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博尔·肖尔茨：《数字劳工：互联网既是游乐场也是工厂》（2012）

数字劳工：互联网既是游乐场也是工厂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作者：特雷博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纽约新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译者：陈荣钢

引用：Scholz, T. (2012) “Introduction”. In Trebor Scholz eds.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11-25.

2009年，题为“互联网既是游乐场也是工厂”（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的会议在纽约新学院这所以丰富批判理论和学生运动闻名的学校举行。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剥削劳动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互联网上新兴的价值获取模式。这本书是这次国际会议的成果。

今天，成为一名数字工作者（digital worker）意味着什么？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低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系统。工作和娱乐的网站和实践越来越让人成为少数寡头的经济资源。互联网上的社会生活成为越来越难以捉摸的、为商业监视渠道创造价值的后备力量。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有利于理解隐私、知识产权、青年文化和媒体素养的重要影响。

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们共同致力于理解新形式的、有偿和无偿数字劳动的复杂影响，并把数字劳动视为传统工作场所社会关系的延续。在探索不连续性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的转移意味着传统无偿工作经济的强化。

在过去六年中，基于网络的工作环境已经出现，既是最不稳定的工人阶级工作，也没有对工人的保护。Amazon公司的Mechanical Turk只是一个例子。这些是新的劳动形式，但剥削形式却是旧的。到目前为止，这些工资没有最低工资或健康保险，联邦和州监管机构还没有进行干预。数字劳工很重要，在思考认知资本主义时，决不能忽视这种报酬不足的受薪工作。

Amazon公司的Mechanical Turk

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被激活为可被货币化的劳动，这是本书思考的事。这个论点经常受到挑战，因为与传统劳动力相反，临时数字劳工看起来只是认知盈余的支出（the expenditure of cognitive surplus），是在通信系统中成为说话者的行为。它感觉、看起来或闻起来都不像劳动。这种数字化劳动与那些不那么显眼、默默无闻的传统女性劳动形式非常相似，例如育儿、家务和代孕。

2011年，Facebook估值1000亿美元，这可能与庞大的金融投机行为有关，但也与该公司在七年时间内收集的用户数据有关。人类社交的亲密形式正在为Facebook带来利润，这使得Facebook成为一家大公司。

Facebook将其用户数据出售给它的客户，这些客户大多是第三方广告商。社交网络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免费使用的，却有着高昂的社会成本。寡头们抓住我们的生产性表达（productive expression）和数据将其金融化。

我们（“用户”）被当作产品出售。我们隐私的丧失，及其所有的心理和政治后果，为我们换回了“免费”的创新服务之便利。所有的生命都被投入到工作中，不公平地利用隐性参与来攫取疯狂的利润。

但我们真的可以将劳动理解为一种基于共享创造性表达的价值生产活动吗（value-producing activity）？哈利波特的粉丝制作同人小说并免费赠送他们的创意作品，却被拥有原内容公司忽视。此类无偿劳动行为还包括“游戏改装”和提交“验证码”。

把这些活动、更新、“点赞”看作劳动真的有意义吗？今天，许多关于生产力的讨论都以网上无处不在的乐子为出发点，并且逐渐淡化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区别。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认为，我们不可能区分娱乐领域的非生产性休闲活动和工作场所领域的生产性活动。

作为一名读者，无论你站在这一论点的哪一方，数字劳工的话题都让你重新思考隐私的危险状态、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对公共互联网的私人剥削。

这场辩论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在1867年，当时马克思区分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是完全以工人生存为目的的劳动，而后者则是指任何额外的劳动时间。1966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警告说，反应灵敏的机器将加剧对工人的剥削，甚至完全取代他们。1981年，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建议把观众作为一种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给广告商。斯麦兹认为，观众无偿支付时间，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在观看广告的同时观看节目。二十年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将这种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而早在2000年，蒂齐亚娜·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就考察了资本主义剥削无偿劳动的新形式，考虑到了广播媒体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对受众的剥削。

受众（audience）生产是数字劳工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当时广播开始在美国各地的郊区居民中建立起生活的共同点。以前通过全国性报纸联系在一起的社区开始通过无线电联系起来，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开始，电视取代了广播。此外，电影在吸引大众和创造共同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在超前发达的世界中，人们越来越远离了电视机，并转向了数字媒体的交流。

