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
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权利和利益的冲突。如果从这个角度对都市公共空间进行分析，那就创设了一个各个群体纷争不断的“战场”。
作者法尔汉·沙曼纳尼（Farhan Samanani）是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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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对基尔伯恩区（Kilburn）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觉得这里是全伦敦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地方之一，有的人则认为这里是全伦敦社区环境最差的地方之一。
基尔伯恩区坐落在伦敦西北部。一百多年来，它一直是多种文化交流汇聚的“大熔炉”。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爱尔兰移民和犹太移民率先迁居于此。在这之后，来自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东欧国家的移民相继涌入。
如今顺着基尔伯恩公路（Kilburn High Road）一路走下去，你很有可能会听到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译者注）的喊声和福音派教会牧师的布道声。除此之外，其他各种声音也是不绝于耳：雷鬼音乐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声，人们匆匆步入快餐店、着急见朋友或者在街角商店取家居用品时带有各种口音的交谈声...这些声音让你仿佛置身世界各地，时刻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和洗礼。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间，我在基尔伯恩居住了十六个月。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我主要研究人们如何在文化种族复杂多样的地区建立社区团体。我拜访了很多住宅、社区中心和咖啡店，与遇到的人交谈，为的就是详细了解一下基尔伯恩街头的复杂生活。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在基尔伯恩长大，因此我把她的小说当成是了解这里的“指南”。在她笔下，基尔伯恩并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而是分裂成许多杂乱且不受控制的“小世界”。她在 2012 年出版的小说《西北》（NW）里写道：
“从抵挡邋遢的购物街到高级公寓再到‘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城堡’（an Englishman’s home is his castle，英国谚语，指人们有权在家中自行其是，其他人无权干涉——译者注）。敞篷的，折叠软顶的，飞驰而过的，大声放着嘻哈音乐的。看着钞票堆起来。喂喂！探照灯，防盗门，隔离墙，隔离带，都铎式的，现代式的，战后的，战前的，石头凤梨，石头狮子，石头老鹰。面朝东方，梦着摄政公园（Regent’s Park），梦着圣约翰森林（St John’s Wood，位于伦敦西北的一个行政区，靠近摄政公园西北部——译者注）。阿拉伯人，以色列人，俄罗斯人，美国人…餐点免费，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这里是学校，他们刺死了校长。这里是英国兰的伊斯兰中心，就在女王纹章酒吧（Queen’s Arms）对面。你要一碗水端平，裁判！”
当基尔伯恩居民在公共空间碰面时，他们经常发生冲突。当地居民的需求、想法以及生活方式差异很大，所以冲突频发便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毕竟因为公共空间而产生矛盾一直以来就是都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公共空间面积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人们因为争夺公共空间而产生摩擦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减少。英国正在关闭大量图书馆；曾经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比如一些东欧国家——译者注）有不少雄伟的广场和历史悠久的林荫大道，而私有资本正在一步步将它们收入囊中；印度则早就形成将公园和道路出售给开发商的传统。
二战后，大量人口开始向城郊迁徙，这拉开了美国公共空间惨遭侵蚀压缩的大幕。最近一段时间，年轻人和富裕群体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市中心，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城市公共空间面积不断萎缩的脚步。
为了能将公共用地拍卖出售，政府找了很多理由。他们宣传说如今的人们过着越来越私人化的生活，大家对公共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则大力宣传公共空间的价值，想要将这些土地保留下来。他们引用了一份研究，称公共空间能促进城市发展和创新，有利于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另外公共空间给了人们结识陌生人的机会，使得城市居民能够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和人群。
1961 年，堪称先驱的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写道：“从本质上来看，大都市给我们提供了见识多样性的机会。一般来说，你只有周游四方才能有这种体验。换句话说，大都市让人们有机会领略陌生和新奇的东西。”实际上，人们对公共空间的看法就好像两条并行的车道：有的人觉得它是城市生机的根源，有的人则觉得它是容易引发冲突的无意义空间，还容易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
