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本文最初于1996年以德文发表，作者通过把文化研究和人文学科作为“媒介理论的一部分”，来向这两个领域提出挑战。这是基特勒的典型做法，是对阐释学和更广泛的、将哲学与数学分开的做法的批评。对基特勒来说，阐释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之上，因为它们把人投射到技术和机器上。与此相反，基特勒认为“意义”（meaning）不是内在的，也不先于技术，而是由技术本身创造并引导。基特勒有时把这种方法称为“信息理论唯物主义”information-theoretical materialism）。他借鉴了许多信息理论家的著作，比如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等人，他们拒绝将通信的意义问题与通信如何发生的技术或数学问题分开。
（上图是香农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制作的一个机器的复制品。这个机器非常有名。本文作者在文末介绍道——香农建造了所有数字计算机中最简单、最优雅和最无用的机器。这个机器拥有一个“ON/OFF”开关。每当香农的朋友来访时，机器就处于“OFF”状态。心情愉快的时候，访客将开关切换为“ON”。这时机器的盖子打开，并出现一只手；这只手会去摸索那个开关，自己把开关关掉，然后消失在关闭的盖子下面……）
在这篇文章中，使基特勒感到沮丧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阐释学幻觉在今天对个人电脑等数字媒体的文化研究分析中继续存在。在这样的解读中，计算机被视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媒介，这意味着人文学科可以“像过往一样自由运作”，因为工具由人类用户的角度来定义。
本文所质疑的正是这种人类定义机器的基本假设。更具体地说，基特勒通过提出两个问题，探询“计算机的全球征服”可能对人文学科产生什么后果。第一个问题是“后康德哲学如何以及为何将哲学与数学分离，将人文学科与计算分离？”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哲学家在人类与机器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人类与技术媒介之间做出区分？”
在本文中，基特勒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前者，但这反过来又使他能够质疑为什么机器仍然倾向于被当作工具，并被人类的使用和应用来定义。在历史的维度上，基特勒追溯了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生活世界”（life-world）对数学和媒介的取代。但与此同时，基特勒在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的心理物理学中找到了另一种思维轨迹，并试图将所有文化数据设想为科学数据。这种方法对基特勒的吸引力在于，它抵制了将自然语言和意义置于真实数字之上的诱惑，因此他也对控制论和信息科学感兴趣。
与此同时，基特勒还对日常生活中的“崩坏”或“干扰”感到着迷。与早期的海德格尔相反，这些干扰不可避免，因为它们不可或缺。它们提醒着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控制着我们的技术对象。基特勒以一个现代的例子作为结束——计算机源代码的形式语言扭曲了使用者的“洞察力和意图”，从而引入了一个“从机器到程序员”而不是相反的反馈回路。他由此得出结论：“计算机不能被归类为工具。”这反过来也说明了他对新媒体技术的人文主义解读的基本攻击点，即机器不能简单地从人类的角度来定义。
Thinking Colours and/or Machines作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1943-2011）
引用：Kittler F. Thinking Colours and/or Machin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23(7-8):39-50.
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数字，有的只是若干个数字世界，就像有若干个文化世界一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26
我探讨的话题是计算机的全球征服对人文学科有什么影响。换言之，对那些古板但不再有什么作用的学科来说，这些学科更应该被称为文化研究，或者在更理想的情况下成为媒介理论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计算机科学本身（即那门在德国被称为Informatik的数学学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我读过伟大的美国程序员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的论文，他熟悉海德格尔，这让他能够了解人文科学和人类在语言约束下的日常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原则上说，人类存在的无止境的开放视野不允许任何计算机化，但计算机可以成为有用的工具（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的意义上），因为计算机和人类一样，存在于语言的基础上。
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1946—）
