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看起来快意恩仇的自由职业者，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们采访了 9 位自由职业者、4 位大公司里的雇员、新兴的自由职业招聘公司，和 2 位愿意对这件事表达看法的长辈（他们可不好找）
莫兆 2012 年离开公司单干时，厌倦了技术活儿和重复劳动。他当时认为，变成“自由职业者”后，能接触更多客户，能更灵活安排时间。
莫兆在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和 TNS 工作了10 年，任务是搜集信息，帮客户找到消费者的真正需求。 虽说客户不同，但每次分析信息的理论框架都一样，“做了很多年了，各种各样的套路你都明白了”，莫兆也想尝试新的分析方法，但他管理着十几个员工，光是检查监督他们的工作就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
这不是换家公司或者创业就能解决的，必须结束这种“集体生活”。
失去公司标签的莫兆成了人才市场上特殊的一群人“自由职业者”，他们拒绝按部就班，希望“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服务不只一个“老板”——看起来，他们还有权利挑选老板，并时不时地改变主意。
代价也显而易见。即便经验颇丰，“自由职业者”也无法像大公司的职员那样手握五星级酒店的会员卡，并享受商务舱待遇，甚至在申请信用卡时都会遇到麻烦——因为申请信息里必须填工作单位和单位座机。
包括你能想见的所有不稳定因素，没有长期合同，没有退休金，没有带薪假期，没有病假……但这所有的风险都没有能够阻挡年轻人。根据美国自由职业者协会统计，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自由职业者（大约 4200 万），2020 年前自由职业者数量可能还会占到总劳动人数的一半。
这些人大多从事服务业或者脑力劳动。尽管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理由各有不同，或者认为公司资源不能满足自己的发展，或者是暂时没想好要去哪家公司，干脆先一个人干着，不过前提都是，他们拥有一技之长——最好足够专业。在美国、欧洲、中国，情况都类似。根据领英中国 2015 年的统计，在所有标注有“自由职业者”头衔的用户中，摄影师、设计师、独立翻译等专业人士占比最多。
我们在今年 8 月和 9 月采访了 9 位自由职业者、4 位大公司里的雇员、新兴的自由职业招聘公司，和 2 位愿意对这件事表达看法的长辈（他们可不好找）。自由职业者的领域包含设计，软件工程，摄影，翻译，经纪人，市场调研，撰稿人，咨询师，他们逐渐修正了自己对于“自由的理解”。而大公司里的人主要负责找到自由职业者，把项目分配给他们，他们将会从职场角度给自由职业者一些建议。
公司
欧洲 IPSE 机构认为，倾向于自由工作的专业人士数量上升（即便在总劳动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依旧如此），一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想在工作中寻求更多灵活和自主性。
27 岁的安克极度反感 996 的工作（早九点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这是最近被互联网公司大力推崇的工作节奏），讨厌大家一起坐班，集体荣誉感这种事她不能理解，在两家媒体公司工作后，去年她成了自由撰稿人。就像大部分蠢蠢欲动打算裸辞的年轻人期待的那样，这一年，她去健身房的时间变多了，旅游时间变多了，收入反倒有增无减。
不过，整个人才市场的情况比安克的例子更复杂。很有可能，正是公司人力需求的变化主导了这股以“自由”为名的风潮，而不是相反。
亚洲金融危机那几年，张立欧所在的咨询行业里有大型公司倒闭，不少人失去工作后被迫从事自由咨询。大公司客户也发现，他们能以更低的价格从自由职业者那里买到相差无几的解决方案，在家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还能为公司节约办公室租金成本。
另一些公司，比如翻译公司，他们决定不在公司内部囤积译者，最高效节省的角色是把产业链上零散的角色组织起来，只要控制好质量，管理好账目就够了。
