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走过 70 年，我们给你一份 70 部电影的片单来回顾它（下）

我们会用两篇文章、从 10 个维度展现戛纳。这是后 35 部电影。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昨天的推送，请点击这里。

如果没有争议，戛纳只能算徒有虚名

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举办之前，法国电影资料馆策划了一系列名为“戛纳丑闻”的回顾展，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亲自挑选出了 20 多部曾在戛纳节历史上引起过巨大争议的影片。

“我们真说不准什么才是真正的戛纳电影节：是官方单元入围片单，还是获奖名单？是金棕榈大奖，还是走红毯？是电影市场、媒体，还是观众？这些毫无疑问都在其中，但是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上，有某种东西一直存在：那就是争议与丑闻。”福茂在策展前言中这么说道。

引发争议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些是因为人们无法接受电影关于美学的定义，认为作品配不上艺术品的称号而只是在故弄玄虚，比如安东尼奥尼的《奇遇》；有些是因为影片的主旨或内容触动了敏感的神经，比如《维莉蒂安娜》揭露宗教的丑陋。

因为争议，戛纳没少见证冲突的场面。1987 年的金棕榈获奖影片《在撒旦的阳光下》并不是一件受大众待见的作品。导演莫里斯·皮亚拉领奖时，台下甚至嘘声一片。皮亚拉似乎并不在意大众的评价，向那些反对他的人说：“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一样不喜欢你们！”

在福茂看来，这些电影不受到待见是“令人心痛”的。但能够聚集起怀有各种态度和意见的电影界人士，也是戛纳能够长久保持生命力的原因。

如福茂所言：”戛纳如果没有了拍案而起的评委，据理力争的媒体，严肃苛求的嘉宾，甚至没有了选片人的错误，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电影节？戛纳从来都是荣耀的圣殿、繁茂的商埠，它更是全球最美丽的电影沃土。如果没有了巨大争议和随之而来的滔天惊雷，戛纳只能说是徒有其名。“

安东尼奥尼带着《奇遇》起初亮相戛纳首映时，当场遭到了影评人的嘲讽，影片放映到一半时甚至有人喊“cut”，安东尼奥尼和女主角莫妮卡·维蒂只好提前退场。

转机在第二天出现，一封由数十位导演和影评人联名签署的声明公开支持《奇遇》，并谴责观众的无礼。影片最终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不过，关于这部影片的负面声音也一直还有。负面评价批评看上去可有可无的情节和缓慢的步调，加上影片存在主义式的主题，被戏谑称为“安东尼式无聊”。

第 13 届戛纳电影节上，布努埃尔带着他宗教三部曲之一《维莉蒂安娜》参赛，虽然获得金棕榈奖，但这部电影让他背上了诸多骂名，因为他借着电影对基督教中存在的虚伪现象进行了批判。在宗教话题敏感的环境中，触痛了人们的神经。

影片在导演的祖国西班牙被禁映，甚至威胁布鲁埃尔本人不许参加颁奖仪式。在法国巴黎的街道上，有人在海报上写下“世界第一残忍的导演”，作为对布努埃尔的抗议。

《极乐大餐》里四个中年男人对着空虚的生活和无望的世界，最终决定在“饕餮盛宴”中吃掉自己直至死亡。放映现场，观众们的嘘声不绝于耳，有的观众甚至对导演本人作出不够礼貌的举动。当年的评委会主席英格丽·褒曼也评价《极乐大餐》是“最卑鄙最肮脏”的影片。

电影海报上映着《纽约时报》对影片的评价，说它的粗鄙达到了一个史诗级别的高度。

《钱》在戛纳的遭遇算是一波三折。在放映之时，电影遭到了嘘声的待遇。一些媒体后来猜测，影片被嘘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布列松的风格并对之感到腻烦。不过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部电影成为了法国导演的收官之作。

虽然影片有争议，但并不影响布列松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戈达尔曾评价说：“布列松之于法国电影，犹如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

