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68 年出生到现在，“我们长大的过程，是被一点点颠覆的过程”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⑤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郑逸明今年 49 岁，说话的语速很慢，但不带任何口音，可能因为他的成长辗转过四座城市，北京、西安、广州和东莞。
他怀念那个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也是一度思想最开放的时代。他认为这样的时代也许不会再到来。
1968 年出生，郑逸明是那一代人中罕见的独生子，父母因为工作分配两地分居，他和母亲两人在北京生活了 10 年。那时他们住在由车库改装的平房里，母亲的妹妹也借住在这里，10 平方米的空间挤了 3 个人，“很混乱”这是他对当时的记忆，他至今记得文革时期北京随处可见的大字报，小学一年级被老师组织上街游行。从小，他就没落下政治活动。
郑逸明的父亲在全国有名的部队院校西军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任教，这所学校也是郑逸明和母亲的母校。10 岁时郑逸明跟随母亲到西安与父亲团聚，那是他第一次住进了楼房，有四间房的俄式套间。学校里满是苏联风格的高耸、对称平整的教学楼。他在这所高校一直从附小念到大学，郑逸明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但衣食无忧的环境里长大，这也为他此后选择的生活方式埋下了种子。
大学他选择了当时最热门和新兴的计算机专业，他喜欢称自己为“第一代码农”。毕业后，赶上了 90 年代银行金融业电子化，他分配到了国有银行，而后因为厌恶体制内，又出来自己打拼做生意，这段漂泊的时期他在广东买了两套房。1981 年广州和深圳是中国最早的商品房试点城市。
郑逸明向来不喜欢面对生存压力和与之相伴的风险，最终他决心回到体制内，回归金融业。用他的话说“想想还是去靠个大树吧”，这是他做的第一次妥协。
2006 年工作调动郑逸明来到上海，他的事业开始进入上升期。考虑到现实意义，接近 40 岁的他选择入党，尽管“丝毫不感兴趣”，但他不愿意显得“太过突兀”。
随后郑逸明在上海天山路买了一套 80 平米的房子，这也是他在上海唯一的房产，因为他至今仍没有上海户口。由于他有两个儿子，在申请户口时，这等于是一票否决。但好在他持有人才引进居住证，他的两个儿子得以在上海读书，大儿子今年参加高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 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今年是郑逸明在上海生活的第 11 年，平日里他喜欢和朋友喝威士忌，抽雪茄，在这些聚会上永远都围着一群称他为“大哥”的人，他在一群人中显得最沉稳，但最近他正在经历中年危机。
他现在最焦虑的是儿子。虽然自己成长在相对平等的环境中，他送儿子进入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为其创造了一道隐形的社会藩篱——阶级身份，而同样是这道保险让儿子显得不谙世事。
郑逸明认为 18 岁的自己和此时的儿子最大的不同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1986-1990 年正是他的大学时期，他称自己赶上了中国思想开放的末班车，他仍记得一群工科男生在校园里研读哲学政治等书籍，讨论西方民主，思考国家未来。
但他的儿子并不理解这份情怀，郑逸明用“行尸走肉”形容如今的八零九零后。
从世俗角度看，郑逸明算是 60 年代人里相对成功的佼佼者。他考虑以后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也许我们的这次采访能作为回忆录的素材。
我们在上海南昌路附近的茶室进行了采访，不远处是傅雷旧居，1966 年，傅雷上吊身亡。提及此，郑逸明认为上一辈人因为政治运动和国家动荡而付出的代价太惨痛。而今这片土地仍保留着这部分肮脏的土壤，他批判和厌恶这块土壤，但他自己也是土壤的一部分。
以下是郑逸明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在北京有大的历史事件，我都赶上了”