部分活动人士认为解决方案就藏在规划设计图纸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城市进行改造重建，从而确保公共空间更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灵活性，能够适应人们的各种需求。从纽约的高线公园（High Line）重修到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改造，很多城市复兴项目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为了赋予公共空间新的生命力。
这样的改造重建或多或少能起一点作用，但在基尔伯恩的调研让我对公共空间所存在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需要翻新和改变的不是建筑，而是我们的习惯。从内心深处来看，我们并没有真正给予公共空间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公共空间就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享有它是一种权利。换言之，我们没有经过摩擦、交流和最重要的协商环节就享受了公共空间，因此有些太理所当然。
公共领域充满了冲突对抗。在基尔伯恩地方政府拥有的地产上，居民们对一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听音乐的年轻男子白眼相待。每个群体的人都想“征用”公园：有人想组织烧烤活动，老年团体想要锻炼身体，足球队想要踢比赛，家庭或者一群朋友想要聚会…每个团体都想优先使用公园的空间，因此便可能爆发冲突。喧闹的街头满是行人。他们密切观察路上情况，既要避让推着婴儿车却突然停下来和熟人打招呼的母亲们，又要躲开推销电池、鲜花和手提包的热情过度的街边摊贩。当地人抱怨频频，称公共空间的噪音限制使得当地的集会活动异常压抑沉闷。可是也有人投诉不止，表示喧闹的噪音让自己无法忍受。
仔细观察这些冲突摩擦，你发现隐藏背后的是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拔河比赛”。人们不仅对公共空间的用途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公民享有的权利义务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从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权利”似乎占据了上风。从法国大革命到美国的《独立宣言》，民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关于受政府保护的个体权利不断扩张的故事。因此我们不再从社会等级制度的角度理解“公民”的含义，而是投向自由个体理论。在我们看来，自由的个体普遍享有一系列共享社会资源的权利。
城市规划专家将这一理论适用到实践当中，呼吁人们尊重“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这个名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68年提出。自那以后，“城市的权利”这个理念便受到活动人士、思想家、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以及“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国际性社会政治运动，主要针对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和缺乏真正民主等问题提出抗议——译者注）的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2012年出版的《反叛的城市》（Rebel Cities）一书中对这个理念进行了总结：
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我们不能单独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将其与其他问题联合起来一同思考：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我们想要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我们觉得什么样的技术才是合理恰当的？我们秉持什么样的审美观？因此，城市的权利远不止个体或者团体使用城市资源这么简单。这是一种让我们根据内心的渴望来改变和重建城市的权利。
为了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使用城市的公共资源。这就包括供人锻炼的公园，提供水源的管线，带走污水的排水系统以及开拓视野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过，我们每个人对这些公共资源的需求又有所不同。老年人和残疾人对公共交通有着特殊要求；独自回家的女性尤其需要工作情况良好的路灯；活动人士需要场地来举办集会和抗议活动。为了协调这些差别很大且时常变化的需求，人们不止有权利使用公共资源，更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其进行改造。换句话说，对于认同“城市的权利”理念的思想家而言，理想的城市环境应该能经常性的根据市民需求而变化。
为了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有包容性，人们进行了一系列努力。纽约中央公园建于十九世纪中期。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拥挤而不平等的城市而言，中央公园存在意义就是为穷人和富人提供一样的服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伦敦，女权主义城市规划专家成立了“妇女设计服务组织”（Women’s Design Service），旨在免费为被地产投机商和“重建计划”盯上的社区提供专业的规划设计咨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维也纳，市议会开始考虑老年人和有孩子家庭对公共空间的特殊需求。因此他们为确保家长能够方便的推着婴儿车前行而拓宽道路，增加街道照明设备数量，修建更便于特殊群体使用的十字路口和台阶。