的弱点，尽一切可能削弱吴国的实力。

与几年前那个刚愎自用、自我放纵的年轻人不同，这时候的勾践用一种敬畏和审慎的方式管理国家，厉行节约，避免奢靡。他知道报仇吴国需精心筹备，不可一蹴而就，所以他不停地工作，身体和思想从不停歇。

当感到困倦时，勾践就用水蓼的强烈气味刺激自己，让自己清醒。在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他经常把冰和雪抱在怀里。在炎热的夏天，他的手里会拿着一个热火炉。

尽管长期以来与勾践故事密切相关的成语“卧薪尝胆”直到宋代（960年-1279年）才出现，但在古代，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曾写道：“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自满，并提醒自己所经历过的苦难。

《卧薪尝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

勾践从吴国回去的时候，夫差还将一块方圆百里的领土归还给了越国。吴王注意到勾践自从回到越国后，对自己的处境完全满意，就决定授予他更多土地，使越国领土扩大到方圆八百里。为了报答吴王的恩情，勾践给他送去十万匹葛布、九个装满蜂蜜的木箱、七个五彩的方型器皿、五对狐狸皮和十艘竹船。

夫差一直认为越国地处偏远，无足轻重，但即便有价值的东西不多，他也被勾践的忠诚和体贴打动了。得知这些情况的伍子胥回到家中，躺在床上，向他的侍者表达了对越国领土扩大的隐忧。夫差收到越国的葛布贡品后，履行了扩大越国领土的承诺。越国的官员和民众对事态的发展极为满意。所有人都理解越王勾践对付夫差的策略，并全力支持他。

勾践明示所有人，不得公开谈论越国的长远计划。他带领民众补给粮仓和军备，开辟新土地，用农业让百姓富庶，国力得到加强。他还经常向谋臣请教与治理有关的问题。

文种认为，善治的关键是统治者先要关心百姓的福祉，要“爱民”。作为对这一建议的回应，勾践放松了越国的律法和酷刑，减少了赋税和劳逸。果然，百姓民生得到了改善，所有人都愿意为了越国的利益而出征。

公元前488年正月，越王勾践召见群臣。他提醒他们越国过去曾败于吴国之手，先祖祠堂被遗弃，自己沦为俘虏。这些是所有诸侯国都知晓的屈辱。勾践一直想复仇吴国，就像一个腿瘸的人一心想着能够重新站起来走路。但他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策略，于是他向谋臣们寻求指导。

群臣认为，夫差是一个傲慢的人，被自爱吞噬。伯嚭和伍子胥之间的冲突是致命的缺陷，加上夫差作为统治者的弱点，最终将导致吴国的灭亡。但是目前吴国仍然军力强盛，因此越国应该暗中积蓄力量，同时继续对外展示对吴国的忠诚，耐心等待吴国在与北方大国齐、晋的战斗中衰竭，方可安全出击。

勾践向文种请教，他说文种曾救自己于水火，现在请他提出一个复仇吴国的计划。文种答道，如果勾践想灭掉吴国，首先要明确夫差的欲望并放纵他（“必前求其所好，参其所愿”），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吴国的领土和财富。他提出了九条具体的计策，希望越王勾践能够采纳。

如果勾践能缄口不言，用他的智慧完全掌握这些计策，那么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了，夺取一个吴国又有什么难的？

【译注】文种提出九条计策：“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于吴乎？”（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勾践对文种的建议很满意，立即着手实施起来。文种观察到，夫差痴迷于建造宫室，他让工人日夜不停做这种工事，因此勾践选择最好的木材献给夫差。

勾践让木工在山上找寻这种木材，一旦找到，就吩咐工人切割、塑造、抛光和装饰。然后，他派文种到吴国将木材送给夫差。夫差自然喜出望外。

伍子胥不悦，恳求吴王不要接受这些木材。他说，以前，夏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桀修建了“灵台”，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纣修建了“鹿台”，这些行为让阴阳失调，冬夏错时，田地里粮食不熟，造成了灾难，为百姓带来痛苦，给国家带来不幸。这两位统治者最终自取灭亡。如果夫差顺应了越王勾践的意思，那么吴国迟早会灭亡：

王勿受也。昔者，桀起灵台，纣起鹿台，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五榖不熟，天与其灾，民虚国变，遂取灭亡。大王受之，必为越王所戮。（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越王台（绍兴，2008年）

可想而知，夫差没有理会伍子胥的劝告。他用越王进献的木材，花费五年时间建成了“姑苏台”。姑苏台非常高，从塔顶可以看到方圆两百里的地方。为建造它而招募的工人经历了巨大的艰辛和痛苦：“民疲士苦，人不聊生。”勾践为文种的计策奏效而高兴，叹道：“善哉！”

在他统治的第十二年（公元前485年），勾践告诉文种，他听说夫差喜好美色，常沉溺其中不理朝政。越王想知道是否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攻破吴国。文种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还说，越国可以依靠伯嚭的能力来进一步削弱夫差，并敦促勾践挑选两位美女进献吴王。

