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是科幻，谈的是公正和人性，作家兼译者刘宇昆有一场坦然的对话
刘宇昆给人最直接的感觉是坦然。而坦然是一种美德。
2015 年 8 月，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了科幻小说界最高荣誉之一的雨果奖，但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Spokane）的颁奖现场，领奖的并不是刘慈欣本人，而是《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
第二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也获得了雨果奖。译者同样是刘宇昆。
这两件事使刘宇昆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关注。一些人认为，《三体》和《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刘宇昆优秀的翻译，甚至有人称“中国和世界顶级科幻的差距，不在于几个刘慈欣，只在一个刘宇昆而已。”
但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刘宇昆称，完全不同意这类说法。“因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有很多，所以过分强调我对得奖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强调一种偶然性，而不是真正看到了问题的根本。”他说。
刘宇昆不仅仅是个译者，还是位出色的科幻小说家。早在刘慈欣获得雨果奖之前， 2012 年，他的短篇小说《折纸动物园》就获得了 3 项国际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大奖——雨果奖、星云奖和世界奇幻奖； 2013 年，他凭借短篇小说《物哀》再度获得了雨果奖； 2016 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折纸动物园》（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获轨迹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刘宇昆 1976 年生于甘肃兰州， 11 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是美籍华裔。他先后在哈佛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和法学专业，辅修计算机课程。全职写作前，他做过微软的软件工程师、联邦法院的法官助理、波士顿一家大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以及知识产权诉讼顾问等多个职业，业余时间（常常在通勤列车上）从事小说创作。“因为时间不够用”，他今年才刚刚转为全职写作。
刘宇昆以中国移民的身份写作。虽然刘宇昆称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但如果你读过他的小说，肯定会发现他关注的常常都是历史、国家、民族、公正和亲情等严肃话题。
比如他之前的小说《终结历史之人》就讲述了华裔历史学家魏博士在妻子、日裔物理学家桐野明美的帮助下，用量子物理技术直接目击 1940 年侵华日军 731 部队的暴行的故事。因为题材“敏感”，这篇小说多次被美国的编辑退稿，最后只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杂志上发表”，“可能只有二十多个人看过”。
但刘宇昆认为，自己和《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类似，都觉得自己对历史有责任。“我觉得历史是真实，是正义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你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放弃掉，就算是所有人都说，你不应该提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应该提。因为你和正义是站在一方面的，一定要弄出来。”刘宇昆对《好奇心日报》说。
而正是因为关注公正，他才选择当了 3 年软件工程师后，重回哈佛学习法律，试图“改变不公平法约”。此前，他因为“签的合同不好”，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自己小公司的关闭。
最近，他的“蒲公英王朝”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将在内地出版。这部已经写了 7 年的长篇奇幻小说系列，前两部英文版已经出版，内容是重构楚汉相争。
刘宇昆要处理的话题相当宏大：“历史的权力不平衡在小说中应该多大程度上被复制？”“一个国家、民族的神话怎么来的？”“把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情如何结合起来？”
他说他讨厌那种所谓用中国背景来写的奇幻小说，因为那不过是对刻板印象的搬运，在这一点上，欧洲同样如此。“皇帝是暴君，然后人人都是受压迫，有一些龙也是怪兽。”他要做的，是把自己对东方文化的感情和西方文化的感情结合在一起。
创作“蒲公英王朝”三部曲之前，刘宇昆一直写的都是短篇小说。对于长短篇之间的区别，他给我们打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短篇小说就像是蚊子一样，而长篇小说是大象。这两个是身体结构不同的生物。你不能把一个蚊子放大成大象，那样子蚊子是活不了的。第一是没有骨架。另外一个是因为蚊子是昆虫。它们没有呼吸系统，放到那么大的话，憋都憋死了。”
另一个是，“写短篇，你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脑子里头，叫 RAM，Random-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长篇是不可能的，你要不断地把它存储到硬盘上，再拿回来。”
今年 9 月，刘宇昆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选集《奇点遗民》。书里的 22 篇小说是从他迄今发表过的超过 130 篇短篇小说中精选而来，集中体现了他的小说关注家庭和个人情感的特色。
“刘宇昆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在科幻小说领域，很少有作者写这么多情感生活的画面。他的小说经常描写家庭：夫妻之间的亲密和隔阂、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不理解、情侣之间的爱，所有这些我们日日所见的画面和关系，都成了小说讨论的重要主题。” 郝景芳在《奇点遗民》的序言中写道。
Q=Qdaily
L=刘宇昆
科幻小说的中心还是人性
Q：我在读《奇点遗民》的时候，发现好几篇小说里（比如《爱的算法》《迦太基玫瑰》《世外桃源》），故事的叙事者——即第一人称“我”——都是女性。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你觉得这样的方式会给你的写作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L：我觉得没什么不一样，都是人。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带入其他角色的视角，然后看他们怎样看待世界。我写的主人公都和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奇妙的事情。
看书就是想过一个和你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写书也是想体会一下和你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写作的时候就是写一些和我自己不一样的人。这就是想象力的一种吸引力。我们为什么要看小说？就是想活得更充分一点。
Q：能具体讲讲你的科幻创作的审美观吗？
L：我不太喜欢讲这种太高大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我写的东西是给人看的。我写的小说都是我喜欢讲的故事，但是别人没有写。我没有看到别人写，所以我来写。
我的想法就是，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种情感，这是我觉得值得重视人性一部分，所以我就写一篇小说来探索人性在技术放大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地方是永恒的而不改变的？