几乎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都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的行为。无论行动规模大小，它们都引起人们对权利的关注。从垃圾桶到可供行人步行的街道，从增加本地零售商数量到确保绿地数量不减，人们对努力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细心谨慎的规划依旧无法解决城市生活的部分困境。在基尔伯恩，年轻人占领公共空间后经常挤走其他人。无论公共空间面积、投资和规划目的如何，部分我采访过的基尔伯恩居民始终认为某些广场和公园是危险且令人堕落的场所。嘻哈音乐震耳欲聋，淫荡叫声不绝于耳，大喊大叫随处可见，年轻人目不转睛的顶着路过的行人，路边堆砌成山的废旧酒瓶，带着兜帽的人晃来晃去…这一切都让很多人想起公共空间历史上那段血腥的黑帮暴力历史。这样的整体氛围让很多居民对公共空间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种地方能躲开就尽量躲开。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和经常在公共空间闲逛的孩子们聊了很久，发现他们觉得独占公共空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力量强大，很有控制力。他们的学业早已荒废，而父母也不怎么关心孩子的前途。警察更是对他们充满歧视，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犯罪分子来对待。一方面令人沮丧的老师告诉他们未来一片黯淡，另一方面富有的外来者不断涌入自己的街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某些东西拥有控制权才会让人觉得宽慰安心。
基尔伯恩格兰杰公园（Grange Park）是另一个冲突频发的地点。每年，数百人都聚集在这里庆祝开斋节（Eid al Fitr）。开斋节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目的在于庆祝斋月（Ramadan）的结束。穿着 polo 衫和 T 恤的男人与其他穿着阿拉伯服装的男人交谈；女人则与邻居和朋友走在一起；小孩子守在妈妈身边，急切地想要一块糖或者想让妈妈同意自己去充气城堡和滑梯上玩耍。公园为大量人群的集会提供了场地。通常而言，其他场馆都很难在开斋节这天满足穆斯林群体的集会需求。但是，其他人则对此颇有抱怨。他们认为大肆庆祝的穆斯林将其他人挤出公园，或多或少有点将公共公园“私有化”。人们有一种自己并不受欢迎的感觉。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信徒则小心谨慎的躲避着其他居民的狗。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狗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清洁状态”，使他们不能顺利完成期待前的“小净”。看到穆斯林紧张的反应后，当地居民不禁产生怀疑，认为女人乃至所有非穆斯林最终都会被剥夺进入公园的权利。人们之中总是流传着一个故事：多年之前，某人的朋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公园拒之门外。
如果从权利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冲突便会将我们逼入绝境。冲突的双方都能找到有利的说辞，证明使用公园对自己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他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最终呈现“互斥”状态，但这些权利本质上却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因为另一方的需求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穆斯林有权在公共空间举办庆祝活动和进行祈祷，遛狗的人也有权在公共空间带着爱犬散步。无论是公园、运动场还是其他类型场地，只要它是公共空间，我们就有权进入。
我们不能做出完全公平的评判，也不能说任何一方享有高于其他人的权利。如此一来，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经常演化成一场大吵大闹的争执。在争执中占据上风的一方“获得胜利”，其他人则不得不悄然散去。年轻人将音乐开的震天响，不停打量着公园里的过路者；警察将流浪汉从巴士站牌或者遮雨棚等“避难所”里赶出去。恼怒的本地居民联合请愿，抗议清真寺、教堂大钟或者社区中心发出的吵闹声。其他感觉被排挤和抛弃的人则试图找到自己的私人空间，于是他们搬去其他街区，想要在公园好好享受一杯咖啡。他们还试图融入封闭的社交圈子和网络空间，为的就是找到归属感。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将公共空间简单理解成某种保证我们权利的东西，那它们最终就会变成私人空间的二流替代品。
但是，我们还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城市公共空间——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信任的角度。在 1958 年出版的《人类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人们的矛盾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却可以小心的利用这种矛盾，进而将其当作各方达成一致的工具。她在描写古希腊城邦时说：“要做参与政治的城邦公民，那就要通过言语辩论和有理有据的演讲来进行决策。人们绝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她觉得任何一种政治问题都有很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不过，最公平的解决之道需要照顾到最广泛群体的利益和感受。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在公共场合中与其他人接触：他们要将自己的生活、恐惧和价值观暴露给别人，更多参与到不同的事情之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阿伦特表示：“让别人倾听到自己的声音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从不同角度理解周围人的感受。”如此一来，我们便能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也能根据这种多样性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和认知。