勾践接受了这个建议，派了一个善于看相的人到各地去寻找美人。此人在苎萝山发现了两位美丽的少女——西施和郑旦，他把她们带回了都城，“饰以罗榖，教以容步”，面目传情。她们练习了三年，这时她们已经成熟，可以献给吴王了。

勾践命令范蠡护送这两位美人到吴国，夫差高兴地接待了她们，认为勾践再次体现了他的忠诚。伍子胥提醒夫差，如果他接受了勾践的献礼，就会有麻烦。伍子胥将勾践描述为一个日夜只想着消灭吴国的人，他听从良言，笼络德才兼备者。

勾践已经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准备为越国而死。如果允许这样的人继续活着，他肯定会毁了吴国。德才兼备的男人是国家的财富，红颜祸水是国家毁灭的根源。夫差应该从夏、商、西周灭亡的故事中得到警示：

不可，王勿受也。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昔桀易汤而灭，纣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臣闻越王朝书不倦，晦诵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越王服诚行仁，听谏进贤，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为对隙。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灵岩山（苏州，1965年）

越王勾践十三年（公元前484年），勾践告诉文种，他对迄今为止用来削弱吴国的策略非常满意，问他下一步应该使用什么策略。文种建议他告诉夫差，越国遭遇了严重的歉收，希望从吴国购买粮食。勾践派文种把这个消息带去了吴国。

看在勾践忠心耿耿的份上，夫差同意了越国的请求，并驳回了伍子胥的谏言，宣布吴国借给越国粮食一万石，待越国丰收后再归还。文种回到越国后，勾践把粮食交给官员，让他们在百姓中分发。第二年粮食成熟后，越王下令挑选出最好的种子并将它们煮熟。

一万石粮食被运回吴国。夫差十分欣喜，示意将这些种子播撒下去。吴国的农民播下了越国的种子，但由于种子已经被煮熟，所以没有收成，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勾践观察到吴国处境艰难，认为这可能是进攻的有利时机。然而文种建议不要立即采取行动。他说，虽然吴国开始积贫，但朝中仍有忠臣，而且上天还没有对它的命运发出明确的信号。因此，最好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

勾践与谋臣交谈。他注意到，范蠡召集了船只和战车进行战斗，但他们对剑、矛和弓箭毫无抵抗力。他想，是不是范蠡在军事计划中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范蠡答道，古代的伟大统治者都擅长打仗，但在布置战阵、指挥军队、击鼓示意进退等具体问题上，成败完全取决于军队本身的军事能力。

范蠡知道在越国南部的森林里住着一位少女，她的剑术人人称道，便敦促越王派人去寻她。勾践于是派出使者，邀请这位少女到都城来展示她的剑术和戟术。

少女到达宫殿，勾践询问其剑术如何。她告诉越王，自己生长于人烟稀少的荒野之地，没有正式学过，只是对剑术抱有热情。没有人指导过她。她精湛的剑术不知从何而来。勾践要求她详细说明剑术：

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勾践听后非常高兴，当即给少女取名“越女”。然后，他下令让军队中的指挥官和最优秀的士兵向她学习剑术，并在掌握后将这些技能传授给官兵。当时，所有人都称赞越女的剑术。

《吴越春秋史话》之“越女教越国士兵剑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范蠡接下来推荐了一位来自南方楚国的优秀弓箭手，他的名字叫陈音。陈音到达宫殿，越王向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勾践对陈音的回答很满意，问他是否愿意把所知道的一切传授给越国的勇士们。陈音答道，射箭的秘密在于勤奋。如果一个人勤奋地练习，他就会成功。于是勾践派陈音到都城北郊给官兵授课，三个月后，整个军队都掌握了这些技术。

勾践在位第十五年（公元前482年），他告诉文种，自己已经说服越国人民全力进攻吴国，并问他上天是否已经示意可以行动。文种说，一直以来，伍子胥是吴国力量之根本。现如今，伍子胥因直言进谏被吴王夫差赐死。这是上天的信号，表明伐吴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此文种表示，希望越王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战争准备。

此后不久，夫差离开吴国，北上黄池（今河南），参加一个同其他诸侯国君的重要会盟（史称“黄池之会”），会上将选出一个新的霸主。夫差带着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走了，只留下太子和一支由老弱病残的士兵组成的部队来保卫吴国。

勾践看到了机会，在征得范蠡的同意后，派出了一支总数近五万的军队，与吴国的守军交战。太子被俘后被立即处死。

【译按】越王伐吴，吴王太子友死于被俘的历史，另见《左传》：“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

随后，越国军队进入吴国都城，放火烧毁了夫差心爱的姑苏台。信使们被派往北方，向夫差报告了这一消息。夫差担心，如果其他诸侯国君知道了发生的事情，他将永远无法称霸，因此在会盟结束前对一切保持沉默。