文双是拉勾网的前总裁，他认为过去两年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需求改变了传统的招聘方式——急需要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为他们解决问题。之后，他创办了自由职业者的招聘平台“自客”，类似于美国的 iwork.com 、澳洲的 freelancer.com。“自客”在 8 月 22 日上线，文双称，到 9 月初已经有 900 多个企业入驻，6000 多个自由职业者和多种职业者入驻，他们是资金有限的互联网公司过去没有能力长期雇佣的。
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公司的影响力会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在专业技能之外，这个依然不算大众的职业决定会要求他们快速习得一些维持安全感的小窍门，因为他们得比过去变得更全能才不至于被公司客户抛弃。
可即便一切都进展顺利，公司人依然对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执行力抱有偏见，这同时会成为自由职业者日后想要重新回到公司集体中的障碍。
客户
胡梓琳离开公司后遇到了麻烦。
离职前，胡梓琳在一家洛杉矶的经纪公司工作，代理亚洲艺人在美国的演唱会。2010 年，她回到国内，开始转作“代理经纪人”，胡梓琳这行的自由职业者，做艺人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中间人”，收取艺人通告价格的 10%-30% 作为佣金。胡梓琳还是包括 Miranda Kerr 在内的欧美模特、港台艺人在中国的代理方。
代理经纪人手上没有真正握有艺人——这是自由的地方，胡梓琳不需要到处跟着他们跑，还可以同时接下好些艺人的生意——胡梓琳离开经纪公司的主要原因就和这个有关，四年下来她能接触到的明星屈指可数，因为美国公司只需要五月天、张惠妹、郭富城这些亚洲的大牌艺人。辞职当下，胡梓琳觉得根本不用愁没有订单，有了洛杉矶和台湾滚石的积累，她当时想象着自己能成为台湾邱黎宽那样成功的独立经纪人。
但这也是麻烦的开始。回国的第一年，胡梓琳没有赚到一分钱，虽然她有艺人资源但却没有足够多的客户， 因为不信任“中间人”，报价低时还会被人怀疑不靠谱，即使是老客户也没能帮到她。
自由职业者莫兆约见了几十个老客户，一个没谈成。他意识到的问题是，自己想提供的新想法并不是以前合作的大公司需要的。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好——比过去在公司里的折衷方案更好，但合作的大公司向来只希望安全，说得过去就行。“客户原来期望是 100 分，我现在想做到 200 分，而不是以前的 100 分” ，但没人愿意为他的创新冒险。
我们采访到的所有人在第一年自由职业时，几乎都是无条件接单，无论薪酬多少，自己是否喜欢。“你得挣钱过生活，还是接吧。”刘轩宇说。他从武汉到北京做自由摄影师，刚开始，他总是想，“如果我这活不做，我那活不做，到最后人家也不会找你了。”
薄锦在做自由译者初期也有着类似的焦虑，担心“少一份案子就会少一份机会”。喜欢翻译英文和日文的图书，但出版社一千字只给 40-80 元的薪酬，一本 10 万字的书大概是 6 千块，扣完税剩 5 千块，不仅给得少，和大公司复杂的财务流程一样，出版社通常“在图书出版后半年才给你结算”，“我靠它来吃饭，我怎么活呢？” 薄锦必须要接一些商业翻译的案子，才能有相对稳定、可观的收入。
李然则开始意识到，面对客户的要求时，过去团队的其他成员和“公司”的概念可以给他壮胆。他曾是一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因为公司技术资源有限而决定单干。现在，每个决定的风险都将由他一人承担。
信任危机
即便李然不畏承担这些风险，大公司客户也会有顾虑，他们通常不愿意和“单个的个人”打交道。
“除非这个设计师很有名气或者是大学教授级别，这样身份比较平等。但如果一个年纪轻轻的设计师就算你的作品还不错，和大公司合作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许夏龙说。
