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出生，他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⑩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1954 年，梁永安生于山东威海市 图/sina
1977 年 9 月傍晚，云南宝山区拖拉机厂的喇叭里传出了当晚的新闻广播，第一条消息就是恢复因文革而停止了 10 年的高考。梁永安记得当时自己走出厂外，站在两层高的台阶上，“那时候我心里就感觉这生活要大变化了。”
第二年，他以云南省语文卷最高分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他花了 7 天时间坐火车和汽车才从云南赶赴上海。
从 1978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到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 40 年。他的住处也从最初宿舍里的一张高低铁床，变成现在 69 平米的房子。而在此前的 20 年，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梁永安在中国至少四个省份换了不下 10 处住处。
梁永安 1954 年生于山东威海，他曾跟随父母辗转过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和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在南京他住在土黄色、一溜溜的军营平房里，在西安他和父亲挤住过集体宿舍。文革一开始，梁永安一家人又被分配到了云南宝山地区的党校，住在华侨梁金山建造的四合院内。
梁永安在四合院内一直住到 1973 年，高中毕业，同年他和全国 89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宝山到了云南怒江峡谷的傣族村寨。村里的墙由竹子编成，漏风，屋顶由茅草堆成，漏雨。但他并不觉得苦，因为“当时就觉得要改变国家，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让农村改天换地。”
知青结束后不久，梁永安就奔赴上海求学。他至今还记得 1978 年复旦校园里如饥似渴的读书氛围，路灯下、图书馆、教室的座位上挤满了读书的人。校园演讲赛讨论着“启蒙主义、理想主义和民族命运”，但等 1986 年的应届生进入校园后，这一景象不复存在。
路灯下读书的人变成聊天，享受夏日闲适的人。学校一分为二，一派为“麻派”，打麻将，一派为“托派”，考托福。追逐享乐的同时又对未来惶恐不安，“美国”成了一种新的愿景和出路。
校园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中国正从政治道德社会转向经济社会，后者以经济和金钱为中心，极端时候更容易酿出悲剧。
梁永安最切身的体会是 1993 年自己最好的朋友在海南做房地产生意，1 年时间赚了 6000 万元。一年后国家撤回投资，朋友的项目从每平米 6600 元跌到 1000 元，“他总是觉得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没想到会一再地往下崩溃，”梁永安说。
面对朋友的失利，他很遗憾，面对投机和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他更失望。他用“整个中国 80年代的理想都坠落了”来形容那段时期。他曾在江苏江阴做过一年农村文化调查，也出版过文学书籍，但最终意识到这并没有什么用，“90 年代以后就觉得我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了，你想的其实跟大家切身关切的并不一样。”
社会依然按照经济本能的欲望发展。
尽管梁永安的理想主义阶段已经结束，但他仍然认为 50-60 岁的这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见证了中国最深远历史变化的一代人。
现在梁永安每天花 3 小时写作，4 小时读书，这是他常年累月不变的习惯。2010 年他在西塘古镇买了一个 60 平米的房子，他喜欢在小桥和柳树下写作，他想在那里落脚。因为除了那里，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扎根。
以下是梁永安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山东出生，云南定居
我在山东出生，小时候在山东待过，它是威海那种乡村的院落，因为风很大，冬天下大雪，石头的墙都垒窗台那么高了，很坚固。一进门就有一个小过道，为什么有这么个小院呢？因为我父亲家境不错，去读了书，他读书以后信仰共产党，所以他很年轻 16 岁就跑去找共产党了，所以我们家尽管以前是大地主，但同时又是共产党的军属。那时候斗地主全部都扫家出去了，只给个破房子，但我们家还留下一个小院。
