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东欧篇
所谓国家转型，也是探讨我们的未来，如今和未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编者的话
9 月16 日，萧瀚在接受《好奇心日报》约稿邀请的时候，说“谈西班牙转型确实也是我感兴趣的，本来早想写，但觉得已经没有媒体发了，所以也就作罢”。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本名叶菁。这位出生于1969 年的学者，早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任职，曾经出任《财经》杂志的法律顾问，现在则主要从事宪政史与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他为公众所熟知，多半是因为他对大量社会公共事件和法律事务的发声，参与了诸如孙志刚事件、刘涌案、黄静案和 SARS 等公共议题的讨论。
5 天后，萧瀚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条表示疑惑的信息：“突然想到，这个主题——而且这么长的文章，与你们的一般风格其实非常格格不入，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发这么一篇（组）文章的？”
1 年以前，我们曾做过一组专题文章——“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回答萧瀚这个问题可能要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那个专题中，我们从当年的社会问题着手，提出了 85 个问题。我们想要探讨的是：
一个社会，需要传承。如果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类积淀的文明被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我们是从过去一年里发生的种种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中感受到这一点的。很遗憾地说，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古怪的事件和议题，在年轻人占多数的网络上被放大，这个感受起来并不美好的世界是年轻人自己做出来的。本来我们只是想盘点一下社会发生了什么，但接下来它促成了新的思考：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①》
整个中国在这 1 年里继续发生着变化。思考也在继续。
这种担忧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国，也并不仅仅是出现在这一代人身上。
100 年前，理想主义政治家、哲学博士、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面对复杂国际问题之时，发现了一个共性的本质上是来自国内的问题：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对于年轻一代未来所身处的世界，与工业化社会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会真正形成相关。
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种语言体系来表达，比如“共同富裕”，比如对阶层分化、固化等各种问题的担忧和解决之道。
所谓国家转型，也是探讨我们的未来，如今和未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对我们有所启发的，还包括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我们的孩子》（Our Kids）在今年出了中文版。
在这本书中，帕特南总结了美国的传统理想，“举其要者有两点——首先，我们美国人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其次，我们也相信，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
《我们的孩子》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现如今，来自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少年，他们是否还能获得大致相等的人生机会，而机会平等的状况在过去数十年中是否发生了改变？”
在短暂而迅速的发展过后，在中国，这个问题在 2017 年凸显出来。
帕特南为他的“美国社会问题”版本解释说，“财富平等和机会平等毕竟不是同一件事，不能一概而论。在今日的美国，父母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决定了他们的孩子天差地别的人生，也构成了我们所讲述故事的关键背景。”
它同样触及到我们这个社会所特别关注的点，虽然帕特南所说的是美国这个成熟社会里的“转型”问题——它可能从来不意味着只是正向的、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转型。但他所揭示的，还是那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国家如何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如何才能生活在一个好国家？个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平等和幸福？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有的国家衰落？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等等。
究其根源，背后都是转型问题。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曾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各种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
一个理想的国家必然有着正义的社会制度。而一个尚未实现社会制度正义的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转型成为这样一个国家。转型过程本身决定着正义能否实现。它对国家的兴衰和个人的幸福至关重要，也往往充满着各种挑战、斗争和戏剧性。
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二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 20 世纪后期以来，被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东欧、南欧、拉美、韩国和土耳其等国的民主化，包括 2010 年末才开始的“阿拉伯之春”，都体现了转型之重要和艰难。