我父母当时的家都在广州，我爷爷奶奶家也在广州，我父亲从小在广州长大。 我母亲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父母身边，她在广州生活念书，后来考到西安。 大学毕业后，她工作分配到了北京一个军工企业做财务，我父亲还在西安，他们每年就见 1-2 次，探亲假。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在那个年代也比较罕见，他们两地分居也没法照顾，等团聚的时候，我已经 10 岁了，再要的话相对比较晚了。我童年就一直跟母亲生活在北京，一直住到 1978 年，不到 10 岁。那时候军工企业的住房条件很差，我们住在车库改装的平房，一长绺一长绺的，中间一堵墙间隔开，能想象吗？ 车库就是一个长方形， 中间隔开，一辆车一辆车进去，就是那样。很多同事都住在一个小区，叫工区，还编号，8 工区、16 工区，一个工区里有很多排这样的房子。
就像美国电影里的联排一样，只是没有多层没有楼梯，我和母亲就生活在那种地方。
只有一间房，10 来平方，很小。很多人在这间房的外面加盖一个厨房，用转砌一下撘个屋顶， 炒菜做饭。在门外面再套一个房子，现在很多上海的一室户都是这种结构。
当时完全没有客厅概念， 就放两张床，摆个桌子两张凳子，有个衣柜。我记得床边上摞的都是木箱子，皮箱，是那辈人才有的箱子，现在很少有人用大箱子装东西了。我母亲的表妹也在北京上班，也住在我们家。那十几个平方，住三个人，我妈，我小姨和我。我的小舅在插队，有时候回北京也住我们那儿，我可能就得睡箱子上了。
那会儿有供水，但没有厕所， 走两排房子才有公厕。单位有澡堂， 1 个礼拜去一回，拿个盆，拿个洗澡片。 当时北京已经开始有大楼房了，我伯伯是化工部的，住在木樨地三里屯老部委的楼，俄式建筑。现在还在呢，他们是楼房，当时觉得楼房很高级。
小时候夏天的美好记忆挺多的。家里没有电视，邻居晚上没事，大家拿个小马扎坐在外面乘凉，打扑克，吹牛。我们隔壁的叔叔就喜欢讲故事，《西游记》，《三侠五义》，一群小屁孩就坐着小马扎围着他。热的时候有人把钢丝床抬到外面，我印象中有我自己躺在那个床上看天的情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银河的，那会儿银河好漂亮啊。
因为是单位的宿舍，邻居全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那会儿车库改装的宿舍区，楼与楼之间空间蛮大的，我们就弹玻璃球，玩沙包。我们小伙伴儿玩的很粗糙，那个时候什么都是玩具，什么都是游戏，烟盒也可以玩儿，建筑工地用的马赛克瓷片也可以玩儿。
这个地方和雍和宫只隔了一个护城河，坐一站就到雍和宫了，再一站到和平里。在当时的北京 70 年代的城市建设，这已经谈不上中心了，因为护城河沿线就是二环了，但和石景山、通州比肯定是市区，不像王府井长安街那么繁华，但也是绝对的城市里。
那会儿北京给人感觉很空旷，以前长安街很宽，没什么车，那是真宽啊。我经常坐的公交车是 13 路，起点站是和平里，离我们家就一站地，我们家那站是北小街豁口，一直坐到终点站是三里屯，就是我伯伯家。这个公交车从东城一直走到西城，过雍和宫、宽街，一趟车坐到底。我们周末经常去伯伯家吃饭。有时候也去附近的商圈，周末我经常记得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和平里买酸奶和巧克力。
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 图/xinhuanet
1976 年 4 月 5 号，我在我伯伯家吃晚饭，他在北京化工大学，就住在木樨地，吃完我们就去长安街了，很近，我的三个堂哥和我妈都去了。那个时候简直是吓死了，那种壮观，全是花圈，很多人在那儿抄诗词挽联。当时大家伙都抬着花圈去，花圈上挂着挽联，写着“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我骑在堂哥的脖子上，看的更高，全是黑压压的脑袋和花圈。我们大概最晚 9、10 点就离开那儿了，那天很晚就开始清场和抓人了。
回家第二天听广播，开始批邓小平反革命，工人纠察队。班主任上课在教室里问，“昨天晚上谁去天安门广场了？” 估计也就是学校安排任务，本来就是例行公事问一下，因为都是屁大的小孩儿，我们才上1年级。我还比较傻，我说“我去了！” 老师说“你放下，放下。” 这事儿就过去了。
那会儿我们每年都回广州过年，我妈从北京去，我爸从西安去。那个时候夫妻分居有一个月的探亲假，你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也要两天两夜，坐绿皮火车，人很多，为了省钱没给我买票。我就坐在我妈腿上，卧铺就更别想了，有座位就不错了。那景象有点像看现在的印度火车，虽然没他们那么夸张，人都扒到外面来了。那会儿我母亲一个月工资才 39.5，那个火车票就得十几二十几，很贵。
我记得北京的供应，生活物资是保障的，就跟现在的朝鲜平壤一样。供应就是你没钱，第二即便你有钱，你买不到东西，北京当时买肉是没问题的。我妈每次回广州前，就开始买东西，制作腊肉，把做的一大坛子的腊肉往回带，红糖白糖全都是要票的。我记得坐火车时我们就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扛到广州去。每年必须一次折腾。
