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菲律宾篇
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
一年以前，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它至少有两个维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了物质主义，未来属于年轻人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被构建的？如果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类积淀的文明被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另一个维度是现在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会越来越引起担忧的问题：未来的公正体系如何建立或维持？其实它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提出的：人们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它也是威尔逊在 100 年前所面对的：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对于年轻一代未来所身处的世界，与工业化社会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会真正形成相关。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不可避免，它会遭遇转型这个概念。我们探讨的所谓转型，也是探讨我们的未来，如今和未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种语言体系来表达，比如“共同富裕”之路，比如对阶层分化、固化等各种问题的担忧和解决之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个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没打算回避的问题。
《好奇心日报》邀请了十几位学者、用十几篇文章来探讨“转型”这个大话题。我们希望，它们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更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国家转型的推荐书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方便你进一步阅读和思考。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实现一个能够主持普遍正义的公民社会。”《好奇心日报》一如既往地相信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每个关心未来的年轻人进一步的思考。毕竟，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它值得我们为此动些脑筋。
以下是我们的第五篇，探讨的是菲律宾的转型。
11 月 14 日，第 31 届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峰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闭幕仪式。中国总理李克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参与了此次峰会。
菲律宾是一个东南亚小国。你对它最深的印象很可能是它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但对这个国家的概况多半毫无了解。当然，如果你平时关注国际新闻，可能会从类似开头的报道中，记得像马科斯、阿基诺、阿罗约、杜特尔特和人民力量等几个名字，但可能也仅限如此了。
多加了解，菲律宾的故事可能要远比我们想象得有趣和精彩。比如，它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比中国早了 13 年；孙中山正是从菲律宾的 1898 年革命看到亚洲的觉醒，转身在中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行动；它曾两次靠着公民的社会运动把总统赶下了台……
但是，从 1898 年独立建国，到 1986 年开启民主化，再到 2001 年迫使腐败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菲律宾的转型历史却极为漫长而艰难。几乎没有人敢说，菲律宾的民主化取得了实质性的巩固，菲律宾特色的裙带政治侵蚀着民主。而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经济也早已不复 1990 年代的腾飞时期。那时，它和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还被看作继“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之后的“亚洲四小虎”。
回顾菲律宾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转型历程，外部因素（比如美国的干预）自然是一方面，但国内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却是推动该地区民主转型的主要动力。近点说，从菲律宾 1986 年人民力量运动的兴起到马来西亚人权运动高涨，从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到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从缅甸的“番红花革命”到泰国的红衫军示威，无不如此。远点说，则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天主教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和新社会运动，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佛教改革运动，等等。