这其间，不同国家在转型期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其转型的成功与否。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技艺？建立了多大程度上正义和包容的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关键人物？等等，都是国家转型成败的重要因素。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这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在语境中，它几乎可以肯定地被认为“不合时宜”，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虽然，这是个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没打算回避的问题。
关键在于对“转型”的理解。比如，有关南非，我们可能只是熟悉几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标签。的确，在反种族主义语境里，它是一个废除种族隔离实现人权和平等的话题；在南非当年的执政者那里，是个如何进入普适价值世界的话题；而如果更进一步，以经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其中有工业转型——南非从矿业为主的资源开采型工业向现代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黑人从季节性工人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紧接着是他们成为城市市民的组成部分，再接下来的是城市化。
我们希望更多去发现背后的因素。
所以，你会发现萧瀚会从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的西班牙转型上溯到整个西班牙内战时期……
有的时候，它读起来可能并不轻松：并不仅仅是由于历史本身所自带的沉重，还有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出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报道方式。
这个系列会用十几篇文章来探讨“国家转型”这个大话题。我们希望，它们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更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国家转型的推荐书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方便你进一步阅读和思考。毕竟，影响国家转型的不仅仅是制度，还有制度下的每一个人。
除了萧瀚，《好奇心日报》还邀请了十几位学者，主要以荐书、书评或者访谈的形式共同探讨“国家转型”这个话题。他们大多专注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转型，其中包括英国、美国、日本、西班牙、土耳其、南非、东欧、东南亚和拉美等差不多 20 个国家，和我们共同为你推荐了近 100 本书。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实现一个能够主持普遍正义的公民社会。”《好奇心日报》一如既往地相信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每个关心未来的年轻人进一步的思考。毕竟，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它值得我们为此动些脑筋。
以下是我们的第一篇，探讨的是东欧国家的转型。作者是《财经》杂志的副主编苏琦。
东欧转型为什么避开了拉美陷阱？
东欧的转型始于 1989 年。在此之前，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准，其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上下，东欧的其它国家的人均 GDP 也大都在 1000~2000 美元区间，按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具备了转型的基础。
但东欧转型并非单纯由经济因素推动，其来自于苏联的管控力的减弱以至消失才是关键。而且，普遍来看，这些国家，尤其是来自于中欧地区、非奥斯曼帝国领地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过民主国家的初步训练。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们拥有明确的目标：回归欧洲，而正在扩大规模中的欧盟是当然的目标。
这些因素导致东欧国家在摆脱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苏联卫星国从属地位所产生不利影响这些方面——表现坚决，它们也普遍被认为 1989 年之后转型成功而且迅速。
也因为目标统一，转型过程当中各方力量克制包容，这也是转型过程保持顺畅的原因所在，也是区别于其它地区——比如南美转型陷阱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苏琦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他看过很多书，比较关注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话题。之前则担任《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和《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
他的这篇文章从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入手：同样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进经济转轨，东欧国家为什么没有陷入拉美式陷阱呢？
虽然经济衰退的程度很深，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但在东欧国家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过程中，拉美国家经济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从 1970 年代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的动荡且有着暴力冲突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出现，威权政治或民粹主义浪潮也没有吞噬貌似脆弱的民主转型。相反，向民主和市场化的转型持续并巩固了下来，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面对的是不健全的民主体制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次优组合。
