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衷主义的主体性与女性之美的不可能性
Eclectic Subjectivity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Female Beauty作者：让·戈德斯坦（Jan Goldstein，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引用："Eclectic Subjectivity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Female Beauty." In Picturing Science, Producing Art, edited by Caroline A. Jones and Peter Galison, 360–78. Routledge, 1998.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种单一的心理学理论统治了法国。这种理论与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的哲学有关，被他称为“折衷主义”（“eclecticism”）。其他心理学理论也有一席之地，但库辛的心理学占据着官方的、国家的地位。“七月王朝”（1830-1848）初期，库辛通过精明的官僚干预，定义了一个被称为“心理学”（psychology）的学科。这个学科以库辛的方式定义，并添加到中学的哲学课程中。1832年的一项法令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从‘心理学’开始学习哲学。”因此，在拿破仑时代开始后不久，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学教育系统就被用来向法国所有男性资产阶级青少年传授库辛的心理学。哲学是中学教学的“皇冠”，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学科，也是最能体现法国民族天才的学科，这大大增强了这种心理学的战略重要性。为了给教育机器配备合适的教学人员，库辛和他忠诚的弟子们利用他们在首都控制的机构（高等师范学校、索邦学院、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评审）来控制哲学教师的产生。那些表现出异端倾向或未遵守库辛学说路线的有志之士被劝阻，无法完成他们的学位。
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
这种在制度上扎根的心理学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强调“自我”（self/moi）。这门学科把“自我”这个不起眼的日常人称代词转变为一个准技术的大词。19世纪30年代，法国观察家夸张地指出，新流行的库辛哲学用“我”代替了上帝，而且把哲学完全压缩到自我的概念中。本文旨在研究这种霸权的、毫不掩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学，我探讨这种新学科产生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并探讨这种主体性的美学意义。我明确指出，“库辛主义”在19世纪之所以是“霸权”，并不因它在法国的统一传播；相反，它只被灌输给那些被指定为统治者的人，即男性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工人、农民和女性被长期排除在学校之外。19世纪80年代终于出现了女校，但女校课程中故意不包括哲学心理学。“库辛主义”成为一种高度阶级化和性别化的心理学。它为那些施加影响和体现主流规范的社会成员提供了一套自我身份的词汇。与现代早期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它的权威性与它的崇拜者形成一个经过筛选的群体。我还应该强调，我对库辛给予如此多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在他的哲学中发现了巨大的内在价值。我把库辛当作一种历史现象，这才是我的兴趣。他的思想是派生的（主要来自当时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而且经常乱七八糟，生拉硬拽，东拼西凑。但这些思想的成功和持久的制度化表明，它们与当时法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基本“契合”。它们在教育系统中自我复制，成为19世纪强势的法国文化力量。库辛之所以在他的哲学中强调“自我”，正是因为他认为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empirical philosophy）削弱了“自我”这个实体，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库辛的论点如下。在法国，洛克（Locke）和孔狄亚克（Condillac）的经验主义被他们的反对者嗤之以鼻，说成“感觉主义”（sensualisme），没有为心理统一提供逻辑基础，并且去除了一个综合的、整体的自我理性信念。换言之，经验主义将心智（mind）还原为物质（matter），从而不可逆转地分裂了心智，使其变得被动。
雷诺阿《沐浴少女》（Young Girl Bathing，1892）
