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对19世纪末电力通信的思考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作者：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来源：Marvin, 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导论你必须承认，无论你和你的文明是什么，都要归功于我。如果我没有做这个梦，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存在。——朱利安·霍桑（Julian Hawthorne，1846-1934）
新技术（new technologies）是一个历史性的相对术语。新传播技术快速而非凡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际关系，我们对此感到惊奇，但我们并不是第一代有此感受的人类。我们经验的细节很独特，而经验的结构具有现代的特点。现代的经验结构始于电报的发明，这是第一种电子通信机器，与之前的印刷术一样，电报是对过去的重大突破。从历史意义上讲，计算机不过是一个具有超强记忆力的即时电报机，而在此期间的所有通信发明都是对电报机原始工作原理的发展。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拉开了以电力为起点的通信革命的帷幕，这段时期对现代媒介史的学生而言格外重要。这一时期诞生了20世纪的五种原生大众媒介——电话、留声机、电灯、无线电和电影院。这一时期并不是英美电子媒介社会史的通常起点。相反，人们通常会从电影、广播的制度性诞生之初和20世纪大众观众的发展开始讲起。不过，本研究试图将这些开端推回到19世纪末，当时英美文化被电报、电话、白炽灯的通信可能性吸引，这些选择可能会让关注20世纪大众媒介的当代人感到惊讶。
上图：亚历山大·贝尔（A. G. Bell）1876年发明电话机原型时的专利图；下图：贝尔和他的电话机原型
对于媒介历史学家来说，20世纪的电子大众媒介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亘在我们问题意识的土地上。当被要求解释它是什么样的现象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出，它是消费者购买、庞大产业推动的数以亿计的收音机和电视机。这种人工制品（artifactual）的概念普遍存在，没有多少争议，因为它看起来简单、明显、方便。但是，它遮蔽了电力媒介历史的重要方面，甚至遮蔽了一般意义上媒介化传播的重要方面。部分原因在于，将电力媒介史的社会起源固定在了媒介生产者服务和鼓励大众受众购买电器这一点上。在这个人工制品时刻之前的一切都被归类为“技术史前”——似乎这是一个中性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上，发明家和技术人员没有其他感兴趣的议程，他们组装的设备在网络广播的兴起之前产生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影响。然而，19世纪末，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新的电子媒介是无尽魅力和恐惧的来源，并为社会实验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素材。事实上，所有关于20世纪电子媒介的讨论都从这里开始。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媒介形成了现代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依附于旧媒介模式的社会传播等价物将被重新审视、挑战、捍卫。
19世纪的一张插图，画的是为1889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建造的探照灯。该探照灯建在埃菲尔铁塔上。该探照灯基于一种光学电报的光信号装置改建，最初是反射太阳光之用，也可以用煤油驱动，但在这里它被改造为电力装置，300公里外也能看到它射出的光束。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不止于延长传统电子媒介史的时间线。我会引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被过往的工具中心视角（the instrument-centered perspective）限定和忽视。它认为，电子媒介的早期历史与其说是通信技术效率的演变，不如说反映了与社会生活行为有关的重要问题的协商舞台——谁在里面，谁在外面；谁可以说话，谁只能沉默；谁有权威；谁能被相信。通信设备的速度、容量和性能的变化几乎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充其量，它们提供了一种功能意义的掩护，在这种掩护下，社会意义可以不受干扰地阐述自己。工具中心视角的研究方法让人相信，与媒介相关的社会进程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始于工具。新媒介从沉默的集体中创造出称作“受众”（audience）的新社会群体，并基于新的技术特性激发新的用途。当受众围绕这些用途组织起来时，一种新媒介的历史就开始了。这里使用不同的模型。在这里，传播的焦点从工具（instrument）转移到戏剧性事件（drama）上，现有群体不断动用任何可用的资源商榷权力、权威、代表权和知识。新的媒介通过提供新的平台介入这些谈判，旧的群体在这个平台上相互对抗。群体之间商议的旧习惯被投射到新的技术上，改变（或貌似改变）了关键的社会距离。新技术可能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监视（surveillance）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允许的交流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接触的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以及对真相（truth）和欺骗（deception）的惯常测试的有效性。然后，旧的做法会被大费周章地修改，群体习惯也会得到改革。与其说新实践直接来自于激励它们的技术，不如说是从不再在新环境起作用的旧实践中即兴创作出来的。为恢复社会平衡而作出的努力具有重大的社会风险。归根结底，与其说是新媒介的做法，不如说是在新兴、有争议的传播实践的不确定性中，群体为定义自己和定位自己而进行的斗争——因为新的媒介实践后来才出现，并指向这些冲突的解决（或者，更可能是暂时的休战）。电器和其他媒介以固定的机构形式出现之前，早就催生了新型的社会接触。在体制上的不成熟表现中，它们激发人们阻止外来者进入，并让合适的人控制内部。对新媒介的混乱的、创造性的实验，以及对其想象的衍生物的思想实验，试图将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化世界减少和简化为更陌生和更没威胁的东西。这种冲动固定在熟悉的文化、社会和地理范围的单向传播上，作为双向沟通的首选策略，它具有更大的平等假设和不可预测的对抗风险。阶级、家庭和职业共同体都在努力适应新的声音和视觉设备，这些设备使实时交流成为可能，而无需真正在场，所以有些人突然变得太近，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太远。新类型的接触与确定信任和可靠性的旧方式相碰撞，与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观念相碰撞，这些观念涉及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欧洲和非欧洲、专家和公众的关系。19世纪末关于电力和其他新通信形式的讨论始于特定的文化和阶级假设（在特定群体中通信如何发生）。这些假设为19世纪的观察者提供了关于“这些新媒介可以做什么”的信念，并为他们呈现给观众的近距离和远距离世界规定了亲密和陌生的界限。
