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他成了全中国第一个建成的工人新村里的第3代居民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④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1984 年出生的 Reno 在上海曹杨三村长大，他是这里的第三代居民。
提起“曹杨”你可能会想到“曹杨新村”，这是 1952 年全中国第一个建成的工人新村，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工人建造住宅的样板房，曹杨路街道甚至设立了一间外事办，迎来送往来自各国的到访者。
曹杨新村的第一代村民是 1002 户一线工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家庭，他们来自整个上海的各级工厂，经过层层选拔被送入曹杨。《解放日报》曾跟拍过曹杨新村的故事，纺织机械厂工人陆阿狗、纱厂女工孔阿菊是故事的主角。
但这些光环距离这位八零后很远，Reno 一度怀疑人们着力渲染那个荣光年代的真实意图。在他的描述中，房子的出处来得平淡，“爷爷当时的单位国棉七厂分来的”。
“大户人家讲究修族谱，工人家庭好像从没听说过什么‘家族史’。家里人从不会主动和我们说，等我们回过头问，他们的说法往往相互矛盾。”Reno 的叔叔们甚至说不清楚原籍江苏泗阳的奶奶是怎么来到的上海，二叔说她以前参加了妇女抗日团体，后来逃难来的上海，小叔却说她不过是来上海打工的，还反问 Reno，“你问这个干嘛”。
八十年代，“提前退休”的第一代新村人
Reno 的父母是知青，在江西插队，他被留在了上海，由爷爷奶奶照顾，“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留守儿童’”。
Reno 三代人最早在曹杨三村居住的房子属于“二万户”，这是建国初期的一个大型社会工程。在曹杨一村最初的 1002 户之后，上海市政府在全市兴建了第二批工人住宅。
二万户的房屋结构更为简易，砖墙、木地板，总共两层，每一层都有五个房间，每间大小在 10～20 平方米，厨房、洗手间公用。这样的一幢单位可以住 10 户工人家庭。当时的沪西、沪东、沪南的工人区附近总共建造了 17 个工人新村，共 2000 个单位，因而被称为“二万户”，这在当时解决了近 10 万人的居住问题。
Reno 爷爷从国棉七厂分得的那间大约 20 平方米。老两口一共五个孩子，等到 Reno 出生，他的叔伯辈大多已经结婚成家搬出了三村。Reno 的父母还在江西，另一个插队的是 Reno 的小阿姨，地方却不远，就在上海崇明岛。剩下单身的小叔，“三个大人一个小孩（住在一起），在当时不算太拥挤”。
二万户的房子一直持续到了八十年代，Reno 还记得当时人们在灶披间（厨房）洗澡。“这应该是不少上海人的集体记忆。我们在屋梁顶上打钩子，挂上浴帘，下面放一个大木桶，夏天在这里洗澡，冬天会漏风但也不觉得冷。以前灶披间的那种门都是很厚的，像是裹上军大衣的那种材质。”
陆阿狗、孔阿菊太远，Reno 没经历过那个属于工人的好时光，也很少听上一辈提及文革年代的动荡颠沛。在他记忆中，八九十年代的新村，最重要的角色是提前退休的中老年人。
“顶职”是如今听来完全陌生的词。八十年代，许多工人还没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下来，让子女进入单位顶替自己的职务。这为工人新村带来了一批早早退下岗位的中老年人，麻将也成了新村里最盛行的娱乐活动。
“我爷爷胃出血八次，完全是打麻将饮食不规律饿出来的毛病，太痴迷了，就跟现在的网瘾少年一样。他从国棉七厂退下来，让我二叔顶了职。每天在兜里揣几块桃酥饼，泡上一壶茶就上了麻将桌。当年的新村没有麻将室、棋牌室，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打，别人家、甚至露天都可以。从白天打到天黑。以前我奶奶经常让我去叫爷爷回家，他要是赢了钱就会给我买玩具车。”
一把理发剪存下首付，那个年代的“新村传奇”