对情色的描写是贴在大岛渚身上的一个标签。《马克斯我的爱》出现在 1986 年戛纳的时候，它会引起争议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虽然大岛渚在这部电影中的处理相当克制，比起之前《感官世界》的处理要收敛很多，但即便如此，人兽之恋的主题本身也就够引起保守派的不解和抗议了。

1987 年的金棕榈颁给了莫里斯·皮亚拉的《在撒旦的阳光下》。颁奖现场厌恶此片的记者们嘘声一片，不过特立独行的莫里斯·皮亚拉在台上也是毫不示弱，他举起右拳叫喊着“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一样不喜欢你们！”

《在撒旦的阳光下》触碰到的宗教和神灵话题可能是让它不受到待见的原因。不过，当时还是有为它鸣不平的声音。《纽约时报》就说电影虽然关乎神学，却是以一种平易近人的世俗方式铺展开来的，这也是电影令人着迷的地方。

以警察暴力事件为背景的《怒火青春》因为影片对警察的反面刻画而惹恼了警察群体。最开始，戛纳的治安部门尝试组织《怒火青春》剧组在红毯上亮相，因为在他们看来，影片对警察的描写太过于极端，甚至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当导演马修 ·卡索维茨携夫人到达红毯时，治安人员集体背过身去，沉默地表达了对这部影片的不满。

阿列克谢·日耳曼以 1953 年初著名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与“斯大林之死”为背景，将虚构的犹太将军的命运穿插于二者之间，完成了一副政治讽刺画。

俄罗斯的评论家们把电影在戛纳引起的争议归结于西方缺乏对“铁幕”之后形势的了解，但影片确实存在音像混沌和叙事琐碎，阿列克谢·日耳曼在影片中呈现的荒诞感恐怕也是造成争议的原因之一。

布鲁诺·杜蒙的这部作品是 1999 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它讲述的是警察调查一桩少女奸杀案的故事。影片中含有的低俗露骨的性镜头以及非职业演员构成的阵容让影片饱受质疑。《综艺》甚至感叹说如果不是在法国，这部作品恐怕很难在银幕上播放。

这部探讨人性的影片本身倒是在戛纳收获颇丰，虽然没有拿到金棕榈，但也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和最佳女演员的表彰。

《不可撤销》在戛纳公映之日起，就伴随了相当巨大的争议之声。人们对女主角莫妮卡·贝鲁奇那段长达 10 分钟的强奸戏难以忍受，相继退场。这也并不是影片中唯一让人们感到不适的原因，其他还有用灭火器砸烂强奸犯面部的情节、以及手持镜头拍摄造成的晕眩感。

美国的影评人 Roger Ebert 就说，这部电影残忍和暴力的程度根本不适合普通人观看。

《棕兔》说的是一位摩托车手在前往参赛地的孤独漫长旅程中，邂逅一个又一个女子的故事。

按照影评人 Roger Ebert 的说法，这部影片在戛纳首映时遭到嘘声，不是因为它含有露骨的性片段，而只是单纯因为电影太无聊了。他自己无聊到在看电影时大声唱起了歌……在最初的评价中，他把这部片称作是戛纳史上最差。

现场的嘘声也让自编自导甚至自演男主角的文森特·加洛发誓，自己再不会拍电影了，“这是部垃圾，是浪费时间。我向投资人道歉，拍出这么一部自恋无用、没有精气神的电影不是我的本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部影片的评价有所缓和。Roger Ebert 的态度在之后也有所改观。以及，这也没有成为文森特·加洛最后一次拍电影。

如果不敢对政治发声，那也不是戛纳

戛纳电影节是有“政治”基因的——它是以反法西斯之名而成立的。

墨索里尼上台后，意大利政府于 1932 年创办了威尼斯电影节。虽然它以电影展映和交流的名号亮相，但在墨索里尼政府的控制下，威尼斯电影节划清了艺术中值得表彰和有害的边界，为自己国家歌功颂德的纪录片是值得表彰的，好莱坞的电影则是有害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政府联手，共同在法国创办了戛纳电影节，以对抗墨索里尼。不过，本应 1939 年举办的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因为德国入侵波兰而取消。

电影作为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的文化载体，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1968 年“五月风暴”中的戛纳电影节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从春天开始，学生就举行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