那个房子正面有三间房，进去一个堂屋，这面有一个卧室，那面还有一个偏房。它是一个院子，中间隔起来。当时我爸妈、奶奶，还有我和哥哥住在那里。
后来南京成立陆军最高学府，我父亲就到那里工作，离开了山东，所以我从小就在南京长大。南京的房子是军营那种土黄色的平房，浅黄色的，一排一排。那时候一家人住一间房子，我们四个人就住在那里。学校很大，原来是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后来变成解放军炮兵学院，现在是南京理工大学。
在南京我母亲做大闸蟹我印象很深，因为小时候看大闸蟹黑黑的，怎么放到锅里一会儿就变红了，觉得特别神奇，一做这个就盯着看。那时候大闸蟹便宜啊，几分钱都要不了。
南京的夏天很有意思，因为那时候缺石油，缺汽油，那么就烧煤炭，用煤炭来带动发动机，所以路上的公交车都背着煤气包在开，当时全国到处都是这样的公交车。
1959 年西安成立了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我们家又搬到西安去了。我妈妈就在城市北郊一个服装厂那里上班，因为西安军事学院刚成立，住房很紧张，我妈妈就在北郊跟农民租了一个房子。学校在南郊，离着一个城区。那是农民正儿八经的院，进去以后后院里有两间房，就把后院租给我们。
我在那个院里一直住到上小学，那是 1961年，小学一年级第一堂课我发现，哎呀那个纸很黑，因为当时国家困难时期，纸很粗糙，只有第一页印了红色的国旗，还有“共产党万岁”，后面纸就偏黑。
第二学期我就转到西安军事学院的南郊来了，上部队的子弟小学。有一次印象很深，那时候父亲从食堂买回来的饭有青椒炒肉。当时一九六一年国家很困难，肉很少很难得，但是我吃不惯辣椒，我就把辣椒和肉倒到垃圾桶里了。我父亲就特别生气说：“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吃不饱，你还把这个肉都倒掉了。”
我在那个学校前后换了四个地方。一开始跟我父亲在集体宿舍待过很短的时间，后来离集体宿舍很近的地方又给了一间房，二层楼。 一排房子，中间是走廊。楼下有空地，长满草，后来我就自己挖地，种了一小片蓖麻，它会长蓖麻油，就是榨油的。后来我们又搬到果园附近，果园水果长得很大，苹果、桃子、葡萄都有。最后我们就落定在离小学很近的宿舍区。
1966 年文革要起来了，后来我们学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再加上成都军事电气工程学院，就是现在的电子科技大学，三个学校一起脱军装。从部队编制变成国防科工委下属的三个学校，国防科工委属于国防工业，但是不穿军装了。所以学校大部分留下的都是教学和科研人员，属于军队的很多干部就要重新分配。
当时几个面向，去新疆支援边疆，去云南，或者去广西等等。云南宝山地区的地委党校缺人，所以我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云南。当时不一定想去，但后来证明去是对的。
去了就开始文革，如果留在西安的话就麻烦了，因为当时西安乱得厉害。批斗、打骂，对我们影响就大了，教育就会成问题。当时都乱套了，我西安那些小学同学都被弄到汉中去修铁路了。
结果我们到云南这里，宝山区它有一个特点，是汉族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江苏人，南京人...当年朱棣跟建文帝争皇位，一大批贵族都被发配流放，赶到那里去了。所以他们文化传统很好，非常重视教育，当地的中学宝山一中水平也很高。我们去了以后，反倒人家抓教育抓得很紧，如果在西安就肯定学不到东西。
我们当时住的党校原来是一大片老宅子，是资本家梁金山的。他是爱国华侨，很有钱，抗战中还捐款修筑了惠通桥，跨越怒江。他以前是个苦力，跑到缅甸发的财。
他修的是那种旧社会的大宅院，要一进两进三进，很大。三进就是进了一个院，里面还有一个院，再进去还有一个院，再进去还有一个，很厉害。旁边还有偏房，一大片。他最后是住在第一个四合院的东面楼上三间，其他都给党校了。后来我们也住在那里。
院里铺的都是石板，鹅卵石，周边都有高台，不是说一溜的。院子像个沉下去的院子，房子高起来一点。一家一户是房间，从西面进去，因为中国古代很多四合院它不是从正门进，进去就能看到两层的四合院建筑。不光是这些，它旁边还有附属建筑，还修了很大的荷花池，开满荷花。
“一生都献给边疆，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也觉得有意义”
1967 年到云南我已经要上初中了，但因为文革乱糟糟，中间就停了三年课。当时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所以中间停了三年，还折回来两年。我就只上了一会儿小学，后来才恢复。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去当工人，但是我当时想读高中，所以就没去。原本盼望高中毕业后，也许正好能赶上恢复高考，赶上这一拨，没想到高中毕业还是没有恢复高考。