Reno 的奶奶，三村人称“胖阿姨”，她在退休后也喜欢召集大家掷骰子——一个大碗、三个骰子，掷出来三个同样的点数就算赢。
但在退休之前，胖阿姨十分勉力，一个人打几份工。最初她在上海木柴厂做工，后来受了工伤，被机器轧断了一根脚趾，之后就来到了自家楼下曹杨三村的环卫所。
“我还跟她去扫过马路，所以我现在在大街上看到清洁工都很尊重。当时的垃圾车和现在的长得差不多，现在的可能轻一点，以前的笨重不少。这么聊着聊着我慢慢想起来，她白天做工，晚上回到家还要做针线活，做拖鞋、袜子什么的，拿出去卖。”
除了扫马路，胖阿姨也帮环卫所做清洁。环卫所的经理办公室一度成为她和 Reno 的“避暑胜地”。“以前上海刚刚有空调，一般人买不起，我们家条件也不大好，奶奶就偷偷带我去经理办公室睡，那里有空调，还有一张沙发，我们可以去蹭。”
“后来这事好像被经理知道了，也没人去说，他也就默许了。当时还蛮有人情味的，换到今天肯定会被告发，怎么偷用公家东西，搞不好还会被开除。但当时大家可能也不太计较这些小东西吧。”
环卫所曾搭了一间房，当时没想好做什么，建成之后一度空关。胖阿姨给一位新搬来三村的外地人指了条门路。这位阿姨姓包，离过婚，带着女儿来上海打拼，经胖阿姨推荐盘下了这间房开起了理发店。
“包阿姨收费很低，三村和附近的居民都喜欢来这里理发。她不收我奶奶的钱，算是感谢吧。我奶奶当年也贪点小便宜，三天两头没事情干就带我过去，理发外加唠嗑。后来奶奶瘫痪之后，她还一度上门帮我奶奶理发。”
“环卫所的这间房子其实算违建，但也就允许她在里面开理发店，这也是当年的人情味吧。我很佩服她（包阿姨），没日没夜地做，没日没夜地做，就靠一把剪刀，最后存下了首付，就在三村里买下了一套房子。当然当年首付也低。”在房价飞涨、动辄需要靠两代人共同攒首付的今天回望，Reno 称这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新村传奇”。
后来环卫所收掉了这间违建房，不久之后环卫所也被曹杨二中收掉了。包阿姨买的是一套一楼的房子，她在门口竖起老式的彩条转灯，开了个门继续帮居民理发。
知青、顶职、下岗，“失落”的第二代新村人
Reno 对他童年长期“缺位”的父母有着复杂感情，如今谈及仍有埋冤。插队落户在知青和 Reno 这样的留沪子女之间划了条鸿沟。“我以前看过央视的一个纪录片叫《镜子》，里头一个台湾的教育专家说，做父母又不需要上岗证，也不需要考核，有的人当了也就当了。”
他还记得儿时父亲只是在逢年过节匆匆露面，第二天天没亮就走了，也很少写信。“我爸妈没有这种意识，所以现在我的孩子是我和老婆自己带，最多加上她妈妈。我每天下了班尽量不碰手机的。”
“当年插队落户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矛盾，谁下去（插队）谁留在上海，总归有隔阂，全上海都是这样”，但这都发生在 Reno 出生之前，他很少听父母谈到在江西的生活。
“我爸一直告诉我，‘你是上海人，你是在长宁一妇婴（长宁区第一妇婴保健院）出生的’，但我户口本上的出生地却是江西。”
因为户口，Reno 差点没能进幼儿园。“当年的政策据说是，父母插队落户，小孩再回到上海是没办法上学的，幼儿园、小学都不能进。后来是我奶奶跪着求人家，校长也就放我进来了。我还和我老婆开玩笑，要是现在还能通过跪地的方式（入学），那校长办公室每天都会跪上一排人。”
留在上海的 Reno 一直不知道自己在江西还有个哥哥，比自己大十岁，直到哥哥生病去世前父母才把 Reno 接来江西，兄弟相见。“他们告诉我‘哥哥有话跟你讲’，我凑过去，他没说什么，在我耳朵上咬了一口。”之后，父母再不提及。
当时整个上海有不少像 Reno 一样的留沪子女，父母插队在外，子女留在上海由上一辈人照顾。他还记得学校有互帮互助小组，名为“乐乐乐小队”，就是为了照顾留沪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子女。“现在回头看觉得蛮残忍的，等于把小朋友拎出来说他／她没有爸爸或者妈妈，当时我也不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是去活动上蹭吃蹭喝的。”
改建后曹杨三村的房子有了独立的厨卫，左上角的次卧曾是 Reno 和爷爷奶奶的卧室