法国的电影界也没有忽视这场运动。法国新浪潮的代表戈达尔、特吕弗被特意派往戛纳以阻止电影节。数百位决心斗争的电影爱好者在巴黎投票决定要中断电影节表示支援罢工的学生和工人们。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戛然而止。

因此，每年戛纳片单上透露出多少政治元素，也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今年，媒体在形容戛纳电影节片甚至用到了“充满政治意味”这个词。其中有关于难民题材的《多余的人》，有关于探讨人与动物关系的《玉子》，也有讲述抵抗艾滋运动的《每分钟 120 击》……

戛纳电影节理事会主席皮埃尔·莱斯屈尔在谈到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时还表示：“当今世界处在一个紧张不安的局势中。特朗普每天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我希望朝鲜和叙利亚不会给戛纳造成阴影。”

而反过来，戛纳电影节作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电影节，对政治也有持续的关注，有时甚至会成为电影人表明自身立场的工具。

阿伦·雷乃的这部纪录片，是受到法国二战历史委员会的委托而拍。电影把人们拉回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揭露纳粹的恐怖残忍行径。

影片入选第九届戛纳电影节后，惹来了西德驻巴黎大使的书面抗议，大使称影片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戛纳官方取消了电影原本的放映安排。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抗议。最终，戛纳在非竞赛单元低调地放映了《夜与雾》。

《大理石人》在第 31 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影评人费比西奖。波兰导演瓦伊达在电影里运用了大量真实的纪录素材，通过表现一个国家宣传制造模范工人的神话，来揭露压制自由体系的真实面目。瓦伊达的这部电影违背了当时波兰的舆论导向。瓦伊达在之后甚至还拍过续集，也就是上一篇在戛纳“国际化”提到过的获得了戛纳金棕榈的《铁人》。

反映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局势、探讨布什总统发动战争原因的纪录片《华氏 911》获得了第 53 届戛纳的金棕榈。

有人把这个决定，解读为是以昆汀·塔伦蒂诺为主席的评审团在肯定“反布什”的元素。不过在评委会则声称它的获奖仅仅是对电影艺术价值的肯定。

伊朗导演玛嘉·莎塔碧根据同名漫画改编出了这部动画长片。通过讲述小女孩的成长，来反映 1970 到 1980 年代伊朗的变迁。伊朗官方曾要求戛纳电影节撤映这部电影，不过最终遭到了法国官方的拒绝。

电影最终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在颁奖典礼上，玛嘉·莎塔碧说：“虽然电影是全球的，但我希望把这部电影献给所有的伊朗人。”

法国导演波查拉的《法外之徒》中有关于法国 1945 年在阿尔及利亚制造的“塞提夫大屠杀”事件的详细描述。

可想而知，影片在戛纳上映时，法国是怎样的一番抗议景象。大批反对影片的人士在戛纳街上游行。

伊朗新浪潮运动代表导演贾法·帕纳西在 2010 年被伊朗禁止从事电影相关活动。2011 年第 64 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戛纳组委会却收到了帕纳西的一部特别短片《这不是一部电影》。

帕纳西把镜头对准自己居住的公寓，对准自己，记录下了自己在“离开”电影之后的生活。影片来到法国的旅途也很隐蔽。帕纳西把电影拷进 U 盘并放在蛋糕里，托人把它送到了戛纳。

这次惹来争议的不是《抑郁症》电影本身，而是导演拉斯·冯·提尔在戛纳电影节上的一番说辞。他在放映结束后说了一堆反犹太和支持纳粹的言语：“我理解希特勒，他肯定做了些错事，但我想我了解他，而且有点同情他……好吧，我是纳粹。”

虽然冯·提尔之后道歉，称他之前所言只是玩笑，自己无意伤害任何人。不过戛纳组委会还是非常不满，禁止他出席戛纳电影节之后的活动。

谁是戛纳的常客？

如果关注戛纳电影节够久，甚至可能提前拟出一份八九不离十的主竞赛单元名单。

戛纳电影节上存在“戛纳嫡系”的说法。纵观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些竞赛单元中的老面孔。这些导演成为了戛纳电影节的常客，只要他们出作品，几乎就可以说是提前预定了一个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名额。