本文作者吴强正是东南亚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者。他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也曾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师。他的这篇文章，不仅将从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角度，系统性地回顾菲律宾这 100 来年的转型历史，还会分析为什么整个东南亚地区始终处在威权之下，揭示东南亚转型的意义。
在他看来，与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道路出现了分岔，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在第三波浪潮之后，出现了停滞和分化、威权与民主共存的混合体制，民主转型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另一种转型——全球化的转型——所替代。
“从 1990 年代以来愈益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后冷战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资本和市场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有效的治理和地区的稳定，而不是激进的民主化，避免潜在的地区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东南亚地区的各类型威权体制得以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消退过程中喘息并巩固，形成一个‘持久威权’的现象。而作为其当权阶级的意向性空间和地区性集体安排目标，这些威权模式也被续写成所谓‘东亚奇迹’的神话，将威权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化为威权自身的巩固模式。”吴强写道。
当然，如果积极的看，菲律宾乃至东南亚的转型昭示了一波新的政治潮流。吴强觉得，这一新的政治潮流以全球化浪潮催生的新兴中产阶级为主体，通过“自中而上的”、以社会运动为主的各种抗争方式进行直接民主的参与，同时从威权体制的内部和外部推动着该地区的民主化，它与全球民主紧密相联。
菲律宾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早于中国 13 年，当年对孙中山有了启发
1898 年 4 月 24(25) 日，美西战争爆发。一周后， 5 月 1 日早晨平静的马尼拉湾，美国海军上将乔治·杜威率领的美国舰队向西班牙舰队开火。战斗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西班牙舰队的七条军舰全军覆没，而美国海军仅仅付出七名水手负伤的轻微代价，似乎，一个新殖民者将度假般地轻松踏上菲律宾海滩。
然而，就在海战过后，美军在 8 月 13 日“兵不血刃”地进占马尼拉，几乎毫无悬念的新旧殖民者交接的几个月内，一场看似平常的抵抗运动戏剧性地延迟了美国的接管，也从此改变了菲律宾乃至整个亚洲的历史。
早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前，这场开始于 1896 年的抵抗运动表面上渐趋平静： 1896 年 12 月 30 日，后来被称为菲律宾独立之父的诗人黎萨，被西班牙殖民者以火刑的方式处死；在军事实力上，西班牙政府军有能力击败起义军队，控制马尼拉城，但已无力剿灭乡村地区的游击队； 1897 年 12 月中旬，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和起义领导者阿奎那多达成协议，西班牙向阿奎那多等人支付八十万美元，换得阿奎那多自愿流放香港。然而，就在马尼拉海战结束一周后，阿奎那多闻讯后立即动身离开香港，返回吕宋。 6 月 12 日，阿奎那多在家乡甲米地宣告成立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独立政府； 6 月 23 日，革命政府代替了十一天前的独裁体制； 7 月 15 日，阿奎那多任命第一个内阁，拥有一百三十五名议员的议会也宣告成立；到 1899 年 1 月 21 日，在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命第一个菲律宾委员会（谢尔曼委员会）的第二天，阿奎那多公布《马洛洛斯（Malolos）宪法》，两天后，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的政府成立。
至此，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菲律宾人民起义，以共和的方式取得了胜利，它虽然短暂却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唤醒了整个亚洲，将地方性的抵抗转变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抗争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标志亚洲抵抗潮流中现代性的接入和抗争民主运动形成。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新教徒、佛教徒和其他各种抗争运动，先后以各自的方式寻找着亚洲的民主道路，改变着亚洲政治的版图，构成一个追求抗争民主的世纪。例如，中国最初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从菲律宾的 1898 年革命看到亚洲的觉醒，转身在中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行动。 2001 年，在手机短信的召集下，数万民菲律宾人聚集在总统府前，要求腐败的埃斯特拉达总统下台。新的移动传播网络塑造了一场“精灵暴民”(smart mobs)式的抗争运动，也再次在菲律宾的土地上证明，“人民力量”从民族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斗争一路走来，可以担当引领民主政治的公民社会主角。
与菲律宾的人民力量平行，过去二十年来在大东亚地区逐渐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正在形成一股新的民主抗争力量，开始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版图，成为推动该地区民主转型的主要动力。从菲律宾人民力量的兴起，到从马来西亚人权运动高涨，从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到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从缅甸的“番红花革命”到泰国的红衫军示威，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推动的民主抗争，在东亚地区的内部此起彼伏，展现了即将到来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态势。
