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认为邪恶的信仰，它们的发展其实是一部描绘人们恐惧的历史
因为它展现了人们对未知、主流体系影响力下降和变化的恐惧。
塔拉·伊莎贝拉·伯顿（Tara Isabella Burton）是一位作家，擅长撰写宗教、文化等领域的文章。她先后在《国家地理》、《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等媒体发表过作品。她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克拉兰敦学者（Clarendon Scholar），目前正在攻读神学博士学位。最近，她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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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邪教和色情文学非常相似：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便能一眼识别出来。去年我去田间野外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二十个人在威斯康星州乡下的基督教大农场里勤劳地义务劳动。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尊崇有加，相信领袖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上帝派到人间代表的化身。这时候，你脑海中便会不由自主的将他们与“邪教”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当然他们也会慷慨陈词，竭力辩称自己不是邪教组织。我在纳什维尔（Nashville）郊外见过一个有两千成员的教会，他们的情况也非常类似：所有郊区居民都被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像基督教饮食项目（Christian diet programme）的东西所洗脑。魅力超凡的教会领袖许下诺言，所有成员只要卖掉自己的房产就可以搬去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区域内的“一平方英里”（one square mile）土地内居住。在那里，所有人可以按照上帝与教会领袖的旨意安排饮食和享受生活。对于不在教会的外人来说，你凭直觉就可以轻松得出结论：没错，这肯定是个邪教组织！
不过，要解释清楚为什么某个组织是邪教就不那么容易。下意识的直觉判断不能帮助社会学健康发展。究竟因为什么才会觉得一个组织是邪教（也就是与“合理”宗教活动截然相反的东西）？通常而言，这都是我们根据自己感受到的某个组织的合法正当性做出的主观判断。这里所说的“感受到的某个组织的合法正当性”，其实又是基于自己年龄、社会传统、社会地位（体面的中产阶级夫妇沿街传教让人尊敬，但是汤姆·克鲁斯在沙发上上蹿下跳则恰恰相反）而做出的价值判断。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我们发现邪教具备很多特征：只有一个魅力超凡或者具有神赐能力的领袖、与世隔绝的组织结构、看上去有着宗教色彩的吸引力、成员需要支付费用…然而，很多不是邪教的新兴宗教或者正在发展壮大的现有宗教也符合这样的描述。
大多数时候，我们对邪教的判断能体现很多问题：既反映出我们对邪教的认识，也反映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邪教又与色情文学高度一致。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对邪教的困扰似乎是在宗教处于不稳定的时期渐渐发展成长起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诞生了多种多样的宗教，宗教力量传统体系的统治力和号召力都受到巨大冲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反邪教”运动（anti-cult）进入全盛时期。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将这个时期命名为“第四次大觉醒”（Fourth Great Awakening）：人们认识到个体精神的力量，宗教活动数量激增。与此同时新教（Protestantism，是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译者注）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而大量新兴宗教势头正盛。有些新兴宗教本质上还是基督教，比如“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其他新兴宗教则备受伪东方（pseudo-Eastern）流行文化和新纪元（New Age）思想的影响，比如克利须那神意识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也叫Hare Krishna）、现代巫术（modern Wicca）和山达基教（Scientology）。很多新兴宗教都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对政治持怀疑态度且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人），而教派内则有一个高级人物专门负责在教徒之中宣言政治观点和理论。