那段时间老师比较乐观，就觉得国家越来越稳定下来了。1972 年北京也在讨论，《人民日报》开始刊登更重视基础教育的文章。我们就感觉文革的乱，逐渐要走向正常了，大家隐隐觉得好像要恢复高考了。
后来没想到 1973 年高中毕业还是没有恢复。1973 年 10 月，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到怒江峡谷那边劳动下乡了。
也不能说完全失望，因为我初中毕业就写了一篇小说投给省里的《云南日报》，后来还发表了。当时你能创作就很受重视，所以下乡也作为重点培养。所以我一去就安排我做大队的六七个村知青的头，还做民兵连的连长。民兵就是打起仗来可以支援军队，平时也进行军事训练。所以我去的时候整个感觉不一样，有使命感。
那时候我喜欢读哲学，政治经济学，很有理想主义，觉得要改变国家。因为我们农业社会出身还很落后，所以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让它改天换地。那时候年轻很有这种火热的心情。
当时号召“扎根农村”，我脑子里面就想，能当官上大学最好，但是不能的话，如果为了国家，一生都献给边疆，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也觉得有意义。
我们就想改变农村，我们做新型农业改革，原来栽秧都是在水田里做秧苗，再拔出来栽，我们看了新的农业技术，在水泥地上，操场上做卷秧。我们就开始尝试。知青有什么问题也来找我，有的拿着棒头要去砍人，我也要去现场调解阻止。
我们一开始是四个知青住在农民家里的偏房，傣族都是院子。进去以后正面两层，墙这一边都是竹子编的，竹片编的透风，另外三面是土墙，上面是茅草。二层上面可以放一些农具和储存的东西。
偏房往往比较简陋，上面茅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星星，下雨的时候都会漏雨，但我们也不觉得苦，因为下乡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吃苦，条件肯定差，但是我们年轻觉得无所谓。那个时候我十八九岁，吃苦能力很强。
总的来说知青有保障，每个月国家给我们每个人分一斤肉，一斤肉就到供销社买，有定量，也有凭证。每个知识青年下乡，国家还要发 300 块钱，但不发在你手里，发给公社、生产队，这些钱可以用来给知青盖房子，后来我们有 14 个知青就拿这些钱新盖了一个两层的房子，上面是瓦房，外面就是大土墙。里面都是木板，因为当地的木头很便宜，门面都是木头。
上面四间，下面四间，木楼梯上，还有一个实木的窗。原来我们想女生住楼上比较好，男生住楼下，因为楼上都是木头地板，但是后来当地农民不同意。他们觉得傣族文化里男人是天，女人不能在男人的头上走来走去。他们说：“如果你们让女人住在楼上，我们永远不跟你们打交道。”哎呀，后来我们一听，男生本来就想住楼上，就正好了。
那时候邮递员送报刊，一个礼拜才能来一趟，所以我们就靠收音机来听新闻，听《美国之音》。我们每天听，但不能公开听，我们都是悄悄的听很多消息。《美国之音》有英文也有中文的，大概就是分析中国政治，讲中国政治的极左派，中共黑暗史...这跟我们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增长了另外一种语言系统，西方的政治话语。它还放港台流行的音乐，很好听。
上山下乡那两年时间，我在乡村打开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怒江，高黎贡山，山上不同季节，不同的花。满山的杜鹃花，映山红，三月份沿疆的木棉花，都是先开花后开叶子，特别漂亮。那个时候不下雨，银色沙滩，满山都是橄榄树，山楂树和甘蔗林。
人非常自然地融入到大自然里，能感受到自然的丰厚，很开阔。所以我一直觉得人气高，再猖狂，你也比不上怒江的这种永恒，这个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就特别喜欢大自然的，自然的东西，不喜欢做作的。
当知青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吃到自己种的粮食，自己种的菜，就觉得哎呀，亲眼看到它种下去，长出来的大番茄、大茄子、青椒，你突然觉得这个味道跟买来的幸福感不一样。你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自己创造的东西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幸福。这个观念很强，所以我后来就不喜欢投机取巧，整天幻想不劳而获的东西。没有那两年的上山下乡就不可能有这些体会。
“这生活要大变化了”
当时规定下乡年满两年后，就能被招工。1975 年 10 月，文革还没结束，我就到了新建不久的拖拉机厂去做团支部书记，同时也学电工。
我记得 1977 年 9 月一个傍晚，我正在厂办里抄一个东西，一边听着全国联播的新闻，当时没有电视，只有广播。广播里面我记得第一条就是恢复高考，从喇叭里传出来了。我当时就一个人走出房子，站在两层厂办的台阶上，那时候我心里就感觉这生活要大变化了。
我知道我肯定要参加高考，不一定能考上好的学校，但我觉得应该能考上，因为我哪怕是高中毕业下乡的时候，我也是扛着两大箱书去，每天晚上都看，保持了学习的习惯。