1986 年独裁者马科斯被赶下台，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对社会体制是一种保障
1986 年 2 月 7 日，在里根政府的压力下，一次被马科斯称作“临时选举” (snap election)的总统大选便成为菲律宾威权体制下，形式民主向这一全民抗争运动开放的窗口，马科斯的竞争对手是只有家庭妇女经验的阿基诺遗孀——科拉松·阿基诺。
马科斯赌定反对派软弱、分裂，可以无所不用的威权手段赢得表面的胜选，赢得国际合法性，手段自然是操纵和贿选。当 1986 年 2 月 13 日马科斯单方面宣布胜选时，贿选的丑闻已经传开。而官办协会（Government-organized NGO，简称GONGO）全国自由选举运动(National Movement for Freedom of Elections，简称NAMFREL)在选前动员了五十万志愿者监督选举，保护投票箱，教会根据独立计票结果严重质疑马科斯的所谓“胜选”。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简称CBCP)随后发表声明，谴责马科斯的选举舞弊行为，鼓励信徒相信自己的判断，呼吁非暴力抗争。
2 月 16 日，教会动员民众上街，庆祝“人民的胜利”，抗议马科斯企图让国民大会承认他的“胜选”。大约一百五十万示威民众占领了马尼拉中央公园，阿基诺夫人也在集会上提出连续抗议的计划。
此时，对峙并未出现，但一场政变却在酝酿。国防部长胡安·彭斯·恩里勒与格利高里·霍纳桑上校策划政变的消息走漏，22日逃进马尼拉附近奎松市桑托斯大道（Epifanio de los Santos大道，简称EDSA）的阿奎那多军营，马科斯的心腹拉莫斯将军也加入叛军。
当晚，红衣主教辛（Sin）透过教会电台呼吁人们“带上食物给我们的朋友”，数百万菲律宾民众涌上 EDSA 。百万示威民众以肉身挡在军营和前来缉拿叛军的政府军之间，这场“人民力量”的示威持续了四天。近距离面对刺刀的示威者发现，在这个菲共和菲共武装缺席，主要是菲律宾中产阶级在场的和平抗议现场，被百万民众反包围的政府军开始军心动摇，逐排、逐连地崩溃。
当然，大规模非暴力和国家暴力对峙现场的背后，不单是天主教会。事实上， NAMFREL 不仅得到教会的支持，1980年代初成立的 CBCP 一直是教会支持 NAMFREL 的联络机构，菲律宾天主教教育协会(简称CEAP)在乡间的高中和学院也都被当作 NAMFREL 的地方分支机构场所； NAMFREL 还得到不少菲律宾商业公司的资助和支持，包括本地公司和跨国公司如邦多矿业（Benguet Mining）和壳牌菲律宾（Shell Pilipinas），他们提供房屋、赞助和银行信贷；美国民主基金会等国际 NGO 也是 1951 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CIA）帮助建立的 NAMFREL 的赞助者，美国政府随时掌握着选举和抗争运动所反映的民意消长。
从此意义上说，菲律宾“人民力量I”民主化运动的成功，结合了教会的领导作用，教会激进组织和菲共（毛主义）的长期坚持，菲律宾中产阶级与民主精英国际支持和社会运动（人权运动、自由选举运动等）的多重力量。
由于教会主流力量的逐渐转向更积极参与社会进步，也相当程度上抵消菲共及人民军对后来人民力量行动的直接介入，保证示威的非暴力性质，在不改变菲律宾阶级结构也就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下完成了一次政治革命。马科斯政权的家族统治、阶级分化和反共恐怖，在大规模的非暴力示威与国家暴力的持续对峙下缺乏足够自持力，政权颠覆的社会震荡远远小于经典的民族革命和共产革命，也小于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即法国大革命的血腥，非常典型地代表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普世模式，对韩国、台湾的民主化都起到示范作用。
事实上，美国里根政府的舒尔茨国务卿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沃尔福威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向马科斯施压敦促政治改革—— 1986 年 2 月 15 日，马科斯宣布胜选两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立场声明，指责选举中存在广泛的舞弊和执政党的暴力，这一声明改变了稍早的中立态度。大规模非暴力运动与国家暴力对峙的结果，菲律宾掌控集团三大要素（商人阶级、教会和美国政府）中的最后一位暧昧者也站到了抗争运动的一边。人民力量示威的第三天，美国总统里根通过马科斯密友参议员 Paul Laxalt 发出了最后通牒，警告菲律宾政府军不得向示威者使用武力。第四天， 2 月 25 日，众叛亲离之下，被美国抛弃的马科斯被迫离开马尼拉飞往夏威夷避难。科拉松·阿基诺成为菲律宾民主化之后的第一位总统。
马科斯如何用 21 年的时间在菲律宾建立起了威权体制？
1972 年 9 月 21 日马科斯宣布戒严以来，菲律宾笼罩在“反共”的白色恐怖下，马尼拉中产阶级人人自危，仅戒严后的最初几周就有 3 万人被捕，随后几个月著名的 Camp Crème 监狱就关押了两万名政治犯。同时，菲律宾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加大，社会不满日益高涨，在革命之后的 1988 年基尼系数仍高达 0.647 。
即使在菲律宾的威权体制下，戒严也催生了原有的保守组织的分化，或者向激进组织发展，或者向地下组织发展，特别是一些激进教会组织和人权组织相继成立并酝酿变革。比如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三大人权组织，除了成立于 1950 年代的天主教的“主流宗教高层人士协会” (Association of Major Religious Superiors，简称AMRSP)，另两大著名人权组织——“菲律宾政治犯救援小组”(Task Force Detainees of the Philippines，简称TFDP) 和向恐怖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自由法律援助小组”(Free Legal Assistance Group，简称FLAG)——均成立于 1974 年。