那时候母亲工作不忙，很轻松，你要知道文革的时候，很混乱。我们整天游行，墙上面经常刷不同的东西，你现在去那些城乡结合部还是会看到写了很多大字的墙，我们那会儿经常是“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 “打到孔老二”， 后来就“粉碎四人帮，打倒四人帮” ，“毛主席万岁”。虽然我小，但是这种氛围我肯定是知道的。
我母亲他们是国营企业，吃大锅饭，又是文革期间整天搞政治运动，谁他妈管生产，谁去踏踏实实做经营工作啊？大家都混日子，文革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生产，走向轨道。我爹在高校也是闲极了，没啥事。那会儿政治范围很浓厚，在北京有大的历史事件，我都赶上了。1976 年我刚上小学，在北京市和平里二小读了两年半。小屁孩儿我们整天游行，围着院子转，围着学校转，老师组织的你就去转，今天打倒谁谁，明天打倒谁谁，后天打倒谁谁。
整天放哀乐，那年放了无数次哀乐。周恩来逝世 1 月 8 号，那年冬天我和我爹在西安过的，我住在父亲房间里，听到学校的大喇嘛，凌晨，天还黑着呢，放哀乐，宣布周恩来逝世。这事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朱德，康生全是那年死的，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也是那年，事儿特别多。
“西军电，我们都是学院子弟”
当时父母觉得两地分居也不是个事，想调动，父亲身体原因不太能接受北京风沙大，天气干燥。他在高校里面教书，当时调动去北京也不一定有高校的机会。 所以 1978 年我母亲离开了北京调度去了西安，那个时候我是小学 2-3 年级。父亲的高校有附小，附中，所以我一直在那个环境里成长，大学也是这所学校。
我们是一个大院，教职员工都住里面。儿时的玩伴和我有非常非常长的同学经历，小学、初中和高中我们恨不得是一个班的，上大学也在一个学校，但不一定是一个系，就是这样的伙伴。
那个年代，学校整天广播，继承了很多军校的传统。早上 5：45 有起床号，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一早就把我拉起来洗脸刷牙，喝一杯淡盐水就拉着我出去跑圈，跑 1000 米。要说我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下来就是那时候被他带的。
我父亲在学校里起码住的是楼房，毕竟是高校，前身是军校，级位相当高，院长是大将少将之类的，当时是张爱萍直接管的。楼房是俄式建筑，我们学校很多主教学楼都是苏联的风格，吊高很高，看上去特别厚重，特别扎实。
这个房子本来是给一家人用的一个老式套间。结构很怪，四间房，面对面开门，一个卫生间 ，一个厨房，一个厅的套间。那一套住了我父亲教研室的三个同事，年龄差距不大，孩子年龄也差距不大。我的两个发小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我爸因为两地分居，拿了间小宿舍，放了张单人床，书桌和一个柜子，有统一的灶房。对面是四口人，两夫妻带两个孩子。
后来我和母亲到西安后，我们家又分了大一点的房子，去了隔壁单元的三楼。后来又搬到校区外的套房，两居室，和上海的两室户很像。走楼梯，走上去是长长的过道，住四户人，阳台上都能看见，大家一般在那里放炉烧饭，里头有间厨房，我就在我爸的书房睡觉。
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就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三间房，我有了自己的房间，那个时候也都没有客厅。那时候都是福利分房 ，学校起楼了。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是在西安度过的。在北京我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到西安也是在城市的这个角落，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成长，你在院子里不出去什么都有。大学里头知识分子大多以江浙人为主 ，我小时候周围以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人为主，北方人少，本地人更少。
当时对本地人的印象就是土，没文化，乱。中学的时候打架，西安的大势力那时候是河南人。西安一直是很太平的，日本人都没打到西安，是 1942 年那次大饥荒，很多河南人逃难来了西安。那时候火车铁路线以北的区域就是河南人聚居的地方，流氓无产者，坑忙拐骗，打架斗殴。他们穷嘛，没什么尊严，所以河南人在西安的口碑非常差，那时候教育孩子都说“以后找老婆不许找河南的”。
街上的小混混出去装大个的，都要练河南话，打架甩几句河南话会觉得，卧槽，这东北的。打架说普通话的就没有说陕西话的有气势，你到大学外面碰到说陕西话的，更能打一点，他们碰到说河南话的，就比他们更能打一点。