英国导演肯·洛奇 13 次参加了主竞赛单元，两次捧起了金棕榈。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 1999 年第一次入选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金棕榈。到目前他们的电影已经七次入围主竞赛单元了，并且两次获得金棕榈。戛纳嫡系的这份名单上还有迈克·李、拉斯·冯·提尔、阿莫多瓦等人。

在华语电影里，也存在戛纳嫡系的导演们。侯孝贤就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在戛纳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后，他的《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最好的时光》等相继提名金棕榈。2015 年，筹备了十年的《刺客聂隐娘》成为了他第六部入围金棕榈的作品，并最终为他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贾樟柯是大陆导演中被戛纳关注比较多的一位。2013 年入围主竞赛的《天注定》摘下了最佳剧本奖，他本人在 2014 年进入了主竞赛单元评审团，2015 年另外一部作品《山河故人》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虽然和之前几位导演相比还没有达到嫡系的地位，但戛纳对他的关注也可见一斑。

对于戛纳来说，这还是为了建设自身的影响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把知名的电影大师纳入麾下，戛纳电影节也就能够一直维持自身“艺术电影的殿堂”这一名号。

《德州巴黎》中，与世隔绝，在沙漠中游荡多年的查韦斯因身体虚弱而昏倒，医院发现他后联系上了他的弟弟。查韦斯因此重返社会，并逐渐与他的家人们建立联系。

文德斯是德国新浪潮的重要导演。他的作品清新抒情、运镜优美。他的电影九次被提名金棕榈。《德州巴黎》是他唯一一部荣获戛纳至高荣誉的电影。

霍坦丝是一位黑人眼镜配光师，她一直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在养母过世后，她意外地发现生母是个名叫辛西娅的白人。辛西娅否认和霍坦丝的关系。对峙情感一触即发之时，霍坦丝、辛西娅、辛西娅的弟弟莫里斯以及辛西娅的另一个女儿罗克珊，每个人的身后所藏的秘密都浮现了出来。迈克·李凭借此片获得了金棕榈奖，他个人五次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

《秘密与谎言》走喜剧路线的同时又能够让银幕前的观众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冲击。影片大量取景英国郊区的景色，也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比利时的达内兄弟自 1970 年代就开始执导电影，主要是纪录片和剧情片。不过他们直到 1999 年登陆戛纳，才引起世界的关注。他们第一次来到戛纳主竞赛单元就凭借《罗塞塔》拿到了金棕榈。电影讲述了一位逆境中的少女从顽强到崩溃自杀的悲剧。达内兄弟借助电影呼吁比利时政府立法保护未成年劳工。

从这之后，达内兄弟就不断受到戛纳的召唤。他们在第三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时候拿到了第二座金棕榈。目前已经七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了。

塞尔玛患有先天疾病，视线趋于模糊。她没日没夜辛苦工作，只为了赚到钱为儿子做手术，让他不会遗传自己的疾病。然而在她凑齐费用后，意外却发生了。

这部歌舞片因为独特的风格而备受赞誉，为冯·提尔带来了个人的第一座金棕榈。Roger Ebert 评价说：“电影砸碎了筑在其他作品周围固有的围墙。”

冯·提尔九次入围了戛纳金棕榈，但是经历了 2011 年“我是纳粹”的风波后，戛纳看来是很难再垂青这位导演了。

一对爱尔兰兄弟参加了爱尔兰共和国军争取爱尔兰独立，后来因为对《英爱条约》的见解不同而产生了隔阂，昔日的兄弟和战友走到了分岔路口……

这是肯·洛奇第八次携带作品来到戛纳，终于在这一年获得了他的第一座金棕榈。他绝对是戛纳最钟爱的导演了。之后又五度被提名金棕榈。他最近的一部作品，2016 年的《我是布莱克》，为他带来了个人的第二座金棕榈。