经验主义哲学可能造成个人道德责任、灵魂不朽和神罚正义的信仰的衰落，并释放狂热的反社会行为，而这些行为正是“法国大革命”激进阶段的特征。在库辛的设想中，1789年后的法国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和政体（库辛和他的支持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并不希望回到旧制度），因此需要恢复一种积极的、有道德责任感的自我，即“我”。既然“自我”先于经验存在，那么我们怎么能确定我们拥有了“自我”呢？这对库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实际的问题。至少在一开始，他就必须说服他的受众，让他们相信心理学论述比经验主义论述更真实，引导他们接受这样一个公理：他们天生就拥有一个“自我”。此外，库辛的“自我”必须被认识、被阐明，以便社会可以充分利用它，强调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作为道德责任人的个人通过敏锐的认识来阻止革命活动的发生。为了这两个目的，库辛的哲学把重担放在了“自省”（introspection）上。自省成为认识“自我”的一手途径。在19世纪的法国，自省被称为“内部观察”。17世纪末，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英格兰人创造了这个简洁的术语，流行于日常用语和技术性的哲学话语中。在实证主义对实践科学合法性进行批判的背景下，这个词逐渐进入了法语，对此，法国批判中最早的批判，要数孔德（Auguste Comte）的批判。1830年，孔德说，心灵能够观察到除它自己以外的一切现象。将“被观察的器官”和“观察的器官”合二为一会导致一种悖谬，鉴于该悖谬，此种“内部观察”远不能得出合理的科学结论：为了观察，你的智力必须暂停活动；然而，你想观察的正是这种活动。如果你不能实现暂停，你就不能观察；如果你能实现暂停，就没有什么可观察的。
正如我们所见，库辛似乎熟悉这种对自省的批判，但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批判视为不可更改的、压倒性的批判。相反他认为，这恰好表明了自省的艰难，因此自省需要高超的技艺。当库辛在1826年论述自省的形成时，他有双重驱动力。一方面，他意识到18世纪感觉主义者的“分析精神”会造成破坏，因此迫切需要重建；另一方面，他钦佩那些感觉主义者所认可的培根式归纳法。他告诉我们，他在1815年取得哲学上的突破，当时他决定走出僵局，将培根式的观察与感觉主义者所抛弃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因此在那一年，他开创了“心理学方法”，一种内部观察的模式。他断言，这种心理学方法“构成了我（后来）教学的基本统一性”。因此，库辛的“历史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自我纪念的早熟渴望）促使他忠实地 “再现”了这种异常费力的方法，并以《哲学片段》（Fragments philosophiques）为题将它们出版。该著作提供了他那三年来“晦涩难懂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库辛的整套折衷主义体系产生于1815年至1817年的自省经验。这一经历既创立了折衷主义哲学的学科，又形成了这一学科所有后续工作的原型。这就好比，笛卡尔在荷兰独居时的“普遍怀疑”（systematic doubt）与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对自己梦的解析，在笛卡尔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科中都起到了共同的“基础—原型”作用。因此毫不意外，无论在高等学府还是在更低级别的学校，库辛的哲学训练都以“自省”为特征。库辛的一位弟子在“七月王朝”期间编写了一本“前学士阶段哲学教学官方手册”，手册中列出了每个学生都应该能够回答的关于“自我”的问题，然后明确指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涵盖对这些问题的真正回答，那就是自省。”在同一时期的另一本教学手册中，这位弟子见证了自省训练法在哲学课堂上的核心地位。这次他在一个脚注中评论了年轻学生掌握 “内部现实”（fait interieur）方面遇到的困难。孔德同样认为，“库辛主义”助长了自省训练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生群体中的流行。他反对“内部观察”，支持实证主义的方法，即完全通过对大脑生理学的研究来接近心理现象。孔德在一次演说中提到，“一个著名的诡辩家在法国青年中暂时成功地激发起了可悲的心理狂热”。他的听众很容易认为这位“诡辩家”就是库辛，而“心理狂热”则是对自省的科学功效的疯狂信仰。“暂时成功”的意思是，孔德觉得“库辛主义”的风潮会迅速过去。
意识（consciousness）是哲学观察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忽视，一切都很重要，因为一切都勾连在一起，如果缺少某个部分，总体的统一性就会变得难以辨认（insaisissable）。心理方法将自己与意识世界以外的一切隔离开来，以便在那里建立自我、定位自我。在自我那里，一切都很真实，现实却多样而微妙。在这个完全内部的世界中自由安置自己，让自己看到自己，并清晰地再现所有那些生活境遇带来的偶然与混乱，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才能。
1828年，库辛在索邦学院发表著名演说。因自由主义倾向而被复辟政府驱逐出大学八年后，库辛被允许回到这个老地方：心理学方法是对哲学的征服，这种方法已经坐拥无可争议的科学权威。什么是心理分析？它借助于意识，对潜藏于人性深处的现象进行缓慢、耐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这些现象是复杂的、短暂的、模糊的现象，它们粘在一起，几乎无法辨别。意识适用于这些现象，意识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工具，是一台观察无限小的事物的显微镜。先生们，心理学技术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如果缺乏长期的实践和持之以恒的习惯，缺少艰苦的学徒生涯，那么一个人就看不清自己。这些描述中有几个突出的主题。