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想把中国文学推介到英语世界，他做了唯一一个相关网站 | 100 个有想法的人
“怎么真正的从中国的内容到海外的读者，整个桥梁，这条线上，到底哪里堵了？然后怎么堵？疏通怎么做？我觉得我慢慢有一个更准确的自己的想法，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能没听说过一个叫纸托邦（Paper Republic）的网站，它的日用户访问数量（UV）大约在 300 至 400 之间，但已经是目前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最好的平台。
它完全不做推广，绝大多数流量来自自然搜索。当英文世界的人们搜索中国作家、中国作品、中国文学关键词的时候，纸托邦通常是第一个搜索结果。如今，每天都有陌生人给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写信，希望这个“纸托邦”的创立者可以解答一些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
艾瑞克是美国人，身高近两米，说着一口极为流利的中文。这个非盈利项目始于 10 年前。时年 29 岁的他和几个同样做中国文学英译的译者成为了好朋友，希望有个地方把自己的翻译项目、最近看的书、对中国文学的一些看法等放在一起交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己对自己说话”的行为，完全没想到它后来会吸引海外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的注意，“甚至有一些出版人士是通过这个网站寻找一些中国作家或者出版的可能性”。
虽然有近 14 亿人在使用中文，但在全球化出版这件事情上，中国却是个“小语种”国家。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缺乏了解，这也是纸托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怎么真正的从中国的内容到海外的读者，整个桥梁，这条线上，到底哪里堵了？然后怎么堵？疏通怎么做？我觉得我慢慢有一个更准确的自己的想法，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艾瑞克对《好奇心日报》说。
在他看来，如果选择去直接影响读者，那太难了，“工作量太大”，“没法有效地去做”，最重要的是“影响那些影响读者的人”，或者说“意见领袖”。放在图书出版界，就是那些文学杂志的编辑、拥有很多读者的博主、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等等。
为了提高海外读者的接受度， 2015 年 6 月 18 日起，纸托邦开始运行“短读计划”。每周会在网站上免费发表一则中文短篇、散文或诗歌。第一年总共发表了 53 篇作品，参与的译者有 20 多个。他们翻译的作品包括王安忆的《黑弄堂》、贾平凹的《倒流河》、沈从文的《夫妇》、刘慈欣的《思想者》、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赔钱货》、鲁敏的《 1980 年的第二胎》，王小波的《舅舅情人》，阿乙的《您好》，等等。
“我们意识到海外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中国文学，了解也不知道上哪儿了解。图书很少，很多人就不愿花钱去买，所以就觉得，干脆我们就做纯粹免费的那个体验，然后你感兴趣的话，你随便点进去看。至少这样的话，可以勾上一些读者或者出版人的兴趣。因为真的能看到的信息和内容太少太少了”，艾瑞克说。
因为阅读免费，又没有广告等收入来源。这些篇目选择的标准也很简单——能拿到免费的内容。最后的结果便是，作者免费授权，译者免费翻译，编辑免费编辑，读者免费阅读。
也是因为免费，这个每周一篇的项目做了一年也就结束了。“可能以后再做的话得找一点资助”，艾瑞克说。
“短读计划”只是艾瑞克做过众多“短期项目”中的一个，后者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所谓短期并非艾瑞克的本意。
比如 2010 年，艾瑞克和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的莫楷（Canaan Morse）合作整理中国出版资讯，并得到了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简称“中图”）一年的资助，后者也把这些内容用在他们的邮件信和网站上。一年之后，该项目因为中图放弃资助中断。
2011 年，纸托邦和《人民文学》杂志合作，在海外推出英文版的《路灯》（Pathlight）杂志，每年出 4 本。但因为该杂志影响力有限，更像是一个政府项目，加之没有营销推广能力，也一直不温不火。
一些活动倒是还有点声色。比如它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合作做过两次文学沙龙，以及和中图、自媒体“做书”合作举办的北京出版交流周。
去年的 BIBF 文学沙龙中，纸托邦策划组织了包括《鸦片战争与中印贸易关系》、《从中国到埃及：今日乡村何在》、《写作与历史背面的时刻》等 20 多场活动，S.A. 阿列克谢耶维奇、余华、曹文轩、梁鸿、格非、张悦然、陈冠中等作家和出版人都予以参加。
北京出版交流周则会每年邀请不同国家 10 位左右出版人来京交流。他们会和中国出版人以及读者讨论版权买卖、如何做畅销书、如何拿到好选题、本国出版走出去等话题。
很长时间内，纸托邦也一直保持着艾瑞克一人组织的形态。网站和数据库的更新也一直由他一人负责。直到 2015 年和 2016 年，妻子陈冬梅和朋友闵婕的相继加入，才变成了现在三人团队。