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反邪教”运动将很多教派的前成员、他们的家人以及其他反对者团结在一起。1978 年，吉姆·琼斯（Jim Jones）和他创立的人民圣殿教（Peoples Temple）进行大规模集体自杀，众多成员都喝下有毒的果汁饮料（坊间传闻称他们喝的是下了毒的酷爱饮料）。在那之后，警惕邪教网络协会（Cult Awareness Network，简称 CAN）这样的组织机构便应运而生。反邪教组织认为，邪教会对其成员进行洗脑活动。所谓的洗脑活动也就是思想控制。学者玛格丽特·辛格（Margaret Singer）指出，思想控制的起源来自朝鲜战争（Korean War）——当时媒体大量报道了北朝鲜可能对人民使用的精神折磨手段。为了解决洗脑的问题，反邪教活动人士采用了颇有争议的手段：诱拐并强制受邪教影响的邪教成员“消除受毒化的思想”（deprogrammed）。CAN 组织便是由反洗脑领域专家泰德·帕特里克（Ted Patrick）与他人一同创建的。该组织的合作伙伴中有个左派政治家，他将一名女性铐在床上长达两周。帕特里克之后因为拿了这名政治家 2.7 万美元的赞助而受到有关部门的详细审查。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很多基督徒成为反邪教活动分子，组建起各种组织。他们从神学角度提出反对宗教的主张，也对邪教信徒的灵魂状态和心灵健康表示担忧。浸信会（Baptist，17 世纪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主要宗派，因其施洗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此宗派的特点是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年人始能接受浸礼——译者注）牧师沃尔特·罗尔斯顿·马丁（Walter Ralston Martin）为美国迅速发展的宗教多元化局面担忧不已，因此他在 1965 年撰写了《邪教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Cults）一书。在书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认为有害宗教组织所使用的宗教体系。同时，他还依据《圣经》为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基督教牧师提供了应对邪教的手段。这本书共计售出五十多万本，是那个时代最畅销的精神类书籍之一。
因此，美国邪教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描绘人们恐惧的历史：它展现了人们对未知、主流体系影响力下降和变化的恐惧。
从曼森邪教（Mansons）、人民圣殿教到文鲜明统一教会（Sun Myung Moon’s Unification Church，简称Moonies），每一次狂热邪教的崛起同时，社会上都会出现一次势头相同但方向相反的歇斯底里狂潮。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安森·舒普（Anson Shupe）、JC·文堤米利亚（J C Ventimiglia）和大卫·布罗姆利（David G Bromley）共同创造出一个新词：“暴行故事”（atrocity tale）。他们用这个词形容媒体对文鲜明统一教会骇人听闻行径的报道。这个词还尤其能表现邪教里发生的恐怖奇闻轶事（通常由精神上受到打击的前邪教成员对外披露），从而帮我们根据文化正当性对某个组织的宗教活动进行定位，证明自己的某些极端行为具有合法性。这里所说的极端行为包括用强制手段消除邪教成员受到的洗脑影响和粗暴的托管法案等。此类行为能保护脆弱的人群，防止他们沦为邪教狂热危险的受害者。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但“暴行的故事”的确让反邪教活动分子和家长开始担忧自己孩子的心理健康，也对孩子们持有的令人生疑的政治观点忧心忡忡。这样一来，他们在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邪教时便很少从社会学和法学角度进行分析，而是直接意气用事。
当邪教组织的暴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令人惊恐之事时，人们心中的恐惧便达到极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撒旦的恐惧”（Satanic panic）引发一阵大规模的集体疯狂。人们相信尊崇邪教的撒旦崇拜者会根据邪教仪式虐待日托机构的孩子。实际上，这完全是虚假记忆的产物。1980年出版的《米歇尔记得》（Michelle Remembers）如今已经名誉扫地，但曾经却是火遍天下的畅销书。该书的作者是精神病学家劳伦斯·帕兹德尔（Lawrence Pazder）和他的病人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后来嫁给帕兹德尔）。在书中，帕兹德尔讲述了自己解锁史密斯关于充满撒旦痕迹童年记忆的故事。这个影响力极大的“暴行故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起长达三年的案件也产生了影响。当时，检察官对洛杉矶麦克马丁幼儿园（McMartin Preschool）的校长以及她的儿子（一名幼儿园教师）提起诉讼，总共涉及六十五项罪名。控方试图围绕一些奇怪的指控煽动恐惧，比如指控犯罪嫌疑人血腥的残害动物。最后结果如何？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但是，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让人们对撒旦的恐惧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危机。如今回看，当年人们的恐慌也成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