在第七次入围戛纳主竞赛的这一年，土耳其导演锡兰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座金棕榈。将近 200 分钟的电影里，《冬眠》向观众展示了土耳其富有与贫穷之间的隔阂。

这并不是一部讨动作片影迷欢心的作品，但是对于那些喜欢看对话冲突片段的电影迷来说，这是一部上乘之作。

并非只有大角色才能去戛纳，年轻人和边缘题材一样可以

戛纳电影节为电影打造出了一个梯队。

主竞赛单元固然是最重磅的单元，但它之外的其他单元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考量到了艺术电影的不同方面：影评人周挖掘导演，导演双周则考察电影先锋性，重量级仅次于主竞赛单元的一种关注单元则是保持着对小众佳作的关注。

影评人周和导演双周两个单元分别于 1962 和 1969 年创立，构成了戛纳电影节的平行单元。影评人周只接受导演的前两部作品，旨在挖掘年轻导演。导演双周则是电影节上极具探索精神的单元，拒绝任何形式上的审查和外加干预——它是法国导演工会对五月风暴的回应，为了不让电影节中断重演，它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平行单元。

1978 年，戛纳创立了“一种关注”单元。它拥有独立的评审团负责颁发奖项，这个为鼓励新锐电影人和小众佳片而设的一种关注单元并不比主竞赛单元逊色多少。一些成名导演的另类作品往往会出现在这个单元中，比如索菲亚·科波拉的《珠光宝气》等。中国导演李睿珺的《路过未来》就入选了今年的一种关注单元。

许多导演都是通过这样的梯队一步步走到主竞赛单元这个最高殿堂的。比如 2013 年的戛纳导演奖得主、《赫利》导演阿玛特·伊斯卡拉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非常陌生。翻查履历才发现，其实他 1978 年就曾入选过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

加拿大导演哈维尔·多兰更是完成过从平行单元的导演双周到一种关注，再到主竞赛单元的“三级跳”：2009 年他的导演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入围戛纳导演双周。之后他的两部作品《幻想之爱》和《双面劳伦斯》都入围了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2014 年和 2016 年，他在戛纳修成正果，凭借着《妈咪》和《只是世界尽头》入围了戛纳金棕榈的争夺。

加上其他包括午夜展映、非竞赛单元等在内的其他单元，这些各司其职的单元就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让戛纳电影节像大海一样容纳着各具特色的电影川流。

当然，所谓的培养也可能会成为孕育嫡系的温床。就像哈维尔·多兰一样，现在似乎已经成了戛纳力捧的新人，而他自身也因此遭遇了诸多质疑。照此看来，这对于戛纳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运作得好，确实能够为世界电影输送新鲜血液。但一旦失控，则会大大降低戛纳的公信力。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最经典的作品是《末代皇帝》，而 1964 年在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登场的《革命前夕》则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第一次为世界所知。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准备加入革命的少年，但却不巧爱上了自己姨母的故事。在当时，这样的题材堪称惊世骇俗。

1989《冰川三部曲》哈内克，导演双周

《冰川三部曲》是哈内克分别在 1989 年、1993 年和 1994 年创作的三部电影，、《》、和。他们都是在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首先进行展映，为哈内克日后奠定了基础。

1992 年，吉尔莫·德尔·托罗以《魔鬼银爪》在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影评人周大奖，并一举成名。这部小成本制作的恐怖电影备受赞誉，烂番茄上的共识影评称它不仅氛围很有格调，也还有深度和智慧。

此后，吉尔莫·德尔·托罗进入好莱坞，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商业片导演。近年来，他的作品包括《环太平洋》、《猩红山峰》。之后，他将为迪士尼拍摄鬼屋题材电影《新幽灵鬼屋》。

日本导演河濑直美在 1997 年执导了个人第一部剧情片《萌动的朱雀》，讲述了田原一家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冲击下，家庭解体的故事。和她后来很多的作品一样，《萌动的朱雀》取景奈良并展现了那里的自然风光。奈良和自然主义也是贴在河濑直美身上的两个标签。

凭借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新人导演奖之后，她就成了戛纳的常客，5 次入选主竞赛单元，1 次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其中 2007 年还凭借着《原木之森》获得了当年的戛纳评审团大奖。

