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这些“夜场动物”流离失所？｜正在消失的那个上海②
一条堪称“上海音乐风景线”的马路如今不复存在，城市的地标，只应该是建筑物地标么？
薛慧穿着黑马甲和白衬衫的英式调酒师装，一个人蜷坐在灯光昏暗的吧台一角，旁边摆着一杯酒。今天生意不好——自从他把喜鹊酒吧从永康路搬到宛平路以后，生意就没有好过。
如果喜鹊还在永康路的话，每天下午 5 点开始直到深夜，都是薛慧最忙的时候。这一天是傍晚 6 点15 分，下着小雨，宛平路上不仅没有酒客，连打伞的人都没有。“我的客人没有一个是路过的，毕竟这里不是酒吧街。”薛慧说。
曾经聚满酒吧的永康路于 2016 年 5 月被纳入“衡复风貌区环境整治”项目，整条街的酒吧在数月内旋即关停搬迁，留给薛慧找新店址的时间很少，宛平路这个地址是不得已的选择。
尽管许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夜上海的格局在短短一年之内的确颇为动荡。以城市风貌改造和房屋回收为理由的拆迁、封锁让很多夜场经营关的关，搬的搬。
上海的夜生活包罗万象。如果你搜索上海夜晚的去处，你会发现已经有熟客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并且仔细说明了各自的区别。上海据说拥有全国最多的酒吧数量，一共 3961 家。这个数据来自《 》，作者魏太武出版过多本商业管理方面的书。这份报告指出，2016 年，中国一共有 5.5 万家酒吧，北京排第二，2372 家，成都第三，2078 家。
夜场经营的公开统计数据相当少，这份报告并非标示出这些数字是否已经把 Livehouse、独立音乐 Club 和夜店会所包括在内。人们冲着酒、各式音乐、社交和欢愉进入这些地方，但它们的风格和经营目的也不一而足。
从生意的角度说，如今上海风靡鸡尾酒吧，但经营状况良好的不过五六家；夜店活得最好，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进账几十万元，而独立音乐 Club 一年也不会赚这么多。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只要搬一次地方，这些夜场去处就会“元气大伤”。
1
2005 年，薛慧从安徽来到上海，10 年时间他洗过杯子，做过酒保，当过调酒师，而开永康路的喜鹊酒吧算是他的第一个里程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2013 年 3 月15 号，永康路 189 号”。
这间 20 平米的酒吧让薛慧的微信通信录里多了各种各样的人，也为薛慧带来了不错的收益。薛慧最初投入 20 万，3 年时间除了第一个月没有盈利，剩下的 30 几个月每月净利润都有 4 万。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人工成本，一个帮忙的小弟，一个清洁阿姨，自己则是那个调酒师。因为收入不错，他在上海买了车和房，还和一个上海姑娘结婚生了孩子。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不管是不是因为酒吧搬迁。他离了婚，卖了车，房子给了前妻，孩子留给自己。如今这间酒吧的收入已经负担不起孩子的开销，只能送回安徽老家。
虽然薛慧能脱口而出喜鹊的开店日期，但关店日期他回忆了两次，还是记不起来。他看起来像是故意把这个细节忘了。毕竟这一过程是伤感的，他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新地方不好找。倒不是因为规定繁杂，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明确的规定。做这一行，不仅要经营证件齐全（比如卫生局和环保局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向消防部门领取“建筑消防审批证明”，还要向文化局备案），还必须找人“疏通关系，摸清门路”，比如，商场的五六层不能开，建筑物太高不行、整幢楼不行、没有后门/安全门的也不行。
“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夜生活都是不好的。”一位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独立音乐 Club 经营者说。他要求不公布他的名字。“（为了不关店）试图找了很多人说情，但是搞不定啊，” 这位经营者说：“他们觉得这类花天酒地没有一点正面影响，为什么要支持你？”
独立先锋音乐场 Arkham 开张的时间是 2012 年，因为开在地下室得了“地下仓库”的名声。开张 4 年后的 2016 年 10月，因为“不可抗的特殊原因”关闭。自那以后，类似 Smart Shanghai 这样关心上海夜生活的公众号就在不停地更新它搬迁再开业的消息。最新一轮通知是五月左右正式开放。