不过，反邪教运动也不是一场纯粹的歇斯底里。也许不是每个角落都潜伏着想要绑架爱儿童或者向撒旦献祭小兔子的邪教教徒，但精神摧残、心志折磨和性虐待的确真实存在于无人监督的小规模宗教团体内。在那些远离主流社会或者主流文化的宗教内，这种现象尤为常见。
同时，这种摧残虐待行为在当代也屡见不鲜。随着美国人对宗教信仰的忠诚度下滑、教会和“家庭教会”（home churche）数量的提升以及互联网影响的扩大，缺乏特定宗教或者精神传统的小型团体便更容易诞生。毋庸置疑的是，有些宗教团体的确是有害的。我去过一些宗教开办的大农场、家庭教会和私人教会：他们教育孩子要无条件服从领袖的指令，而且不能与外面的世界有任何交流联系；等级制度的僵化横行，即便一些儿童因为体罚而死去，其他成员也不得而知；教会领袖阻挠成员接受医疗治疗，导致一些成员最终因病去世。我与一些离开邪教的成员有过交流，发现他们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加入邪教后，他们失去了工作、存款和自我意识。有的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强大的宗教组织经常利用孩子的监护权来威胁控制教徒）。
Remnant Fellowship 是由基督教饮食专家格温·西姆布林（Gwen Shamblin）创建的饱受争议的宗教组织。作为该组织的前成员，詹姆斯·查塔姆（James Chatham）在一篇 Reddit 网站的帖子里列举了他在童年遭到惩罚的原因：
该组织有一些极度恐怖的规矩和纪律，号称“上帝之爱”。我简单列举一下我曾经违反过的纪律：
在祷告过程中睁眼；
和大人开玩笑（这些大人也捉弄我）；
表示“我不信任领袖”（也就是领导教会的人）；
就《圣经》中故事问东问西；
另一个孩子用力打我脑袋，我想要让他停手；
打喷嚏；
未能做到连续站立三十分钟且中途不休息；
问我妈妈是不是爱我胜过爱上帝。
有着这样严格极端的纪律规矩的 Remnant Fellowship 是邪教吗？区分一个组织是不是邪教是否会让我们不再关注手头上更宏大的其它问题？
德克萨斯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 in Texas）的历史学家戈登·梅尔顿（Gordon Melton）认为，“邪教”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它仅仅假定了一种规范性框架，从而使某些与主流宗教组织风格一致的宗教行为具有合法性。与此同时，这个框架还对其他类型的宗教行为进行谴责和声讨。所以有的宗教组织得到社会认可，人们认为它们的“正统”信仰是合法的。另外一些宗教组织对《圣经》等神圣文献的解读与社会规范有所背离，因此人们便认为它们不合法。如此看来，“邪教”的定义始终由负责下定义之人掌控。反邪教组织和对抗邪教机构——尤其是类似于Evangelical Ministries to New Religions（EMNR）这样的基督教反邪教组织——将很多宗教组织认定为邪教：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基督耶稣末世圣徒会（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文鲜明统一教会和人民圣殿教等。甚至连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也是他们眼中的“邪教”。然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认为这些组织都是“合法正当”的宗教。
梅尔顿表示，根据宗教的规模、信仰或者“暴行故事”而否认所谓“邪教”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玩弄制定规范性定义的权力。我们称邪教是“邪教”，原因是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打上“邪教”的标签。有时候，所谓“邪教”的信仰在理论层面并没有比转世或者天主教圣餐（Catholic Eucharist）中的圣饼变体说（认为圣餐中的饼和酒可以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译者注）更加稀奇古怪。
1999 年，梅尔顿在宾夕法尼亚州新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y of New Religions in Pennsylvania）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写道：“我们已经达成基本一致，认定新宗教是真实且合法的宗教组织。少数新宗教的确存在问题，还有一些的领导者是邪恶之人。可即便如此，它们依旧属于宗教。”无论是山达基教、文鲜明统一教会还是人民圣殿教，称之为“邪教”都将影响我们在社会学和神学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和解读。我们不能区别对待，而是必须用对待其他宗教（梅尔顿喜欢用“新宗教运动”这个词形容）的方式对待它们。梅尔顿强调称，我们研究“传统”宗教和邪教时都会关注其正当性、权威性和等级结构等问题。同时，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分析宗教组织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对该组织的描述和感受。