而天主教会本身就是这些新人权组织的催化剂：属于主流宗教高层人士协会(AMRSP)的毛主义的全国民主阵线(简称NDF)和基督徒全国解放(简称CNL)的成员，共同创建了菲律宾政治犯救援小组，首任主席是美国耶稣会的 Fr. Mel Brady 。 1975 年 TFDP 就有近两百名志愿人员； 1979 年为止已经救助了一千三百个家庭、三千名政治犯；到 1993 年发展为菲律宾最大的人权组织，在六十八个省（菲律宾共有七十二个省）建立了分支机构，拥有工作人员两百八十八人。
因此，尽管 1986 年之前菲律宾威权之下的的公民社会一直处在割裂、多层、分化的状态，但是公民社会内部的分化与张力却能反映社会气氛的紧张，最终影响人们走上街头并传染给面对面的镇压士兵。换言之， 1986 年最终的抗争剧目——大规模示威民众与大规模镇压士兵之间的对峙与互动，早由此前十几年间菲律宾公民社会内部的紧张而逐渐成形，形成抗争的认知框架和斗争剧本。
具体地说，是戒严催生了上述这些“革命左派“，与传统的、保守的教会主体乃至旧的“公民社会”结构都发生冲突：围绕支持还是抗争马科斯政权的保守与激进的冲突，导致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简称CBCP)与教会内独立机构“社会行动、正义与和平全国秘书处”之间的紧张； CBCP 与 AMRSP 之间的紧张； AMRSP 与 TFDP 之间的紧张。结果，貌似碎片化的、内在紧张的公民社会内部的紧张本身，无时无刻不在马科斯政权“反对者即共产分子”的威慑政策下进行选择和动员，逐渐消解马科斯政权与抗争运动之间的缓冲地带，最终将整个天主教会和人民与丛林中的菲共联接到一起，推到了威权的对立面。
1986 年抗争运动之前，有什么契机？
接下来的发展与东帝汶和台湾的转型都有异曲同工之像，两个插曲性事件根本改变了菲律宾的政治气氛，最终导向抗争运动与国家暴力全面对决。
先是 1981 年教皇保罗二世访问菲律宾，马科斯被迫在保罗造访之前取消戒严，但同时修改宪法，赋予自己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权力。 1983 年 8 月 21 日，流亡的前参议员阿基诺返回菲律宾在马尼拉机场遇刺，菲律宾人民为之震惊，大多数人终于意识到马科斯统治的邪恶程度。菲律宾红衣主教辛(Sin)在一次回应讲话中，直接批评马科斯政权，“全国的矛盾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他并号召教会站在受压迫的人民一边。这起暗杀的政治效应，类似 1984 年江南被刺在美台关系间所起的戏剧性变化而最终成为台湾民主化的导火索，也演变为菲律宾公民社会的动员令。
随后举行的阿基诺葬礼，尽管充斥暴力镇压的流言，仍然有大约一百万菲律宾民众参加了九个小时的葬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满先从教会的弥撒和祈祷活动中发酵，再到街头抗议。这一阶段的抗议相对温和，也被称作“彩带革命”，许多有创意的抗争方式层出不穷：抗议者在商业区抛洒五颜六色的彩带，如节日一般；每周日上午的“趣味慢跑”(fun run)；以及从“Tarlac to Tarmac”即从阿基诺家乡到马尼拉机场（暗杀地点）的“散步” 。到 1984 年，美国驻菲大使也终于表态，要求“恢复民主制度”，商界领袖和教会领袖纷纷支持，菲共的许多外围组织也加入了要求自由民主的潮流，菲律宾教会全国理事会(NCCP)也在 1983 年 10 月发布了和解纲领。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民主的到来，只有马科斯仍然迷信着威权的力量。
开启民主化之后，民粹主义又兴起了
1986 年人民力量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之后，菲律宾走上的民主化的轨道，但是社会分裂并没有改变，大部分乡村土地仍然掌握在封建大地主手中，贫困人口比例依旧。
1986 年操纵菲律宾政治三位一体的富商及大地主、教会和美国政府其格局基本未变，只是国际公民社会的角色愈重，与美国政府共同发挥着外部影响。
经过 1986 年之后公民社会的多元发展，占菲律宾人口 60% 的乡村农民已经相当程度上被“自中而下”的 NGO 动员，存在着两个主张农业改革的大型非政府组织 UNORKA和PEACE（ Philippine Ecumenical Action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undation)；但是乡村贫民的自我组织、 NGO 代表仍然无法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获得相应的政治参与机会。即使已经习惯走上街头的菲律宾中产阶级，也难以真正把握自身的主体性。
1998 年总统选举结束，埃斯特拉达近乎民粹主义的胜利显然超出红衣主教辛和阿基诺夫人的愿望。那些被传统政治精英排斥的真正穷人，也许正是埃斯特拉达的准民粹主义选民基础所在，也是教会权威的威胁所在。
说来讽刺，埃斯特拉达这位因为滥权而引起民愤的民选总统，在前任拉莫斯任职期届满之时，就以副总统之身参加了反对拉莫斯企图修改宪法、争取连任的六十万游行人潮，然后如愿当选。结果任职仅仅两年，他就再度引发桑托斯大道的抗议人潮，最后被副总统阿罗约取而代之。
和马科斯类似，埃斯特拉达的倒台也是缘于国家暴力的滥用
围绕埃斯特拉达的一群盟友是菲律宾军事学院(简称PMA) 1971 届的军官，特别是曾经参与一系列政变的霍纳桑将军和前防长恩里勒，这个拉帮结派、滥侵人权的军事冒险主义俱乐部把持了菲律宾的国家暴力机关。导致 2000 年初菲律宾军方使用“总体战“，在棉兰老岛对付穆斯林游击队，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如此在年中开始引起第一波政治抗议，要求埃斯特拉达辞职。
2000 年 10 月，埃斯特拉达任人唯亲、夜夜笙歌、投机股市等腐败丑闻被曝光，报纸、电视连篇累牍报道埃斯特拉达的“七个妻子”和“半夜内阁”，连同埃斯特拉达破碎的英语，引发已经具有民主意识的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嘲笑和不满，开始有市民走上街头，提出了“埃腐下台”（Erap Resign）的口号。滥用国家暴力的领袖怎能逃脱滥用权力的嫌疑，何况埃斯特拉达一向自诩与流亡前总统马科斯交厚，红衣主教辛和马尼拉牧师公会公开呼吁埃斯特拉达辞职，并得到天主教会机构 CBCP 和 AMRSP 的支持。
随后，三名议员、二十二名政治与宗教团体领袖也联合提出弹劾动议。 10 月 29 日，来自约两百家 NGO 、工会、宗教团体、商会、精英新村的业主协会和政治团体的两千到两千五百名代表，在公民议会II(COMPIL II)开会讨论，决议与副总统阿罗约协商此事。
