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出生，他的生活“从斗志昂扬到意气全无”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⑨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1980 年，贾葭出生在陕西东南部一座有 45 万人口的小城洛南。他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当地广电局的编辑。父亲希望他在体制内工作，但他总是背道而驰。贾葭在广电局工作几天后便辞职，他认为留在那里自己的人生会像广电局的灰色大楼一样“灰暗”；父亲希望他能得“范长江新闻奖”，“深入田间地头，报道老百姓的疾苦”，但他热衷于写父亲看起来“太危险”的时政评论。
在北京的 7 年，贾葭搬过 7 次家。他做过腾讯《大家》的主编，《GQ》、《瞭望东方周刊》以及《凤凰周刊》的编辑。他用“从斗志昂扬到意气全无”形容这些年做新闻的经历。
在第 7 年的末尾，他在北京买了第一套房子，首付 40 万。不过鉴于他认为生活的意义之一是知道“你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你所在的国家要去向何方”，2011 年，他搬到香港，加入《阳光时务周刊》，报道中国当下的政治话题。
香港的房间比北京小很多，不到 30 平米，每次洗澡一定会弄湿马桶，但贾葭开始思考“一个地无三尺平的鬼岛如何变成了亚洲数一数二的国际化大都市？” 答案是，“无形的力量”，即自由感和秩序感。
采访的过程当中，贾葭谈论很多这一类的观点，包括“新闻就是所谓的‘第四权利’”，还有一些东西，他会提醒“你们大概也发不出来”。的确如此。
但另一方面，他有一个结论：自己无法改变大众，只能改变精英，“普通大众就是盲目，”他说。他认为大众只相信你提供的事实，并不相信你的观点。而这也是当下全球的新闻媒体都面临的困境。
如今，贾葭有了一个公司——做移民中介。他的公司称能为中国人提供“海外生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推荐移民项目以及移民后的生活服务等。公司旗下的公众号每天都会推送有关海外文化和华人生活的内容，公众号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是贾葭的粉丝，他们进一步会转化为他的客户。贾葭把这看做是粉丝为自己交纳“智商税”和“情怀税”。
他正在申请美国绿卡。他称自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以下是贾葭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我们家”
我爸被文革耽误了，属于老三届，没能赶上高考恢复。后来当兵之后就复转军人进城，进了广电局，是县级广播电台的编辑。他的最高学历是高中，我妈是大专，在我印象里，我爸妈可能都属于小知识分子，喜欢看书，家里有好多书。我小时候也没什么玩具，就是玩具枪，因为那时候条件挺差的，我没事干就翻书架上的书。
我大概是 80 后很少有人还懂四角号码字典的人，那时候就是看书加上一部四角号码字典。我后来大学、中学报文科跟小时候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类和社科类的东西分不开。所以到后来我都一直认为如果一个房间没有书架，这个房间是不完整的。
高中以前，我们家住在西安边上一个小城叫洛南，这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印象当中搬过三四次家，从小的单间变成套间。我父母都是公职人员，他们等上面有人退休了，大房子交出来，他们就搬进去，我们都是住公家的房子。1993 年，我爸爸自己搞了地基，建了一幢房子，我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之前住的房子都很小，最大的也就四五十平。我有独立房间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二十多平米的空间。那里面有一张床，一个书桌，厕所在楼下。我在那里做完了所有的高考卷子，那是我考上大学的地方。有时候我还会瞒着我爸抽烟，我十几岁就学会抽烟，早上去学校之后我爸打扫我房间，经常会找出烟头和枕头底下的黄色小说。
那时候很搞笑，我跟我姐姐年龄差距不大，我姐姐那时候喜欢刘德华，我粉周慧敏。我们俩各自去街上买海报，“啪啪啪”把房间贴满。我爸那时候还不懂偶像崇拜这件事，我爸到了我的房间，看见到处贴的是周慧敏，他以为到了我姐姐的房间。他检查我姐姐的房间全贴的是刘德华，他以为到了我的房间。结果发现我们俩是反的。
我爸就很震惊说：“怎么会这样？你们怎么搞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你们俩换房间！”
后来，我姐在那里住了没多久，1996 年她考上北大就走了。我又在那里住到 1998 年。此后，我就再没有跟爸妈一起住过。
“京漂七年”
我 2002 年到北京，2009 年才有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搬过七次家，它其实代表了京漂一族非常辛酸的经历。