无论直觉对山达基教做出了怎样的判断，也不管那些在宗教农场义务劳动的成员向魅力超凡教会领袖贡献自己积蓄的行为是多么恐怖愚蠢，我们都不能忘记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发展历史。仔细想来，类似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也有值得我们谴责的“不堪过往”。在基督教混乱且矛盾的历史上，每一次所谓“异端”潮流的出现都与“暴行故事”相伴相生。而基督教则用这些“暴行故事”来为自己各种形式的宗教行为寻找合法性外衣。这绝不是有失偏颇的主观看法。历史上那些“异端宗教”犯下的错误，如今所谓“正统”的宗教同样犯过：教会管理问题（关于多纳图派的争论）以及语义学问题（比如阿里乌教派的异端邪说）。这些问题可能也的确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相互“诅咒”：我们是真正的教会，而你只是一个邪教！
当然，我们还要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便是真正的教会（规模庞大、制度完善、坚守传统），它与邪教的区别也不是很大。至少两者都存在很多令人觉得危险的特征。邪教都有魅力超凡且具备神赐能力的领袖？那基督教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创始人，人称日内瓦的教皇——译者注）或者耶稣呢？邪教有针对专门的经文或者宗教行为保密的传统，只有部分新加入的教徒才有权利了解？古希腊的伊洛西斯城（Eleusinian）就有举行神秘宗教仪式的专业人员，当代也有很多在精神领域信奉神秘主义的宗教传统，比如犹太教的卡拉巴（Jewish Kabbalah，犹太教的神秘哲学，传说它最原始的根源来自于埃及文化——译者注）和和佛教密宗（Vajrayāna Buddhist）。邪教都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如今也有女修道会和修道院。邪教教徒对组织有财政金融义务？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主张在教区恢复征收什一税（这种捐税要求信徒要按照教会当局的规定或法律的要求，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由征收什一税而建立的制度亦称什一税制，简称什一税——译者注）。邪教的精神领袖会对信徒进行有害身心的各种虐待？所谓正统宗教在这方面也不是一清二白，事例多到数不过来，不需要详述大家也能明白。
如果不把邪教和正当的宗教分得那么清楚，那我们岂不是应该同时谴责声讨两者？只有本体论领域的形而上学真理才有可能证明任何宗教对信徒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如果承认上帝并不存在（或者认为人类永远也无法知道上帝的真实要求），那么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搞清楚邪教和正当的宗教之间的界限问题：所有的宗教都是邪教，而且它们可能对你没什么好处。这个论点也存在一个问题：一旦要考虑如何认定什么是邪教这个问题，它就会土崩瓦解。进一步思考梅尔顿的观点之后，我有了新的想法。什么才是邪教？显而易见，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会更加容易：什么才是正当的宗教？
除此之外，人们一直以来都是指责世俗或者半世俗宗教组织以及倾向于形而上学领域的宗教组织属于邪教。这就包括了任何拥有身份建构仪式、清晰明了世界观以及处世之道的组织机构：从匿名戒酒互助会（Alcoholics Anonymous）到奉行严格素食主义的连锁餐厅 Loving Hut（创始者是越南人清海，她既是企业家又是精神领袖），从瑜伽馆（该运动本身就充满结构性的精神问题以及性虐待）到现代非常流行的现象级健身训练体系 CrossFit（哈佛大学神学院的研究将其作为事例，认为其具备现代“宗教性”特征）。如果邪教和正当宗教之间的界限不是恒定不变的，那宗教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则更加模糊不清。
1973 年，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表示，人类不能脱离文化而生存。从语言学和精神层面来看，我们所使用的符号学网络发挥了媒介的作用，传达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所有符号象征的意义。宗教也同样如此。它在文化范畴内发挥作用，帮我们定义对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的看法。
格尔茨在书中写道：“言归正传，宗教是：（1）一个象征的体系；（2）其目的是确立人类强有力的、普遍的、持久的情绪与动机；（3）其建立方式是系统阐述关于一般存在秩序的观念；（4）给这些观念披上实在性的外衣；（5）使得这些情绪和动机仿佛拥有独特的真实性。”