“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最有效的方法来让海外的人更容易接受中国文学、中国的作家，所以这期间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事，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艾瑞克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还能营业。”
艾瑞克出生在西雅图，毕业于华盛顿州立大学，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当过一年交换生。他 2001 年来到中国学习并生活至 2016 年，现在又回到了家乡。
2006 年，艾瑞克开始翻译中国文学——正如之前所述，纸托邦成立的目的，就是翻译和文学交流。
他翻译过王小波、苏童、毕飞宇、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曾获得美国笔会（PEN）翻译基金奖、美国国家艺术基金（NEA）翻译基金奖、美国文学翻译协会（ALTA）国家翻译奖短名单提名。
但一开始，艾瑞克并没想做文学翻译和出版，最早只是想离开美国出去玩。他觉得阿拉伯语和中文两种语言的深度、历史和文学“一辈子肯定学不完”。就这样，他大四时来到了中国交换读书。因为“语言又喜欢，社会显然很有意思”，艾瑞克就留下来了，一待就是 15 年。
当时，艾瑞克的女友送给了他一本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里面第一篇是《沉默的大多数》。读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翻译的想法。
“因为那时候我中文也没那么好，学了五年不到，比较早。我觉得王小波的声音本来就特别像一个美国作者的声音。逻辑、反讽、幽默感，这些东西其实特别像西方作者的声音。这个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一下子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英文声音，有一个做翻译的冲动，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有这个冲动。喜欢它，就自然而然把它变成英文“，艾瑞克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和很多美好的冲动变成现实时遇到的状况一样，艾瑞克做纸托邦的过程之辛苦不足以为人道。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还能营业。”艾瑞克说。
但事情终于在各种零散项目中开始起步。2016 年，纸托邦买下 6 本中文书的版权，分别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王小波的《万寿寺》和《我的精神家园》（这两本由艾瑞克翻译）、阿来的《空山》、王小妮的《1966 年》和阿乙的一个短篇集。
买下版权后，纸托邦会找译者或者艾瑞克自己做翻译，然后寻求海外当地的出版社合作，一起出版。“等于是做一个内容策划的小工作坊”，艾瑞克说。
“在美国，它会有两种出版社形态。一种是非盈利的，你就去申请各种资助各种资金，整个形态都是以非盈利机构运转的。要不然你要以盈利为目的，你的书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他还是希望，自己做的书要有商业上的成功，（希望跟）图书市场（和读者）有连结，所以选择了盈利这个方向”，陈冬梅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但靠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盈利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纸托邦首先面临的就是出版周期的问题。一般而言，国内一本翻译书，从拿到版权到翻译出版，时间在一年出头。但中国文学英译作品要花掉至少三年的时间。
因为对于国外的出版社而言，受对中国文学认知度限制，仅仅看到样章是不够的，得看到完整的译稿才会考虑是否出版。这也就意味着像纸托邦这样的工作室得花大量前期的金钱和时间投入。看到完整译稿后，国外出版社还得排编辑周期和营销周期，所以整个过程显得特别漫长。“比如《三体》达成合同之后，应该是两年才出版。而达成合同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完整的译稿了”，陈冬梅说。
更大的难题还是整个市场，或者说中国图书、中国文学在海外很低的接受度。艾瑞克称，一般现在中国文学，几千册，要能达到一万就已经很了不起。
到目前为止，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只有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和麦家的《解密》等少数几本。这两部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翻译。前者的译者是同为科幻作家的刘宇昆，后者的译者则是在首尔国立大学任教的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livia Milburn）。