Arkham 经营者之一兼 DJ Max Shen 通常提前几个月到半年就会联系好表演艺术家，安排好行程。但去年 10 月猝不及防的关店，Arkham 计划的所有活动要么取消，要么转移到其他俱乐部表演，转移的基本都以亏损结尾，“但当时也不追求回本，能演出就不错了。”Max 说。
Arkham 新店房租上涨了 50% 以上，新的装修、人员提升以及酒水等涨价，最终都不得不转嫁到客人身上。“以前花 1 块做的事，现在要花 5-10 块。”
张海生和他的育音堂也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时期。育音堂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摇滚现场酒吧，也是独立乐队最主要的演出场地之一。他们最早作为一家演出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2006 年在上海龙漕路开户了第一家摇滚现场酒吧。
2007 年 5 月，张海生后来把育音堂搬到了凯旋路上。关店的原因，他现在不太愿意多谈。但在中，育音堂曾经表示：“由于育音堂仓库不具备演出许可证，当天的演出被勒令终止。 ”“就像 JZ 再开，消费的门槛一出现，年轻人去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作为过来人的张海生说。
2
就在 Arkham 关店两个月后，开在邻近永福路上的、以先锋电子音乐出名的 The Shelter 也戏剧性地关张了。
Shelter 的调酒师胡林至今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2016 年 12 月 30 号晚上最后一天营业，警察在十点半出现，要求限流。过了十几分钟，酒吧经理让音乐先停一停，让气氛降温。但是很快又一下子来了十几个警察，以会有危险为由，要求 Shelter 停业。这时候还有很多人等在路上等着进场。知道不能进以后，就一直在街上喊着 Shelter Shelter。当时是一点半左右。”
“很伤感。”胡林说。
The Shelter 原址是永福路 5 号，这里原本是政府的民防工程。如今不能维持，是因为“政府收回了物业，决定不再经营这处场地” 。
尽管表面上是政府收回了物业，但胡林知道，即使这一幕不上演，Shelter 可能也坚持不了太久。和永康路遇到的问题一样，他们遭到过扰民投诉，尝试和居民协商，还帮忙安装过防噪音设备。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电子乐受众的减少。“过去一个活动能有 700 人，而现在有 200-300 就已经很不错了。”胡林说。张海生也提到了独立音乐 Livehouse 的不景气：“育音堂以前一场就有几百人，现在一年就几万人。”
胡林把原因归结为“经济形势不好，很多老顾客都不来了。”电子乐本身就属于小众，胡林所说的“老顾客”有不少都是跨国公司外派到中国工作的“老外”，因为经济下行，跨国公司收缩管理，大量外国顾客流失。
另一方面，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年轻人不了解电子乐文化，更愿意去商业性酒吧，尽管并不完全属于一个行业，但后者那种音乐节式的 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电音依然冲击了 The Shelter 提倡的电子乐。最明显的一点是，The Shelter 不设卡座，完全不是社交的地方。
胡林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她观察到一个在 Shelter 附近写字楼上班的人，白天穿得西装革履，晚上就带着 Hiphop 帽子进了 Shelter。这是她在这里工作最大的乐趣之一——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人生。
Max 也更怀念过去的上海。
他从高中毕业就在上海做 DJ，已经 17 年了，自己都记不清演出过的夜场数量。“以前小众文化和主流的差距是很大的，以前的人也更纯粹，” 他说，“过去一张从英国邮寄来的唱片你每天听，但现在你可以在网上听10 张专辑，你没法认真了。”
Max 现在三十多岁，和他同时期的 DJ 很多都销声匿迹，“都消失了，我看不到了，“ 他说，“其实我觉得我也挺老的了。”
“这个工作不稳定，不是团队合作……颠倒黑白的生活……做 DJ 你要掌控 Club 人群，你是走在风潮前面的人，你要有态度。”他担心自己态度不再，“走不到前面了。别人怎么跟着你跳舞？”
“半年以后新的事物新的人，年轻人对你的热衷度减少了。怎么找回来？你需要多长时间？” Max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像在问他自己。
3
