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胡同到东北农村，这个美国人总在好奇那些没有被记录的声音和生活
迈克尔·麦尔觉得《东北游记》中的三姨说过一句他听过的最有智慧的话：“你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时候，说“我想为今天我们在中国土地上所看到的一切提供一些脉络”。迈克尔·麦尔是个出生于 1972 年的美国作家，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中国是他的写作对象。
距离迈克尔·麦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已经 22 年了。1995 年， 23 岁的他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一座小城市内江当英语教师，并在四川大学与著有《江城》《寻路中国》等书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同班学习汉语。这时，迈克尔•麦尔也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梅英东”。
两年后，说着一口“川普”（四川普通话）的梅英东结束了“和平队”的志愿工作，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去北京的国际学校教书，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和中国姑娘“丹”（英文名为弗朗西斯）谈恋爱、最后结婚等等，梅英东就这样在北京待了十年。
2008 年 6 月，迈克尔·麦尔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这本书写的是中国城市的变化，关注北京胡同的拆迁和那里的居民。与记者快速采访写作的方式不同，迈克尔·麦尔的方式是住下来，观察、聊天，然后写作。
从 2005 年 8 月 8 日开始，他就住到北京西南角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的一个胡同里收集写作素材。这个胡同里住的很多都是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他和他们一起用公共厕所，洗公共澡堂，看《北京晚报》，关心时不时出现在墙上的拆迁告知书等。直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前，胡同拆得差不多了。迈克尔·麦尔也结束了在胡同的生活，完成了写作。
“我希望读者能够知道所有的城市都有过破旧和立新的历史，北京也是如此。实际上，随着胡同的大量拆迁，我们也许经历了北京最后一轮破旧立新。我也想告诉读者文化遗产的保护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保护帝都时的北京吗？是保护 20 年代的北京吗？或者是 50 年代的北京？”，。
迈克尔·麦尔在胡同生活期间，也在那里的小学当志愿者教书。由于所谓“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政策限制，这些学生到了六年级，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村庄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我很好奇他们即将回去的那个地方。我当时一直在找一本关于中国乡村变化的书，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书。你想读的书没有，不如写一本”，迈克尔·麦尔说。
于是， 2010 年，迈克尔·麦尔搬到了吉林省昌邑区孤店子镇的大荒地村，开始了新一本书的写作。这个村庄也是他妻子的家乡。和《再会，老北京》的写作类似，迈克尔·麦尔也在这儿住了下来。去小学当志愿者教师，和当地人聊天，睡火炕，去图书馆查资料等等，这一待就是两年。
迈克尔·麦尔来自美国的中西部州明尼苏达，在他印象中，“东北人很热情、勤劳和诚实”。东北的乡村生活和自己家乡明尼苏达也很相似，有着亲切感。
今年年初，这本记录中国农村变迁的《东北游记》（In Manchuria，繁体中文版叫《在满洲》）的简体中文版终于出版了。我们也借机和迈克尔·麦尔聊了下他印象中的中国、非虚构写作和未来的计划等等。
“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迈克尔·麦尔在《东北游记》一书中写道。
新书中，迈克尔·麦尔觉得过去四百年来，东北“似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区”。这片土地历经了满族、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多个民族和国家。它的“兴衰荣辱”也“缩影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比如在东北，你可以看到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大道两旁的日本赤松、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末代皇帝溥仪的“傀儡皇宫”、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和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轰炸过的大桥等等。
东北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使得过往的很多讲述者往往会立场先行。“特别是中、日两国所造成的民族情感与仇恨，促使多数研究者站在各自特定的立场发声，以既有的主观态度分析历史数据，进行于己有利的诠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志宏在《殖民知识的生产与再建构——“满洲国”时期的古物调查工作》一文中写道。
与此相反，迈克尔·麦尔在书写这些历史时，所持有的历史观念似乎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关注的是土地和人的关系。“过去的 200 年间，它是梦想和实验的土地，但几乎所有的人为计划都失败了。结果，只有这片土地一直是这样富饶而生机勃勃，长存于世”，迈克尔·麦尔说。
，《东北游记》“在多种文体之间切换。部分是游记、部分是社会学研究，部分是报告文学，部分又是回忆录”。而这也是迈克尔·麦尔比较特别的写作和“建构意义”的方式。
为此，迈克尔·麦尔阅读了大量纽约公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日本在殖民地所经营的南满铁路等资料；飞到科罗拉多州和旧金山，采访了二战中曾在东北服役，现在已经 90 多岁的美国老兵；飞到东京，采访从东北撤回日本的军人；向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学者请教等等。这从厚达 18 页的参考资料也可看出迈克尔·麦尔写作这本书所花的功夫。