八十年代，知青开始返沪，“二万户”的房子也陆续到了建筑寿命。许多知青带着在异乡成立的家庭回到上海。一时间，这些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挤下了几代人，居住压力激增。原本只有两层楼的“二万户”被陆续拆除，代之以五六层的多层楼房。
曹杨三村也是如此，Reno 一家曾搬去相邻的“桂巷新村”过渡，过渡房的居住条件更差，紧靠河浜，他还记得一些如今看来很是魔幻的片段。
“前几年新闻说苏州河上漂来了死猪，源头是在嘉兴，当时蛮轰动的。其实我小时候就在那个房子（桂巷新村）里看到过，不止漂猪，还有漂牛的。小时候也没有上游下游的概念，远远就能看到一头牛漂了过来。”
等到新房造好，Reno 家已经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两间卧室，主卧归结了婚的小叔，另一间里住着爷爷、奶奶和 Reno。“奶奶带着我睡在床上，爷爷就睡在旁边的沙发上。其实按照现在的育儿观念，这么大的孩子还和奶奶睡在一张床上并不好，但当年没有这些讲究。现在，爷爷去世，奶奶摔了一跤之后不能仰卧，只能侧卧在那张沙发上。这么多年，那张沙发早就崩坏了，只能临时用线很粗暴地补一补。”
瘫痪后的胖阿姨一度胖到了 200 斤，动不了，曾经住着四口人的房子现在空荡了下来，常住人口只有八十多岁的她和保姆。每天保姆抱着胖阿姨去厕所，再搬回沙发。“厕所并不是你理解的那种厕所，就是在沙发旁的一个马桶架子，她太重了。沙发到洗手间的距离都没办法跨越。这是她暮年的状态，医院不会收这种老人，养老院也不会，我们只能请了阿姨陪着她。”
Reno 的父母叔伯都是第二代新村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教授杨辰曾研究曹杨三村的三代居民，“他们（第二代）比上一代人还要失落一点”。第二代人里有的如 Reno 的父母一样是知青，他们想尽门路返回上海，有的成功，有的无果。成功返沪者和当初留在上海的人，有的顶替了父母的职位进入工厂，但好景不长，很快遇到九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和下岗潮。
2000 年，Reno 的父母回到上海，分得桃浦三十多平方米的一间一室户。“从头再来”的父亲开起了大众出租车，“他开了十几年，最开始不像现在有手机有导航，头几年要靠纸质地图，查位置、路线。”
桃浦地处普陀区和嘉定区的交界处，曾是化工厂集中的工业区，也是著名的“三不管地带”，如今这些工厂已经陆续搬走。
“住在这里的人都不交水电煤（费用）的，素质很差。”Reno 还记得“流行”的方式：“初级一点就是把水龙头开到很小，蹭水，高级一点的是用吸铁石，放在水表外面，指针就失灵了。那时候桃浦挨家挨户都这么做。”
草莽气的桃浦却是一个外来人和本地人融合很好的区域，“以前外地移民，出了上海火车站坐 117 路（公交）‘啪’直接坐到桃浦，那时候车票也便宜，人们扛着大包小包就来了。”桃浦的通用语言是一种混合而谈不上标准的上海话，“所有人都会说，虽然疙疙瘩瘩，但也没人笑话他们。”
“这样的地方很讲义气，以前还有流氓，有点追求想要改善的人早就搬出来了，不想要改变或者没条件改变的人就搓搓麻将，包括年轻人也是这样，如果爸妈没有钱给你买房子改善的话，混着混着就混到了中年，很可怕。”
爸妈在桃浦为 Reno 准备了一处小房子作为婚房，但最终他还是卖掉了这处小房子换到了闵行。“那个（桃浦的）房子我老婆看都没看一眼，我说我爸在桃浦买了个小房子，她说不要去那个地方。现在我觉得她的想法是对的。”
Reno 如今在闵行的住所
“躁动”的八九十年代
Reno 眼中保守本份的父亲也曾短暂“下海”，去深圳打工，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
小叔是七零后，新潮，穿喇叭裤，不同于开出租的大哥，或是在机关有着稳定饭碗的二哥，他和躁动的八九十年代一样跃跃欲试。
“他比我大十岁，有点像父亲，又有点像兄长”，Reno 曾经被父母接到江西读了一年书，是小叔把他又接回了上海。“他来江西看我的时候，我还以为奶奶病危，他是来接我回去见她最后一面的，结果是他觉得我在江西太苦了，一生病就要打青霉素，他说整个人再这么打下去会被打傻的。今天才知道那叫‘抗生素滥用’。”