这种定义下，宗教就不只是那些信奉“上帝”的组织。世界上任何能从更广泛文化层面完成自我认知的组织都可以算是宗教。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格尔茨的定义稍微有些过时。不过很多人对其进行了升级完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他认为，格尔茨忽视了人类为事物寻找意义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权势。我们怎样设想上帝、身边的世界以及自己的精神价值（瑜伽运动中人们渴望实现“清洁”、CrossFit锻炼中人们渴望证明自己的力量、普通人渴望得到拯救和帮助）？这都与我们的身份和我们在群体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权势是永远不可能缺席的因素。
很多宗教、邪教和宗教类型的团体都宣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组织有所区别。可悲剧的是，它们所宣称的内容存在漏洞：它们有所差异，但都属于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广义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在它们身上都有所体现。
比如说，文化层面普遍存在一种理想主义观点——要求女性纤瘦。正是想要成为凯特·摩斯（Kate-Moss）这样苗条超模的渴望让 Remnant 这样的基督教饮食项目具有吸引力（别吃太多，那是一种罪孽！）同样，这种理念也让人们疯狂追求“健康”：一个痴迷于排除体内毒素、始终希望保持身体“完美、洁净”、愿意“净化”自我的女人更容易参加类似于邪教的瑜伽项目；她也更容易遭到瑜伽项目中精神领袖的性侵（这在当今社会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同样从文化角度来看，主流机构（无论是医保系统还是传统新教教会）存在普遍的问题和缺陷，未能处理好成员的需求问题。如今，这个问题愈发严重。与此同时，个体容易受阴谋论或者狂热行为的影响。最后，主流机构也未能给成员带来任何能让他们找到意义的东西。
宗教一直宣称自己是完善的文化集体主义。这个理念崩塌之后，规模更小、理念更激进、通常而言危害更大的团体组织便有了生存空间。接下来，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它们会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重新配置格尔茨提出的象征和符号。邪教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们只是填补了个体和社会整体需求中的空白。基督教的发展壮大依靠的也是类似的“真空”：罗马帝国拥有政治霸权，但国家宗教习惯出现相对衰落。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所有宗教可能都是邪教”这一观点的对立面应该是这样：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如果某个宗教或者邪教的存在具有正确性，那这种正确性便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东西。如果神祇真的想让你用鞭子抽打自己（天主教的悔罪者曾经采用这种做法），或者想让你在你丈夫的火葬柴堆里实现殉葬，那这种行为的合法性的一定超过常识理性：个体行为的终极意义超过任何其他可能存在的需求。如果某个组织的成员能实现这种真理，那么这个组织的仪式、信仰、符号不仅能帮助成员强化意义感，更能帮它从集体目标层面加强自身建设。接下来，这种意义就变的更加至关重要。人类具有什么特征？这个问题的核心本质就在于此前谈到的这种意义。
将宗教理解成实际意义上的滥用等级权力的组织（换言之就是显而易见的邪教组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想法太过简化。与其说宗教像一个箭头，不如说它像一个圆：一个关于权势、意义、身份和仪式的圆环。通过参与某些事情，我们给自己下了定义。同样，我们因为一些人没参与某些事情便在自己与它们之间划下定义的界线。无论你做了一辈子天主教徒、刚刚加入Hare Krishna还是隶属于思想偏激的互联网组织，我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重大意义。这给了我们一个象征性的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可能会限制我们的选择，但我们可以依其找到生活的节奏。每一次重复仪式时——从天主教的弥撒到在宗教农场上祷告，再到根据 CrossFit 锻炼健身——仪式也定义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定义着自己身边的人。
如今的邪教可能已经是世俗组织，也可能有自己信奉的神。但它们的起源都是人类的需求，依靠的也是其他更加“主流”文化组织的衰落和失败。伏尔泰（Voltaire）说世间没有上帝。若是真的如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上帝”。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邪教。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pexels、《双面玛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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