我到北京之前，我觉得我会很有钱，你知道吗？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工资是多少。当时我姐姐在北京，她在南城帮我租了一套九百块一个月的房子，就在万寿公园边上，地名叫半步桥，以前边上是北京最著名的监狱。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就搬走了，因为我去《光明日报》报道，被告知：“你一个月薪水只有 1300”。
《光明日报》是党媒，我是本科生，刚毕业，那就是最低的起步工资。之后我就搬去了公司宿舍，三个小伙子合住一间，都是报社的同事。宿舍在太平桥，两室一厅，次卧已经被先搬进去的四川同事给霸占了，我跟河北的一个同事就分主卧，大概有十来平米。我们摆了两张小床，在中间拉一个帘子，就像医院那样并排摆着。拉帘子稍微有动静，声音就很大，我后来就买了一排书架，往中间一隔，隔出来一个小门，在小门那儿挂上帘子，像是一堵书墙。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室友交了女朋友，还带回来住。我那时候女朋友在外地，每天晚上要听那个声音就很不爽，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这样很不好，但是又能怎样呢？北京就是这样，大家工资低合租房子，只能这样。
到 2003 年的 3 月我就搬了，我们在附近找了三室一厅的房子，一人一个卧室。公司付一千八，房子是两千三，我们就多付五百块。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门，隔音好了，也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大概只有九平米。
我摆了一张超大的床，2 米 2 乘 2 米。门进来以后有一个电视墙，这边是窗户跟窗台，紧靠着一个写字台和书架，床就在中间。床距离周围所有物品没有超过一尺，我要跑去电脑桌面前我要侧着身子过去。我坐在床上，手放在写字台上正好能办公，床的高度也正好，你连一张椅子都放不下。
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是一张很大的床，一进门就要上床。我的朋友要跟我说点什么不愿意被其他室友听到的话，就到我房间。一到我房间我就说：“脱鞋，请上床”。先上床，男的女的都先上床，我们就坐在床上讲话。
2004 年的 3 月份我就搬离了合租的地方，开始我自己一个人住。就在长安街边上，那个地段太好了，我每天都能看到长安街的车流。就在军事博物馆的正对面，是国家冶金部的家属院，复兴路 12 号院。我的门打开正对着军事博物馆的尖顶，天天看到军事博物馆里面的大炮、飞机、游人和排队。
那个房没有厅，就是一个主卧，一个次卧，客厅的部分就在主卧的一边。次卧我给它摆了一张小的单人床，把它改装成书房，书架摆了两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写字台，有 2 米乘 1 米 2 的桌子，因为我那时候做记者。
我在那一直住到 2005 年的 7 月，当时我们《瞭望东方周刊》有三个同事，说我们仨不如合租吧。因为当时我女朋友没毕业，我又想省点钱，而且他们俩已经挑中了一个在木樨地的宿舍，两千一，三室一厅，我就去了。
但那个房子我只住了一个月，因为这两个人卫生习惯太不好了。我经常会遇到不冲厕所，把纸扔到外面的情形。三个卧室只有一个卫生间，而且这两人早晨起来蹲厕时间又很长，又没办法抢。我心里就发誓我再也不要合租了，就算是我上当了。
7 月份我就搬到了乔建里，原来叫土木工程部，后来改叫中国土木建设总公司的家属院。那个楼我住 408，柴静住 1708，她等于是我同户型楼上的邻居。
那时候我女朋友也快毕业了，后来我就和女朋友一起分担房租。我们在乔建里住了有一年多，2006 年夏天我们就搬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院，他们叫“彩电小区”，等于是中央电视台的宿舍。那个房子住得最久，印象最深。
房间不到 60 平米，两个卧室一个厅。厅很小，厅跟过道几乎是一个位置，厅只能放一个餐桌。卧室有两个大窗户，床边朝东，沙发朝南，朝南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大院顶。我在大卧室放了写字台、沙发、大床和我特别喜欢的红木书架，从 2003 年一直用到我自己买了房才扔掉。
这个房子一是住的时间长，住了三年多。二是我在那里经历了 314、汶川地震、奥运、毒奶粉等等。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晚上我带爸妈去看了奥运会；汶川地震那天晚上震区下雨了，但北京没下雨。我就一直刷天涯论坛，有一个成都的网友在上面不停地更新消息，我坐在客厅一直想哭又不哭出来，很憋屈、很难过。
住那期间，我就去《凤凰周刊》做港澳台新闻了。2008 我去采访台湾大选，我记得很清楚，马英九签名的东西我拿回来放在书架上，女朋友说“什么烂东西？”，就扔了。那时候多稀奇啊，台湾的小旗子各种宣传材料我背了整整一包回来，我觉得对中国民主化有启发，这些东西都要留着。她基本上全都扔了。