苏琦介绍了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的新书《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他认为格雷什科维奇在这本书中对东欧与拉美的转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并给出了颇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断绝了民粹主义的选项，如何表现得更“欧洲”？
格雷什科维奇首先批评了那些预言东欧转型破产论者陷入了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这些人似乎认为只要经济好，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反之，只要经济不好，一切糟糕的事都会接踵而至。
在经济决定论的背后其实也包含一定程度对拉美民粹主义的误读：民粹主义剧目很少发端于宏观经济极端不稳定和大幅衰退的时期，因为民粹式经济政策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民粹主义更容易出现在这之后有了“让人喘息的空间”的时段。
东欧转型初期灾难性的宏观经济状况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排除了民粹主义的选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共产党人在 1985—1987 年试图以准民粹化的措施使经济复苏的努力失败了。此一失败损害了前共产党人作为胜任的改革者的信誉，并让人们对那些以财政扩张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经济复苏的匆忙举动充满疑虑。
东欧与拉美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东欧国家出口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分割程度没那么大。出口部门综合了开发、生产和营销活动，而这些活动集中于竞争性市场并且不均衡地分散在各家公司之中。因此，以牺牲出口部门为代价的民粹式再分配压力就更小。针对国内市场的部门更少有机会强制推动拉美经常发生的那种经济政策的转向。
除了宏观经济方面的制约，维系国际“游戏规则”的愿望也发挥着限制作用：东欧国家希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银行界保持合作，并希望尽可能与欧共体结合在一起。在转型的初期阶段，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试图保持这样的形象：有诚意的改革者、可靠的债务人以及一个联合的欧洲的潜在成员。
由于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外部影响的敏感和对加入欧共体的承诺，实施于不同东欧国家与不同政府时期的政策一直处于非常严格的界限之内。这意味着，即使东欧社会的许多群体投票支持包裹着民粹主义外衣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只会发现那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会在新的政权以及新的党派旗帜下顽强地卷土重来。
改革团队和主政者拥有更多共识，新自由主义
此外，虽然东欧与拉美的转型同样是从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出发，但东欧的精英层显然更愿意拥抱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因为他们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是斯大林的战车强加的，不像拉美那样充满本土创新色彩。换句话说，他们对进口替代的遗产更为拒斥，而拉美人则从未全身心拥抱新自由主义道路，甚至一有机会就走回老路。
在进行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时，在有一点上东欧和拉美是相似的，那就是改革团队都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比如皮诺切特对“芝加哥男孩”们的支持。这种政治资源的加持对于维系改革团队的专业独立性，从而推进“不得人心”的甚至需要“保密”的改革方案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如果不想使汇率大幅贬值的政策自找失败，就必须大范围地避免讨论这一政策。
最高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似乎都是使新自由主义战略成功制度化的关键因素。但相比之下，东欧的改革者们显然更具独立性。在部分拉美国家，商业团体——多元化、国际化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大企业以及他们的联合会成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并且他们在将自己的国家“重新改造”成自由市场经济体方面起到最积极的作用。而在东欧国家，人们没有看到商界很多地参与对转型过程的设计与指导。商界控制下的改革团队与改革蓝图似乎基本上不存在。发动与控制东欧转型的是技术官僚团队，他们有学术背景。在东欧，决策权明显集中于具有连贯性的改革团队的手中，而这些改革团队不受其他官僚集团、商业协会、工会、各种不同的公民组织以及政党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改革被商业利益集团把持的指责，尤其考虑到市场化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私有化紧密相连的。
在改革者所在的官僚体系的核心机构，这种政治支持也很明显。他们所在的单位——部委、战略委员会、顾问组以及内阁——成为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权力中心，并常常成为整个官僚体系改组的起点部门，而这种改组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或清除持反对意见的强势官僚部门。而在俄罗斯，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能缺乏整合的事实可能是改革者失败的部分原因，虽然改革团队得到了叶利钦的全力支持。