据陈冬梅测算，要想不亏本，纸托邦出版的每本书的销量要在 4000 册。而艾瑞克之前翻译的徐则成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的销量只有 1000 多册；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在英国也只卖了 2000 册；格非的《隐身衣》则超过了 4000 册，等等。当然，这和出版社的发行和营销能力也有一定关系，但总体看来， 4000 册还是个不小的挑战。
所以，艾瑞克选择出版这 6 本书，首要的还是考虑市场。在他看来，这些图书更能为西方读者接受，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逻辑。比如“故事性特别强”、“节奏很快”、“逻辑”、“幽默感”、“个人经历”，等等。
但现在这 6 本书还在编辑当中，尚未出版。在艾瑞克的设想中，希望以后多出一点书，出书时间长了，有一个积累，就可以改善经济状况。如果遇到一个畅销书，那更会带来大的改变。
“中国一个作家要走向世界，或者他的作品要被翻译成世界的语言，比写一本书还难。”
2017 年 6 月 23 日晚 7 点，北京东城区美术馆后街的一个剧场内，坐满了前来参加一场名为《中国原创文学在海外：市场与读者分析》讲座的观众。这些人花了 90 元的门票，有的还用了同声传译器，准备聆听来自 4 个国家嘉宾的演讲。
这是一场偏行业内的讲座。嘉宾是来自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的三位资深编辑，以及中国作家麦家。
正如前面提及的，论及作品在海外的出版体验，麦家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的小说《解密》曾在美国和英国亚马逊上位居所有中国作品的第一位，受到《卫报》《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多家外媒推荐，《经济学人》还将其评为“ 2014 年十大虚构作品”。
除此之外，《解密》现已被翻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 33 种语言。麦家也因此成为中国目前唯一被收录到“企鹅现代经典”（Penguin Modern Classics）文库的当代作家。此前，收录到这个文库的中国作家有现代的钱钟书、鲁迅和张爱玲。
但若因此评价麦家的文学价值可能并不公允，因为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作品原本就屈指可数——每年一共只有四五十本。而且，在麦家看来，《解密》在海外得以出版本身也是个“偶然”。当时，译者米欧敏因为在上海所乘的飞机延误，然后去机场书店闲逛。这才发现了《解密》。“如果飞机不晚点，今天的一切，都可能还在黑暗中”，麦家说。
“《解密》这本书，为了它的汉语出版，经历了 11 年的磨难（指《解密》写了 11 年， 17 次退稿的经历）。为了它变得国际化，走向世界，又经历了 12 年。 12 大于 11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暗示。中国一个作家要走向世界，或者他的作品要被翻译成世界的语言，比写一本书还难。这是我的个人经历，也象征着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的困难。走出去太难了”，麦家在现场演讲中感慨。
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在麦家看来，最大的难点是“语言”。“不管是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总的来说属于一个大的语系，是建立在逻辑性上的语言。中文是象形文字。和他们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加上我们中国，其实改革开放总共才 40 年不到，这个之前有长达几十年和国际完全是隔绝的。很多汉学家出现断代的现象。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基本上是闭关锁国的十年。学汉学的人没机会，这导致了翻译断层。这个使我们文学走出去出现了瓶颈。一个中文翻译，不是那么容易培养的，需要很长时间”，今年 53 岁的麦家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这是一个极小的圈子。“做商业翻译，学术翻译，人员很多很多，但愿意做文学翻译、也能做文学翻译的，可能也就 30 来个人吧。我认为他们能达到一定水平”，艾瑞克说，他还是愿意保持乐观。
我们和艾瑞克还聊了聊中国文学和西方读者
Q=Qdaily
E=艾瑞克
Q：纸托邦翻译大多选的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而且短篇比较多，这个也是一种策略吗？为什么？
E：当代可能因为我在这儿，我认识这些作家，或者就是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找最新的。而且我觉得西方读者和出版人他们也是有意地找一些现代一点的中国文学，可以反映中国当代情况或者人们生活的一些作品。
短的，是因为短的比较容易操作，就是它又短又不用花这么多钱，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整体来说，中国作家还是比较擅长写短一点的东西，短篇、中篇、或者短一点的长篇。大家都喜欢写特别长的长篇，但是我觉得这些书能推到海外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Q：其实我感觉像中国文学推广这一块，最容易的还是类型文学，比如说我看大家都会提到《三体》和《解密》。