彩电小区的北边就是玉渊潭公园，我那时候挺喜欢到公园里走一走。现在城市里基本不可能找到那样的房子了，因为北京好的地段都被国家部委那些单位占着。我堂兄是体制内的，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就住在航天部的大院。他的单位就在玉渊潭北侧，我在南侧，我住在那的时候跟他走动比较多，搬了之后，我基本上没见过他。一方面是价值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觉得远。
“我爸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思路”
我堂兄完全不用操心什么，他的住宿、交通几乎都是国家承担，而且他们又是特殊部门。我其他的堂兄、堂弟都是体制内的，就我是体制外。我父亲觉得我富有反叛精神，我就是不愿意留在体制内。
我那时候在《光明日报》、《新华社》的时候我爸可得意了，因为他也是宣传口的，他觉得这两个单位有分量。之后我去了《凤凰周刊》他就觉得一般，当我去了《GQ》他就更难理解了，我说，“康泰纳仕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杂志（集团）好吗？”我爸说：“谁听得懂？谁看过？”
我爸想让我成为一个名记者。他对我的期待就是能得一个范长江新闻奖，我们家里放着很多范长江新闻奖的作品选。他对新闻的理解就是范长江，我爸很体制内，他是老新闻工作者和老党员。他觉得深入田间地头，报道老百姓的疾苦，然后写一篇改变民生的文章，让某个地方、某个阶层的人民生活有了巨大变化，比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对这个事的理解就是 80 年代那些明星记者，刘冰燕、钱钢...
我爸最遗憾的事情是我大学毕业考公务员，我是以江苏省第二名的身份考到了北京的广电总局。我上了几天班就没再去了，我在那待了几天就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就跟那个大楼一样灰暗。我整天没什么事情做，就是给领导收集当日的简报。广电总局的大楼是一个“日”字型，外面一圈里面还有一个圈，等于有两个院子。我在第一个院子角落里的灰色大楼工作，大楼整体都阴沉沉的。
我离开广电总局一年后，广电总局就给我那年入局的人全分了房子，就在复兴门，二环边上。我爸曾经有十年时间，每次经过复兴门的时候都会指那个房子说：“你看，如果你好好待下去你就住在这。”
我后来在北京买房子花了 125 万，首付了 40 万，我爸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思路，我的思路是什么？人的近况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且这种努力要跟自己的价值、立场相一致。你不可能说我是个杀手，我通过杀人赚了钱买了房子，住的多么不安生，对吧？我的努力是什么？就是写稿、写专栏，不断的在新闻评论这个路子上赚钱，我要市场化的解决方案。
我爸妈他们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单位，他们对于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有顾虑的，他们觉得不稳定，说“你怎么老换工作？” 我说“我换一回工作每个月多拿二、三千块难道不好吗？”他们问：“你的档案在哪里？你的社保在哪里？你的养老保险在哪里？”
“那种秩序感和自由感”
2011 年我去了香港，我在香港住了两处地方，一处是北角，我在北京就老听人唱红歌，结果到了香港发现晚上还有人唱红歌，楼下是小广场，天天有人唱“亲爱的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我后来一打听，哇靠，那是民建联的选区，都是老左派。
我那楼下很有意思，那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公交站牌，那个站牌上你猜写的什么？福州、潮州就是长途的过境汽车在那里停。你知道在我楼下上车可以直接坐到福州，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香港跟大陆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当时住的房间 320 尺，相当于不到 30 平米，我进去的时候房子是空的，我买了一整套家具。我就在那个小房里看书、写稿和做饭。厨房太小了很不方便，卫生间也很小，就是你洗澡马桶一定会湿那样。
虽然房子很小，但那里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你能够感到香港的那种秩序感和自由感，无拘无束。
香港的建筑万方杂糅，它也有很破烂的棚户区，但它恰恰是过去 100 多年资本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至少它是私有制的，比较实在。我对国内 70 年产权这个事挺介意的，但是香港的一切是有规则感的，比方说我跟房东一年生约，一年死约，房子一签就是两年，这两年它不可以涨价，但是我在北京，房东很有可能每半年涨一次，事先没有任何通知。而且香港的租户跟有所有权的住户享有同等权利，孩子可以在这个学区读书。如果你是租户，你自动成为这个大厦的所有人团，大厦重要的变更事宜全都要跟租户商量。
我那栋楼后面有一条街叫做马宝街，污水横流，有各种小摊子、菜市场，有时候晚上经过会闻到杀鸡的血的味道。凌晨两点钟，保洁员拿那种特别粗的水枪冲街上的污水。楼下还有一个赛马会的大厅，有的时候晚上能听到他们底下开奖的欢呼声，早上起来的叫卖声，小孩子哭泣的声音，垃圾车清扫的声音…