鉴于工具总是从其使用者的角度来定义的，因此没有必要质疑从人类的角度来定义机器的旧方法；反过来，也没有必要思考人类被机器定义的可能性。然而，批判这种观念成为了当务之急。第一个问题必须是，为什么计算机科学的某些部分放弃了它们的数学严谨性，而变得依赖于一种能够提供工具概念的哲学。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却也是更急迫的问题，即是什么导致了哲学家们在人类和机器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人类和技术媒介之间做出区分。为了长话短说，我将把它当作一个童话故事来讲述。像所有童话故事一样，它以一种完美的状态拉开序幕。曾经有一段时间，物理学和天文学等硬科学在哲学系中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学术地位，但这个系的排名远远低于其他系，这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关于精神与自然或人与机器之间差异的争吵。当康德开始修改认识论的基础时，他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依赖当时的数学。在他的艺术理论中，他甚至试图整合伟大的数学家欧拉所提出的光和声音的频率理论。这正是康德轻松对这些过程进行科学分析的原因。带着毫不掩饰的哲学傲慢，康德的“统觉”（apperception）概念声称，它将康德自己已经称为赤裸裸的“数据”（data）的东西转化为内在想象的结构化对象。 至少在19世纪后的德国，这种古老的欧洲状况发生了变化。基于康德奠定的新基础，哲学声称能够解释所有文化数据。这种说法在制度上产生了一种效果，即在国家和哲学系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盟，而就在不久之前，这种联盟由于社会不确定性而几乎被废除了。因此，重要的哲学家们反过来敦促将所有自然科学排除在哲学系之外，而哲学系由于这一举动上升为最高级别的院系。在最高的位子上，是哲学和语言学，或者说，是“思想的自然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思想”。因此，19世纪人文学科的全球改革也有助于将知识与所有类型的计算分开。与康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格尔对于“将数字关系应用于音调的笨拙和事实上的错误”只是报以轻蔑的微笑。据黑格尔说，牛顿已经做了“颜色的应用”。结果，黑格尔自己的颜色哲学理论只能重复和深化自然语言最初对颜色的看法。换句话说，哲学变成了阐释（interpretation）。因此，当卡尔·马克思指责一般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先师黑格尔只阐释而不是改变世界时，马克思就已经有点偏离目标了。幸运的是，将所有硬科学排除在德国大学之外的计划并没有发生。不过，仅仅是这种威胁本身就产生了显著的副作用。出于报复，全新的知识形式应运而生。就在哲学开始阐释或构想所有文化数据的时候，古斯塔夫·费希纳所命名的“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s）开始将同样的文化数据作为科学数据进行破译。莱比锡的费希纳和他在柏林的继任者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成功地给感性认识赋予数学表达。海因茨·冯·福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所谓“混乱中的秩序”（“order from chaos”）不再源于康德的先验自我的综合。正是由于神经系统的电势和对数转移函数，感知的秩序才获得它的潜意识存在。但为了发现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等确凿事实，人类必须被剥夺所有的人性。首先，少数心理物理学的创始英雄和后来他们无数的小白鼠都受到了严格的测试程序，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自然语言的使用。测试对象被迫听人工制造的噪音或直视太阳，否则就不可能将负责构建心理物理现实的潜意识机制与负责概念形成的文化（也就是语言）功能分离开来。这种对所谓“人”的实验性量化有两个影响，一个与技术史有关，另一个与科学史有关。只有在感知的过程被以如此冷酷和不人道的方式查验后，才没有什么能阻止建造欺骗和/或模拟这种感知的真实媒介。爱迪生的留声机——也就是留声机的前身都是亥姆霍兹声学实验的产物。贝尔的电话也是。
一个心理物理学实验。受试者被指示在手持操纵器时做手臂运动，操纵器在运动过程中会对其手臂施加力量，该实验可以让人了解到运动背后的神经组织。
就科学史而言，哲学不再声称与心理物理实验室的发现或技术媒介兼容。这是关键。就我所知，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成功规避这一新问题的首次尝试。哲学不能再像黑格尔的自由式那样断然否认数学和心理物理学描述的正确性，但由于承认这些描述会使所有思想陷入纯粹的冗余，因此胡塞尔发明了他所谓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作为一个哲学上的自治领域。在这个据称我们都居住其间的生活世界中，没有任何心理物理学的事实。所有的文化技术——从简单的感知一直到记忆和思维本身都与它们的显象（appearance）或现象性（phenomenality）融为一体。换言之，它们产生于自我观察。每当科学发现与这种洞见相矛盾时，科学就必须从现象学中了解到它们也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毕竟，无论对人类感知的心理物理学描述如何，每个这样的实验都有现象学的感知作为其出发点，因为实验者本人不能不居住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在《事物与空间》（Things and Space）的演讲中说：