从 2000 年 10 月要求埃斯特拉达辞职的风潮开始，到 2002 年 4 月埃斯特拉达正式被逮捕并认罪，将近二十个月的漫长过程中充满无数的政治插曲，包括 2000 年底的审讯过程中检察官不堪压力，主动向公民社会要求声援； 2001 年 1 月短暂的军事介入；阿罗约副总统正式出任总统；“保卫总统府”运动，等等。如此反复、交错，戏剧性又旷日持久的运动，被称作“EDSA Dos”的政治马拉松，犹如泰国红衫军运动和黄衫军运动的交替演出，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示威及多数 NGO 都被政客操纵的怀疑。最明显的是， 2002 年 4 月数百人聚集在埃斯特拉达住所前示威，支持埃斯特拉达，试图阻止逮捕行动。他们与“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人民力量II）的中产、市民阶级明显不同，绝大部分示威者都是真正赤贫阶级，外表有明显的破坏性，并有暴力准备，据说得到富商的巨额资助，现场充斥着酒精和毒品。
2001 年前后的人民力量 II ，意味着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成熟期
从“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一开始到最后，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基本上运行良好，各个层面的协商都在有序进行，试图解决埃斯特拉达的政治危机。即使在马尼拉民众举行第一次大规模抗议之后，身体健康状况相当糟糕的红衣主教辛（Sin）仍然呼吁埃斯特拉达体面地下台，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阿罗约。
此后，反埃斯特拉达和支持埃斯特拉达的示威民众多次聚集，人民力量II运动和反运动始终平行着弹劾程序、司法程序的进行。换言之，在 NGO 、社运团体和教会已经有了协商民主的渠道之后， 2001 年人民力量II的总体呈现，倒更像对弹劾政治和司法程序的大规模“围观”，也就是一个民主体制内的常规抗争，对民主体制运行的院外施压，而不是抗议政权或体制本身。
进入 21 世纪，菲律宾公民社会的根基已经多元化，公民社会力量的成长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有目共睹。在民主化之后发生的抗争运动，已经鲜有针对国家或政权本身，而是针对具体的政党与政客、具体的政策与制度，特别是国家暴力制度这个抗争运动永恒的对象，结果总是有利于民主化的巩固，创造更大的社运空间。
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菲律宾的农民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人民力量 II 行动结束后，阿罗约新政府没有通过任何社会改革方案，包括农业及土地改革，一切又回复从前。
首先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支持埃斯特拉达的民众，大部分聚集者都是非政府组织 El Shaddai 的成员，由曾经是埃斯特拉达精神导师的弗拉德(Velarde)牧师领导， 2000 年 11 月 11 日的示威人数估计在八十万到一百万之间。与前例泰国红衫军运动的对泰东北农民自主性的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底层民众与 NGO 的态度相当摇摆。弗拉德牧师的跟随者很快发生分裂，他在教会信徒的攻击下“萌生退意”，远赴美国“看病”前不得不向红衣主教辛写信表明自己对教会的忠诚。
许多普通菲律宾人意识到反埃斯特拉达运动的领袖们可能更腐败、只是隐藏得更好，许多真正的穷人一度拒绝反埃斯特拉达动员，而当他们决定加入抗议时却举出了“贫困就是力量”的口号，立场和潜台词都非常耐人寻味。
犹如泰国的情形，从人民力量到人民力量 II ，表面激进实则保守的格局与菲律宾社会的高度分裂有关。
以公民议会 II (COMPIL II)的 2000 年 10 月会议为例，其代表主要是政治立场“右中、中右和中左、左中”的团体，构成了一个反埃斯特拉达的“核心阵线”，他们排除传统政治精英和极左组织，大体上继续了 1986 年人民力量运动的阶级性质和抗争的局限。相比之下，底层民众的自我组织和 NGO 代表，仍然无法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然而，菲律宾的社会分裂，以及菲共代表的武装抗争，都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极不平等的土地制度之上。
在 1986 年人民力量之后，再多的 NGO 主导的全球性议题抗争，诸如反 GATT 及 WTO 运动和公平贸易运动，都更像是中产阶级的议题，而未触及农业及土地改革这一根本问题，也始终难以进入菲律宾的政治议程。阿基诺和拉莫斯两届政府都因议会内大地主议员的阻扰，而未能通过土地改革法案。在人民力量 II 漫长的政治拉力过程中，两大主张农业改革的非政府组织 UNORKA 和 PEACE 虽然与 COMPIL II 关系密切，却因为副总统阿罗约对农业及土地改革的成见，而被排除在 COMPIL II 的政治议程之外，并被贴上支持埃斯特拉达的标签。阿罗约政府上台后推出的十四点军事手段为主，忽略农业改革的反恐计划，再度证实菲律宾的农业土地政策如何受到保守政治格局的绑架。 2009 年 12 月，阿罗约更宣布马京达瑙省(Maguindanao)戒严，这是 1986 年后的第一次戒严，却再次发出倒退信号。
与此同时，虽然 2002 年菲共和人民军组织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菲共却大有复兴之势，愈加证实这一陈旧政治和社会分裂的反差：不仅截至 2004 年菲共仍然在乡村地区拥有约一万人游击队的实力；而且菲共的不同派系分别支持菲律宾的富商，包括阿基诺的儿子小阿基诺（Noynoy Aquino，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取代 1980 年代对左派教会组织的支持，对今日菲律宾政局的介入愈益加深 。
如此新旧寡头操纵的背景下，抗争运动或者抗争民众的主体到底是谁，他们能否真正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只有在街头还是必须同时通过政治协商，来确保自身的利益与运动的自主？这些都是困扰人民力量II的问题，后来同样困扰着人们对泰国红衫军运动的思考，影响人们对东南亚国家底层民众与中产阶级关系的判断，影响人们对这些地区抗争运动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理解。
中产阶级和新技术让转型过程增加变数
尽管如此，在人民力量II的行动中，通过通讯和传播工具，菲律宾中产阶级却“自组织”地获得了新的主体性。
在 2001 年 1 月 16 日到 20 日的抗议中，他们展现了新的动员能力。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拉斐尔观察到，“当支持埃斯特拉达的参议员突然中止了弹劾程序后，反对派领袖用手机传播短信，二十五分钟内两万人聚集在EDSA大道”。到 2001 年，七千万菲律宾人口中有五百万人拥有手机，每天发送大约七千万条手机短信，主要集中在马尼拉这样的大都会地区，而当时电脑的普及率只有 1% ，而 40% 的人口仍然处于每天收入一美元的贫困线下。手机成为菲律宾21世纪初城市中产阶级新的交流工具，也成为新的抗争动员方式。 连续四天的抗议经历了军事镇压的威胁、红衣主教辛（Sin）的公开反对、全国总罢工的呼吁、政客们在 19 日晚的彻夜协商，最终以 20 日上午最高法官戴维(Hilarion Davide)授权副总统阿罗约为新总统而告结束。