此时，夫差派使者到越国求和。勾践明智地认识到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剿灭吴国，因此表示欢迎。

六年过去了。在他统治的第二十一年（公元前476年）七月，勾践再次整备军队讨伐吴国。但在行动之前，他派使者到周王室告知他将打算惩罚一个没有原则的诸侯国，这样其他国君就不会怪罪于他。

然后，他向越国人民正式发出命令。那些在五天内报到的人是合格的臣民，但那些超过五天才报到的人就不是他的臣民，将被处以死刑。（“五日之内则吾良人矣，过五日之外，则非吾之民也，又将加之以诛。”）勾践很重视在越国军队中灌输恐惧感。

在临行前检阅部队的过程中，勾践将三名罪犯公开斩首，然后向部队宣布，不服从他命令的人也将受到这种待遇。第二天，他又在乡下将三名罪犯处死，并重复了同样的一番话。

严酷的勾践担心他的战士只是因为惧怕惩罚而出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出战。他认为还没有向士兵们灌输一种真正的意愿，让他们甘愿为超越生命的东西去冒风险。

就在勾践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看到路旁有一只青蛙，它愤怒地拍打着肚子，充满了即将战斗的精神。勾践在马车上站起来，向青蛙致敬。

他的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可悲的小动物表示尊重，他说他一直希望他的手下能表达愤怒，但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人。他刚才看到的青蛙是一种无知的动物，但当它遇到敌人时就会被激怒，所以他向它表示了尊重。听到这件事后，所有的战士都承诺要发扬牺牲精神，决心为他们的国王献出生命。

伐吴之战持续了三年，越国军队赢下了一次次战役，迫使夫差躲到了姑苏山顶。吴王随后派出一名使者与勾践讲和。夫差回顾自己多年前曾在会稽山得罪过勾践，现在他不敢藐视勾践的命令。

勾践可怜夫差，派使者到姑苏山（姑胥山）告诉他，愿意流放夫差及其妻子到甬东（今浙江舟山岛）居住，并分配给他们三百户，在余下的日子里伺候他。

夫差拒绝了勾践的提议，最终提剑自刎：

天降祸于吴国，不在前后，正孤之身，失灭宗庙社稷者。吴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吴王夫差矛（湖北省博物馆）

公元前473年，吴国最终灭亡，这是20世纪（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绝大多数勾践故事的终点。然而在古籍中，一个更黑暗的勾践在吴国被消灭后出现了。如果把这个故事包含进20世纪末以前的记载中，就会引发一种政治风险，作者将被解释为对大陆政权或民国在台湾的专制统治的隐晦批评。

吴国灭亡后不久，勾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越国崛起的国力。范蠡深知越王野心勃勃、嫉妒心强，这对身边有功之臣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范蠡决定是时候离开越国，到别处谋生了。他试图说服文种也这样做，但文种没有被说服，这让他后来后悔不已。没过多久，勾践就开始怀疑文种的忠诚，并最终将其赐死。

屈辱是勾践故事的首要主题。这种屈辱有时由外部造成（吴国大败越国），有时是自我强加的。就勾践而言，为了加强吴王对他的信任，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一系列的羞辱行为。

勾践故事的第二个主题是复仇，这不仅是勾践的动机，也是（在古代记载中）夫差和伍子胥的动机。

与前两个明显相关的第三个故事主题是忍耐。这里的中心思想很好地概括了中文成语“忍辱负重”的意思。它成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勇气，“忍辱负重”能实现更大的目的，比如复仇。

勾践故事的第四个故事主题是勾践从吴国回来后，越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系统性重建，以及通过开明和慈悲的政策在“王”和“民”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关系。

最后一个主题是其他四个主题的完善，即一个小国通过耐心、努力、精明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有能力战胜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从而回应强大对手早先对它造成的羞辱。

民国：20年代至30年代

1911年至1912年，清朝最终被推翻，一个新的秩序在中国诞生了。

然而，在1912年之后的许多年里，中国陷入一个又一个危机——袁世凯总统破坏年轻的共和国，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要求被拒，1916年至1928年的军阀混战，世界“大萧条”的影响，30年代初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第一次“内战”，以及最后“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内战”。虽然民国时期也有积极的发展，但对广大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可悲的时代。

在那些痛苦的岁月里，希望被挫败，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持久的主题，其中一种熟悉的表达方式是挪用、重塑和广泛传播过去的英雄人物故事，以期支撑起衰退的中国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把特定的故事与特定的情况相匹配在一起是强烈乃至本能的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侵略加剧的情况下，1662年从外国（荷兰）控制下解放台湾（1895年后成为日本殖民地）的郑成功（1624-1662）自然被重新提起。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明朝将军戚继光（1528-1588）因在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浙江和福建沿海领导对抗倭寇而闻名，现在他也被重新塑造成中国的民族主义英雄。