E：对。（但）我觉得类型小说得分情况。科幻就不一样，科幻到哪都是科幻，谁的科幻都可以翻译来翻译去，然后读的话，都会很高兴，可以接受。但是其他的类型小说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有点对不上。就是我们这边的种类和国外的种类，看似是一类的，但其实不是。
比如说国内的推理小说，或者我们那边叫 crime fiction 之类的东西，但是在中国不太多，而且有的那些，也不太像我们这边的 crime fiction 。所以，你拿过去说是中国的 crime fiction ，大家看到这个，说这不是我所期待的 crime fiction ，他们指望的 crime fiction 是不一样的。其实麦家一直反对他的小说划这个标签。他觉得他写的是纯文学。
Q：麦家挂的标签是？
E：就是类型小说，推理，谍战。你从内容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不同意，而且你看到在海外，西方媒体的书评，他们也会说，虽然这本书说是 thriller ，但是其实你读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不是 thriller ，这是出版人为了方便，打通读者的销售。
Q：我看你每年还做一个关于所有中译英书的列表（2016、2015、2014、2013和2012），那个列表当中，还有中国的网络文学（比如唐七公子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国外是什么情况？
E：也有一些爱好者，最近他们都关注到一个网站，叫 wuxia world ，武侠世界。应该是在美国，有本地人在翻译中国的网络武侠小说，比较受欢迎的。当然它的受众比较少，但他们很热烈喜欢武侠小说。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其他中国文学，总觉得读者缺少一种热烈的喜爱，总是看一看或者喜欢也喜欢，但是带一点任务性地去看。没有觉得，哇，就是特别喜欢。但武侠，他们就是喜欢，就是爱看。
Q：我看那个列表当中，一年有大概二三十本文学书，非虚构作品只有几本。为什么非虚构这么少？
E：非虚构比较难。因为我觉得非虚构，它的写法更有一些固定的模式。你想，小说怎么写都是小说，而且某种意义上，小说的意义就是你创造出一个新的写作方法。非虚构呢，它总是有一定的模式，所以西方人看非虚构，他有一些期待，觉得非虚构就是这么写。中国作家不一样，属于另外一个体系，所以他写非虚构的方法是西方人没有接触到过的，然后就比较难以接受。
Q：我不太理解你说的那个模式。
E：就是怎么讲一个故事，比如说有人说中国人写非虚构，它写一个话题，它就淡化作者个人的声音。他可能从全面，一个权威的角度来写这么一个话题，但是这个作者没有呈现出一个人物的才能。我们看非虚构，尤其是写历史或者写一些别的国家或者社会性的问题，作者经常是出现在书里边的。他作为书里面的人物，书里边一些内容是他主观的感受，然后一部分是客观的观察，怎么做衡量，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尤其是在美国，已经几十年，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写作方法，也是风格，所以我们都习惯看这种写作风格。
然后看中国式的这种东西，感觉陌生。中国作家经常写，在我们眼里，就是比较煽情的那种内容，催泪的那种东西。让你知道心疼。就是催泪的一种写作风格。我们都比较注重，不要太把感情内容使劲推给读者，你让读者自己有感情上的反应，不要作者使劲让他有什么反应。
Q：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在国外比较容易有影响力？
E： 如果说虚构的话，还是故事性特别强的，肯定有一个特别分明，活生生的人物。这样的故事，不管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有多么复杂，只要有一个人物，有一个故事，或者几个人物，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Q：有个比较宏大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
E：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一点的中国作家面临两个挑战，一个就是中国的素材太多，可以写的东西太多。很多作者也会说，中国的现实比小说还小说，就是有什么必要虚构什么东西吗？……可能很多作者只是把听到的一个现实故事就写成故事，所以，怎么把现实经过艺术处理，做成一个很有个性的艺术作品，对很多作家来说，是一个难题。
还有一个，从我的角度来看，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作家，他们没有把小说当成一门工艺。很多人觉得这是艺术，一切就在于灵感天赋，但尤其是长篇小说，它很累，属于一种体力活。类似于耕田，天天要做，比较累的一个事情。很多作者，尤其是长篇小说，出发点很好，灵感很好，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和故事。
但最后，从写作技巧角度来看，做得不够理想。然后这个恰好是西方已经发展到一个极点，就是从工艺这方面，很多书也不一定有那么精彩的内容，精彩的故事或者意思要讲，但是它从形状或者叙事方式，讲故事的方法，特别发达。所以这个对于西方的读者来看，这是一个硬伤。如果一本书出现这种技术，或者技巧上一些粗糙的地方，他们也会很介意，所以这也是个难题。
题图：中国作家王小波、pixabay，文内图来自豆瓣和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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