学设计出身的许夏龙最初决定做自由职业时，就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她是唯一的员工也是唯一的老板，工作室的意义在于方便她纳税开发票，一切都是为了“签合同时看起来正规点。” 不过这不能怪大公司，就连许夏龙自己也抗拒和那些人手较少的公司合作，“我第一年的时候吃过很多亏，我发现小公司的流程比较混乱，即使是资本很大，交付系统还是很随意，我现在基本不会跟创业型或者是初创公司合作。” 一年下来，她培养了两到三个稳定的客户，和这些客户打交道，双方不存在信任问题。
当这些服务涉及的金钱数量越大，公司对自由职业者的信任度就更低，比如牵扯到艺人的通告费用，预付定金在 6 位数以上，客户在洽谈合作时就会更谨慎。
王丹在华谊兄弟工作，有时候他会选择和胡梓琳这样的自由经纪人合作，因为他们接触的艺人多，认识的明星模特不止一个。不过，他认为，和自由职业者打交道的保险做法是：确定前提前一天见面，而且必须自由经纪人和艺人（或者直接经纪人）同时到场。
“这是做自由职业的悲哀，” 胡梓琳说，“没有一个公司帮你护航，如果我出去说我是天娱或者华谊的人，你觉得他会需要做这种事情吗？不需要，因为他有你的公司作为背书。”
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胡梓琳们得花更多的力气证明自己，如果是商演她会请明星录一段即将出席某场活动的视频，但金额更大的代言没法录视频的时候，她就得亲自带艺人到现场签约。就连拍摄当天她也得到现场，并不是为了陪艺人，而是为了服务好客户，留下好的印象。
自由职业者中不乏靠谱优秀的人，但不可否认，和公司雇员比起来，这个群体的稳定性确实存在一定风险。香港一家翻译公司有 3 名全职员工和接近 30 位自由译者，总经理黄伟杰认为自由译者通常没有忠诚度，谁开的价格高他们就和谁合作。他偶尔会有项目需要立马找到译者，他不得不同时问二十几个译者，最极端的情况是没有一人想接或者说自己没有时间，这时候他就得拒绝客户或者延长交稿期。
新人和老手
张立欧可能是自由职业者最理想的状态，他做了十几年自由咨询师，主要负责企业并购以及战略咨询，他做自由职业的收入比在公司多了一倍多，空余时间还会投资各类项目，“我已经不觉得要也不想为公司工作了，在外面赚更多钱，有自己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回去呢？”
张立欧几乎没有遭遇过信任危机和拖欠账单。这很有可能是和经验有关的，这位曾在顶尖的跨国咨询公司工作多年的咨询师认为，你至少得在麦肯锡做 3-4 年或者是正常的公司里工作 5-7 年，别人才会正眼看你。
文双希望给自由职业者提供更稳定的客源，他创立的“自客网”希望首先从拥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入手。但事实上，可能是职场新人在初获自由时更需要帮助。根据 LinkedIn《2015 年中国自由职业现状报告》显示，3 年以下经验的自由职业者占比最高，达到 33%，而 20-33 岁的自由职业者占比 67%，也说明大多数自由职业者都是年轻群体。
图片：careercontessa
我们采访的大多数自由职业者也都是新手，总的来说，他们的收入都比在公司时多了至少 50%。工作了 1 年的自由撰稿人安克，工作 2-3 年的摄影师刘轩宇都是如此，他们称，自己现在即使最差的情况每月也有 1 万块。
不过前提是他们所处的行业相对稳定，并处在上升期。比方说，品牌对内容输出的需求一直都在，如今他们也不那么依赖传统媒体了，刘轩宇所处的几乎是摄影师最好的时代——近几年视频需求也越来越多。
但更多的行业并不这么幸运，薄锦的翻译工作月和月之间能差 2/3 的收入，淡季时，她得靠曾经在公司工作时申请的信用卡过活。胡梓琳回国后的 1 年半都没有收入，刚有好转，最近她签下的韩国艺人 20 场的巡回演出，又打了水漂。她熟悉的欧美或者台湾艺人在国内并不吃香，他们到国内开演唱会哪怕是商演，也必须经过广电总局审批，审批过程很复杂，有些厂商会直接放弃。
保险起见
自由职业者面临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拖欠款项，我们在采访中听闻了不下 8 次这样的事件，不分行业。 “项目会有很多节外生枝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情况， 哪怕就是最后的付款方式，也会有很多细节。” 李然回忆到自己 2 年的自由工程师经历时说，幸运的是无论拖了多久他最后都拿到了酬劳，但他也时常在项目结束后被要求做维护工作或者是项目以外的事，当然，没有任何报酬。