当时听了新闻后就毫不犹豫备考，考试是 1 月，准备了两个月，我那个大的弟弟也跟我一起参加高考。2 月份成绩出来了，我被复旦大学录取了，我的分数还可以，语文卷是云南最高分 96 分，考完之后还把我的分数登在《云南日报》上了。
那一年一千多人考试就录了 28 个人，所以比例很低，但是我和弟弟都考上大学了，我爸爸就很高兴，他真的很高兴。
我记得我 3 月 3 号从宝山出发，从宝山到昆明走了两天，坐汽车，当时交通全部是山道。昆明又停了一天，又坐火车到上海三天，到上海已经是 9 号了。我从 1978 年开始在复旦上学，一直读到 1987 年年底，从本科读到博士。
一开始我们住复旦四号楼，一个房间里有四张铁的高低床，7 个人一间，有一张床可以放箱子，中间两个长桌子连起来，进去很挤，只能从床和桌子中间溜进去。
我们班刚进校是 52 个人，后来有一批年龄大一点的上海人，他们的成绩差一点，名额有限进不来，后来为了让更多人读大学就扩招，我们文学班也扩招了 20 个人，后来变成 72 个人。
我们那一届的人学习很努力，如饥如渴，很珍惜学习的机会，也尊重老师，不像文革时候读书人都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现在老师都变成大学者，各个都非常尊敬。
大家都猛读书，西方的名著、15 世纪、18 世纪...也读很多哲学书、历史书。图书馆、教室，位子都满满的，路灯下面，到处都是读书的。那时候读书的热情特别高。之后的几届都很认真，后来从八六级开始就变化了，八六级就是应届生了，高中毕业生。原来我们这一届有 1966 年的高三学生，也有 1978 年毕业的高中生。我们班最小的同学 18 岁，最大的 34 岁。
但是到了 1986 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高中生了，文化很不一样。
我们那一届还有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到了 86 年进校气氛就变化了。因为他们的初中高中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是 1980 年以后上的初中，整个社会风气在变化，革命感已经下降了，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八六级就开始热爱生活。最明显的是晚餐后，原来大家都忙着找教室和图书馆，八六级那一届开始老是在草地上，坐着一圈一圈的聊天，享受夏天刚开始，天气暖和，大家很有生活的气氛。女生穿着裙子，在草地上一个个坐着，大家都不像我们以前那样拼命读书。
以前那几届的人关心国家，启蒙主义，理想主义，民族命运，宏观宏大的这些…但是八六级以后就注重个体生存的价值，现代生活的多元丰富。
我印象中学校的演讲大赛，我们这几届演讲的题目都是《我与祖国》等等，八六级的进来，他们讲的都是一些个人心情，有个女生她演讲的是她从上海回南京的火车上，有一个男的行李箱装满了，手提包没地方放，他就让女生把腿抬起来。女生就站起来说：“现在的男性怎么可能要求女生把腿翘着，就为了让你放包，不尊重。” 就是这样的感受和话题，生活里边的各种心情。
后来时代的潮流就越来越从以前的革命化向世俗化转变，从政治道德社会向经济社会转换。失望？我并没有，因为我觉得人的解放，人的权利，人的丰富性我非常赞成，但是就希望一个人既有丰富性，也有国家民族的情怀。
一个正常的人必然是丰富健全的，健全包括作为一个公民的承担，也包括生活的健全。所以我们当时也形成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社会，好的时代必然是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同时也要有个人的幸福和多样。
1988 年，我们就和李良荣（复旦新闻学院院长）还有历史系的葛剑雄，我们八九个人想联合起来搞一个电视专题片，探讨中国人在新时代的命运、生存和变革，准备拍八集，叫《天问》。
第一集片头就是天安门慢慢打开，镜头一伸，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原来是一个很庄重肃穆的地方，天光慢慢变化，忽然出现平民百姓在放风筝。这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在向一个人民更加解放，人更苏醒的状态改变。
我们当时也是深受新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追求人道主义、人的解放的启发。个体方面例如权利意识、生活意识、消费意识都起来了，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好像相应的衰弱下去了，但这不应该衰弱，是吧？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时代就像翘翘板一样，不完善。
我们做这个专题的初衷是要想让国家更好，社会发展更全面，因为变革摧毁一切，但是也要有某种综合，现代化的改造，是吧？