那种生活很实在，我们现在叫“接地气”。不是说我在中环，住在万怡酒店，我就看到了香港最繁华、最爱被人看到的那一面，那种流光异彩和灯红酒绿并不真实。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轮船从鲤鱼门进到维港里面，长鸣的声音，“呜呜呜呜”，可以有五分钟之久。有时候能够看到特别漂亮的邮轮，十几层楼高，你站在窗上就会看到一个庞然大物从维港上开过去。有时候我会用望远镜去看船上的人，很有意思。
我的窗台很大，我就坐在窗台上冲杯咖啡，晚上看夕阳，好几次是紫色的、酱红色的天空整个覆盖在维港上空。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了，那块地两年前已经以最高价格卖出去了。
维港很热闹，但我是热闹的一部分吗？我曾经说过一半一半。我试图融入，一边融入一边观察。我晚上下班后巴士停在北角码头，码头全是水产的摊位，一眼望过去什么都有。我就去买六只贵妃贝，12 港币上楼。贵妃加上酱油和姜丝，鱼拿回家几分钟一蒸，豉汁一浇，晚饭就这样。我觉得这是很香港，很原住民的吃法。
我去尖沙咀或者去观塘，一般不坐过海的车或者地铁，我会在北角码头坐船，十分钟就过去了。船上很脏，因为使用了几十年很旧，有各种很鲜活的味道，比如说鱼的味道、狗的味道、铁链金属的味道、海水的味道等等…
那个时候觉得在那个环境下全身器官都会被激活，你一上岸马上就会闻到海鲜的味道，你能闻出来这是什么鱼。那些渔民或者市民他们直接在海鲜市场上买了刺很少的白鱼，用刀把鳞片一刮，直接在边上喂狗，我看到的场景都是我在北京不怎么看得到的。
一座城市因为这样的港口、这样的海水，特别鲜活，特别立体，跟北京的那种迟滞、拥堵、焦虑完全不同。
香港那两年对我改变很大，我找到了一种答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这样一个地无三尺平的鬼岛变成了亚洲数一数二的国际化大都市？
香港（曾经）是英国最特殊，也是英国人认为他们最成功的殖民地。香港的经验到底是什么？答案是无形的力量，不是有形的力量。你要调动起在地人民的积极性，要给他自主权，你要让他觉得他是真正的主人，这样的土地才有活力。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它是朝着私有制的。你是一个华人没关系，你有钱在这儿买块地那就是你的了。
中国人当时有了这么一点点的自由，都能把香港变成这样，你说华人笨吗？一点都不笨。有没有创造力? 有创造力，要不然香港台湾怎么发展起来的。
后来我去深圳的时候，很多深圳出租司机说，深圳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深圳是因为管的少或者不管，香港其实一样。英国人管理香港很粗放，在 1940 年之前基本没怎么管。1940 年以前，亚洲的中心是哪里？是上海，不是香港，二战以后香港才崛起。因为冷战，因为不同的影响，上海的资本都跑去了香港。他们在香港复制了一个小上海，40 年代的时候香港就叫“小上海”。所以考察中国近代史，香港和上海要并排考察，能得到很多不同于现在的答案。
在去香港前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对比，甚至我在主编《凤凰周刊》港澳台的时候，也只是浮皮潦草地知道一些大概，没有亲身体会过。在香港那两年我无所顾忌，香港人给我带来最大的冲击就是人也可以真实地活着，不像我在大陆的时候有一种伪装感。
“千万不要做新闻”
但我回国之后，就立刻故态复萌。
在国内，我特别失望，是一种没法改变的无力感和焦虑感。我觉得所面对的工作和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庞大的，庞大到最后你怀疑自己做不了。
我从 2001 年开始做新闻，十多年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碰得头破血流，你觉得没有付出吗？15 年的青春就是付出，那是最大的付出，最后发现惨成这个鬼样子。我现在都会告诉年轻人，千万不要做新闻。这是一个老媒体人，他十几年碰撞灰心丧气的结果，这种负能量带给了后一辈。
我中间又反复挣扎了两次，第一次是 2009 年，那时候我在《凤凰周刊》待了快 3 年了，我做港澳台新闻，发现了很多港澳台跟当代中国的关系，我觉得太复杂，这些关系太难处理。
后来 2009 年《GQ》创刊的时候，请我去做专题编辑，我受不了做色情、生活和休闲，做了不到一年半我就离开了，没有我做新闻时候的刺激。那里的小姑娘比谁的包好，男生就是比衬衣和皮带。你说有意思吗？最开始觉得挺新鲜的，时间一久，就觉得它离我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远。
我在《GQ》杂志上做过美国大选，这个同美国和欧洲的 《GQ》 调子很搭，但是唯独放在中国这个调子就不搭。我把新闻表达的那种期待，放在了一个时尚杂志里，一个男刊里。
在《GQ》最后两三个月，我整月整月报不出选题，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王锋（主编）当时给我的自由度很大，他说你不报也可以，你多想想，多积累，他很宽容。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真是不搭。放弃了之后，2011 年我就去香港做了一个很硬的杂志，叫《阳光时务》，每篇封面文章的选题都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话题”。