大学我考的就是计算机软件，我是第一代码农。这个专业当时热门啊，需求量大，新兴的。当时我们学校几个热门专业是通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是工科院校最好的专业。
计算机当时很稀奇，我高中参加计算机竞赛时就用过苹果 2，当时没什么上机条件，家里也没有计算机，你得先从学校里选拔出来，你们才可能到某个地方去练习键盘。PDP11, 磁带我都见过。后来微机出来了，大三就有 286 了，那会儿很新。我们都是学院子弟，那时候教研室谁他爸买了一台，觉得可牛逼了，要了钥匙，晚上就钻到教研室去摸一摸那机器，拿着磁盘，玩儿个游戏。
有两个游戏，一个是抓小偷挖金子，一个是打外星，到后期就有台湾的麻将游戏。早一代的游戏机我们都见过了，大学里头那时候很多父母到国外交流或者念书，回来就带游戏机，哇，那时候上瘾啊。
"辞职出来我就去广州工作了"
因为我父亲还是广东人，9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广东那边经济比较发达，正好我父亲的故乡东莞理工学院要请老师，我父亲想叶落归根，他在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也不算特别喜欢北方，他就回去了。
92 年他们回东莞了，我本来在西安工作，后来也申请工作调动，因为就我一个孩子，我想在父母身边，就申请到东莞了，在同一个城市。
其实当时已经有选择了，你要是不愿意在体制内，你也可以去深圳。我的有些同学就去深圳打工，有些在深圳的国企工作。80 年代我们计算机专业，是不愁找工作的。现在深圳的很多科技公司里，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师兄弟。
我是去了东莞的国有银行，工作还是不错的，挺舒服的状态。银行金融电算化那一拨，需要大批的计算机人才，银行是没有任何储备的，每年有一大茬儿一大茬儿的毕业生进入银行。我在银行做了四年， 1996 年辞职。我不喜欢，那会儿 20 多岁觉得工作枯燥，没有前途，也看不惯体制内比较丑陋的东西，年轻有本钱嘛。我也是月光族，我一直都跟父母住，从来没有生活压力，辞职的时候一个月也有三四千元，自己也没攒钱。
辞职出来我就去广州工作了，我如果不是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我也能够分房。虽然我是这个年龄，但是我没有沾到这个光。只要单位里分房就会论资排辈，看工龄、职务、年龄、婚否。我记得最近的一次，我是当时没分到的那批，我辞职前那会儿没结婚，我同科室的同事结婚了就分到房了，两室一厅。在东莞当时那套商品房 93、94 年的时候能卖 10-20 万，那我没拿着儿，后来我就跑了，不在那儿干了。
我有自己房子是九零年代初期以后，基本在我接近 30 岁的时候，当时想着自己工作的时候可以住，就在广州白云机场旁边买了第一套，家里赞助了一些。房子 30 万，首付 12 万，每个月供 1000 多块。
那时候上海和东莞的房价差得不远，真的不远，我 1996 年在广州买房子的时候，赶在广州房市的一个相对高点，5000 块钱一平方。 97、98 年在上海虹梅路就是 3000 块钱。 广州是走在相对前面的，因为广州、深圳离香港近，商品化很快。当时身边同龄人买房的很多，我一个朋友最早在 1992 年，还没毕业就在深圳买房子了，当年深圳真是投机者的天堂，因为当时又有股票，各种炒，什么都能炒。
后来我自己做生意缺办公室，98 年我就在东莞买了第二套，首付几万块就拿了，房子也不贵，分期那时候很灵活很灵活的。房子不大，80 多平方，生活还是在父母家。2004 年我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就觉得要买个大一点的，我就在东莞的中心区买了 200 多平方的大复式。全家都搬过去了，三代人，大的商品房，一梯两户，小区里面人车分流 ，有游泳池也有会所。
我什么生意都做过，计算机和贸易都做。我和朋友一起注册了公司，我卖过电脑，卖过软件，软件还是我们自己撅着屁股写的。现在还在的漓江明珠大酒店，像白宫一样的建筑，集酒店娱乐餐饮一体。整个那一套的管理系统、收银、KTV 点歌都是我们帮他们做的。那个工程当年 60 多万呢，我们公司就 4-5 个人。我和一个同学搭档，请了他的中学同学，还有一个做硬件的。我们有的是资源，我们就等于总包一样，什么都干，有的部分就让认识的同学来实施 。
我也卖过民品快消品，也做柜台，什么都做。当时有人脉，看什么挣钱就做小生意。后来自己思考了一下，我们确实不算成功的，因为没有清晰的主脉络，一边玩儿一边做事，只能说赚点小钱。我们不是做纯的上游，实际上是在做下游的一个个项目，做酒店管理的项目，我们这样的做法纯粹是靠人脉，因为当时东莞开了很多娱乐城和酒店，我认识的朋友多，朋友介绍就帮他做。