自然科学家或许会说：“这块铂金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这样那样性质的原子复合体，被赋予了这些或那些运动状态，云云。”然而在这样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在确定那个东西，那个他看到的、拿在手里的、放在秤盘上的东西。
从这种将科学还原为生活世界的做法中，海德格尔得出了最严重的后果。1927年，也就是《存在与时间》出版的那一年，海德格尔认为，人们终于有可能对科学本身提出质疑。他认为：“貌似最严格、结构最稳固的学科——数学经历了根本性危机。”换句话说，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和鲁伊兹·布劳威尔（Luitzen Brouwer）之间非常个人化的辩论让哲学第一次把数学变成了它的研究对象，从而终止了它与科学久远联盟的根本基础。海德格尔甚至不惜牺牲自巴门尼德时代以来哲学的基本自我定义，即它在反对日常生活和非哲学家的盲目性方面常年取得的胜利，用一种思想家和工匠、笔的主人和锤子的主人的新联盟来取代与科学的旧联盟。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德格尔在他的校长就职演说中明确透露出对权力的要求。海德格尔被迫让生活世界的每一位工人和居民掌握阐释学技能，迄今为止这一直是人文学科的特权。因此，著名的人文危机不应归咎于邪恶的媒体或技术官僚。事实上，这场危机是自我造成的，以至于哲学将其所有独特的特征降级为一种普遍的基本能力。
【扩展阅读】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核心预设是“他人可能是正确的”》（1988）
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就不再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止于沉思了。它也不再局限于希腊语意义上的理论。相反，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此在”（Dasein）的事实性旨在强调手工艺的优先性。这种从知觉到行动，从感官到运动的转变，显然旨在发起对感觉和知觉的心理物理学解释的反击。就像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无法再否认人类实验所揭示的确凿事实，但他将这些事实简化为生活世界经验的变量。在《艺术作品的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中，海德格尔的陈述对整个艺术理论具有重大影响：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种感觉的涌逼，例如乐音和噪音的涌逼——正如这种物之概念所预先确定的；不如说，我们听到狂风在烟囱上呼啸，我们听到三马达的飞机；我们听到与鹰牌汽车迎然不同的奔驰汽车。物本身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我们在屋子里听到敲门，但我们从未听到听觉的感觉，或者哪怕是纯然的嘈杂声。为了听到一种纯然的嘈杂声，我们必须远离物来听， 使我们的耳朵离开物，也即抽象地听。
【译注】引文译文来自孙周兴翻译的《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下同
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生活世界的耳朵不仅是人类或自然语言的天生阐释者，也是广告的阐释者。在奔驰和大众的例子中（在美译本里，“大众”取代了德文原文中的“鹰牌”），这些耳朵与其说是在听“事物本身”，不如说是在听其品牌名称。从飞机、汽车到无线电，所有可能的交通和通信系统都直接到达他们的用户，而用户又足够实际地有能力立即将噪声水平解码为识别信号。这有可能使所有媒介理论过时。因此，在心理物理学上精确的噪音概念（纯白噪音）似乎已经不可能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耳朵里。然而，这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一旦承认“我们从未听到纯噪音”（在哲学上发出了声音），这个结论就不再适用。与康德的先验知觉不得不通过综合的方式将赤裸裸的感官数据抽离不同，海德格尔必须接受已证实的可能性，即“我们从未听到纯噪音”。这一义务立即被归于那些经历了倾听物质噪音（the noise of matter）而非事物（things）的人，而这些人只是心理物理学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换句话总结——海德格尔把他之前一直相当理论化的精神/自然二元论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戏剧。所有的文化都落在我们“存在”的负担上，而所有的自然都被寄予了科学实验。然而，在这种分离之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尽管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首要地位，但科学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存在与时间》回答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请不要与后来的海德格尔思想相混淆。特里·威诺格拉德聚焦在海德格尔的“非上手性”（Unzuhandenheit）概念上，他的信息理论研究将其文雅地译作“崩坏”（breakdowns）。只有在日常的“此在”中遇到破损的工具、缺失的环节或难以辨认的标志时，”崩坏“才会屈服于某种理论上的感知。归根结底，这种感知可能导致事物既不是工具也不是设备（如海德格尔所说），而是在科学、测试程序或媒介技术控制下的对象。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像他的信息论阐释者所写的那样，只有当发生“崩坏”，把工具的“上手性”（Zuhandenheit）变成物体的单纯对象性时，对象和它们的性质（quality）才会出现。