我们就把脚本拿给当时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看了，他问，“你们这个片子到底是让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因为你们对自由的要求很高，民主的诉求也很强烈”。他说这里面有批判性，批判社会里对人民自由和民主的压制。
本来脚本就退给我们修改了，后来没想到这个片子彻底不行了，后来也不可能出来。整个国家都在转向，很多理想主义的人都放弃了，经商去了。国家进入市场经济轨道，80 年代那个氛围都没有了。
我确实很失落，因为我们做文学的，做人文的，就是希望这个社会有一种人的发育，人的建设和成长，不光是经济社会追逐物质增长，那样人在里面只是一个工具化的存在，是不是？经济哪怕再好，但是人没发育起来。人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他的游戏规则都不是自主发育起来的。
所以社会就缺这样的成长，而这个成长需要经过几百年的培育。人毕竟要做一个有灵魂的人，老百姓不能只把生活和幸福建立在物质上。
“很畸形的社会”
我感受最明显的是 1993、1994 年到处都在搞房地产。我有个朋友在海南做房地产，他就让我去看看那种经济生活蒸蒸日上，投资性很强的社会。
他原来住在杭州很简陋的房间，到了海南就买了个大别墅，前三年奋斗，一年房地产就挣了 6000 多万，别墅加上奔驰 500，家里养着两条大狗。
他跟前妻离婚了，又住在一起。原来他们两口子一起打拼的时候很好，后来有钱以后，两个人整天打架。女的觉得她也能够挣钱，她就提意见，但是男的觉得女的在家里太干扰，很多意见不合适，硬要自己掺一脚。我们那时住在别墅里，就看他们两人互相扔东西打架，砸玻璃。很畸形，内心很焦虑。
他们后来分手了，那种经济社会，那个时候人也不太在乎这些了，是吧？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从杭州去海南前跟我说，他主要是去挣钱，挣了钱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成为一个自由作家。1993 年我去见他的时候，在他海南岛的别墅附近，晚饭后散步我问他：“当时你来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想当作家，现在你怎么打算？”
我心里很希望他回到杭州来，结果他想了一会，说：“我不能放弃这里，我有很多竞争对手，他们其实素质和能力都很差，但是他们现在也在和我竞争，我一退的话，地盘就让给他们了。我不甘心，我还要证明。”
他最终没有回来。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他们的出发点是想变成自由人，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后来 1994 年中央下令把投资海南的资本通通撤回去，因为很多钱都是银行在投机，一撤房地产就急速下降。他原来建了一个双子大厦，资本刚往后退的时候有人来买是 6600 元/平方米，他都不卖，如果卖的话，他可以拿着好大一笔钱回浙江。他觉得只是暂时的冷一点，还会升起来，结果后来从 6000 多最后一直掉到 1000 多，1000 多都没人买了。
他在北海也有非常好的地块，也是急速下降，结果他只带了五六百万块钱回到杭州来了。到了杭州，他又投资富阳一个胶带厂，但那时候整个市场不是很旺，就先贷款，最后他资金有问题，就把厂卖掉了，所以又剩下大概两三百万块。结果买的那个人没想到过了一年，市场又起来了，卖得很旺。我这个朋友他后来到宁波一个公司做了副总，就变成了工薪阶层。
我觉得很遗憾，他自己也很后悔，当年如果早一点把海南的房子卖掉，他算了一下可以带出将近八千万，回到杭州就可以做很大很大了。因为海南那个趋势就是往下的，但他总是觉得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没想到会一再地往下崩溃。
他后来就不联系我了，因为他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联系。他觉得自己一路打拼回来，结果没想到跟他的雄心壮志比起来，落差很大。他那时还劝过我去海南，说一年可以挣 100 多万。
“80 年代的理想都坠落了”
80 年代的时候我们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很多东西都能普及。四川人民出版社 80 年代初的《走向未来》丛书那么受欢迎，发行量那么高，整个国民对于未知事物和民主都有兴趣，所以那时候你觉得可以奋斗，还有理想主义，觉得需要一种精神启蒙，新的价值观。
90 年代以后就觉得我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了，你想的这些，其实跟大家切身关切的并不一样。你做了也没用，社会还是按照经济本能的欲望去发展。当时我们编了《西方文学评论丛书》，结果到最后理想主义阶段结束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落不到地。