融合的迫切性，“外国货币医生”这样的国际组织保持了正面形象
与隔绝于世界知识网络和市场的更不发达的较小国家相比，与世界融合的国家或者大国似乎对外国顾问知识传递的依赖度要低，并且受国际压力的直接影响要小。在设计调整或者转型战略时，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多地依靠他们自己的技术官僚队伍与知识能力。
到旧体制崩溃时，匈牙利与波兰的专家知道并且已经尝试过他们曾可能从国外顾问那里学到的大部分知识，并且他们也理解国际金融组织的期望值。这种情况可能使他们具有相对自主的地位。可是，东欧地区国际融合度较差的国家，像乌克兰、罗马尼亚或者保加利亚，在他们最终实施调整措施时所具有的自主性就要小很多。
而且与智利的情况不同的是，“外国货币医生”在波兰与东欧其他国家的活动及其对国内政治所施加的影响是在民主体制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使他们在东欧国家的作用中有着更正面的道德含义。
在对经济决定论展开的批评中，格雷什科维奇认为那些预言东欧转型破产论者缺乏社会性视角，也没有考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决定民主存活率的不仅仅是转型的经济绩效，还有其他结构性因素，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以及从共产主义时代留下来的遗产。在东欧，结构性、制度性以及文化性因素阻碍了具有潜在不稳定作用的集体行动，并为在不健全的民主体制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形成持续的低水平均衡铺平了道路。
格雷什科维奇指出，最初正是共产主义体制的社会经济遗产产生了一种阻碍动员以及相应的具有政治稳定作用的效果。
该地区的很多公众部门掌握着相对多的储备，使他们得以度过艰难时期。由于不存在拉美国家那种收入极端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边缘化穷人的数量较少，居民城市化的程度相对较低，换言之不存在人口过多且含有爆炸性政治危险的非正式城市聚居区（贫民窟），暴力性群体政治行动的威胁可能受到了削弱。而该地区高得多的教育水平或者缺乏政治暴力的现实传统之类的文化性因素，可能也强化了上述情况。
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个结构性遗产人口结构特征。与大多数具有反叛精神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后共产主义体制下社会的人口平均年龄通常都更高，并且城市化水平更低。一般来说，老年人——尤其是领养老金者——无法举行罢工或者从事骚乱活动，即使他们觉得很委屈，同时农村社会的成员通常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分散居住在乡间。于是，主要的社会群体像穷人、领养老金者以及农村人口不得不忍耐经济上的窘境。即便他们将自己的不幸与经济转型战略挂上钩，他们表达抗议的唯一手段就是投票给反对派政府，而如前所言，反对派政府到头来也只能实行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东欧国家的改革者们并没有急着去消灭共产主义时期所遗留的“早熟的福利国家”。实际上，从 1990 - 1993 年，几个东欧国家社会性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虽然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相对比例上升的同时，社会性服务的质量与数量都恶化了。另外，企业对后共产主义时期严厉经济状况调整的推迟，也为它们的员工争取到暂时的好处。由于在初期仍保留着多余的雇员，企业在关键的开始阶段可能既降低了组织化劳工罢工的风险，也降低了其他类型的破坏性威胁的危险。
概而言之，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后共产主义国家人口中的较大一部分能够利用相对充足的储备以度过艰难时光。这可能减少了东欧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出现暴力性与破坏性社会反应的风险。
当然，东欧国家也有贫困问题。有些生活在绝望境况中的群体无法获得能够使他们度过艰难时光的资源。不过，和他们在拉丁美洲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同伴相比，他们在地理上更为分散且人数更少。这并不是他们通常无法组织起来开展政治活动的唯一原因，他们似乎也缺乏潜在的组织者与盟友。在刚刚民主化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人们看到不同的社会群体间几乎没有凝聚力。相反，有一些证据显示，不同政党、工会、社会运动与其他民间力量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争斗、对合法性的争夺、排挤以及垄断选区的企图，而不是对成功的政治行动至关重要的团结与合作。穷人们被排除在最有发言权的社会组织之外，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忍耐”之外很少有其他选择。
劳工抗议也没有对与转型有关的政治态势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因为东欧所发生的罢工相对较少。考虑到东欧国家劳动者的工会化程度远高于许多欠发达国家，并且经济体中的很多战略性部门都有完善的工会代表机制，这一点颇让人感到奇怪。
格雷什科维奇认为，三种同样和共产主义遗产有关的制度性因素，可能使得大部分工会采取合作的态度。第一个制度因素是，由于国有制的普遍存在，工会与管理人员有相互合作以及共同开展游说活动的传统。第二个因素是，劳工运动常常觉得它与执政的政治势力有紧密的关系，比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与第一任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的作为前共产党继承者的执政党和作为共产主义时期工会继承者的工会之间也结成了类似的联盟。有时，这些联盟就意味着它们会对执政当局的经济政策提供明确或至少是默认式的支持。第三个因素是政府采取的“分而治之”或者战略性补偿的策略，这种策略有时是在社会协定的框架下实行的。因此，在面临由危机和改革所引致的困难时，穷人以及人数更多和更有发言权的劳工团体也不得不继续忍耐着。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东欧国家对经济困难的主导性社会反应模式是退出，即大规模地从正规经济部门退出，或者普遍地不再遵守法律，而不是发出声音或起身反抗。这也是使政治保持稳定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相较于破坏性的集体抗议，非犯罪性退出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稳定性作用。由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间以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间存在着模糊界限，并且东欧人传统上对法治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所有的民众团体，包括工人和穷人，在整个转型期间都不同程度地以不同的方式采用非正规方法，而无须在生存压力下进行暴力性的集体抗议。
