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5年左右起，“悬浮”（suspension）一词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被广泛使用。“悬浮”表示一种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频繁移动，进行高强度劳动，暂停常规生活，以便快速获益，然后迅速逃离。人们在没有尽头的路上一直移动着，而不改变不喜欢的眼前状况，疯狂的创业活力与政治上的听任并存。本特刊将“悬浮”这一术语发展为一种基于民族志研究的分析方法，涉及中国境内、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移民。这种方法使移民（migration）成为对远超其本身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之基础。该方法使研究者、移民和更广泛的公众之间能够进行共同研究，并试图在行动者（actors）之间谋求变革的能动性（agency）。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引用：Xiang, B. (2021).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 Pacific Affairs, 94(2), 233-250. 因平台规定有删节中国私营部门的劳动人口流动性很高。许多人每隔几年就变换工作和住所。例如，城乡移民（rural-urban migrants）平均每2年换一份新工作。工人越年轻，移动就越频繁。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移民每1.5年换一次工作，而80年代以前出生的移民每4.2年才换一次工作。女性换工作的频率高于男性，为平均每1.6年，而男性为平均每2.3年。根据我和同事1994年在珠三角地区（华南）所做的一项调查，那里的工厂每个月流失5%的劳动力，总体流失率为2年。为了留住工人，一些工厂在入职两年内收取保证金，扣缴两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如果工人在两年内离开，将损失保证金和两个月的工资。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移民继续保持高流动性，并且这种高流动性不为城乡移民独有。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outmigration）是中国国内高流动性的延伸。那些从海外回来的人继续他们在中国和跨国界的移民之旅。随着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这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状态，我们称之为“悬浮”（suspension）。在悬浮的状态下，人们频繁移动，进行高强度劳动，暂停常规生活，以便快速获益，然后迅速逃离。悬浮遵循的座右铭是：“现在赚尽可能多的钱，然后赶紧走。”现如今，人们几乎没有精力投入到系统性的变革中，因为人们一直在看不见尽头的道路上前进。这种情况既来自结构性强迫，也来自于自身。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巨大的创业活力，却很少看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中国公众不断感到自己正处于重大变革的边缘，因为矛盾不断累积，但一次又一次，生活还在继续，事情也没有起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在劳资关系、公民参与和经济公平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放眼世界，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却在恶化。在这个高度流动的世界里，历史变革的力量在哪里？这样的能动性——将“当下”问题化的意愿和能力，构想一种不同的集体未来的能力，从从此时此地启程的能力——必须在流动的劳动人口中找到。没有人能够预测（毋宁说构思）流动的劳动人口何时、以何种形式会成为历史变革的主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历史经验和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对一个人生活经验的批判性意识是主体转型的关键。这种批判性意识包括：一个人的能量如何在日常基础上被引导？一个人认为哪些努力是值得的，哪些不值得？以及为什么值得或不值得？在培养批判性意识的过程中，学术理论必不可少，但还不够。正式的理论（如关于新自由主义、不稳定性或社会排斥的理论）往往不是在问题内部进行解释，而是离得很远。理论将现象整理成整齐的顺序，并提供普遍性评估（“太多的不平等了”云云），但在捕捉人们在实践中的感受、算计与挣扎方面却做得不够。因此，这些正式的理论不能为行动者提供审视自己生活的新鲜视角。更多关于生活经验的文献本身也不足以达到这一目的。学者们也不太关心人们的主观经验。诚然，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主体性（subjectivity）一直是西方社会研究的焦点，尤其是福柯式的研究方法。移民研究记录了移民者遭受剥削与歧视的日常经验，并赞扬了他们的创造力与韧性。在本期特刊中，我们广泛探讨这些研究，但也意识到它们与移民自我理解之间的距离。这类文献的一个分支是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所谓的“黑暗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抑或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所描述的“受苦主体”（suffering subject）的人类学，他们突出了研究主体的痛苦来使研究合法化。移民需要人类学家告诉他们自己在受苦吗？难道有人会因为读到自己被写进“痛苦情色”（“misery porn”）里而感到被赋权吗？罗宾斯呼吁关注更多“好的方面”——关怀、爱、能动性。可是移民知道关怀和爱，他们了解自己的经验。他们需要工具来帮助他们清楚地表达生活中的矛盾，并通过经验来找出问题的形状与原因。