很多时候，花更多功夫、投资更多的新店，顾客不一定买账。薛慧刚来上海时觉得孤独，他时常一个人去 JZ Club 听音乐，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去看一次演出，觉得不容易的事情也没那么难了。”
如今 JZ Club 巨鹿路的新店更大，放了很多卡座，他却已经感受不到以前复兴西路 46 号小洋楼里的那种亲切感，觉得这里很疏离。即便还是经常去，更多是为了“表达一种支持”。
这个在上海待了十几年的外来人看出了一些端倪：“上海任何一个地方，一旦火起来，就会被打压掉。最开始的酒吧街茂名路、衡山路、永福路、永康路……”那些搬迁的夜场就算找到了地方，事情也并非普通人认为的“不过是搬个家，又不是倒闭”。
“等于从我们的精神领域拿走了一些东西。” 薛慧说。
张海生也有这样的看法。“Arkham、棉花会再开，但是复兴路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了。”他很惋惜，“复兴中路本来可以算作是上海的一条音乐风景线。”
复兴中路临近位于汾阳路的音乐学院，本身就有很多乐器行、音乐书店，就连周边的小区也多是音乐学院的教师家属楼。这条路上，原本有被称为“上海爵士地标”的 JZ Club ，还有另一家开了 20 年的爵士乐 Club “棉花俱乐部”，以复兴中路为原点的四五条马路，包括原本夜场文化繁荣的衡山路、 岳阳路、永康路，Arkham 所在的乌鲁木齐南路以及 The Shelter 所在的永福路在内，都是上海原本时髦的夜场去处。如今一夕之间四散而去，大都因为原本租借的是政府或者事业单位拥有的地产——不少搬迁的店铺都给出了这个理由：“政府收回了物业，决定不再经营这处场地” 。
“这里本来就是音乐文化的地标。是不是房子建筑才是地标呢？”张海生说。
薛慧最近一次路过永康路时感觉凄凉，他已经“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他原本的店址现在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
4
酒吧关店也发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但很快政府就开始采取新立法保护“有价值的社区财产”。这一立法为酒吧提供了保护，使它避免被拆除。同时社区组织也能购买酒吧，而不是落入房地产开发商的虎口。现在，已经有 300 间酒吧被这一立法保护。
最近伦敦市长 Sadiq Khan 还效仿法国和荷兰任命了一位夜间总管，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和保护这座城市的夜间文化传统。去年这位总管开通了周末 24 小时的地铁线路，确保人们再晚也能回家。
市长这么做的意图很清楚，
薛慧特别羡慕这些国外的“百年老店”，有着几代人共同的夜晚记忆，就像很多别的存在一样，这在中国很少见。
张海生也提及，上海很少“出产”音乐人，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没有北京那样深厚的音乐基础，二是近年很多小的音乐场地都没有活下来，“很多乐队和音乐人就失去了起步的机会，一上来就一千人、五六百人的场地，不现实的”。
“政府这两年的态度也还是从不理解慢慢转到支持。文化部门还是支持的，其他部门呢，就不是那么统一了。主要还是政府内部的政策不统一，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混乱。这种一时半会也没法解决。很难的。”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告诉《好奇心日报》。育音堂也是在 2007 年之后才开始慢慢正规化的，包括和政府商谈，申办程序、资质等等。
薛慧知道这间宛平路的酒吧不是长久之计，他依然没有酒吧证，“不是很难办，是根本不给你办。” 去年和他一起从永康路撤离的一位外国朋友把酒吧搬到了东湖路，“听说 2、3 年内也得关，不会太长。” 维持下去的成本比薛慧想象得更高。他有位朋友经营着 70 平米的酒吧，证件齐全，但每月依然需要“上交 8000 元保护费”。
“这很离谱的。”薛慧说。
他现在有种回到原点的感觉。过去房租每月 8500 元，现在翻了一倍到 15000，如今的收入和他 4 年前的工资差不多。
薛慧给自己的最后期限是 2 年。“如果 2 年后还是这样……我肯定撤了。” 两年后，薛慧的孩子 6 岁，唯有经营情况改善，他才有能力把孩子接回上海上学。
2 年后的上海……谁知道呢？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胡林为化名。
棉花俱乐部的最后一夜，和它过去 20 年塑造的上海｜正在消失的那个上海 ①
“买到老学到老”，你是不是也是那个把“一万小时定律”花在购物上的年轻人？
一个国家在什么时候会以国家名义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