赤坎楼（台南）

郑成功势力范围图（来源：Wikipedia）

其他民国时期备受颂扬的中国历史人物包括英勇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南宋文臣文天祥（1236-1283），他因拒绝向蒙古人投诚而被处决。还有史可法（1601-1645）和岳飞（1103-1142），前者是死于满清之手的明朝忠臣，后者是宋朝爱国英雄。在“抗日战争”期间，岳飞那句“还我河山”被涂在了中国的墙壁上。

史公祠的飨堂，其两边悬有张尔荩为史可法撰写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来源：Wikipedia）

尽管勾践的故事也适用于20世纪上半叶的“反日”民族主义，但和前面提到那些历史人物不同。为什么呢？

一个必然的原因在于，与其他这些爱国英雄不同，勾践生活在中国作为一个公认的政治实体建立之前的时代。诚然，我们认为周朝是中国的一个王朝，勾践这样的“王”获得霸主的地位时，他们承认周朝在一个象征性的中国世界中的仪式性地位。

但在勾践的时代，中国的政治统一还远未到来。我们永远不会把越王勾践视为“周的忠臣”，我们当然也不会把越国和吴国之间的定期冲突理解为“中国”和“非中国”之间的冲突。

有人说中国：“每当入侵威胁到这个原本以平民为导向的社会时，军事英雄就会复活。”这种联系适用于大多数在民国时期被神化的爱国英雄，包括勾践。

但是，勾践和其他人之间又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只有勾践是“王”。对其他人来说，对统治者和王朝的忠诚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这才是原始英雄形象的核心，而对勾践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种区别对这个故事在中国政治中的演变有重要影响。蒋介石（1887-1975）可能非常欣赏岳飞，但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最认同勾践。

将勾践与民国时期其他被歌颂的爱国英雄区分开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故事中突出了“国耻”这一主题。虽然在周朝的春秋时期，国耻指的不是国家的耻辱，而是统治者的耻辱，但到了19世纪末，前者的含义已经远远取代了后者。

随着国耻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其他英雄人物（如郑成功）也与这一主题关联在了一起，但没有人拥有勾践那样持续而稳定的关联性。

因此，从1912年共和国成立到30年代末“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许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屈辱的挫折（主要是在日益自信的日本手中），勾践的例子就被一次又一次唤起，鼓舞人心，提供正确的思想指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秘密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这些要求最初分为五组（“号”），其中第五组要求是中国将实际主权转交日本。由于中国的强烈反对和国际压力，日本最终撤回了第五项要求。然而，5月7日，东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了其余要求，5月9日，袁世凯政府同意了这些要求。

日本政府《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要求（来源：香港中央图书馆）

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勾践的故事成为民族主义修辞与宣传的常规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1996年，广州市政府投资3600万元修复了位于广州商港以西，珠江江心岛上的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建筑群。军校成立于1924年，蒋介石担任校长，原址于1938年被日军炸毁。黄埔军校的目的是培养新一代中国军官，他们将被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忠于党和党的领导人，与当时在中国广泛流行的军阀模式有根本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军校原址（以及修复后）的正门两侧有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旗帜，在拱门顶部正中央有一块浅色牌匾，上面用黑色的大字写着勾践的故事典故——“卧薪尝胆”。

【译按】1924年起，黄埔1期至黄埔4期校歌中也有“卧薪尝胆”四个字：“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妆花，以校做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此歌由戴季陶所作，但因词曲韵律不太流畅，而未得推广。图为黄埔军校开学典礼。（1924年）

1927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勾践的故事成为官方言论的标准组成部分，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例如，在1928年5月9日国民党主办的国耻日纪念活动中（1915年袁世凯政府在这一天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国民党官员在首都南京发表演说，提到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认为这是中国人为战胜日本人必须做的事。

这是在5月3日“济南事件”（“五三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在济南，参加北伐，统一国家的中国士兵在山东济南与日本军队发生血腥冲突，造成数千名中国人死亡（包括外交官员蔡公时）。

1929年5月9日，也就是一年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在报纸上发布公告，号召市民“卧薪尝胆”，发誓要洗刷中国的民族耻辱。同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在国耻日纪念活动中要求中国人坚持“卧薪尝胆”之精神，消除民族耻辱，壮大国家。

两年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主持召开国耻日纪念活动，会议重点是探讨中国人如何坚持“卧薪尝胆”之精神，消除“二十一条”和“济南事件”带来的屈辱。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Mukden Incident）导致日本接管满洲。随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本题为《国耻图》的书。这本书和许多后来出版的书一样明确反映了执政党的观点。

该书包含十张大全彩折页，包括图表、地图和其他与中国在帝国主义手中被占领有关的图片资料。其中一张显示了中国因不平等条约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并加上了“卧薪尝胆”的大字。

折页的两侧描绘了一把穿过荆棘冠冕的剑——有趣的是，这个符号来自基督教圣像，它代表了罗马士兵将冠冕戴在耶稣头上时对基督的嘲讽和羞辱。每个荆棘冠上都悬挂着一个胆囊，将胆汁滴入一个只穿短裤的勾践式人物的口中。这个人躺在灌木里。在这一时期的插图中，男人赤裸的上身象征着压迫和受害的状态。