首先，自省被描述为一种苦行，几乎是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艰苦修行。它需要自我牺牲和漫长而痛苦的训练，它违背自然规律，并将实践者从普通社会交往的安心世界中移除。第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自省是一种混合之物。有时，库辛强调它的科学性，比如他把它比作显微镜，或者拿它和经验科学相提并论，前者依靠内部观察方法，“借助于那个叫做‘意识’的内部光线”，后者则依靠感官的外部观察。因此，当库辛表示自省也是一种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时，他也在支持他所反对的东西。库辛是一个狂热的反实证主义者，但他依然希望心理学攀上“科学”一词在19世纪初获得的权威。同时，他想通过“自省”过程的浪漫主义精神来激发受众的想象。这种技术并非人人唾手可得，并且需要被机械地切成碎片才能认识它。在没有提到孔德的情况下，库辛唤起了这种意识的难以捉摸性，谈到了同时将意识作为主体和客体的难题——这是自省的决定性特征，也是孔德对其作为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批判的重中之重。在1817年索邦学院课程的一个片段中，库辛探讨了“自我”的自发活动：我们对自己的所有研究都是反思性的。通过反思寻求自发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求它的过程中破坏它。然而，当平静地审视自己时，在反思之下“辨别”自发之物并非不可能。因此，库辛认识到了这个难题，而且最初似乎认为它无法解决。他承认，我们在寻找自省对象（客体）的过程中破坏了它。但他不会承认失败。他坚持认为，从外部现实的喧嚣中平静地退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承诺——我们可以在精神上把握住自发性。换句话说，自省需要隐居、警醒、慎独和天赋，但并非不可能实现。
在一个稍微不同的脉络中，1833年的一段话（这是库辛很可能已经听到了孔德对自省的抨击）以相当诗意的语言回应了意识的不可捉摸性问题，并修改了“内部观察”的定义：
内心世界的现象转瞬即逝，意识几乎在同一时间内领会到它们的出现和消失。因此，在它们通过这个流动的剧场时，仅仅观察它们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注意力留存。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人们可以把一个现象从它业已消失的黑夜怀抱中唤回来，让记忆把它唤醒，并在闲暇时把它再现出来供人思考。人们可以选择回忆它的某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把后者留在阴影中以突出前者，改变角度以涵盖所有角度，囊括整体。这就是思考的任务。
库辛似乎并不同意孔德的观点，即自省的意识根本看不到任何活动，因为当把自己作为观察对象（客体）时，就必须停止作为主体的功能。他在1828年的比喻将意识本身理解为一台显微镜，具有非凡的视觉潜力，而在1833年，库桑描绘了一种中间情况：“换句话说，意识只有在随后对原始数据进行平静的反思性再加工，才能获得可与显微镜媲美的增强视觉能力。”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梳理了库辛文献中关于自省过程的描述。但我还没有探究当自省意识遇到“自我”时发生了什么。换个问法，库辛认为的主体性是什么？被灌输给那几代法国资产阶级少年的东西是什么？在讨论库辛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他所掌握的词汇。如果说“自省”是一个英语词汇，那么在同一时期，“主体性”也是外来词，它来自康德的德语。它于1803年首次出现在一本法语词典中，词典中写这个词“来自K”（即康德，详见该词典的“最常用缩写表”）。 它在法国学术界有足够的影响力，巴尔扎克在1830年对语言学潮流的评价中就提到过它。但是，库辛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不喜欢“主体性”这个词，这个词也没有在法国大众中流行开来。他似乎认为“主体性”有点像康德的怀疑主义，像德国哲学家坚持的那样，认为我们被禁锢在精神范畴中，永远无法了解事物本身，也无法对绝对的性质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尽管库辛从未认可“主体性”这一术语，但基于他对“意识”的忖度，他为主体性的特征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描述。鉴于对感觉主义哲学的道德讨伐，库辛反驳感觉主义基本信条的第一种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他认为，无偏见的自省意识很快就会发现，一切事物都不是感觉及其衍生物。相反，有三类不同的意识行为：感觉的、意志的（也叫主动的）和理性的行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彼此之间有差别，但必然共同运作，形成意识的统一体。库辛认为这种意识要素的三种范畴是他的重要贡献。他在1833年欣喜地讲道：“它真流行起来了，因为我看到它几乎在每一本最近出版的心理学著作中都有转载。”库辛用意识的另外两个要素来补充感觉，从而把感觉主义的学说归入一个更大、更多变的结构，而不仅仅是推翻它，这就是所谓的“折衷主义”。