这样的陈述将一劳永逸地宣布，科学和技术是“此在”的合法领域。但是海德格尔不这么认为，否则科学和技术被置于存在的边界之外。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当“崩坏”发生时，“手边的东西并不因此而被观察和盯着，只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存在。客观存在的特征使其自身被认识，且仍然受制于有用之物的上手性。”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的干扰构成了一个系列，它接近于物体的对象性，但从未在其中汇聚。心理物理学成了所有论证的敌人。事实上，对于心理物理学来说，“崩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不可或缺。费希纳的暂时失明导致了对视觉感知规律性的发现，贝尔夫人的失聪则促使她的丈夫用电话取代了人类的听觉。海德格尔的工具概念甚至符号概念的根源在于受干扰的、非正常的日常生活。海德格尔对手工艺的赞美只是颠倒了对残缺的赞美，这种赞美在所有媒介技术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石头负荷并显示其沉重。这种沉重向我们压来，它同时却拒绝我们向它穿透。要是我们砸碎石头而试图穿透它，石头的碎块却决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和被开启的东西。石头很快就又隐回到其碎块的负荷和硕大的同样的阴沉之趣中去了。要是我们把石头放在天平上，以这种不同的方式来力图把握它，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把石头的沉宏带入重量计算之中而已。这种对石头的规定或许是很准确的，但只是数字而已，而负荷却从我们这里逃之夭夭了。色彩闪烁发光而且难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沓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因此，大地让任何对它的穿透在它本身那里破灭了。大地使任何纯粹计算式的胡搅蛮缠彻底幻灭了。
似乎“地球母亲”本身已经接管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作为一个孤独的思想家所必须进行的哲学反击。然而，“地球母亲”的敌人不是人而是数字。曾经有一段时间，康德试图把色彩的审美乐趣归于一种智力，而这种智力与欧拉不同，它不仅能够投射到一个公式中，而且能够在几万亿分之一秒内计算它们。曾经有一段时间，黑格尔在歌德强有力的保护下，被允许在哲学上蔑视色彩频率的概念。然而，在阐释学时代，这是一个（在严格的数学意义上）同时接受和驱逐的问题。海德格尔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反思“作为语言的语言”（language as language），只是因为他排除了实数集。这一切都发生在1935年。如今的我们都知道，不需要任何实验手段就可以看到颜色的频谱，听见噪音。由于固体物理学是硅技术和激光技术的基础，今天的芯片技术可以穿透微小的石头，直到它们开始从内部发光。半导体激光器、发光二极管和晶体管成为完全不同的工作源头。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科学技术的现象学规避表现出两个主要弱点。首先，它的反驳仅侧重于数据的分析和测量，而不是它们的合成和模拟。其次，打个比方，它攻击了敌人刚刚腾出的总部，转而支持另一个总部。
这一切都发生在1935年。如今的我们都知道，不需要任何实验手段就可以看到颜色的频谱，听见噪音。由于固体物理学是硅技术和激光技术的基础，今天的芯片技术可以穿透微小的石头，直到它们开始从内部发光。半导体激光器、发光二极管和晶体管成为完全不同的工作源头。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科学技术的现象学规避表现出两个主要弱点。首先，它的反驳仅侧重于数据的分析和测量，而不是它们的合成和模拟。其次，打个比方，它攻击了敌人刚刚腾出的总部，转而支持另一个总部。诺伯特·维纳是微积分大师，因此也是实数的大师。据说他曾对他最杰出的“二战”同事说：“香农简直是个疯子。他甚至用二进制系统思考。”就我所知，尽管胡塞尔早期与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有关系，但现象学从未把握住这个关键点。它试图将哲学与微积分及其所有应用（包括频率范围的傅里叶分析）分开，只是时间上晚了一些。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
1937年的时候，图灵表明，每一个可以想象的程序都可以在一台数字计算机上运行，而该数字计算机仅仅输入了另一台数字计算机的描述。图灵关于描述的新概念取决于机器所指的内容与它可以执行的内容之间微妙而决定性的区别，不会有无限期运行的危险。一方面，机器可以凭借其传感器和效应器来指涉可能与实数集相对应的性质的部分。另一方面，程序化的描述必须从有限数量的句法元素中选择。因此，机器只能计算基数为阿列夫零（最小无限基数）的数字。
所有数字技术都必须为其机器的可编程性（programmability）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只在涉及问题时影响计算能力。数字计算机在从事超出所有“人类计算机”寿命的数字计算时，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例如在频率分析和频谱图中作用煊赫。因此，我们的巨大悖论在于，只有数字计算机能够真正地测量、模拟或操纵一种很可能是模拟而不是数字的性质。除了值得注意的图灵的“巨人计算机”（Colossus）之外，初代的所有计算机都旨在计算弹道轨迹、爆炸和其他对“地球母亲”的穿透。可以肯定的是，台式机（即绚丽的个人电脑）的引入带来了大量的应用。当机器中的数字计算机计算并决定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比如预测天气的简单能力），使用者们却没办法打印这些（如气象学）文本。