在反对与支持埃斯特拉达的两支运动交错对抗的过程中，尽管教会姿态鲜明，不同立场公民社会组织显然都被政治角力的双方充分利用，反对埃斯特拉达的人民力量II的抗争烈度本来不高，看似也难以持续，却基于手机短信传播和动员的灵活而支撑下来，贯穿了 EDSA 上聚集的抗议人群和政客们的协商，化解了与国家暴力对抗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著名互联网专家霍华德·莱金将人民力量II称为“精灵暴民”，代表正在出现的社会革命，堪称 2001 年人民力量II运动最有价值的收获。
相比 1986 年的“社会革命缺位”，菲律宾中产阶级或市民社会的抗争运动同样没有改变阶级结构，却因为手机传播的自我应用而“进化”，被赋予社会革命的意涵。因为短信可能以到达未知远端的方式聚拢超越社会时空分隔的暴民，而面对这种小群体之间相互联络而汇成大规模“暴民”，传统城市规划和公安再难以控制。对于抗争运动本身，也无需主教大人的召唤或者严密组织的动员，一个普通 NGO 领袖连通一群跟随者，就可能随时召集起超乎意料规模的精灵暴民们，比如“迈克大哥”弗拉德发起 2000 年 11 月 11 日的百万人示威。较之泰国红衫军前例的边陲农众占领曼谷市中心、而自我赋予的激进性，“EDSA Dos”竟然因为抗议群众相互间传播、连接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相对传统抗争运动的革命性，“精灵暴民”大概才是真正的人民力量，也通过人民力量的重复而让“人民力量”成为一种公民抵抗的经典样式。
这或许是行动本身获得普遍性的路径之一，更是菲律宾各社会阶级，包括广大农众重新获得主体性，摆脱或者抗争保守政治威权，重构政治生活新的主体间性的新契机，而无论威权来自国家暴力的威慑还是来自农村与城市、阶级与贫富的分隔，或者来自寡头政治，比如早已从解放运动转向合作的教会或菲共的操纵。
对于后者，抗争与威权的对峙可能仍然在街头，却可能更经常地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空间。尤其当互联网 Web 2.0 的应用更进一步取代手机网络，那么，无需组织，无需中心化网络，无需占领中央广场，甚至无需占领街头，是否也可能从互联网随时产生“精灵暴民2.0”？这是摆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公民社会面前的契机。人民力量 II ，如同 1898 年菲律宾独立运动的示范效应，再度对东南亚 21 世纪抗争运动的发展和样式具有重要的启示。
放在全球民主转型的大视野中，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回顾 1898 年以来东南亚一个世纪的抗争运动史，从菲律宾 1898 年的独立运动到 2001 年的人民力量 II ，从跨“冷战”前后的东帝汶到泰国 2010 年的红衫军运动，从新马地区的华人会党到马共游击队，从佛教入世运动到菲律宾人民力量中天主教会的领导，大致包含民族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民主运动等主要的抗争形态，也有共产主义（毛主义）游击战的极端形态，以及街头抗争等社会运动的一般形态。甚至连 19 世纪新马华人会党抗争这样的原始形态，也可从中找到与历时一个世纪的各种现代抗争运动的关联，如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马共抗日和在马来联邦内争取政治承认的游击战直至今天马来西亚境内的人权斗争等；并可以将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而表面上极具地方性的间断抗争运动，转变为今日公民社会理论强调的跨国抗争网络或者全球民主的一部分。
随着东南亚地区卷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繁荣和社会交流所带来的社会复杂性加深，公民社会的引入与本土对日常生活威权化的反抗迅速结合，形成东南亚此起彼伏的抗争政治潮流。与冷战后 1990 年代出现的、标志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走向终结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浪潮相比，这一新的政治潮流以全球化浪潮催生的新兴中产阶级为主体，通过“自中而上的”、以社会运动为主的各种抗争方式进行直接民主的参与，同时从威权体制的内部和外部推动着该地区的民主化，它与全球民主紧密相联。
理解这一抗争民主如何存在于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威权与民主创新的紧张与冲突之中，才能理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何在东南亚趋向终结，才能理解去民主化的威权亚洲的现状和未来。
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威权还是抗争的普世主义诉求，都凸显其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即威权与抗争的冲突。换言之，今日东南亚的抗争民主潮流大可以追溯到民族主义革命和“冷战”时期，但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展现其新的普世主义主体性，俨然从威权阵营内部汇聚并呼应了基于全球公民社会网络的全球民主，并且以反全球化运动的姿态继续其与全球化运动所代表的新威权的抗争。这会是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腹心生成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即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开端吗？
威权主义为什么在亚洲是一个摆脱不掉的存在？
然而，第四波民主化的先声是否意味着国家暴力乃至国家的消亡？巴特尔松和斯金纳等人的悲观很能说明抗争民主面临的严酷现实。即使在最激烈的国家主义批判者看来，“冷战”后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带来一场新自由主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体制，迫使各国政府向货物和资本流动开放边界，并且相互合作。