库辛的心理学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不仅向上和向外扩展，触及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而且从其道德中心的位置也影响到更多的知识分支，如政治理论、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美学。例如，库辛将政治经济学解释为对人类勤劳（human industriousness）的研究，他将其描述为“人对事物的改造”，“在事物身上打上个性的烙印，将事物提升为自由和智慧的拟物。”同样，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影响了库辛的的学生西奥多·茹夫罗伊（Theodore Jouffroy），我将在这里用他的著作《美学课程》（Cours d'esthetique，1875）来初步探究折衷主义主体性的美学意义。茹夫罗伊否定了“法国学派”对美的定义，后者认为美存在于事物的外部属性中，特别是它的秩序和对称性。相反，为了与库辛心理学至上的立场保持一致，茹夫罗伊打算让美学成为一种根本的心理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因此，为了找到产生审美愉悦的原因，茹夫罗伊着眼于意识的构造，而非着眼于审美客体的形式特征：“这些事物越与人相似，越涉及他的本性，它们就越拥有取悦他的天赋。这一事实是不变的。”
茹夫罗伊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他指出，审美愉悦必须是“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不因效用或使用价值而被事物吸引。他断言，美的情感和实用的情感是相互抵消的关系。在推进这一论点的过程中，他不经意地将库辛所熟悉的资产阶级认知能力和工人阶级的认知能力之间的区别转移到了神学领域。他认为，社会上流富人阶级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实用性的负担，比那些一年四季都被实用性困扰的贫民阶级更有能力去欣赏美。
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三等车厢》（The Third-Class Carriage，1864）
因此，茹夫罗伊也将库辛的人际心理能力差别转移到了美学领域。至少在他所举的例子中，这种所谓的心理差异影响了男人和女人作为审美思考的客体而非审美主体的价值；因此，他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关于女性之美不可能性的观点。他在《美学课程》的结尾重复说，事物在审美上打动我们，是通过“它们的无形要素”。人类的意识被赋予了感觉、智慧和自由这三个主要属性。正是通过这三个属性，我们才将单纯的赏心悦目与崇高区分开来。例如，女人的“自发活动”是像孩子一样的，服从于激情的冲动，但它们“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力量，以认识自己的目标并向前进”。这种活动令我们愉悦，仅此而已。为了获得美感或崇高感，活动必须表现出心理属性，而不是单纯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所标榜的崇高唤起了它特有的、强烈的审美反应，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特别纯粹、强烈和集中的人格情感表达。基于一种特定心理学的全国教学制度基础，一种主体性特征被建立起来。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主体性被刻意灌输给几乎所有法国年轻的资产阶级男性。这种主体性被说成是一种纯粹的、不言自明的断言或推动力，而妇女显然不拥有这种主体性。这无疑表明，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阳具的（phallic）类比。当然，只要了解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企图区别对待妇女和工人阶级并与之保持距离，企图在一个所谓普遍的人类主体掩护下做这些事，或者企图让这些偏见影响美学问题的典型推理模式，我们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我们从研究中认识到，“资产阶级主体”并不是单纯的抽象概念。它是由新兴人类心理科学刻意构建的实体，利用有利的政治时机添加到全国中学哲学课程中，并被赋予了最重要的地位。同样，在哲学课堂上教学的“自省”也是塑造这种主体的关键方法。通过意识的“三要素”假设，只有能自省的人才能将社会文化精英（资产阶级男性）与边缘人士者（妇女和工人）分开。一旦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学被引入美学领域，男性资产阶级的霸权“贪婪”就会变得非常明显，他们要把所有的积极属性都归于自己。工人不能欣赏美，女性的动作也不能被定性为美。库辛和他的弟子们认为非物质性是美学的本质。“自我”站在了野蛮物质性的根本对立面，因此无法接受直接的视觉表现，这就保证了“自我”最宝贵的属性：自由、不朽、道德责任。事实上，“库辛主义者”可能会同意这样一个命题：工人和妇女的物质性（生产和生殖）就是他们在认知上无法实现自我的原因。库辛主义者反对视觉材料，这使他们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死敌（颅相学家）截然不同。通过将心智还原为大脑，并将心智品质分配给一系列离散的大脑器官，颅相学家宣称这些器官以颅骨凸起的形式可见和可触及。因此，颅相学的倡导者正是库辛主义者视为对法国道德健康和政治稳定有害的那种心理学唯物主义典型。
颅相学图示（1883年）
此外，颅相学家经常支持左翼共和党或社会主义政策，他们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认为颅相学为那些无法进入中学课堂，无法学习“库辛秘术”和微妙自省技术的卑微民众提供了另一种心理学。为了证明他们学说的可及性，他们只需展示易于阅读的大脑地图和石膏头像，并大胆地划定和标注脑部器官。与此相反，库辛主义者的反图像冲动标志着一种深奥的心理学教义，它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奥义，在政治上也是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