哈维尔·多兰无疑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年轻导演。2009 年，他的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年仅 20 岁的导演征服。《我杀了我妈妈》既有能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娱乐性，又有让影评人称道的艺术性。

此后，多兰的戛纳之旅越来越顺。2012 年，《双面劳伦斯》入围一种关注单元。随后的《妈咪》以及《直到世界尽头》都入围了金棕榈。难怪有人会把多兰称为戛纳的亲儿子。

丽贝卡·兹罗托斯基 1980 年出生于法国。2010 年，她凭借《美丽的托伦》入选影评人周，并引起关注。2013 年，她的第二部长片《核电站情事》获得了当年一种关注单元的大奖。2016 年，她就已经晋升成为影评人周单元评委。

什么人没有在戛纳拿奖，但依然值得被纪念？

戛纳的选片制以及各种平行单元帮助这里成为了世界艺术电影的殿堂，但有时候戛纳也会看走眼。既然是人为评选出的电影奖项，那么也就充满了变数。有时候，一些真正的电影大师来到戛纳，也只能铩羽而归。

2003 年，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带着电影《狗镇》来到戛纳。在影评人给出的场刊评分中，《狗镇》获得了 3.1 分的高分，也被认为是获得金棕榈奖的最大热门。

然而，当届戛纳评委中有人特别不喜欢这部电影。姜文说：“我认为导演在这部片子里有太多哗众取宠的成分，换句话说，这孩子被惯坏了。”最终，《狗镇》在戛纳电影节颗粒无收，被。

诚然，电影孰优孰劣多少是一件带有一定主观的事情。但是以当下的标准来看，戛纳电影节确实错过了许多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大师和他们的电影。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电影大师，并且完全不局限在他所擅长的悬疑片领域。从《蝴蝶梦》到《惊魂记》，他为世界贡献了数不清的经典电影。

然而，希区柯克的戛纳之旅却并不算顺遂。从 1946 年的《美人计》、再到 1953 年的《忏情记》、再到 1956 年的《擒凶记》，他三次来到戛纳，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认可。

其中，1946 年的《美人计》错失金棕榈则被认为是最可惜的一次。，这部电影都被认为是最好的希区柯克电影。更何况，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一共有 10 部电影分享了最高奖项。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被称为是电影界的哲学家。伍迪·艾伦曾经评价道：“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想拍摄的，哪怕只是拍出其中一部。”

伯格曼四次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其中包括他最知名的代表作《第七封印》，但最终却没有一次能够获得最终大奖。当然，比起希区柯克来说，伯格曼的遭遇没有那么凄凉。1957 年和 1958 年，他分别凭借着《第七封印》和《生命的边缘》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以及最佳导演奖，也算是四次错过金棕榈的一点安慰吧。

帕索里尼是一名有争议的导演。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萨罗》、又名《索多玛 120 天》因为过于直白，在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禁播。1966 年和 1974 年，他曾经凭借着《大鸟与小鸟》和《一千零一夜》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但最终没有捧起金棕榈奖。

《大鸟与小鸟》是一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作品。按照导演的说法，影片是为了探讨“抵抗运动期间和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陆上行舟》是赫尔佐格的代表作，讲述了 20 世纪初的秘鲁，被称为空想家“菲茨卡拉多”的一段疯狂冒险经历。在赫尔佐格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四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而《陆上行舟》可能是他距离金棕榈最近的一次。

影评人 Roger Ebert 说《陆上行舟》并不完美，它略显散漫拖沓，这或许是因为电影概念本身太大，增加了导演表现的难度。不过作为一部描写追梦之旅以及纪录男人无畏和愚昧并存的作品，《陆上行舟》有它的独一无二性。

贾木许是戛纳电影节的老朋友，光是主竞赛单元就入围了 7 次，但却没有一次真正获得金棕榈奖。不过，相比起希区柯克和伯格曼，贾木许在影史上的地位还没有那么稳固。现年 65 岁的贾木许，目前还保持着一个相当旺盛的创作力，也许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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