而这一切，迈克尔·麦尔都是为了回答中国作家林语堂在 1936 年所问的那个问题：“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和美国作家赛珍珠（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的《大地》是迈克尔·麦尔最早接触到的记录中国的作品，对其影响深远。
和这些早期书写中国的人不同，迈克尔·麦尔面对的是另一个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中国。因此，媒体也喜欢将其和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等同样书写当代中国的作家对比。不过，迈克尔·麦尔似乎并不太关心这一点，只是记录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而且和某些作家过于政治化的视角不同，迈克尔·麦尔热衷的是那些中国所谓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也和他最喜爱的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风格如出一辙。
从《再会，老北京》到《东北游记》，当我们问及迈克尔·麦尔如何看待中国快速的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时，他觉得《东北游记》中的三姨说过一句他听过的最有智慧的话：“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
至少在《东北游记》中，迈克尔·麦尔提供了一个现实描述：大荒地村变成了一个企业城。 2000 年，大荒地村现在最大的公司东福米业成立。和“守旧”的普通农民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种成了大荒地村的第一棵有机作物。后来，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东福米业的稻米。甚至在 2007 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来到了大荒地村和东福米业视察。这使得东福米业成为了一个“范本“。
后来，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 13 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除此之外，东福米业还“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不过到手之后，公司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但“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
现在， 45 岁的迈克尔·麦尔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的课程。但他并没有停止书写中国的步伐。今年秋天，他将出版自己关于中国的第三本书《卧龙之路：从头理解中国》（Road to Sleeping Dragon：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这是一本关于迈克尔·麦尔如何融入中国这片土地的回忆录，所记录的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和北京。同时，他还想着写一本关于中国海岸线的书，一本关于台湾的书，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等等。
“我认为书是持续了千年的对话。只有在能添加对话的时候，我才想写书。我好奇那些没有被官方历史和主流媒体记录的声音和生活”，迈克尔·麦尔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我们和迈克尔·麦尔都聊了啥
Q=Qdaily
M=Michael Meyer
Q：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因为想要读关于中国农村变迁的书，所以搬到了乡下，调研写就了《东北游记》。但你为什么会对中国农村的变迁产生兴趣？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开始的？
M：调研上本书的时候我在北京一所胡同小学教书，六年级学生需要回到他们的村庄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我很好奇他们即将回去的那个地方。我当时一直在找一本关于中国乡村变化的书，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书。你想读的书没有，不如写一本。于是， 2010 年我搬到了大荒地村。没有计划，没有提前的电话，我完全是从天而降。我只是想漫游村庄，顺其自然。
Q：你和当地人沟通的时候，自己的身份（外貌也算）在其中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他们会用和对待其他中国人不一样的方式对你吗？还是，东北人其实很自我？
M： 东北人很热情、勤劳和诚实。他们把我当老师，而不是老外。他们很有教养，完全不符合人们对农民不好的刻板印象。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也是如此。他们是我采访过的最聪明的专业人士。他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土地和手艺，否则他们会没饭吃。
Q：我记得你之前在采访中还说，东北其实和你家乡明尼苏达很像？这会让你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去看东北吗？
M： 是的，这里的乡村生活和人们使我想起我的家乡。我想，“文化冲击”只可能发生在我不得不打着领带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
Q：写这样一本书，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你曾提及这是你献给妻子 Frances 的一份充满爱意的礼物。好像中国人写书很少会“致某某人”，但在西方很常见。
M： 我儿子在我写这本书时出生了，所以实际上这本书是为他而写的。作家能收到意料之外的礼物之一就是他的孩子会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我希望我的儿子能了解他母亲家族的历史文化，因为在这二十年当中很可能将会改变，而且他长大后也可以自己去游历。