阿伦特提出的公共生活模型实现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它要求人们抑制自我满足的欲望：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人都不再生来就享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只有找到与其他人和睦共处的途经之后，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才会重新回到人们手中。这对人们至少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我们要克服共同障碍去了解他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解决语言障碍，学会利用肢体动作传递示好的信号；第二，坚信其他人也会付出同样的努力来理解和包容我们的需求。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会发现相互包容其实具有可行性。如此一来，我们的信念便会越来越坚定。不过这种和睦相处模式的开启过程就好像一场赌博，因为各方都要做出行动且充满信任。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学会理解他人，也要相信其他人会试着理解我们。
有些基尔伯恩的居民已经接受了阿伦特提出的理念。南希（化名）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基尔伯恩，父母分别来自爱尔兰和英国。她有着白色的头发和锐利的蓝色眼睛，是一个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的人。退休之后，南希就参加了几个当地的社区组织。听了邻居对在开斋节时使用公园的抱怨之后，南希有了另一个想法。她觉得本地居民没有受到他们所说的那种排挤。相反，他们在心中自己排挤自己。换言之，本地居民在和穆斯林产生真正冲突摩擦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歧视和敌意。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她决定牵着自己卷毛比雄犬辛巴去公园参加开斋节庆典。她想知道穆斯林究竟会如何对待她。
几天之后，我在南希家中采访了她。她因为自己的成功而喜气洋洋。庆祝节日的穆斯林盛情欢迎她加入庆典，对辛巴也是称赞有加。南希则与穆斯林有好的交流，讨论了他们多彩的衣服和时髦的头巾。其实，南希对自己的经历并不感到惊讶：她在基尔伯恩的生活经历让她明白一个道理——几乎所有人和所有地方身上都有值得我们探索和挖掘的东西。对她而言，居住在基尔伯恩意味着包容。她说：“我们不逃避，而是主动接纳包容一切。”
为了让南希融入庆典活动，穆斯林们也收起了自己的偏见。他们没有把她当成破坏自己“清洁状态”的潜在威胁，而是信任南希能够牵好自己的狗。在接触过程中，他们发现南希是一个非常体贴周到且小心谨慎的人。南希也没有带着敌意进入公园，而是认为自己会受到欢迎。事实证明，穆斯林们的确对她招待有加。最初双方可能对彼此使用公园的权利都有所排斥，但到了最后，大家都包容对方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理解对方的需求，能够顾及到对方的感受。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利益和理念。
这样的信任也能解决年轻人在公共空间做出令人感觉危险举动的“问题”。我居住的高层建筑外有一个团体，他们经常聚集在一块通向大楼入口的场地里踢足球，居民经常把这些孩子当成违背社会公德的年轻一代，认为他们充满威胁。的确，年轻人踢球时会把音乐开得很大，咒骂声也是不绝于耳。居民都很担心足球会飞过来砸到自己头上。但是当我加入他们之后，我发现局面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年轻人依旧大声说着脏话，但也会自我讽刺和做着鬼脸。很快，一切就变成充满自嘲的幽默。虽然他们看起来是占据了通向大门的公共空间，但只要有人走进场地，孩子们就会尽量采用短传来进行配合，而不是采用可能踢到行人的大脚长传。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会为穿过场地的人让出一条通道。从远处来看，他们的足球比赛的确非常吵闹，也让过路的行人不得不加快步伐。不过对于那些相信孩子们的路过者而言，这群孩子还是比较懂事的。他们知道为别人让路，能够在使用公共空间时顾忌他人的需求。
公共资源自己不会魔法一般的孕育出和谐和包容。相反，它们创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我们对公共资源的使用频率越高，生活就越复杂多彩。但是如果我们缺乏对其他人的信任，公共空间便无法发挥它本来的作用。如果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体现价值，那我们越是不信任他人，公共空间消失的就越快。最终，所有公共空间都会沦为维护主张最激进团体的“私人领地”，而其他人只能悄然退散。这样一来，我们便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也忽略了人们在争执过程中依旧可以找到共同观点的事实。
我们一直想要打造更加公平包容的城市。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争取个人权利。如今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将所有人不同的需求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有凝聚力的整体。理解相互信赖的好处，对彼此多一份信任，这种做法不会限制我们的自由。相反，它还能让我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学会如何与他人共处。
翻译 糖醋冰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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