《国耻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或1932年）

【译按】事实上，30年代出版过很多类似的“国耻地图”，上图为其中之一种。

和其他版本的勾践典故一样，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读者会知道“卧薪尝胆”指勾践及其承受的苦难、羞辱和嘲讽，并据此阐释图片上的内容。

尽管也许不是百分百，但国民党这些年对勾践故事的强烈认同反映出蒋介石本人对越王勾践的深刻联系，这一点是可信的。研究教育理论和人类心智的杰出学者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认为，故事对所有领袖都很重要。领袖通过传播故事和体现故事中的内容来实现自身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使蒋介石对勾践的故事产生关联感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他们来自同一地理区域（古越国/浙江省）。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越王勾践的个人品性，他面对反反复复的羞辱却忍辱负重，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甘愿吃眼前之苦。此外，勾践在与吴国交往过程中采取的长远战略也吸引着蒋介石。

勾践的故事如此吸引着蒋介石，以至于在1934年春天，在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两年后，他在军队政治灌输中起主导作用的“南昌行营”下令编纂勾践和他两位谋臣范蠡、文种的传记。

勾践的传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书面汉语的版本，另一个则是更口语化的版本，供大众阅读。该传记特别关注军事问题，尤其提到勾践聘请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指导越国军队（如越女剑客和射箭高手陈音）、勾践对士兵的训练（包括严明的纪律制度）等等。

勾践尝粪的情节被省去了。越国利用美女（西施和郑旦）来转移夫差治国注意力一事也只是顺便提及。尽管该传记简要指出，吴国灭亡后，勾践成为中原霸主，但没有提及征服后的越王勾践同谋臣们的紧张关系。

这不禁叫人想起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在他导演的莎翁电影《亨利五世》（Henry V，1944）中对主角故事的取舍。（见本书第五章，我没有翻译。）

对故事的渲染，留下哪些内容、省略或不强调哪些内容的做法符合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需要。编纂这个故事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正在江西一带对共产党军队实施“剿匪”运动。它还符合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之规，旨在努力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儒家社会。

【译注】“南昌行营”的两项主要任务就是“剿匪”和“新生活运动”，该机构于1935年2月16日撤销。

蒋介石（江西，1933年）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一篇文章中研究了“抗日战争”前几年蒋介石未公开的日记，文章认为，蒋介石当时表现出了罕见的克制力，这一定和勾践的影响有关。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坚持认为，鉴于中国在军事上相对弱势，在与日本交战之前， 首先必须实现国内的政治团结，其次要等待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接管了满洲，中国社会要求抗日的压力越来越大，蒋介石的立场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学生、知识分子和作家尤其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部名为《西施》的戏在南京上演，赢得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赞扬，当时在南京的左翼剧作家田汉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抨击了政府的绥靖政策和勾践那种所谓“忍耐”的主张。

当时，田汉刚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获释不久。他在评论中贬低了勾践作为人民领袖的资格，并认为任何拯救中国的计划都必须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某个美丽的女人，这是对蒋介石和他著名的漂亮妻子（宋美龄）的一种隐蔽的攻击。

乐剧《西施》创作团队（1935年）（来源：音乐剧新视野）

在这种困难和明显不友好的环境中，蒋介石经常通过回忆勾践的态度和行为来支撑自己的精神。勾践在面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时，也不得不无限期推迟他复仇的渴望。“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两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一周后，蒋介石深受满洲失守之苦，他阐述了这些主题，表示希望所有中国人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希望他们：

持此复仇之志，奋吾吞虏之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日记里“生聚教训”和“十年”的提法都来自勾践的故事。

刚愎自用的年轻勾践继承越国王位后不久，不顾群臣进谏贸然进攻吴国，结果遭受耻辱挫败。范蠡指责了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观点（正如评论家所言）：

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之。（《国语·越语下》）

蒋介石无疑想到了他自己对日本的立场。他喜欢这种解释，并把它抄到了日记中。他还非常钦佩勾践能够承受最可怕的虐待和侮辱：

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值得注意。蒋介石在1927年9月与宋美龄结婚几年后皈依了基督教，他被耶稣的形象深深吸引，并日记中经常提到他。

1937年3月，“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访问西安时被自己的两名高级将领俘虏，并被迫同意与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几个月后，这位国民党领导人将他在西安的遭遇与耶稣的考验和羞辱进行了比较。

根据杨天石的说法，蒋介石还在他的思想中吸收了老子的箴言，即必须屈服才能获得，他还提到古代道家的“以退为进”和“以柔克刚”的理念。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官员合影（1937年）