我还到江苏江阴去做过一年乡村文化调查，在江阴农村跑了 26 个乡镇的文化站。大家都有一个感慨，以前在农村，如果这个人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家就觉得很亲切。后来变了，大家觉得作协没什么，但如果介绍这是某某总，大老板，就大不一样了。
乡村里大家关心的是如何能多挣钱，整个政府都在忙着开发，一个村里怎么能搞更多工厂？请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让上海厂里的工程师每周末跑到江苏去指导。那时候股市也起来了，冲击性也增强了，有了很大变化。
那一年时间，我在上海江阴来回跑。我觉得农村文化站里虽然有图书室、放映室和娱乐室，但这一块基层建设还有挺多问题。我们写了一个文集，关于如何发展乡村文化站。最后也出版了，但也没什么用。大家不再关心这些东西了。文化在农村本来就很边缘，电影也娱乐化了，大家不像以前那样追求理想了。当时国家的理想就是把经济搞上去，个人理想就是多挣钱。
大学的精神状态也不好，那时候在复旦，从 90 年开始，新生都要军训一年，送到军队去，因为六四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复旦和北京大学两家，一拿到通知书，一部分派去大连陆军学院报道，一部分去南昌陆军学院报道，一年后再回来，等于是五年制。所以当时我们和北大招的分特别低，重点大学录取线就可以进来，而且还缺招，人家还不愿意来。
九一、九二年的时候大学风气很有问题，分成两派，一派“麻派”，打麻将的。一派“托派”，考托福出国的，我感觉当时人纷纷想出国。有一次三个男生研究生，还有一个女生是上财大的，一起在复旦南区的研究生宿舍打麻将。后来那个女生输光了，输光了还想打，她就说我再输一次我就脱一件衣服，最后把上衣都脱光了还想打，没办法，不能再脱了。她就说，再输的话你们都可以摸一下。
后来学校教务处的头知道了这事，这是应该严厉处分的，但是这没办法处分，因为说出去太难听了。
我们后面的社会就等于真正进入孔子说的，天下先要让人富起来，怎么富起来不管，然后再让人懂礼。这肯定是不对的。大家在物质发展，要富起来的欲望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所以整个中国 80 年代的理想都坠落了。
上一代人理想一坠落，什么都没有了。但现在新的一代人，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生长环境经历了全球化，吸收了全世界的文化。特别是 90 后他们在物质条件好的环境里成长，所以热爱艺术，热爱人文，热爱世界的形形色色，大自然，旅行，都丰富起来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再造的过程，这个再造过程的精神层面才刚刚启动。
但今天公民素质里显然还缺一些东西，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温暖，哪怕说怜悯，是吧？
现在有一个大矛盾，我们现在追求一流的专业性，比如外语、专业知识、能力培养都很重视，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你没有这些，你就不能发展。但是缺什么呢？弊病就在于追求一流的专业时，很多人还希望追求一流的生活，在社会、住房生活方面优于他人，缺乏一种普世，对于这个世界，众生的普遍的胸怀，去做一个发热的，有动量的普通人。专业上做得特别好，但是也融入大众，可以很简朴地生活。我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
现在很多人他非常向往上流社会，他脑子里实际上还有等级社会的分层，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前面，而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进社会。这是自我冲突的，所以发展到后面，它不可能变成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一流的专业也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本来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所以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推动，它现在就有一个负面效果——阶层固化，是一个建设性和损害性并行的社会。
“最后一代把自己放在末位，把别人放在前面的”
我曾经在日本工作了三年，开始在神户外国语，后来在冈山大学。现在我的小孩也在日本留学。2002 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把他带过去在那边上六年级，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日本。