“当年他买了很多日语书在家里，非常想去日本。那是当年的流行，《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嘛。最早去东京的可能是北方人居多，后来上海人陆续过去了。”
在 Reno 父亲去深圳“下海”的短暂时间里，小叔曾经鼓动大哥走私香烟，从深圳运到内地赚差价。“当时闹得火热的杨百万倒卖国库券像是给大家打了鸡血一样，我爸胆小后来没敢去做。小时候我们在 803 （《刑警 803》是九十年代根据上海刑警案件改编的广播剧）听到的都是这些，什么在公海上走私之类的。”
小叔最终没能如愿去成日本，转而投身股市。
“最初家里人不待见他，觉得他不成器，还拿奶奶的养老金来炒股，这里借五万那里借十万，也很过分，万一亏了……结果炒了十几年，竟然给他炒出来了”，炒出来的那年小叔在曹杨新村附近花了 400 多万买了一套商品房，算是“跳出了”工人新村。
“这之后家里人开始让他帮忙炒股票，我也有钱放在他那里，但从不问他赚了多少，钱这个东西很影响亲情的。他一直说自己很懂规律，只炒短线，这也是一种赌徒心态，搏啊，大部分人是搏不出来的。”
“新村的这种变化是蛮惨的”
“我谈恋爱的时候，每周都还要回去曹杨看奶奶。后来结婚生了小孩回去的频率低了，但也要每两三周回去一次，慢慢能看出一些变化。但新村的这种变化是蛮惨的。”
与早期的二万户改造、拆除和之后新建大型工程相比，近些年鲜有“大动作”去修缮或改造这批老公房。最近的大规模修缮还是“平改坡”。
最初工人新村都是平顶，顶楼的曝晒和防水性都很差。“平改坡”是在原本的平顶上加设坡顶。曹杨三村进行“平改坡”时，Reno 的爷爷刚刚去世，他还记得自己坐在窗边喝酒。“窗外都是脚手架，那时候年轻、皮，会顺着脚手架往上爬。居民还会抱怨自己午睡的时候窗外搭建的工人会在脚手架上走来走去。”
近些年不再谈整体修缮，老公房的物业也承担不了巨额的改造费用。
“能‘跳’出去的早就搬走了，留下来的都是中老年人，他们走不了”，盼拆迁曾是它们的一线希望。Reno 朋友的父亲曾经在曹杨买了一间老房子，等待拆迁。“现在我估计是拆不掉了，他估计也要后悔死了”。最初荣光的 1002 户曹杨一村如今已经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整体保护下来。仍然有人居住在里面，拆不了，也改不了结构，或是没钱承担这些改造。
“一村的那行房子居住环境更差，讲难听点，外面打工的人都不要去住，也就是那些老年人没有办法。”
“居委会能做的是一些很小的改进，比如在楼道的墙上加装扶手，方便老人上楼。或者在楼道的入口做一个斜坡，方便做轮椅的老人进出，或是改成电子门禁。”
Reno 谈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他曾在曹杨新村进行调研并进行了一些公共空间的改造。“我很佩服这个人的，还专门去找了他的讲座音频来听，从他那里听懂了什么是‘城市更新’。但他在曹杨新村的改造也很有限，把招贴牌撸撸平，做了一些像模像样的小露台什么的。原本环浜是亲水的，人可以走到岸边，手可以撩到水的，现在（改造之后）把这些都拦起来了，做了一些长条椅，重新做了一些花台。”
“有一个很不好的设计，把花园用钢板围起来，刚建好的时候拍出来很有空间感，不久之后就发现相当简单粗暴，对小朋友来说撞到钢板上有危险，搞不好还会被钢板的边缘割伤。他们做了一些很搞笑的事情，贴了一层防撞条，那贴怎么可能牢靠，风吹日晒的很快就脱落了。”
“至于我们童年的伙伴，早就四散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网上有一句话形容地贴切，上海人东搬西搬的，打个群架都找不到人了。”
作图：林玉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 Reno 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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