在30年代的日记和其他著作中，蒋介石多次提到这些观点，以提醒自己中国在应对日本侵略时必须保持最大的耐心，接受不可接受的事情，忍受不可忍受的事情。

这些思想也构成了蒋介石更多公开声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28年5月3日“济南事件”发生时，据蒋介石说，国民政府和革命军被日本人彻底羞辱，受到人民的严厉批评，他向军队的官兵发出了以下指令，“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短语都直接取自勾践的故事：

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

1934年2月5日，蒋介石在对浙江的下属发表的不太正式的讲话中，对勾践的崇拜更加明确：

现在我们国家和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同胞……必须个个人要效法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生聚教训”的方法来救国，然后国家才能救转，民族才可复兴！

直到30年代中叶，蒋介石对日本都采取绥靖政策。这一政策在 1936 年秋天开始明显起了变化，原因包括日本进一步侵占北方，国民党在南方的广东、广西镇压了反对南京的叛乱（参见【延伸阅读】），中国经济出现转机（后两项使蒋介石重拾信心）。尽管如此，但多年以来，来自国民党内外的批评之声仍然不绝于耳。

【延伸阅读】邱燕凌：《无烟糖：省级官僚的死亡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2010）

特别是在遥远的南方和西北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力最弱。1935年，国民党元老、广州中山大学校长邹鲁（1885-1954）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指出自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不断向日本人交出中国的领土和权利，以至于所有人都把当局比作宋朝的叛徒秦桧，后者因在1142年参与杀害爱国英雄岳飞而被千古唾骂。

南京国民政府视自己为勾践，为了长远的目标而暂时忍受屈辱，然而邹鲁对这种表达提出了异议。他根本不相信这个比喻，声称南京为强国所做之事还不及勾践的皮毛，而且无论如何，眼下中国的对手日本无法与软弱无能的夫差相提并论。

邹鲁认为，就算把政府比作秦桧也不合适，因为秦桧通过与金议和而使部分领土归还中国，南京在这方面却一事无成。

1936年，一篇文章题为〈我为勾践，人非夫差〉的文章出现在西安的地方媒体《西北向导》上，这篇文章发展了邹鲁批判中的一些主题。文章作者林光汉主要认为，不管“勾践主义”有什么优点，它都不足以用来应对中国当前的危机。勾践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夫差昏庸无能，但日本截然不是夫差。因此，对付日本人的唯一政策就是立即抵抗。在随后的几期《西北向导》上，多篇文章支持了林光汉的这种立场。

《西北向导》（1936年5月11日第五期）刊载了林光汉的另一篇文章〈写在东北流亡民众之前〉。（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蒋介石对勾践毫不掩饰的赞美和对这种赞美的批评清楚地表明，在30年代中期，在政治分歧的所有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勾践的例子（林光汉称其为“勾践主义”）是南京对日政策的指导精神。

更广泛地说，它所引起的崇拜和诋毁都为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 Bruner）的论点提供了精彩的例证——我们“坚持现实的叙事模式，并利用它们来塑造我们的日常经验。”故事成为了“经验的模板”（templates for experience）。

布鲁纳补充说，这种故事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们是如此特殊，如此局部，如此独特，却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它们是人类状况的根本隐喻。”当勾践的故事被理解为布鲁纳意义上的“根本隐喻”（root metaphor）时，它的历史存在感远比我们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中见到的要强。在蒋介石对他在浙江的下属的讲话中，以及在邹鲁、林光汉等人的批评中，勾践、夫差、秦桧等人物被用作谈论和评估当代历史的象征性试金石。

与人们的批评相反的是，甚至在1936年秋天之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政策也绝非完全不抵抗。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里，即使蒋介石一再被迫向日本让步，也同时加强了他的战争计划，并在两个方面与两千多年前的勾践所采取的战略相对应。

首先，蒋介石从一个相对薄弱的军事地位出发，做了一系列外交尝试，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事业的国际环境（例如与苏联结盟对抗日本），正如勾践在对吴国的复仇计划中，密切关注越国和吴国与北方大国齐、晋的关系。其次，正如勾践小心翼翼地向吴国隐瞒越国的军事野心一样，蒋介石借着1934年至1935年共产党“长征”的机会，在西南地区建立一个后方大本营，供中国人将来抗日所用。因此杨天石得出结论，在蒋介石对日本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的同时，他也做着军事抵抗的准备，从勾践面对挑衅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和克制的精神中得到启发。

蒋介石的台湾

对共产党人来说，“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连续创造了根本性的历史新局面，外国帝国主义的耻辱已经成为过去。但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而言，在他们败退到台湾后，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大幅减少了。

换句话说，蒋介石还有一个重大的耻辱要消除，需要同样的忍耐、努力、节俭和不懈，也就是他所谓的“卧薪尝胆”。勾践的故事在之前几十年间被阐述过，而眼下这个故事又在台湾各阶层人口中广泛传播。

在1949年底和1950年上半年，蒋介石陷入窘境的政府正在为共产党的两栖登陆战做准备，这次似乎迫在眉睫，而且鉴于国民党军队的糟糕状况，美国观察家认为这次进攻将会成功。然而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亚世界一夜之间改变了。