相当讽刺的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从系统（system）转移到主体（subject），却伴随着对主体本身的脱离。尤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系统分析动员了公众。尽管这些分析与人们的直接经验无关，但它们与人们对话，有时甚至改变了他们。人们会认为，研究他们的经验是一件有所裨益的事。今时今日，对主体性的精巧论述是如此复杂而知识化，以至于很少有外人能理解。对主体性的学术研究是否有助于行动者反思自己的主体性？出于此目的，我们拿“悬浮”的概念做实验，寄希望于发展一种方法，将移民作为普遍性社会批判的透镜——更重要的是，促进移民对其经验（experiences）和更大背景（contexts）的问题化。“悬浮”的字面意思是“悬挂和漂浮”。图像比文字能把这个词解释得更清楚。悬浮的典型形象就是蜂鸟振翅，努力在空中保持自己的形象。蜂鸟在空中挣扎却无所往，也无法着陆，之如人们一直在前进，却不会批判性地参与当下。我们将“悬浮”作为研究的中心隐喻，原因很简单。包括移民在内的中国公众已经在用“悬浮”来反思他们的生活。虽然我可能是第一个在此意义上使用“悬浮”一词的人，但这个词本身有它的生命力。这个词的流行有些出人意料，但回想起来又在情理之中。“悬浮”在与公众对话。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词汇，以指出他们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2014年，我接受一家网络杂志采访时收到了众多评论，其中一名读者说这个词“刺痛了我的伤口”。还有一名读者说“纱窗纸被捅破了”，光线倾泻了进来。“悬浮”一词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人们对自己生活经验的质疑产生了共鸣。它指出生活中的某些错误，挑明了对变革的吁求，是行动者之间最强大的、却经常被忽视的能动性形式。这种愿望当然是模糊而脆弱的，这种愿望不断受到霸权主义的压制。但这种愿望毕竟存在。这是人们巧妙而迅捷地利用特定环境的另一面，可以说更具有能动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采访过的移民经常这样叹息。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被动的表现，但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强烈的抗议，要求解释不公平的条件如何设下陷阱——为什么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可以将人作为一种行为主体的存在合理化，或者我们可以深入研究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以及他们想要以不同方式做事的热望，从而看清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悬浮”是一个问题化的术语。这个术语以一种需要停顿、反思、查验和阐释的方式总结着经验。这个词也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因为它连接了不同群体的经验。我自己同这个词的关系很有说服力。1995年，我第一次用这个词来描述农民工在中国社会中的结构地位。城乡移民不能在城市中定居，也不能回到农村。因此，他们被“悬浮”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鸿沟里。（2000年之后，这种形式的悬浮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二十年后，当我试图总结众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移民学者的生活状况时，这个词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用蜂鸟的形象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人口活动。移民们要求加班，但他们讨厌加班，并梦想着快速赚钱，有朝一日成为小生意人。助理教授竭尽全力快速发表更多的论文，并向自己承诺，一旦获得终身职位，他们将做真正的研究。官员们勤勉地遵守他们不赞成的规则，以便获得一个能够给予更多自由裁量权的职位。“悬浮”一词的所指多种多样，含义也不固定。但是，这个词吸引了广阔的公众。在这里，读者看到了自己和他人。主体形成始终是一个主体间性的过程（an intersubjective process），否则，就不会有葛兰西设想的“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s）或“立场之争”（war of positions）。学者们应该注意到，为确保论文齐整有序，以特定群体为中心的研究还缺少了什么。一开始，“悬浮”一开始是一个客位（etic）概念，是研究者用它来描述客观条件的术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主位（emic）术语，行动者们用它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进一步把“悬浮”发展成为一个“主位-客位术语”（“emic-etic term”），产生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反复对话。对话双方对这一术语有共同的基本定义，这构成了继续对话、循环的基础。对于行动者而言，一个“主位-客位术语”不仅代表了他们经历过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经历的问题，这是典型的主位术语所不能及的。对研究人员而言，“主位-客位术语”从内部将社会现象理论化，而不是去反对客位术语中给定的理论或政治立场。这使研究者能够在对主体进行讨论的同时与主体交谈。本文分两步将悬浊液发展为一个呕吐词。首先，我描述了“暂停”在移民生活中对应的是什么经历，尤其是哪些主要矛盾让移民觉得自己的经历需要被质疑。其次，我追溯移民的日常经历到更大的结构条件，以解释这些经历和感知是如何形成的。最后一节概述了本期特刊的个别文章是如何按照类似的思路阐述这一方法的:通过探索移民经历中的矛盾，并将这些经历与更大的结构联系起来。在本文中，将“悬浮”发展为一个“主位-客位术语”的步骤有两步。首先，我将仔细描述“悬浮”在移民生活中的对应经验。其次，我将移民的日常经验追溯到更大的结构性条件中，以解释这些经验和看法的产生过程。