Q：《纽约时报》称这本书在多种文体之间切换，部分是游记、部分是社会学研究，部分是报告文学，部分又是回忆录。你是怎么处理怎么多繁复的文体、资料、历史和线索的？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
M： 我想为今天我们在中国土地上所看到的一切提供一些脉络。因为过去会预示和影响现在。所以，我会把新闻和自传以及历史资料整合起来。我这么写也是因为我是这样经历的。比如说，现在我在波士顿调研一本书。我会把与 Uber 司机的对话和 18 世纪的历史资料，以及下午和哈佛教授的采访同样放在书里。这是我建构意义的方式。
Q：在写东北的历史时，你提到了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对这片地区的影响，但你看待这些历史时，持有的历史观念似乎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关注的是土地和人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你又怎么看那些不同国家关于东北的争论？
M： 你是对的。有很多种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但东北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异质性”（otherness）。过去的 200 年间，它是梦想和实验的土地，但几乎所有的人为计划都失败了。结果，只有这片土地一直是这样富饶而生机勃勃，长存于世。
Q：《东北游记》中，面对拆旧建新的大潮，三姨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你之前还写过《再见，老北京》，所以你怎么看中国快速的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
M： 这本书在这方面是在反映另外的事，不是吗？当然我原意不是如此，但可能这样的结果现在在中国的非虚构写作界是无法避免的。我认为三姨的话是中国或者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人们对我说过的最有智慧的话。
Q：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去的 20 年，你一直致力于回答林语堂在 1936 年问的那个问题：“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你还说你在做的是试图用一种更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这片土地。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下这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
M： 林语堂的问题是我听过的第二有智慧的话。他在书中讲述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翻译（诠释）中国的优劣之处。我写书时则尽可能保持实事求是。当地人的所说所想比我自认为的要重要得多，但我在介绍书中人物自己都不了解的历史时，同样也会放大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观点。
Q：《东北游记》（台湾版本叫做《在满洲》）出来有一段时间了，你收到过什么有趣的反馈？
M： 去年秋天，我在台北做了一场新书活动与读者交流。许多人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都在东北打过仗甚至牺牲。我见到他们，听到他们的故事，很感动，也很有趣。
Q：你还对什么地方感到好奇？你希望了解什么？
M： 我还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海岸线的书。我刚刚游历过整个海岸，正在写渔村和沿海的中国文化。我也想写一本关于台湾的书。我每次去那儿都能学到新东西。我的下本新书《卧龙之路：从头理解中国》（Road to Sleeping Dragon：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将会在10月份出版。这本书以四川、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和北京（我遇见妻子的地方）为背景。它是一本我如何融入中国的回忆录。
Q：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你最喜欢的作家是约翰·斯坦贝克。为什么？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M： 约翰·斯坦贝克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从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他称自己是个“粗野”（corny）的作家。他一直是最好的地方作家。比如《伊甸之东》（East of Eden）第一章，那真是描述一个地方的大师之作。没有任何照片和参考资料，他在三千英里之外纽约的书桌前完成了写作。而且在斯坦贝克的写作生涯中，他写新闻、小说和非虚构。
Q：最近你比较想探究的（或者思考比较多）的话题是什么？
M： 除了今年秋天我会出版“中国三部曲”（前两本为《再会，老北京》和《东北游记》）的第三本以外，我也在写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巧合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对中国很着迷。他曾经在他的报纸首页印上孔子的话，而且也总想学习中国的发明和技术。
Q： 一般来说，什么会唤起你的好奇心？你探究一件事的方式有没有自己固定的方法？你如何判断一个东西的价值？
M： 我认为书是持续了千年的对话。只有在能添加对话的时候，我才想写书。我好奇那些没有被官方历史和主流媒体记录的声音和生活。
Q：如果请你给一个飞快成长的年轻人一些建议，你会说什么？
M： 别等待被允许。去写作，去旅行，去调查令你感兴趣的主题。有权势的人（比如编辑）总是说“no”，说“no”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不要申请被允许！大胆地出发和经历，事成后说服他们说“Yes”。
Q：为什么中文名叫梅英东？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怎么来的？我记得是你的第一位中文老师给你取的？
M： 我多么讨厌这个名字啊。我在四川的第一位中文老师，说我的名字"Mai'er"听起来像“卖儿”。在四川话里指“把儿子在集市上卖掉”。但我更喜欢人们叫我“卖儿”而不是梅英东！
题图及文内图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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