为准备“内战”的最后行动而在中国东南部集结的共产党部队被重新部署到中国北部，而台湾成为美国在东亚防御圈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第七舰队移入台湾海峡。南希·塔克（Nancy Tucker）写道：“对国民党的中国人来说，在吞噬他们之前的最后时刻，朝鲜的战事就像魔法一样降临了。”

重要的是，尽管蒋介石在1950年的演讲中经常提到勾践在遭受严重失败后复出的先例，但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语气明显比战争前更乐观。

经过对过去错误的检讨，蒋介石唤起勾践在会稽山的耻辱失败和随后的自省。国民党重组了军队，到50年代末形成了一支60万人的军队，完全有别于1949年逃离大陆时“无组织、士气低落的部队”。

蒋介石还在台湾大兴教育，截至50年代末，约有93%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在这十年间还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台湾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50年后的数十年间，“反攻复国”、“反攻大陆”等口号指明了国民党的基本策略。这些口号随处可见——公共场所的广告牌、杂志和书籍、学校的启蒙读物、政治演说、广播、电视、报纸等等。最典型的是蒋介石1963年10月10日庆祝“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度致辞中的讲话。

国民党反击和复国的最高目标扭转了1949年失败的刺痛屈辱感，与勾践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这个故事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广泛出现在台湾的教材中，也毫不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青少年文学、戏剧、话剧、小说、电影、广播和电视中。

这些勾践的故事版本往往根据国民党人所处的特定环境，或隐或显地量身打造。事实上，许多作品在标题中真的加入了“复国”一词，从而加强了勾践的故事与国民党政府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鉴于故事的中心主题，这样做几乎是没有必要的。

西方人有时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文学，将其作为正确政治思想的索引和熔炉。尽管在早期也很常见，但这种做法在20世纪尤其盛行。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冲突中非常有效地利用了戏剧作为政治武器，而国民党自己在抵达台湾后也开始认真关注艺术的宣传价值。

南希·盖伊（Nancy Guy）在她对民国戏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指出：“京剧与国民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光复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京剧被用来推进国民党的主导意识形态。”这种密切的联系体现在国防部对岛上戏曲的推广和控制上。当蒋介石在1955年发出“为战争而文学”的呼吁时，没有台湾人会对此感到惊讶。

在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台湾出现了许多与勾践有关的戏剧作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古时候的勾践在征服吴国后被野心和嫉妒心吞噬，他不容忍任何阻碍他追求更多领土和权力的事物，而且及时找到了方法来除掉谋臣中那些可能威胁到自身英雄地位的人。

有趣的是，在我所研究的三部戏剧作品中，勾践这一不吸引人的品性被完全忽略了。这让人再次想起奥利弗对莎剧《亨利五世》的电影改编。我这里研究的三部戏剧作品分别是陈文泉的话剧《勾践与西施》（1959）、谭峙军的话剧《勾践复国》（50年代或60年代初）和张大夏的戏剧《勾践复国》（1982）。

在这三部作品中，勾践在登基后不久就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误给越国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他对此深感后悔。在这三部作品中，勾践都成为一个典型的模范统治者，他听取谋臣的建议，任用贤才，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不浪费稀缺的资源。他从未动摇过复仇的决心，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增长国家的人口，重建经济生活，加强军事力量。他采取了开明的社会政策，在与越国百姓的日常交往中，始终表现出人性和同情心。

如果我们问这些作品的作者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来描绘勾践，我想答案不言自明。首先，所有作品的中心主题都是恢复对越国领土的完全控制，并为越国因先前的失败而遭受的屈辱复仇。这些目标随着对吴国的最后胜利和勾践主要对手夫差的自杀而实现。

在陈文泉和谭峙军的剧本结尾，仍在吴国都城的越王对他的官兵们说，希望他们继续不懈努力，共同建设他们的“新国家”。这种结尾在这里显得特别自然。我们没有被告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太关心。

另外，考虑到这些作品中的勾践故事与50年代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最高目标几乎完美契合，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作品的读者或观众会本能地将越王勾践与蒋介石联系起来。直到蒋介石于1975年去世，他都是“反攻大陆”政策的主要政治人物。

此外，就像爱森斯坦（Eisenstein）电影中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一样，他拥有完美的领导人形象，前者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苏联电影观众中产生了斯大林本人的“幻视感”，后者也必然让课堂上的老师在教学生时把勾践和蒋介石联系起来。

1949年台湾颁布“戒严令”，直到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不久才被取消，期间台湾笼罩在威权政治制度和警察社会的阴影中。我们不妨推断，基于人们对蒋介石的认同感，如果不把勾践描绘成完美的统治者，将可能是一种微妙的冒险行为。