最后一节（【译注】这一节没有翻译）将概述本期特刊中个别文章的阐述过程，看其如何按照类似思路探索移民经验中的矛盾，以及将这些经验与更大的结构关联起来。这篇文章使用了我从1994年以来长期民族志研究积累的数据。我从2014年以来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公众活动中学到的东西也深刻地启发了我。我的田野研究提供了对移民经历及其背景的系统性看法，而我的公众参与展示了公众明确的愿望，以反思他们的批判性条件。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东北的一名下岗工人、离异的单身母亲计划去意大利做家政。她告诉我，她明知这份工作会很辛苦，与十几岁的女儿分开也很痛苦，但是需要挣钱给女儿读大学。她说：“我就当我这三年是‘进去’了。”“进去”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暗指坐牢。出国对她来说就像坐牢一样，因为移民和坐牢都会暂停她的正常生活。在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一名四十多岁的外地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两班（二十个小时）。他决心在五十岁之前回老家买房。我问他“难道不担心健康问题？”他答道：“健康？那是以后担心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以后担心健康就晚了。可是他不单单是在推迟这种担忧，而是在“悬浮”生命本身。更常见的是，移民离家工作很长时间，减少了社交生活，放弃了作为家庭成员、朋友和邻居的欢乐与责任，以此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首先，悬浮是移民为了追求特定目标而暂停重要生活部分的一种生活经历。牺牲短期利益以确保长期未来的做法并不新鲜。类似的合理性也可以在延迟的满足中找到。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中找到，比如中国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但是悬浮不仅是对未来的追逐，而且它把现在变成了一辆通向未来的空车。驱动这辆空车的动机是逃离此时和此地。“大跃进”运动固然可怕，但正是因为它赋予了“当下”丰富的意义，才动员起众人，把此时作为建立乌托邦的坚实基础。民族志研究表明，如今许多移民努力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渴望尽快攒够钱，最终不再工作。洛菲尔（Rofel）恰当地指出：“一个人可以有另一种生存方式，这种对未来的情感参与推着中国农民工度过当下。”严海蓉称这是一种“短暂超越”（ephemeral transcendence）的欲望。它是“超越”，因为移民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它又是“短暂的”，因为未来难以捉摸，通往不同未来的道路转瞬即逝。最后，很少有农民工离开体力劳动。但是对这种超越的渴望仍然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逃离现实的冲动是农民工频繁跳槽的重要因素。根据我们1994年的调查，农民工辞职的常见原因包括获得更好的工作（21.1%），与同事发生冲突（18%），跟随去不同工厂工作的朋友（17.2%），与经营方发生纠纷（16.7%），恋爱关系的变化（9.1%）和感到无聊（8.8%）。换句话说，收入是换工作相对次要的动机。工人们经常回忆他们的辞职经历，认为这是一种勇气和尊严的行为。“给经理点颜色看看”，一位信息提供者如此描述他被车间经理训斥后离开工厂的情景。但是，为什么移民们不直接面对和解决问题（如协商和谈判），而是一走了之呢？人们给出的答案很典型，也很简单——因为这不明智。他们表示，如果想要改变工作和生活条件，那就“太复杂了”。因此，短期内更明智的选择是赚钱，然后“买断”农民工的身份。移民们既听之任之（“你对目前的状况无能为力”），又满怀希望(“未来情况应该会变好”)。受盖耶（Guyer）有关“近期撤离”（the evacuation of the near future）的分析启发，我将悬浮的经验描述为“不久的将来”和“附近”的位移（displacement）。盖耶指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具体的社会会出现，并可以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它是一种时间的尺度。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公众对时间的想象中，“近期撤离”这种时间尺度被一种组合取代，即对眼前情况的固着（fixation）和一种非常长远眼界的组合。在我们更具民族志导向的分析中，“近期”消失了，因为人们追逐当下的机会，是为了梦想着有一天会过上多么充实的生活，但最终却对五年或十年内建立一种满足的生活感到茫然。在对未来的匆忙追求中，人们放弃了与同事和邻居建立团结的机会。“附近”（nearby）——直接的社会环境，如工作场所和社区——也被掏空了。
悬浮既是一种生活经验，也代表了一种对生活的看法。在这种看法下，现在和不久的将来都将很快变成例外的过去，因此可以免于人们通常坚持的道德判断。在中国东南地区夜总会工作的女招待不断提醒自己：“现实一点。”停止对当下的道德判断，从任何可以得到的机会中获利，然后继续前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华人女工这样讲述一段在移民期间发展起来的恋情:“如果你太认真（这段关系），你会吃亏的。”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们完全抛弃了道德原则。相反，他们经常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的长远生活目标，例如为了家庭而牺牲个人利益。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做法在道德上是暧昧的。但他们也强调，现在讲这些问题不明智。移民避免提出道德问题，即使他们成为他人不道德行为的受害者。自2004年以来，我一直在中国东北与非技术移民一起工作。在那里，“潜在移民”（would-be migrants）通常要向商业中介机构支付6000美元，才能获得一份为期两到三年的海外合同。有时候，不道德的中介人会带着钱消失，让那些想要移民的人陷入困境。