月光塔（moonlight tower）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末欧美城市的电力照明建筑，能照亮整个城镇或一个城市的区域。图一是美国加州圣何塞的月光塔（1881年），图二是该月光塔的半尺寸复制品，图三是新奥尔良的月光塔（1883年）。新媒介将如何放松或收紧现有的社会纽带？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反映了特定群体对彼此的希望和恐惧。最后，“新媒介实践将如何仲裁公共领域相互对抗的认识论”，这一问题意识植根于特定群体的信念，即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其他群体如何想象世界。那些与这些难题斗争的人没有从我们熟知的大众媒介角度来思考。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发明仍然是实验性的，这些发明的确切样子在公众和专家心目中仍然模糊不清。他们思考的是在熟悉环境中履行职责的设备——电话、电灯、留声机、电影院、无线电，以及一直在后台的电报。本研究特别关注这份清单上的两项发明，它们被认为与20世纪的媒介史最不相关。第一个是电灯，人们通常不会想到它与传播有关。第二个是电话，它不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的媒介。电话是第一个进入家庭的电子媒介，它打破了将个人和家庭与社区的公共环境分开的传统方式。电灯是19世纪末伟大的奇观媒介，用新奇的信息让观众眼花缭乱。在许多过往的社会想象中，电灯是未来首要的大众媒介。用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的话说，由于电话和电灯是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技术上和社会上最发达的通信设备，专家和公众发现它们很适合用来思考未来媒介系统和想象支持它们的社会。这些媒介技术本身也是最广泛的实验对象。公众对19世纪末通信技术创新的讨论不能与公众对电力的迷恋分开。 “电工”（electricians）和他们的伙伴是电力最早的用户，也是最密切的电力媒介观察者。媒介史学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融合。人工物品的传播史专注于大规模生产的视角，没有认识到电工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参与程度与技术生产领域一样深。技术史学家也把电工完全当作技术行为者，仅从表面上接受他们的专业言论。然而，作为对家庭、社区和社会设施有着强烈依恋的公民，电工与他们的职业联系在一起，只不过角色不同罢了。社会的印记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对新媒介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来自新媒介对家庭、阶级、社区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当代人对电子媒介的强烈矛盾心理并不源于20世纪的广播和电视，而是源于它们在19世纪的原型，该原型建立的社会互动受到了威胁。
从媒介人工制品中衍生社会实践的诱惑也支持着另一个媒介分析中常见的概念——独立的媒介包含了不同的、自足的编码，或解释活动的领域。具体的传播领域总是比这复杂得多。19世纪后期，口语—手语编码（oral-gestural codes）和读写编码（literate codes）都被投射到电子设备（devices）和事件（events）上，以争夺这些新的、重要的社会消费对象。一般来说，读写实践是电力专家自我意识的专属领域。要成为一名专家，就必须拥有基于技术文本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电工和其他社会群体对文本的使用，以及他们对他人使用文本的评价，来了解他们如何构建社会世界。不求助于文本专业知识的群体（外行）直接接近电力的未知领域，用他们的身体了解电力是什么以及自己与它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尽管专家们非常不信任身体，觉得是天真的经验主义或民间智慧的把戏，但身体让陌生的现象变得熟悉，这一点就连专家也很难抗拒。构成这项研究论据的许多故事都基于真实事件。还有一些故事虽然不基于真实事件，但被同时代的人当作真实事件来对待。还有一些故事是媒介不自觉的夸张幻想。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幻想（fantasies）和梦想（dreams）是定义想象力极限的重要人类产品。幻想帮助我们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什么是“意识”（consciousness），什么思想是可能的，什么思想还不能接受或不再接受。人们经常指出，私人的梦想在内容和冲动上都是系统性的，在公共论坛上创造、交换和修改的梦想和幻想也是系统性的。它们在社会与自己关于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传统。这样的梦想也许从来不是纯粹的幻想，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可感知的现实。它们反映了人们所了解的生活的条件，以及真实的社会利害关系。总而言之，这种传播史的操演并不是“拉斯威尔式”（Laswellian）意义上的媒介史（不是社会将特定类型的信息运过的水闸）。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它们没有自然的边缘。它们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构成的综合体，嵌入到精心设计的文化交流编码中。媒介的历史永远不会多于或少于使用它们的历史，它们总是把我们从它们身上引向它们所阐明的社会实践和冲突。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发电室，这里发出来的电为8条有轨电车线路和大约80辆有轨电车车厢提供足够的电力，有轨电车从架空电缆中获取电力。（来源：法国科普周刊《科学画报》（La Science Illustree）第17卷，1896年第一期）新媒介广义上包括为新、旧目的使用新、旧传播技术的新方法，以及原则上所有其他交换社会意义的可能性。新媒介总是被引入到一种紧张的模式中，通过新旧共存，它变得比任何单一媒介都丰富得多。它是新的，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新媒介体现了习惯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因为传播是一种积极寻求多样性的特殊互动。无论习俗或工具看起来多么牢固地组织和遏制它，它都携带着颠覆自己的种子。新的通信设备在19世纪末是指向社会领域的工具。但是，斥责19世纪的工程师未能成为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或民权拥护者是没有用的。不过，有一点可能是有用的，那就是去了解电力专家和公众如何在19世纪末将他们各自的社会世界投射到技术上，以及是什么理由和恐惧促使他们这样做。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为20世纪媒介铺平道路的传播技术是为了维护一种社会分层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在当代受到了持续的挑战。这和其他事情一样，是衡量我们如何变化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