“自由职业者这个状态，很多事情就不太好理清楚。” 李然说。更糟糕的是，因为一个项目拖延时间，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李然原计划中的其他项目都无法准时完成。
安克也跟大公司合作过，“他们给钱很爽的，随便搞两下事情，一千块就来了，但那一千块要等半年，” 之后她在谈合作时就规定必须一个月打钱，为了确保自己收入稳定，她还和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合约，每周出 2 篇稿件，有固定薪资，但不需要坐班，同时她也可以接其他公司的项目。
莫兆的解决办法在自由职业者中更常见：签合同时就让对方支付订金的一半价钱。设计师刘永畅是按比例结算，每完成项目的百分之 30% 就拿到 30% 的酬劳。
至于大部分人担心的社会保障，大部分自由职业者都认为那一点儿都不成问题。他们通常选择挂靠到朋友公司，或者通过淘宝找代理机构缴交。
薄锦购买了商业险，她认为，“商业险的效率和覆盖的广度和回报都高一点。”安克的父亲为她购买了一份境外保险，“国内保险会限制用药，境外保险可以用最好的药和病床，她挂不挂国内的（医保）都无所谓。” 安克的父亲说。但这份境外保险可能价格不菲。
One-man Army
自由职业者一开始就有所预料、但后来才深切体会的问题是，自由很可能是需要学习的。
当然，你不用再参加那些“毫无意义和耗费时间的会议”了，可空余的时间未必会变多。以前是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休息，“现在呢，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休息？” 自由职业者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难题，很多时候，只有截止日期能结束这场纠结。
自由撰稿人安克规定自己在前一天晚上必须想清楚第二天要去那里，做什么，“不能全程乱套”，一周开始之初她也会计划好这周要写几篇稿子，需要确定的事务。
薄锦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工作节奏，这种节奏不同于过去公司给出的规章制度，但也不会太轻松。起初，她去咖啡馆找节奏，但碰上了那个老掉牙的问题——一个人想去卫生间时带着电脑又不太方便，加上在外面办公的开销也大，她被迫回到家，但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在公司办公，潜意识会切入到工作状态，但一回家，就放松不想干活了。
之后她租房都会选择大一点的空间。“我一定要把我房间布置得明显区分出我的休息区和工作区，” 她觉得这种做法很有效。
遇到类似问题的还有莫兆，当了 9 年的上班族，突然成了自由职业者他有点不适应。 莫兆在自由职业的前 3 年租了 3 间办公室，都在住宅区，而非真正的商业办公楼，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它存在的意义是“这里有个具象的存在，它给了我心理暗示， 你每个月要花几千块租这地方，你得赚回来啊。” 他每天都去这间“办公室”，因为可以有种正式工作的感觉。
胡梓琳补充说，独立经纪人的工作还会让人觉得尤其孤独，过去她没有想到。“我们交流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知道太多艺人的生活信息，这些是不能聊的。” 但在经纪公司，一个艺人背后会跟着一个团队，遇到麻烦至少可以跟彼此诉苦。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她独有，许夏龙工作了大概一年后，兴奋感逐渐褪去，开始有了一种“脱离社会”的感觉。有半年时间，她白天一睁开眼就想要不要找个公司上班，晚上又觉得自由职业状态自己很喜欢。“这样想了一万次，每个人都会想一万次。”
前段时间， 许夏龙参加了国家艺术基金举办的活动，有 35 位插画师一起参加，他们彼此聊得最多的就是孤独感。许夏龙说自己单身未婚还相对幸运，每当压力大她就会选择出门旅游，基本上每三个月一次，但其中有位设计师有了孩子家庭，“她不可能放着 3 岁的孩子不管，她的精神状态比我还要紧张一点，孤单感更强一点。”
犹豫