总而言之，东欧的民众没有采用暴力性的直接抗议形式，而是保持克制，并要么采用非正规方法，要么利用其雇主的能量强迫政府进行保护性干预。在政治活动中，他们转而运用抗议性投票，通过民主机制表达他们的要求，并拒绝采用其他的行动策略。
因此，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典型模式是，舆论倾向于采用民主程序而不是其他手段来表示抗议。这进而对与转型有关的政治态势产生重要影响。与所有其他的进行抗争的团体不同，比如骚乱者、罢工者、绝食罢工者或者暴力示威者，他们对政治人物构成直接的威胁，进行抗议性投票的人一般会尊重民主程序的制度性和时间性安排。——他们必须将制度上的时间安排作为对他们行动的时效限制，并根据即将到来的选举、合同谈判或者至少是财政年度来考虑问题。
与拉美国家相比，这种倾向于民主程序的社会抗议形式，给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者和民主派政治人物提供了更多的进行政治计算的机会，以及更长的实施与巩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时限，从而使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得以实施以及民主体制得以巩固的可能性都比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要大。
人们一度认为民主化必然会威胁到经济的稳定，因为它会使以前受排斥的社会集团提出由民众掌握对政策决策的控制权的主张，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事实上，新的政治制度可能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它们将对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导入民主程序之中，并由此造成一种延迟和平衡的效果。民主化没有威胁到经济稳定与转型，而是最终成了它们的政治工具。
然而，人们同时也不能高估东欧转型的彻底性和完美程度，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健全的民主体制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的低水平均衡。
在格雷什科维奇看来，首先，尽管经济改革没有被抛弃的部分原因在于同时进行着的民主化进程，然而正如悲观者所预言的那样，经济改革的进展之所以比激进改革者最初所预期的要慢，也正是由于民主体制的影响。其次，与悲观预言不同的是，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式的转型都没有导致民主体制的崩溃，而新的政治体制似乎已经在所有东欧国家都扎下了根。可是，部分地是由于危机与改革的影响，充分发育的西式民主体制的某些重要成分依然继续付之阙如。
简言之，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被同时引进，原因仅仅在于它们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由于危机与经济转型的影响，民主体制只能在牺牲其某些本质的特性时才能稳定下来。相应地，经济转型只有在牺牲其速度和激进性的情况下才会保持其可行性，而其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变革的民主体制框架所致。经济与政治体制达成一种均衡状态，但是与像西方那样的成熟市场民主体制通常所具有的均衡状态相比，这种均衡处于较低的水平。
万事开头难。即使是低水平的均衡，也比在威权式新自由主义路线和民粹式不可持续的高福利主义路线之间反复折腾要好很多。实践证明，这种低水平但相对稳定的均衡，为后来东欧向成熟市场民主体制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所有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原文标题为《转型东欧为何避开了拉美陷阱》）
推荐书单
1.《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东欧会出现大范围政治与经济崩溃的黯淡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虽然经济衰退的程度很深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东欧的政治生活中却没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中东欧人对体制变革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抗议要少于十年前的拉美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中东欧社会在面对经济困难时主要采用了较少破坏性的抗议形式？为什么许多人担心的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回潮没有出现？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能够抵御危机的威胁？经济危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激励作者写作这本书的是这样两个问题：预言的失败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现实”，本书作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ela Greskovits）在引言中写道。
格雷什科维奇是匈牙利人，现为中欧大学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主任、教授。他作为一个亲历东欧历史性变革的学者，对东欧转型的观察、理解、分析和思考有一种活生生的现场感。
2.《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这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民主转型领域的经典作品之一。