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主权基金。东南亚的新威权主义对此发展较早、较成熟，从一个隐秘的侧面凸显新威权主义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的紧密合作关系，与所谓民主基金会(简称NED)资助的“伪公民社会”正好形成一个对照。
结果，去政治化的“治理”与治理基础上的全球合作，替换了要求那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幸存的威权国家的民主化任务，而在不少后共转型国家却“选举主义”至上，表面的民主制度难以阻止“选举威权”的泛滥和治理的恶化。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孑遗的威权国家因为治理的改善而被挽救，威权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的帮助下得到巩固，然后一个“新威权主义”国家的俱乐部俨然成形。“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08 年 1 月的评估发现，自 1994 年以来世界的自由指数第一次出现连续两年净下降，这大概便是拉里·戴蒙德最近十年来一再警告全球民主倒退，而威权俱乐部却不断壮大的原因吧。
在东南亚，新威权主义的情形更为严重，甚至在民主化最早的菲律宾，人民对民主的信心都开始下降。“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对公共舆论的调查发现，从 2001 年到 2005 年，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制度的民众比率从 64% 跌落到 51% 。
威权的保护伞首先是东盟，而不是“冷战”期间出于“冷战”的地缘政治考量，去庇护那些所谓“民主典范”的威权国家的美国。在东盟这个国家间的“复合多边体”(complex multilateralism) 范围内，东盟几乎属于全球化秩序的一个忠实代理人，陈旧民族国家观念的守护人，对普世价值或者干预国家内政丝毫不感兴趣。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地方抗争运动为东盟以及东盟成员国漠视；到了最近几年，东盟机构才开始吸收社会组织参与东盟某些层级的会议咨询和讨论。
但是，东南亚威权真正的保护伞仍然来自东盟以外的地区大国，来自该地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和参与者即东盟峰会“10+3”模式内的东亚三国，尤其是其中之一的晚期威权主义国家。向东南亚输出威权、廉价工业品和基础设施、并进口原材料是这个新兴大国保持其全球化地位、扩大地区影响力、维持国内威权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该国的大力帮助下，像缅甸军政府这样受到国际社会唾弃的反民主政权才可能长期存在，就部分因为新威权俱乐部的扩大无疑有助于减轻深受全球民主、颜色革命冲击的晚期威权大国的国际压力。
而晚期威权主义作为全球性新威权主义上升运动中的东亚特例，与东南亚的持久威权类似，其威权体制的韧性也并不具有任何理论上的新意，例如，诺德林格早在对 1970 、 1980 年代东南亚军人政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就提出了韧性(resilience)的概念，而当下的晚期威权主义则因深刻融入并受益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而增强了自身组织的持续性和威权的制度整合能力，只要在可预期的未来，抗争运动没有基本的合法空间或形式民主与之对抗，如摩尔多瓦和伊朗的选举机会可资利用，那么，强化的威权还将长期存续。
公民社会的缺失，是亚洲宿命的根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其内部抗争运动的崛起作为全球性抗争运动的一部分，从社会的国家主导型(state-led society)开始转变为形成中的公民社会，而且这样一个过程是自创生的，从而改变了威权的性质。即便如缅甸这般高度威权政权治下，也能发生“缓性群众” 的静默洪流和人民力量模式的“番红花革命”，且在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冲击下，其威权统治已经松动。
这个背景下，全球民主或者整个抗争运动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最广泛意义上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其中存在大量的表面重合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像联合国的许多机构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反对另一个联合国机构世贸组织(WTO)一样。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所谓全球的地方性反抗才有意义，它们都属于一场全球性运动，是（全球）社会对国家的抗争，而不是所谓分散的地方性运动，因为只有民族国家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才显示出威权主义的地方性。
东南亚的抗争民主，因为身处新威权俱乐部的中心地带而更具前线的紧张，却也已经开始改变东南亚的威权态势，犹如晚期威权主义的扩散。虽然威权政权还将在可预期的未来继续维持，并且借由多重叠加的“复合多边体”的地区性威权制度和威权俱乐部的巩固而加强，但是威权的性质——威权主义的国家或社会关系即强制分区对体制民主的垄断和操纵，对大众的去政治化，对政治异见的隔离——已经被各种形态的抗争民主所改变。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大概是新世纪伊始的 2000 年至 2001 年爆发的菲律宾人民力量 II 行动和 2001 年兴起的马来西亚反内安法运动，这些运动其渊源和网络都可以追溯到“冷战”期间、甚至可追溯至一百多年前的抗争民主。这些地区的其他抗争运动间断性地穿透和暴露表面民主背后的“持久不平等”和国家暴力的滥用，成为检验所有表面民主的试金石。
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正在促进传播网络、行动网络和抗争行动三者合一，而成就为新兴的网络政治，大大扩展了“自中而上”的抗争民主方向，可能将所有的“地方性抗争”融入全球范围的抗争民主网络，可能实时地将威权社会内部的日常生活空间政治化和异见化，加速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整合。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促进自创生的的抗争政治 向更自发、更灵活、更激进、更频繁的方向发展。