后来我们发现在广州深圳这样的 IT 重镇，人家已经非常系统化了， IT 公司就是那时候成长起来的。他们价钱很低，利润很薄，我们没有他妈的 40-50% 的利润我们不做的，他们 20% 就做了，他们要冲量。我们还会碰到综合路线的问题，他们已经很套路化了，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我的优势是本地化，我在银行期间认识了很多朋友，但毕竟不是一个市场。 像财政局的单子一台电脑我卖 2 万 5，我成本才 7000，后来这种不对称被消除之后，就不是个方向了。
“别人跟我说，‘这个位置最好入党’”
后来我就回到半个体制内，又回到金融圈了。我性格如此，不愿意去承担那些生存的压力，因为你有生存压力，你做事情也不能够专注，后来想想还是去靠个大树吧。
我 1992 年到东莞，2006 年我父亲去世，正好那年在上海有个工作机会，我就来了，所以其实我在四个城市都辗转过。
相比起来，东莞的生活条件比上海好多了，我们东莞的小区相当便宜，60 万，3000 （元）一平方，小区里已经有露天的大泳池了，还是拐弯的，还有室内的恒温池，广东的小区很少没有游泳池。
我在东莞活得很滋润，每天花天酒地，工作上我的能力就足以应付，而且已经做的不错，自己也买了大房子，有车开，也管了几十号人。我反正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交往的也都是当地中上的人。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极其不适应。我们单位同事说一起租房子，我问“有会所，有游泳池吗？” 人家说：“难找 ”。
我的住房期望值是一点点，一点点下降啊。
那时候住在上海的宿舍，公司帮我租的商品房，我那会也是高管嘛，挺大的三房两厅。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救火，公司很多人离职自己创业，公司可能是抽干了。后来来了很多骨干支援，当时就先租了那个小区里的两套房，一套四房两厅，一套三房两厅，后来陆陆续续他们阶段性的完成任务就撤走了，最后剩下我一个了，留守在一个三房两厅里，算起来我一共在那里住了两年。
后来我还在古阳路租过一年房子，紧接着是交通路，火车站附近。
正好那会儿工作需要让我入党，也开始研究党史，因为这个职务确实已经需要升党了，“这个位置最好入党”，这是别人跟我说的，基于一种世俗的角度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当时其实对它没丝毫兴趣，当时说入就入吧，反正这有现实意义嘛，省得那么怪异，我不愿意太过突兀了。
入党之后就索性看看党史相关的书，党史纯粹是越看越好玩。我们小的时候受过这些教育，农民的忆苦思甜，以前饭吃不饱，我们当时立志要拯救生活在美帝国主义中，水深火热的劳苦民众。就像现在朝鲜的教育局说，只有我们这里最幸福，有一本书就叫《我们最幸福：北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所以我们长大的过程，是被一点点颠覆的过程。
直到 2009 年我才定下来要常住在上海，就在天山路买了一套房。因为在体制内，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的，就说可能要我在这长待了。因为小孩也大了要念书了，两个男孩子长期不在我身边也不好，就决定全家搬到上海了。
我的户口没在上海，所以我只能买一套房子，没有户口是因为我有一个重要指标不合格，当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我有两个儿子，当二儿子出生所有的事前证明不够的情况下，上海市是不给你的，这类似于一票否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票否决的。
我现在也还没腾出精力想再去试试，因为首先我关注的是我大儿子考大学，考大学不受影响，既然他不受影响，能在上海考大学念书，那对我来说有没有户口就无所谓了。
两个儿子的户口都没有在上海，但是上学不受影响，因为我是人才引进的居住证。但是现在不分了，现在就是积分制。
之前考虑到要离儿子的学校近，我们一家人就在闵行租了我朋友的房子，然后把天山的房子租出去，再用收的房租付这边的房租，还有多出来的，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天山的租客大部分是外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那一片环境好，在苏州河的南面，挨着地铁二号线，交通非常便利，一些外企会给他们的员工住房补贴，他们就会出来租这种房子。
“我骨子里就挺厌恶这种炒作的”
我 2006 年刚来上海，没事我就晃荡到那个售楼处去看一眼，问“现在多少钱？” ,“一万七，一套房子三百万，” 我想他妈的有病啊，这么贵，因为在广东那会儿才几千块钱。