除了这个历史背景，本书也包含了那些对数字劳工的讨论持谨慎态度的人的声音。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等人指出，我们可能会成为技术官僚迷信互联网的牺牲品，而忽略了对 “真正的”剥削场所——即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的充分承认。发达国家的数字劳工以发展中国家被剥削劳工的汗水为前提。

对互联网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盗窃”（time theft）和成瘾（addiction）问题的关注，可能会分散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问题的注意力。直截了当地说，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使我们无法向他人付出爱和感情，也无法推进破坏资本主义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许多人仍然在农场和工厂里劳动，我们不要忘记在职穷人、无证工人和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上网并不是必然的。

“数字化”（the digital）并不能概括我们的全部状况。技术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技术。但是，在不落入“Twitter革命”的谬论的情况下，数字媒体也对全世界的社会运动起到了作用。现在是时候通过承认网上社交能力的空前全球转变来重新思考关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陈旧概念了。

虽然20亿互联网用户确实是全球少数，但使用手机的50亿人和他们的家人却不是。整个非洲的手机都可以使用Facebook。应该明白，数字劳动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的困境。我们的沉默不能把我们从数字劳工的暴政中拯救出来。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本书被安排在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劳动市场的转变”介绍了辩论中最普遍的问题。第二部分“对数字劳工模式的质疑”提供了新兴数字工作环境的例子和案例研究。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的重点是剥削问题。第四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组织网络”反思了近未来的情景，包括点对点的替代方案。

在第一部分中，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对数字技术和可货币化劳动力的含义进行了广泛而发人深省的概述。他说，Google或Facebook所有者的利润是当前寻租热潮的证据。罗斯还仔细思考了针对《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集体诉讼——问题是，《赫芬顿邮报》是否有合同义务，与为该网站创建内容的博客作者共享出售给AOL的利润。

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结构，而不仅仅是我们工作场所的劳作，成为了资本积累的原材料。罗斯指出，美国企业每年仅从基本无偿或低偿的实习中就能享受到20亿美元的补贴。罗斯还提请我们思考，从历史上到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类劳动都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印度只有7%的劳工享有正常的工资和薪水。可以肯定的是，数字技术并没有催生免费劳工，但事实证明，它是这种不确定工作的推动者。

蒂齐亚娜·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在“免费劳工”一章中，讨论了她所谓的“免费劳工”概念，认为它指不以就业为基础的工作，是无偿和免费付出的工作。对于公司来说，用户参与是数字经济中的新附加值的来源。特拉诺娃指出：“1996年是AOL聊天室的志愿主持人数高峰，当时，3万多“社区领袖”帮助AOL创收达每月700万美元。”

在第二部分“对数字劳工模式的质疑”中，帕特里夏·提西内托·克劳夫（Patricia Ticineto Clough）讨论了劳动的衡量标准和影响。她想知道，在社交网络的平台上，劳动是否有可能无法被衡量。克劳夫认为，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产生于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或生产性资本积累之外。她认为，哲学正在记录劳动、措施和影响的不断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同时努力使物质本身产生微观影响。

阿扬·阿伊特斯（Ayhan Aytes）在他的章节中提出，如果数字网络是认知劳动的流水线，那么Mechanical Turk就是它的模型装置。对Aytes来说，众包（crowdsourcing）是一个混合概念，它将新自由主义的外包范式与数字网络上的人群结合起来。他继续说，新兴的全球认知劳动力市场的无管制性质让人想起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计划。德国的这个计划一直是没有权利保障的合法移民制度。

德国“客籍工人”（1962年）

阿比盖尔·德·科斯尼克（Abigail De Kosnik）研究了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和评论的粉丝管理员、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蒂齐亚娜·特拉诺娃的章节中也提到过，他们的免费劳动活动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AOL每月获得的700万美元。她写道，粉丝对网络的大量贡献可以被视为劳动。粉丝们可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声誉，粉丝们会被引入这个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德·科斯尼克总结道，公司应该重视粉丝的劳动，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宣传和广告形式。