如缅甸 2007 年的“番红花革命” 、 2009 年 4 月和 6 月先后发生在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推特革命”展示的 Web 2.0 时代的“人民力量2.0”，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地方区隔（治格）的巩固，全球公民可能利用互联网 Web 2.0 形成的新型信任网络，组成高流动性的“精灵暴民”和“推特异见群”(twittering dissidents)，穿透民族国家的威权性分区和去政治化特别是地方性的“硅幕”，从而推动自已经死亡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内部成长起来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
（注：本文是作者吴强《现代性的反抗：东南亚的抗争运动，1898-2011》一书（即出）的部分内容。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推荐书单
1. 《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这本书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衍德写作的一本有关东南亚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的著作。
他觉得， 从民族主义的发展来看，东南亚经历了从民族解放运动到民族分裂运动的变化。从族际关系的演变来看，东南亚民族之间的相处大都经历了对抗、适应到融合的过程。从民族经济的发育成长来看，东南亚经历了殖民地受压制时期、独立后的发展时期和全球化时代的起伏跌宕时期。从民族文化的变迁来看，出现了各民族文化既融合又并存的复杂局面。
其中，关于菲律宾的一篇名为《亚洲觉醒的先声：菲律宾 1896 年革命及其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可直接阅读。
2. The Politics of NGOs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ipation and Protest in the Philippines
这本书追溯了 NGO 在菲律宾的历史，并具体分析了 NGO 在推动菲律宾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策略，以及和宗教、国外等因素的互动。
作者 Gerard Clarke 是英国斯望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 的教师，专注研究菲律宾的公民社会。除了 The Politics of NGOs in Southeast Asia 之外，他最近一部有关的书是 Civil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olicy Debates ，也可一读。
3.Organizing for Democracy : NGOs, Civil Society, and the Philippine State
与 Gerard Clarke 的两本书类似，这本文集也是从公民社会角度探讨菲律宾的民主转型历程，也可供参考。
4. A Handbook of Terrorism and Insurgency in Southeast Asia
“911”之后，东南亚地区就被美国看作是反恐战争的“第二前线”（second front）。这本文集试图解释东南亚恐怖主义和叛乱 问题的深层复杂性，揭示出其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根源。
编者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副教授 Andrew T.H. Tan 。
5.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
这本书是对亚洲公民社会与政治变革之间关系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在作者看来，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某些公民社会组织支持民主，但另一些公民社会组织有可能破坏民主。此外，该研究认为，虽然公民社会是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民主转型和巩固也取决于有效政党、立法机构和国家机构的发展。
6. In the Name of Civil Society: From Free Election Movements to People Power in the Philippines
这是一本从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角度，详细讲述菲律宾转型历程的专著。作者是牛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 Eva-Lotta E. Hedman 。
7.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美国科学家 Howard Rheingold 曾因 1993 年最早提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共同体”闻名于世。“精灵暴民”(Smart Mobs) 则是他又一推崇的概念。它指通过数字通讯技术使其协调和沟通能力得到增强的群体，他们以快速动员而著称。 Howard Rheingold 觉得，“精灵暴民”的出现意味着下一次社会革命的来临。
互联网和无线通讯的进步，使得社会运动有了新的形式，他们开始使用手机和街头示威的直接民主压力 ，这也是新一波的政治潮流。
（注：每本书的具体介绍由编者所加，不代表本文作者观点。）
本系列其他文章，请点击“阅读原文”。
双 11 买了堆用不着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无意义的购物欲，又能怎么对抗它？ | Hack Your Life
阿里文娱成立一年就换了 CEO，阿里在电商之外的新业务怎么样了？
白酒行业努力推广“青春小酒”，但要自我革新，现在看来还是太难了
- 关注好奇心研究所，与有气质的你共勉高尚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