我是 2008 年在天山买的房子，因为离我单位近，那时候天山已经两万了，那房子两万买下来后就没有低于这个价钱过。当时考虑自己不太喜欢上海，说实话，因为我很喜欢广东的生活，没打算长期待在这，所以当时买房子只是作为一个且战且走的策略，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做个小投资，所以就没奔着大户型去。
如果我是一个非常执着或者非常敏锐的投机者，刚来上海的时候我是有能力，或者踮着脚尖我是可以参与炒房的。
最早发财的那些人基本都是这样，因为两成首付，你可以放五倍杠杆，什么都可以，因为我骨子里就挺厌恶这种炒作的，我尤其不喜欢那些中介。我来上海之后基本上就是卖方市场，我虽然知道它是个现实，但是我特别厌恶，因为地产从事者，说白了，骨子里挺歧视的，他在我面前牛逼呵呵的，那我极其不能容忍，恼怒嘛，我就走了。
当时并没有限制，我实际上可以买相邻的两套房子。我是有能力交两套房的首期，并且月供两套房，但可能我的工资供两套房之后，手里只剩两千块钱了，我肯定能活得下去，但是2000 块就意味着我没法喝酒、没法抽雪茄了，我不会想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对金钱的追求没有那么强烈，日子也能过，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搞成那个样子？我一直在选择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来处置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孤注一掷、不管不顾的去选择一个可能承受不了的后果。我也不至于像压大小一样恶狠狠的扑上去买把大，等着人家开。假设当时我这么做了，拿了两套房，现在回头去看是赚大了。但是如果当时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的工作出现了波动，会搞得我很狼狈，很狼狈。所以我不会后悔，因为当时只能做出这样的决策，我认为是理性的决策。
那个时候买房，觉得房价大趋势可能还会涨，但一直用房价继续吹这个气球来维持经济体，以后会带来非常大的危机。你想象一下，如果系统性风险爆了以后，在国内是消耗不了的，绝对消耗不掉，因为这已经成功的把银行绑进来了，把老百姓也成功的绑进来了。
当它一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香港的房产空盘，你买一套房子，不但房子没了，你还无端端的生出负债，这是非常鲜活的例子。1997 年我们在广东，跟香港那边的交流太多太多了。 那一波香港多少人被打成赤贫，多少人跳楼。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必然有人买单，我们担心的也就是很多东西是要我们的孩子去承受。从历史上讲，有流血的权利更迭，皇上换个姓，伴随的是全国性的大的动荡、混乱、死亡、流血，财富的再分配，很血腥。但现在可能不会那么血腥，但是你会承受一个比如说高速发展后的大萧条，比如说现在的日本。
从宏观上看，大问题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极度不均衡，资源配备不均衡，地产只是经济发展的折射。一个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地方是人们愿意去的，那你们觉得这意味着什么？起码意味着以后在这种地方生存竞争会越发的残酷。
美国人一生迁徙，会换很多地方，因为美国最北边的西雅图，有高科技，微软、亚马逊、波音，德州有军工、火箭，西海岸有硅谷和好莱坞电影产业，东海岸有金融，迈阿密有旅游度假、迪斯尼。这说明人家很多地方可以生存，很均衡，或者说并不是那么倾斜，中国？现在但凡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人， 除了北上广深 ，你还有选择吗？ 你没有选择的啊。
“中年危机”
我觉得中年危机现在是推后了，中年危机最严重的肯定不是四十岁，或者对于我来说肯定不是，接近五十岁的时候会有些危机。危机来自方方面面，各种焦虑，你的事业也到了天花板了，孩子都长大了，你要操的心也多了。他未来的走向，他的教育，他的性格养成，这些东西都得考虑。
我儿子今年高考了，放完暑假就该上大学了，就在上海。我最焦虑的就是他，我们再往宏观里讲，最焦虑的是整个社会。中国的社会不健康，在这种不健康的环境里头，他的成长，他的未来还是挺令人担心的。
比如说我认为这一块土地污染非常严重，我就不可能在这地方种菜，或者说我即便在那种菜，我做个无良商人卖给别人，我不能自己吃吧，你明白这道理吧？在一个不好的土壤里头，你不可能期望它种出优质的产品。