薄锦现在有点怀疑，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为一支队伍。这段经历让她有点儿不得不承认公司的优势，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和公司团队一起能做事情的规模是不同的，“大客户都直接去找翻译公司，不是我去找 2-3 个人就能接下来的，翻译公司不仅能提供翻译，还能提供整个打包的服务。”
张立欧虽说是自由职业者，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客户的公司里工作，他说，没有团队的配合，他什么也做不了。
就连刚从事自由职业一年的安克也已经在重新考虑自由职业，或者，真正的问题在行业本身。安可和薄锦都有转行的打算。薄锦的想法差不多成形了，她考虑过在大型翻译公司工作，做一名项目经理，但在和公司的接触中熟悉了他们的流程和运作，她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 3 年 5 年 10 年，对于个人的能力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提升，无非是更熟练而已。”
一些更直观的压力还来自家人。不知道是否是巧合，我们采访的大多数自由职业者都拒绝自己的父母接受采访，答复说“可能不是很方便”，“这个就不方便了”。我们推断，很可能，自由职业在中国仍然是个敏感的家庭话题。
刚辞职时，胡梓琳的家人很支持她，鼓励她尝试一些新的机会。但那一年她完全没有收入时，父母开始动摇了，“ 干什么自己这么拼这么辛苦，不如回家里的公司上班，你一个人还要熬多久？” 那一年时间里这样的对话至少有三次，每次会持续一整天。 好几次父母几乎要把她说动了，胡梓琳说。
做了自由工程师 2 年后，李然今年年初加入了一家新公司，他觉得在公司能看得到清晰的升职轨迹和等级评价，但自由职业者本质上只是在“卖时间”，没法儿获得“持续成长。” “自由职业不是一个职业成长的方式，它是一个平衡职业和生活的方式。” 李然说。
让李然高兴的事不只职业上的稳步发展。以前，他总是要和客户站在一条线的两边，现在李然和他们站在一边了，“公司的所有人都在为着一个产品而努力”。在这样的集体中，李然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做出更长远的产品规划，而以前客户要求他的只是——给出短频快的解决方案。
回公司
如果自由职业者想回公司，公司的 HR 对接受这群人还是有所顾虑。
他们认为自由职业者通常对自己水平认知、自我期许比较高，团队协作上会有问题，经常“一言不合就离职”。“因为他/她一直单打独斗嘛，现在突然在公司团队，内部要协调，考虑的情况比较多，有个别的就接受不了。” 人人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兰雨说。
兰雨承认，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的工作质量确实比普通员工高，兰雨用“野生”和“家养”做比喻，“野生”的自由职业者生存能力更强，必须把技能打磨得更好才能活下来。LinkedIn 的调查也显示，平台上自由职业者拥有的技能数量是普通用户的 2.17 倍，联系人是普通用户的 2.37 倍，背书甚至达到 3.62 倍。
不过，让 HR 头疼的是，这些年轻人独立且个性鲜明，很多事都没有商量余地，比如薪水，比如周末绝对不加班。薄锦对此的解释是自己吃亏多了就必须强硬起来，对于酬劳这方面，她已经成了自己的法务，“我发现他们一旦超过我的界限，既使他的条件再诱人，我也会拒绝和他再次合作。”
如果客户提供的数据不完整或者错误，张立欧会要求把数据退回去让他们重做或者干脆终止项目，因为他的每分钟都是计费的，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你也可以说，如今职场上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
题图：blogspot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立欧，李然，安克为化名）
宜家在中国发行了 10 年的《家居指南》，其实隐藏了这 12 个秘密
中国最大家具展上的设计师展位这么寒酸，难道是这一届设计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