乔迪·迪安（Jodi Dean）思考的是博客的问题。她写道，作为博主，我们暴露了自己，我们暴露我们的感受和经历，爱和恨，欲望和厌恶，但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暴露，我们的可见性、脆弱性，提醒我们最终缺乏控制的事实。

乔迪·迪安指出，接触我的朋友是接触我的一种方式。对迪安来说，宣传是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提出了“没有工作的工作”（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和“没有娱乐的娱乐”（有报酬的娱乐和以享受为代价的娱乐）。便利性胜过承诺。迪安的结论是，在这种经济中，少数幸运者将得到几乎所有的东西，但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没有。

在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中，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从数据挖掘（data mining）的新领域进行了研究。他提出的理由是，信息的商业占有符合剥削的抽象定义。安德烈耶维奇认为，能够在网上被剥削——有闲暇时间和资源从事被监控和被跟踪的活动，确实是某种物质奢侈的标志。

Google跟踪10亿无报酬的用户，并将他们的数据卖给广告客户，后者因此以用户为目标进行广告宣传。劳动、休闲、消费、生产和游戏的交织使对剥削的理解更加复杂，但安德烈耶维奇认为，这种对网络监控的批判提请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构建个人选择（choice）和个人快乐（pleasure）的问题。

【拓展阅读】何塞·范戴克：《数据化，数据主义和数据监控：科学范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大数据》（2004）

安德烈耶维奇还讨论了同龄人的压力和在网上联网的义务，这种义务正在被制度化，这种劳动成果被认为是价值的来源。他观察到，商业监视已经成为我们通信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剥削并不意味着工人不会因协作努力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正在失去对生产性和创造性活动的控制，但我们仍有快乐的时刻。虽然他对剥削的批判没有贬低工人的快乐，但也没有否定剥削性的社会关系。

乔纳森·贝勒认为，金融化和数字化之间没有简单的区别。对他来说，“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西班牙反紧缩运动”，Los Indignados）和2011年的全球抗议活动都传递了对资本主义代表权组织的激进不满，并宣誓着叛乱的鲜活的历史及其潜力。

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2011年1月22日，巴塞罗那）

丽萨·纳卡穆拉（Lisa Nakamura）的章节探讨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WoW）中，中国淘金数字劳工的种族化。这些“淘金者”生产和兜售虚拟商品，如武器、服装、坐骑，以获得实际的钞票。在《魔兽世界》的文化中，亚洲淘金者被构建为不受欢迎的“客籍工人”。 当明确涉及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冲突时，游戏的前提变成了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种族斗争。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组织网络”讨论了网络逻辑的替代方案。今天，在放下这本书之后，我们可以提供哪些具体而富有想象力的建议，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实施？

对于用户来说，网络预示着一种双重束缚，一方面是“弱关系”的好处，另一方面是获得工作的真正可能性，以及意识到他们的参与会给互联网公司添砖加瓦。社会应该给互联网上的主要网站分配多大的权力？极其重要的数字平台应该被监管，甚至被国有化吗？主导地位（dominance）的诱惑是什么？Google是否应该能够决定谁可以访问Google Books，也许只把完全访问权出售给最高出价者？

根据马克·扎克伯格的说法（Mark Zuckerberg）：“分享和联系是人类的核心需求。”对他来说，“消费者—交流”（costumer-communication）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核心。但如果我们从基本需求的角度来谈论自我表露（self- disclosure），那么就会被误解。我们并不总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当我们“点赞”或“点踩”时，这真是“自我表露”吗？为了寻求赞美和同行的认可，数以亿计的职场人士像飞蛾扑火一样涌向社交网络，试图通过把自己变成某种相当普通的东西来引起注意。与其投射出符合雇主可能期望的身份，难道没有一个集体自我实现的机会吗？

如果跨越社交网络的阶级意识是一个不现实的建议，也许对政治意识的呼吁可以导致对无意识的个人主义或中介机构和用户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斗争。在社交网络上，我们正在被利用，我们也在相互利用、一起行动。哪些社会实践使我们更强大？我们与某一特定网络或服务保持一致时采取哪种政治立场？我们要质疑所有那些只关心底线而不是真正利用这些新兴网络平台做一些宏伟事情的亲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