在这本书中， 亨廷顿总结了 19 世纪以来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 20 世纪后期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大约有 30 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他试图解释 1974 年到 1990 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必须至少相信民主对他们社会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政体。他们同样必须掌握技巧来实现向民主的转型，既反对激进派，也反对守旧派，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会不断地试图瓦解他们的努力”，亨廷顿写道。
3.《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书作者斯迪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在利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 12 年拉丁美洲和亚洲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研究民主化转型的新视角：从分析经济危机和威权退却的关系开始，继而分析了威权统治的经济和制度遗产如何影响新民主政府发动和保持经济政策改革的能力，最后分析了政治经济改革成果在长时段内巩固的问题。书中，他们强调了经济环境、竞争性群体的利益和权力以及代表机构（尤其是政党）居间调节角色的关系。
“我们认为，威权和民主政权维系权力的能力部分取决于经济绩效，而后者又依赖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政治制度在改革的发起和巩固阶段都会影响政策的一贯性，在发起阶段，行政权威是一个有利条件，而后一阶段的成功要靠建立起社会性的支持力量”，他们写道。
4.《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
这是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 （Guillermo A.O'Donnell）、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劳伦斯·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的最后一卷。
该丛书是研究威权政体和民主转型的划时代著作。《威权统治的转型》在精辟地总结前三卷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开山性质的关于政治转型研究的范式和理论，并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和恰当的隐喻讲述了政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通往民主的转型绝对不是一个线性或理性的过程。对于能力的不确定性还有动机的怀疑实在是太多了。只有当转型结束之后，当人民学会容忍有条件妥协的时候，我们才能期待民主制度会带来对于共同利益更深刻的体会，还有创造一个不怀疑彼此动机、想法和理念的态度”，作者奥唐奈和施密特写道。
5.《通往民主之路：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这是政治学家詹姆斯·F·霍利菲尔德 （James F.Hollifield）和加尔文·吉尔森 （Calvin Jillson）所编的一本“向民主转型”的文集。
文集所收录的论文考察了不同国家——包括拉丁美洲、亚洲、东欧、非洲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民主转型路径，以及稳定新的民主体制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方案。通过分析军管体制、专制体制的寡头政治集团，揭示了统治集团内的分歧怎样推动了民主转型，统治集团外的群体和利益集团怎样发出挑战，以及为什么结果往往是经济表现不佳。除此之外，本书还就美国外交政策对民主化的推动和投入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我们认为，最近的民主变革同早期的一样，有其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上和经济（交换关系的变化）上的根源。本书的案例研究很清楚地展现出这次变革的共同特征：（1）重新强调个人权利，最基本的表现就是自由和公平选举；（2）自由市场，需要引入竞争、法治和信息交换自由；（3）公民社会（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和团体构成的动态领域）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复苏”，两位编者在书中写道。
6.《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2008年7月10-11日，国际经济学会（IEA）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这本书即是这次会议的文集，编者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青木昌彦和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吴敬琏。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循着这样一个路径：早期的改革是打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乃至全国达成共识，都为了同一目标和单一任务——推动经济的增长。而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新挑战，如环保问题、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时，要应对多重目标和任务，扮演多重角色，选择正确的政策和有好的执行能力，才能够平稳发展，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行列”，编者序写道。
（注：每本书的具体介绍由编者所加，不代表本文作者观点。）
题图为 1989 年东欧剧变时的匈牙利
设计师郭一然天，想让女性既率性又性感｜上海时装周
作家廖一梅说，我不想重复，我不想在我的格局里呆着 | 访谈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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