当有人被骗的谣言传开时，村民们往往会嘲笑受害者，而不是联合起来向中介索赔。被骗的人不得不在社区里低调行事。谁应该得到同情，谁应该受到惩罚，这不是很明显吗？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没有人对是非原则提出异议。可问题在于，他们觉得自己在匆忙的生活中无力应对这些是否原则。正如一位乡村店主所说：你得承认中介是有能力……谁都想赚快钱。那些出国的人也想像中介一样赚快钱。你不知道怎么对付中介，……那只能说你输了。生活成了一场奖励少数有能力者的游戏。判断行动的唯一标准是结果，通过可疑的手段获得的成功比诚实的失败更受欢迎。有同情心的邻居可能会鼓励潜在移民继续前进，找到其他赚钱的方法来弥补损失。“这就是现实，”店主说：“思考对错只会让你失去更多时间。”为了继续前进，一些失败的潜在移民把自己变成中介的下线，希望招募更多潜在移民来赚取佣金。与移民认为“当下是暂时的”看法不同，“悬浮”代表了中国劳动力的一种普遍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生活。如果没有大量工人“悬浮”他们的正常生活，中国就不可能高速发展。中国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也依赖于灵活、勤奋和流动的劳动力。同样重要的是，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悬浮”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这种听天由命和充满希望的混合体让人们继续前行。高度流动性将消散而非点燃社会变革的草根能量。那么，当社会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口都生活在一种阈限状态，一种暂时的、转瞬即逝的特殊状态时，这又意味着什么？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阈限个体（liminal individual）“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介于法律、习俗、传统和仪式所分配和排列的位置之间。”阈限（liminality）是维持规范的例外状况，是既定结构之外的一种临时状态，但它对维持结构至关重要。移民阈限的文献强调了国际阈限在不同的规范社会秩序中生活。但在中国，关于流动的主题并不位于离散秩序之间的空间。“悬浮”是普遍的秩序。社会的每个部分都在快速发展，但就整体而言，没有人知道它将走向何方，因此悬浮的经验必须被理解为更大结构的一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悬浮”是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缩影——先富起来，别的再说。移民的看法反映了中国著名的官方说辞:“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解决。”官员们不一定相信发展将提供解决方案，但他们确信必须发展下去，因为这是将问题抛在一边最有效的方式。
换句话说，发展是消解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四十来年的疯狂发展带来多种挑战（不平等、环境等），那种认为情况一定会好转的信念正在失去吸引力。然而，讽刺的是，对发展主义承诺的怀疑强化了政治发展主义。政治发展主义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主义，后者相信发展的结果，政治发展主义则把发展过程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不可或缺，即为了发展而发展。如何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悬浮”之所以成为关键，是因为它指在不认真对待当前状况的情况下仍继续前进。首先，就像不断变换工作的移民一样，政府（尤其是处于较低水平的县乡一级政府）也会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第二，没有引入制衡机制，而是建立了一种所谓“通过矛盾进行平衡”的机制。地方政府被敦促使经济更加环保，但也被要求保证足够的就业机会。第三，采取临时应急措施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从长远来看加剧了上述矛盾（如“信访商品化”）。这些措施导致了一种我称之为“纠结发展”的状况。我在这里使用“发展”一词，是因为它在主流话语中出现，意味着旨在改善的干预措施。这里的“发展”显然不是线性进程。它已经成为一个空的能指。建立市场是一种发展，两年后拆除市场也是一种发展。正如伯兰特（Berlant）所描述的当代美国公众所面临的“僵局”（“impasse”），是有许多运动和动态，但都往往是“原地踏步或原地打转”。“纠结”这个词意味着指向不同方向的动力。它们同时相互纠缠，导致混乱，迷失方向。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起，“纠结”一词开始流行。“纠结”的字面意思是纠缠和复杂，常常被翻译成“困难的抉择”。这个关键词不指做选择时的困难，而是指必须同时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纠结”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关键词，不仅仅意味着世俗的影响，还和“悬浮”一样，表达了一种对普遍生活状况提出质疑的愿望。
因此，“纠结发展”不仅表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对普通人产生不良影响的发展过程。正是这种“纠结”的效应将广泛的政治经济与悬浮的经历联系起来。
因此，纠结的发展不仅是“压缩的发展”。 张庆燮（Chang Kyung-Sup）提出“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抓住了东亚发展的一个关键特征。“压缩的现代性”是“一种文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经济、政治、社会和/或文化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以极其浓缩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动态共存导致了高度复杂、高度流动的社会系统的构建和重建。”