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我觉得三观很正的小孩，他如何适应？他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些痛苦。比如不公平，制度性的不公平就是你生意做大了之后你必须依附一些权贵。依附权贵这是必须的吧，就像那个“国民老公”一样，他一直那么高调露面宣扬着他不正确的价值观，还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那最后他们家可能要遭难，那你说这给人家竞争会传递一些什么东西？
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一定的不公平，但是至少在西方可能有一个充分的自我选择的权利，而在这个地方没有太多选择。比如说我现在焦虑我儿子读什么专业，最好是看他的兴趣，但是我家小孩可能家里人照顾的多，他现在没有强烈的自我想法。就需要我要帮他去选择，那我站在哪个视角帮他选？
抛开兴趣，那我会找一个我认为未来有发展的，或者说未来不愁生存的专业让他学。那他能不能学出来，这本身是我的一个焦虑点。学出来之后，想想我每天的工作环境中，在体制内所碰到的这些所有的糟心的事，他是不是以后也会碰到？这些东西他能不能够去正视，这不都挺令人焦虑的吗？
我一个好朋友，以前他是开船厂的，他儿子中学就送出去接受美国教育，很独立的一个小孩。他每年回来就自己订经济舱的票，因为我们有朋友在东航，想着这种国际航班那么远，那哥们就说，把你儿子信息给我，如果头等舱没满的话，我帮他升到头等去，不要钱的。他爹跟他说了，但他上飞机就没去找人家，因为他很不屑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很好，没有白在外头待，像我们？这种便宜不占王八蛋啊，对不对？这种钱我凭什么不赚，我不赚也会被一帮狗日的赚了，其实现在中国人就是这种心态。我们身在其中但也知道它很肮脏。那你说这种事情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焦虑不焦虑，你怎么教育他，让他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法则去生存。
骨子里头我是很鄙视这件事情的，但他要想混得好，那就得跟我的价值观不一样，这我太清楚了。那我就得教他投机取巧，去插队，去给人拍马屁，对生存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对一个品德和性格来说，我把儿子教成这样，我心里是很过意不去的。
我 18 岁和我儿子 18 岁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至少我们那会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还是蛮低，自己心中有那种骄傲和所谓的使命感，他们这一代是没有的，他们很虚无，就像行尸走肉。
我问儿子你想干点啥，他说啥也不想干，就打游戏。我跟他说“你打游戏，这他妈的是一个失败者的选择啊。” 他理解不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我说你知道你在这打游戏，跟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杀马特，你们俩干的是同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在这个城市，在这样的家庭里，你和人家有什么区别？他没回答我，他想不明白这件事。
游戏，我觉得它就是个精神鸦片，那跟吸毒有啥区别啊？你跟进传销组织，或者进一个邪教有啥区别？
他对世界和社会都没有认识的，他还不知道阶层呢。他觉得现在得到的这些事情是天经地义，不付代价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他同龄人也都这样，他在上海的中学同学家庭条件都不差。
不像我们小时候，所有同龄人都是一个阶层。我们那会最好的一点是“一切皆有可能”，因为那会权贵阶层毕竟是一个特别小的圈子。我见的阴暗面少，我成长的环境也相对纯洁，在学校里大家较劲的都是学习好不好，至少我们没有比谁家更有钱。我们小时候鄙视金钱，我们很讲义气的，我兜里有十块钱，我们三个人最后一起花了。我们就是那样成长的。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小孩从小他们的阶级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圈子也固化了，什么样家境的孩子跟什么样家境的孩子玩，富二代跟富二代玩。有一些人相对浮躁，就会踮着脚尖去做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也看到过很多因为这样摔跟头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说这事不值得焦虑吗?