然而我并不想说，对勾践的积极描述完全是一种操纵行为，是那些并不真诚笃信这些信息的人的冷嘲热讽。毕竟，对于1949年逃到台湾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返回家园并与大陆的家人团聚的希望是真诚的，如果这种希望可以保持下去，并通过中国过去的故事来支持，这都是极好的。勾践的故事夸大了在艰难困苦面前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只要你有态度和精神就能成功。

人们对蒋介石个人的看法并不重要。事实上，在当时的台湾，如果不把蒋介石和故事的主人公勾践联系起来，勾践这样的故事就没有机会得到讲述。

理想化的勾践形象不仅适用于戏剧界，而且也适用于大众教育界。50年代，黄大受开始大力宣传和推广越王勾践的故事。黄大受1920年生于江西，在四川大学接受教育，后来成为台湾最著名和最多产的历史题材作家之一。他的一篇题为〈勾践灭吴〉的文章发表在一本针对年轻读者的月刊上。这篇文章稍作修改，合并入其他民族复兴的故事，构成了1952年黄大受宣讲的基础。读者和听众敦促他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几年后一本题为《中兴史话》的小文集问世了。

黄大受编著的《中兴史话》（台北：世界出版社，1955）

《中兴史话》的内容与50年代初台湾的当代政治形势高度吻合。该书的封面一目了然，一个自信的蒋介石稳稳地踩在台湾形状的高地上，右手拿着一把拔出的剑，高举的左手提着一个灯笼。

然而，该书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才是与当代台湾的真正联系。在《中兴史话》的每一章中，黄大受都以生动、随意的散文形式重建了中国过去的遭遇。在这些遭遇中，只要有一个不懈努力、准备充分的精明领导人，就能以弱胜强，战胜强大的对手。

《中兴史话》的第一章讲了勾践的故事，其后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的一个故事。燕国攻打齐国后，齐国的七十多座城市被攻占，齐国仅有的两座城市之一即墨（今山东省）还没有被占领。即墨的百姓选出了他们的新指挥官田单，田单以出色的战略带领齐国军队突袭了包围的燕国军队，将其击溃并夺回了被占领的城市。

书中还有其他故事，比如刘秀光复汉室的传奇故事（公元前25年），他结束了王莽统治末期的暴乱，为后来王朝复兴奠定了基础；还叙述了著名的“赤壁之战”（公元前208年），在这场战役中，孙权和刘备的南方水军决定性地击败了北方更强大、人数更多的曹操军队；以及郭子仪（697-781）在“安史之乱”和8世纪中叶的其他动乱中，努力为唐王朝重建和平与秩序。

最后书中还讲述了孙中山的革命，当然故事的讲法也是一小群有奉献精神的人对一个巨大的、更富有的对手（清朝）的胜利。

两位国民党前任高官黄季陆（1899-1985）和程天放（1899-1967）为《中兴史话》撰写了序言，强调了这些故事与台湾现状的相似之处。程天放称赞该书是“自由中国青年最好的课外读物”，作者黄大受自己也在序言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所有这些事件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每一个故事的第一阶段轨迹都与国民党眼前的情势对应起来，因此要把台湾作为反击大陆的基地。

在蒋介石统治的年代，台湾充斥着像黄大受书中的那些故事。我只想提另外一个例子，它被纳入蒋介石在60年代中期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中。与这场运动有关的一件事，是国民党领导人1952年送给金门地方士绅的一幅四字书法作品——“毋忘在莒”。

金门是离岸小岛，在中国大陆的视线范围内。蒋介石写的这句“毋忘在城”暗指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插曲。一个失去了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在莒国找到了避难所，最终反败为胜，收复了自己的王国。

【译注】图为金门“毋忘在莒”的石刻，1952年1月由蒋介石题写。文中所提的这场运动被称作“毋忘在莒运动”。“毋忘在莒”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当时齐人在济西之战到田单复国之间死守莒城和即墨。

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自明。“莒”是台湾，统治者收复的王国是中国大陆。尽管“毋忘在莒运动”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很快就消失了，但它对国民党军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国民党政府于1959年9月3日军人节发行的“毋忘在莒”邮票

“莒光”是军队每周强制政治教育的名称。从1976年开始，所有金门民兵部队都被要求参加“莒光”训练，目的是“提高公民的爱国主义水平，加强他们的〇〇意识”。宋怡明宋怡明（Michael Szonyi）指出，“莒光”这个名字在今天的台湾仍然以村名、街名和各种产品的品牌名称被人们记住。

台湾“莒光”号列车

虽然没有必要总结黄大受对勾践故事的叙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越国统治者的处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前面讨论的戏剧版本中的故事更加理想化。对勾践的这种“消毒”处理尤其值得注意，整本书中明显将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主人公与陷入困境的蒋介石联系起来，同时还将越王勾践描绘成一个模范统治者。故事中的勾践深居简出，他还与百姓一起在田间劳作，树立了越国农民效仿的勤劳榜样。即使是最底层人的建议，勾践也会虚心听取。他恭敬地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也会提出建议。

【译注】字数到达公众号文章上限，本节最后部分和“结论”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