作为“压缩的现代性”的一个例子，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与激进的女性主义并存，这种混合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亚地区结婚率和出生率特别低。张庆燮认为，“压缩的现代性”始于19世纪末，而“纠结的发展”出现在21世纪初。“压缩的现代性”是指跃进、追赶，调和所谓“西方现代性”与当地传统。“纠结的发展”是要坚持下去，维护现状，并在多重问题下坚持下去。在“纠结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规范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它们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悬浮”的经验。本节的其余部分将依次讨论国家和社会规范的作用。
脱离了国家（state），“悬浮”也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经验。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不断地在控制、增长、维护之间变换优先级次序。这种政策重点的摇摆造成了一种悬浮的状况。参加欧子绮的民族志研究Spaces of Suspension: Construction, Demolition, and Extension in a Beijing Migrant Neighbourhood。社会福利是“纠结发展”的另一个例子。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本世纪初，中国政府迅速扩大了社会福利。截至201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58亿人，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到6600万人。这两项计划在1997年之前都不存在。截至2015年底，中国公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此外，国家在最近十年为失地农民提供了足够的补偿，以保证他们的生计。然而，尽管覆盖面广泛，提供的数额仍然很低。这远远不足以提供一张强大的安全网。大多数公民必须自己存钱，以满足不断上涨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一名菜贩告诉我:“我们现在拿命挣钱，然后我们以后可以用这些钱买命。”如果一个人必须在以后的阶段“买命”，那么他必须在现在“卖命”。总的来说，与为人们提供社会经济保障相比，目前提供的社会福利似乎更有效地将更多公民引入基本上不受监管的市场，从而加剧对财富的竞争。
“纠结发展”也反映在人们看待自己生活的方式上。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的生活充满期许，有房，有车，有一项收益不错的投资。另一方面，人们用来判断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标准（什么让一个男人或女人更受尊敬）变得比以前更加从众、更加墨守成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准备打破规则和道德原则，但在做重大人生决定（比如婚姻）的时候，却会尤其遵循惯例。家庭主义规范在中国的回归可以从公众对所谓“剩女”和“中国式强迫婚姻”的关注中看到。这种做法在21世纪初变得普遍。组建一个符合异性恋规范的（heteronormative）家庭还不够。如今，一个理想的家庭必须有能力在市里购买至少一套房产，保证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还要有储蓄，最好有投资。一个人做出非凡的努力只是为了成为被他人接受的普通人。相应地，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的日常挣扎变得有意义，也会采取从众的态度。本质化的规范有时与日常实践相分离，这有利于道德的“悬浮”。例如，迷信的“家庭价值”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拥有特定形式的家庭，但这并不一定会使一个人对伴侣更忠诚，对父母更孝顺，或对兄弟姐妹更有帮助。遥远的抽象规范总是很容易为工具主义的操纵行为辩护。在新加坡与男性伴侣临时同居的女性移民劳工的案例，清楚地说明了工具主义和墨守陈规的杂糅。她们独立、有进取心，将亲密关系视为互惠的“交易”。在进行上述交易时，她们利用了自己的女性特质和性特征，因此反而加强了性别等级制度的霸权。与此同时，她们反复强调“家庭对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乡的家庭。对女性来说，强调普遍规范可能是一种缓解因婚外恋而产生的道德焦虑的方法。她们的经历与前面提到的夜总会女招待遥相呼应。她们在模仿本质主义的女性形象，以提高自己的“身体价格”，处理好与商业客户、提供定期津贴的男友以及家人的关系，同时强调“家庭价值”和尊严是他们所做事情的终极动力。墨守成规有助于女招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也会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遵守性别和家庭规范外，移民还认为现有的政治秩序是既定且不容置疑的。也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几乎无法控制生活。当“附近”和“近期”消失时，业已建立的政治秩序成为意义和稳定的来源。在北京，经历了多次拆迁的农民工认为拆迁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有利于“大计划”，比如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因此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你必须依靠自己......和国家！”从中国东北移民到日本的劳工如是说。换言之，你必须依靠自己，因为你在一种监管不力的市场经济中航行，而国家则被看作是正义的最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