我觉得这种焦虑跟我的成长，跟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总觉得做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意义。但我儿子问为什么生活要有意义？我说人的头不由你自己做主，尾也不由你做主，中间这个过程很重要，你总要让它过得有意思，精彩，趣味一点。至少我觉得你不要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至少你要清楚这件事情，明白了你可能会觉得人很渺小，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也总比你像傻子一样好。万一摊上事了呢，你也得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的来说其实我是对这个国家信心不足，现在的社会及其不健康，起码在现阶段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光明的未来。脑袋聪明的，精英们都走了，去国外了，就这样一茬一茬的把最好的刮走，这个地方剩下的是什么呢？这才是大焦虑啊。
“你只要还在这个土地上，人人都逃不过去”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思想开放的末班车。我们从小是被洗脑的那一拨，我们赶上过很好的日子，赶上过思想上最开放的时代。那会儿没什么禁忌，我们什么都会谈，什么都可以说。
我们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认为自己是未来的顶梁柱，以建设美好国家为己任，忧国忧民。还会为这种事情伤脑子，还会去想一想我希望国家怎么办，去思考政治制度。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建国 1949 年开始，一开始冲击的是一些社会精英，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冲击到 1966 年。1966 年到 1976 年这段时间全民被冲击，被压制，生活在恐惧之中。1976 年后，1978 年到 1989 年这十年时间，是在强烈压力下突然的释放，释放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空间。你看我们那会儿上学，不管你是不是真懂，起码大家都会去翻翻哲学、政治以及历史方面的书。
我记得我买了一大堆什么叔本华、萨特、尼采的书。我买这些书不一定看得懂，我翻了翻看睡着了，但这是个氛围，你知道吧？那会儿我们集体的记忆是我们都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河殇》，很出名，那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挺深刻的反思。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奴性，就是现在的二元社会，有个主子，在底下当奴才，奴才实在当不成了，反正要去做主子，也只有这两个。
大学里政治老师上课，在的大阶梯教室里。大学不都有大学政治课本嘛，他说：“后来的同学去把后门锁上”，他把前门一关，说“今天咱们不说这个”，他就讲西方的民主。那会大学里氛围特别开放，我们还是个理工类学校，全是一帮理科男。
其实你说我们的思想能有多成熟不可能，因为没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只是有一个关心这个国家未来走势的一个心。现在八零、九零后根本找不到这种。这种关心来自哪里？我们从小受我党的教育，政治活动我们都没落下，我从小学一年级入学，归属于某一个组织了后，我们就游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去游行，打倒“四人帮”我们去游行，我们充分参与到每一件国事里去了。
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为了这个事付出的代价太惨痛，太惨痛了，读了真实的共和国史之后你仔细去捉摸和想象，那真是震撼极了。老毛任上 1949 年以后，有数据说是 6000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你想象一下多么可怕。土改一件事情打土豪、分田地，杀了 200 万人，200 万人可能就是一个小国家的人口，这多么可怕。都是精英聪明人，有知识，吃苦耐劳才会攒下这些家业，那些盲流最后把他们合法的抢了，很邪恶。
全国那种情景，人都癫狂了。你说稍微有点心智的人，当时有我们这样知识面的可能比例太小，但你想象一下，旁边都是一群疯狗一样的人，跟打了鸡血一样跟你说“你是什么样，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想象一下那些知识分子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恐惧中才会自杀，就像老舍，多么乐观、多么诙谐，就住在这前面的傅雷，什么样的恐惧和绝望他们才会自杀，这事情难以想象，没有人去清算。
现在价值观的引导变了。你不需要开口，你不能有政治诉求，你不能有宗教诉求。随着科技手段先进了之后，它的控制会越发的严格，越发的有效。那人的精力往哪宣泄呢？为什么说一个社会是堕落的社会，就像古罗马为什么最终堕落了，其实是没有精神支柱。所以在西方才有宗教作为一个社会稳定的维系。世俗的政府去管理日常，在精神领域有东西去填充。
在中国精神领域是没有填充的，所以大家都在找各种组织，一个群、一个爱好都能成为一个组织。这个事情在国外没有那么严重，它一定是发烧级的朋友才会混圈子，就是你爱这样东西到了某种层级才会有圈子，但我们不是，我们初入门槛就要去混圈子。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各种聚会、各种凑在一起，大家都挺空虚的。你看现在小学同学都经常聚会，大家一定要找一些东西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小学同学其实大家可能社会阶层和视野都不一样了，但就是要凑在一起。他找出那一点点激动来都好了，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很腐烂的体现。
我同龄的有些人就彻底回避这些事，不去思考，不去想，我过我的日子。比如说我有个同宿舍的兄弟，他是外企里的中坚力量，还有同学在科技公司做项目经理，从来不关心这件事。这里面有很大的危机，我们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时代，纸醉金迷的时代，所有人什么都不想，最后只会遇到更大的灾难，并不能躲过。
历史一直循环往复，一个循环两三百年，你要知道我们的循环都是流血的，以死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为代价的，你只要还在这个土地上，人人都逃不过去。
作图：林玉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郑逸明为化名
题图：pinterest，wikimedia，up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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