我的第二次灰心是 2015 年从腾讯《大家》出来， 在腾讯后期我管理的团队特别高效，我整天睡大觉，稿件跟版面都可以正常出来，没有任何意外。我觉得没有贡献和存在感，我就去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了。
“改变一个人这么难啊”
那半年我在广州很自由，我反思了自己过去十几年的新闻生涯，加上形势有了变化，我发现我是这样下来的——一开始斗志昂扬到最后意气全无。这个反思过程让我意识到我的力量太渺小了。中间还有一些事，我在大学遇到一些学生，性格很固执。你和他们辩论或者聊天，会觉得当面讲话都很难去改变一个人，不管是看法还是价值。当然也可能是我们这些写字的人对于自己的语言，禀承的价值太过自信，觉得我说了别人都会信。因为过去你在新闻机关里，你写的东西就是事实，但是你从事实跳到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别人只信任你的事实部分，你谈观点就很难说服别人。
人的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很难被扭转。所以我就对“启蒙”这个词汇发生了疑问，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通过新闻、出版、教育到底能不能改变老百姓的想法？我的结论是只能改变精英的想法，普通大众就是盲目。从这个角度讲，我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我就认可那些读过很多书，有严密逻辑，对自己的人生和外部世界关系有着清楚认知的人。他们愿意接受多元的、不同的观点。
孔子早就说过“闻过则喜”，别人批评你，你要感到高兴，这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对吧？但是我 2015 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靠，改变一个人这么难啊。他是我的学生、粉丝，我跟他讲话都那么费劲。可想而知，到大众那里更可怕。后来我就觉得只能用事实去说，一个人突然家里被强拆了，比你之前跟他讲的一万句都强。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在新闻业里的价值就发生了怀疑。
我就决定不做新闻了，不做了干嘛？我想能不能做一点真正能够造福大众的事。比如做生意，我要做什么生意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移民是价值、情怀和生意结合得最好的生意，因为它有明显的效果：一家人在你的帮助下，可以远离雾霾，远离地沟油， 远离汽车尾气，远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可以让我开心的事，就找到了意义和价值。
有人说，你做生意就是骗钱，你就是为了钱。So what？我是为了钱，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寻找到了意义，这个意义本身就是自我赋予的，不用别人告诉我，你对这个生意很有情怀，这个情怀是我自己内心升华出来的。
就像罗永浩的锤子手机，这个手机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为什么？它有情怀，你说情怀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情怀的手机要比没情怀的手机多卖一千块钱？罗永浩也说不出来。但是他粉丝看好他，看好他的演讲，觉得我就是给罗永浩交的智商税和情怀税，那又怎样呢？我的粉丝过来办移民，你说交的是不是智商税和情怀税，也是，对吧？
最近十年以来，我最大的挣扎就是要不要离开这个国家，我必须在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实际现实生活中选择一个。我对于在此地的前景并不看好，所以我想走。但是同时我又觉得，这跟身份认同有关系，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我可能马上就走了。但是，我又自诩是这个国家半个知识分子，或者是知道分子。你会觉得对这个土地和人民负有一定的责任，你觉得你应该为它去抗争。
这个问题我几乎天天都会想一遍，最后变成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比待在此地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我的答案是，有。人生在一个地方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要去领略不同国家的风景和生活，我的生命长度是固定的，人活七十古来稀，但是，我要在生命宽度上不断拓展它。
作图：林玉尧
题图均为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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