“巨人计算机”被视为世上首台可编程的电子数字计算机，图为Mark II
换句话说，为了所谓“终端用户”的利益，这些机器非常有意识地仅限于使用有限元素的应用程序。128位字元对美国来说已经足够了，265位字元对欧洲的多元性来说也足够了。但是，正如特里·威诺格拉德所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将自然语言的自动化从字母和音素的有限数量扩展到语义的无限数量的所有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显然，在人文学者的办公桌上安装个人电脑，这么做根本没办法弥合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裂痕，因为所有同事都只拿电脑打打字。而且即使他们已经找到进入人文学科方法和数据库的途径，他们也不会去改变什么。然而，自然语言是人文学科按权利要求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地/领域。在大卫·希尔伯特的时代，也就是《存在与时间》的时代，整个数学的基础性危机被归结为一个问题——数学“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还是说“存在于纸上”？
然而，同样的论点不幸在数学和哲学中产生了非常不同的效果。已故的海德格尔得出的结论是，技术的本质并不是什么技术；希尔伯特为图灵的抽象机器扫清了道路，而后者的主要目标就是希尔伯特本人。图灵的原始计算机能够证明希尔伯特最喜欢的假设的不可解性。图灵的技术图景首先实现在电子管中，后来是在晶体管中，最后是在集成电路或芯片中。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语言本身机械化。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不是“有用之物”或工具，甚至不是本体论上冷漠的书写工具，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工具与文化技术有关，也就是与信息的处理、储存和传输有关。相反，工具和机器主要涉及自然能量的处理、储存和传输。但是，同时贯穿于许多自我相似的（self-similar）计算机层次中的机械化形式语言破坏了这种区分。它们以可计算实数的形式，既处理信息，也可以说处理能量。例如，欧洲书写系统的具体区别开始消失，字母和数字不再像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那样重合。半个多世纪前，计算机只知道数字。它们的输入和输出除了二进制数字之外别无他物。这一事实让图灵等先驱充满了隐隐的自豪感。为了尊重古老的字母和十进制惯例，后来的操作系统（如UNIX）通过单一的一维命令行扩展了这个零维的位面。又过了十年，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郊区的施乐（Xerox）公司投资的复印机诞生了目前流行的人机二维用户界面，这使得数字和图形首次兼容。现如今，随着二维计算机在全球办公室饱和，电子工业正在投资数十亿的多媒体项目，带来图像和声音的新兼容。
从理论上讲，如果人类感官的虚拟现实不被限制在时间和空间的四个维度上，这个技术更新的过程就可以永远从一个维度持续到另一个维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计算机界面及其维度的爆炸将导致所有其他娱乐媒体的内爆。这种爆炸的影响并不限于技术逻辑和商业领域。因为文化和人文事业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图，而是取决于所有在自然语言基础上成为可能的媒介，它们的局限性直到今天才变得明显。120年前，加州铁路大亨、州长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他老人家下令进行著名的奔马和高速摄影机相结合的实验，这导致了电影摄影的出现，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马和战斗场面的画家不得不承认自己败下阵来。如今，在形式语言基础上构建的媒介技术动摇了可能与不可能、可想与不可想之间的界限。那些曾试图将他们的见解和意图的模糊逻辑注入计算机源代码的人，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这些代码的形式语言如何急剧地扭曲着这些见解和意图。
The Horse in Motion（1878）（快速上下滑动手机屏幕看看）
由于这些反馈回路倾向于从机器到程序，而不是相反，计算机不能被归类为工具，因此当涉及到理解机器时，后来的海德格尔比写《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更有意义。与《存在与时间》中的论点不同，这时的海德格尔指出技术不是一种单纯的手段，“而是一种揭示的模式”。这意味着在实践中，”隐藏在自然界中的能量被解锁，被解锁的东西被转化，被转化的东西被储存起来，被储存的东西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被重新转换”。诺伯特·维纳说香农是个疯子，一定是因为这样的发现——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年轻学生，据说香农建造了所有数字计算机中最简单、最优雅和最无用的机器。这个机器拥有一个“ON/OFF”开关。每当香农的朋友来访时，机器就处于“OFF”状态。心情愉快的时候，访客将开关切换为“ON”。这时机器的盖子打开，并出现一只手；这只手会去摸索那个开关，自己把开关关掉，然后消失在关闭的盖子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