我们去的时候坐船，上海每周有两趟船去日本，要 46 个小时，那个船很大。小孩印象中觉得日本特别发达，但在船上看到日本神户就很失望，高楼大厦没有上海多，也没有上海大。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觉得不错，因为人进每一个房子，每一个商店服务都非常好，态度和蔼又细致，超市里到处干干净净。没见人发火，都满面笑容，到处都有秩序。他后来就跟我说：“哎呀，外面看起来不怎么样，里面比我们好得多呀。”
最后他离开那个小学，学校全体学生在大礼堂集会跟他道别，那个小学有好几百人。道别的头一天晚上他说他要讲话发言，讲什么呢？后来我提前问他，他就说：“我没想到来到日本的天这么蓝，空气这么清新，云那么白，再也看不到原子弹爆炸的...” （笑）。我说：“这你不能讲啊。”
我们当时在日本住的房子挺大，三室一厅。日本房间的特点是浴室不大，但是浴缸很深，因为有泡温泉的传统。他们的房子也很轻量化，因为防震，外面看起来好像是水泥，其实外面贴了一层，表面像混凝土，里面其实是木头。
房子里装配式的设计感很多，不像我们的敲敲打打。有一次我在神户大学，觉得浴室的下水道有点堵，就打电话给服务公司，服务公司上来要修 1300 多元，后来我发现搞了半天根本就不需要请他们来。那种工程塑料做的地下本来就是漏风的，实际上你把螺丝一一旋掉，底下那一层一打开，把通风通水口下面清掉就好了。所以它的装配设计一个扣一个，特别严密，要拆卸也很方便。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怎么不去搞这个？
我现在和太太住在复旦的宿舍里，在复旦期间我们就是不停的搬家，1988 年结婚先分了单间，后来又搬到宿舍，分了两间一小厅，有厨房卫生间，最后又搬到南区的宿舍，更大一点。这时候就开始商品化了，要自己买房了，那一套 69 平米，三间一小厅，1998 年我用 1 万多买下来了。
后来我还去过韩国南部的圆光大学教书，到了韩国我发现当时汉城的房子比上海贵 10 倍，上海当时一平米才 2000-3000，韩国就好几万，人手一个手机，他们网络也很发达，老百姓家家户户有车，高速公路上都是车，就觉得人家现代四小龙确实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我当时就觉得上海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跟汉城一样，所以我 99 年回来就在三门路买了房子。当时那里还有坑坑洼洼的积水，乱糟糟的。 房子是三间，一个房间 17 平方米，厅很大，一共 140 平米，2600 一平方。这算是当时自己决定的最大的事情。本来我还看重宝山区临江公园的房子，比这个大，面向长江，我特别喜欢，但要把这个卖掉，刚好 2002 年学校派我去日本教学，我就想先不折腾等我回来再说，结果回来就涨到 1 万多了。
我很喜欢西塘古镇，去了十几次了，我希望以后就在那里落脚，那里有古代的建筑、河流和树…. 2010 年在去日本以前，我就在西塘买了一个加阳台 60 平米的房子，上下两层，门前是河。就在老式的景区里边，楼上楼下，我准备以后就在那里看书和写作。那时候买下来 20 万块，现在涨到 100 多万了，那时候我也是毫不犹豫买下来了。
我一直认为父辈这一代，他们的奋斗实际上最后都没有得到现代人的肯定和重视，他们那时候是两条线，一条是阶级斗争、文革，另外一条线是建设，很多人为了国家的大目标奉献和付出。
他们是更辛苦的一代，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这一批人，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从那么落后人均几百元，最后创造了一代奇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是让大家拼命干活。国家为什么发展起来了？主要是分配时自己拿得少，都出来了，对吧？比如高速公路那么多，谁去修的路？那么多农民工，那么低廉的工资，所以才会建得这么快，包括高铁挖路基很多都是低价劳动力干出来的，所以国家才能积累起来，才有工业化。
这代人他们的信念又很传统，为国家为孩子付出，他们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中国人还把自己放在末位，把别人放在前面的。你看那些农民工舍力干活，周末不休息，加班就是为了孩子。现在这一代人不干这个事了，你让他周末加班，你给他钱他也不干。
所以这一代人他们帮中国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创造了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虽然那些大科学家值得被崇敬，但其实大量的普通人推动了国家现代化，他们是伟大的一代。这一代人在历史上特别值得尊敬。
题图：upslash
作图：林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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