科幻小说的中心还是人性。因为不管怎么样探索，其实技术方面的元素在科幻小说里头只不过是一种比喻。我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就是，用科学技术发展的语言和假设来探索人性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是可以改进的？什么地方是不可改变的？什么地方是比较值得推崇的？什么地方是值得要批评的？我把人性在科幻技术下的放大来看，去探索人性。这是我想写的一个东西。
Q：探索人性是很多小说家都在做的一件事，但是你选择的主题，正如郝景芳在序言中提到的，其实更关注情感和家庭的维度。这是你有意选择，也是自己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吗？
L：也不是有意选择。这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有意选择好像是一个作家有一个很大很高的目标。我没有。我就是写我自己想看的小说，然后希望其他的读者也喜欢。
我觉得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和读者在一个奇妙的媒介上，能够两个想法、两个思维合在一起。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想的故事是在我脑子里想出来的，没有人看得到，我把它换成语言，然后耿辉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有中文读者看了以后又把这些符号变换成他们自己脑子里的景象。如果那些景象和我的景象居然有相似之处，然后读者看着我写的喜欢的小说，然后又觉得很喜欢的话。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奇妙很科幻的事情。我也喜欢有这种感觉。
Q：但家庭和亲情关系其实是你非常在意的一个方面？
L：对。我觉得我不喜欢一些小说，就是因为，特别是在美国，西方环境下，爱情变成最重要的感情。所有的小说都是讲爱情。我觉得一个人其他的感情也很重要，（比如）和朋友的感情，和父母、祖父母（的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我觉得都很重要。
相比文化冲突，更强调文化融合和演变
Q：从文化角度来看，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对你的写作分别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L：美国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海，可以融入各种各样的小河。大家都是从世界各地过来，然后把它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带入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我是在中国出生。我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带来的，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不觉得所谓美国和中国文化这种分别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自己的文化是我个人的文化，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我在写的时候，作为一个美国人来写，就把它变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我更加喜欢说，美国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个文化可以融入各种从别的地方来的文化。这些文化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既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美国文化。每个人把自己说是美国人的同时，也把文化改变了。美国文化是不断改变的文化，这才是它生命力强的地方。
有的时候，人特别强调文化冲突的部分，但是在我看来，不是文化冲突，而是文化融合和演变的部分。如果读者能够看到我的东西，觉得这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也是中国文化在海外演变的一种表现。那我就觉得很高兴，也是很奇妙的事情。
Q：你怎么看文学传统这种东西？
L：我以前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我自己写的东西是英美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特别是在美国，很有活力，然后有很多的空间让不同的作者来发展，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大师在我前面给我打开了一条路。我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地方不可以走。我就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地方，来开我自己的新空间。
Q：有一个文学教授叫哈罗德·布罗姆，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影响的焦虑”。你有“影响的焦虑”吗？
L：有。比方说我的长篇小说是奇幻小说。因为是长篇奇幻，不管你是写什么样风格的长篇奇幻小说，你总是在托尔金影子里头在写。因为《指环王》太有名气了，太厉害了。那是整个类型文学的鼻祖。
所以我的焦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写得让大家知道，我并不是模仿他的写法或者是在他的影子里来写。当然，他的影子也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影子就没有这块地盘。所以这种事情是很焦虑的。因为你同时要明白前辈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要和他写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来。这个事是很困难的。
我的小说，除了感情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公正的追求
Q：你在之前的采访中说，你要面对的难题之一是“历史的权力不平衡在小说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复制”。最后，你决定把你的故事“作为一个为了建立更加正义的社会而发起反叛和革命的宏大叙述的开篇”。能分享一下你解决这个难题的具体想法吗？
L：历史上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历史也是一种技术的历史。看历史的话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政治上的变革。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决策技术的改变。因为政治说穿了就是一种集体决策的一些技术表现而已，像国会、议会、皇帝、国王、法庭、陪审团这些东西。其实每一个都是一种技术性的发明，每一个都是对如何做更公平、更正义的集体决策有推进作用。然后我的想法就是说，能不能够从历史作为出发点，写一篇奇幻小说和历史的脚步走得不一样。写出一个怎么样在奇幻的世界背景下发明出新的集体决策技术的演化历史？
Q：这牵扯出来一个话题。我感觉你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正义”这个主题，它在你的创作中居于什么地位？它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吗？
L：我自己觉得很重要。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人类认为比较重要的价值之一。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好像就有一种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我的小说里头，如果说除了家庭和个人的感情之外，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人类对于公正的追求。因为我觉得那种对于浩然正气的威尊感是全世界各个文明都有的。
Q：延伸开来，你怎么看待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实中常常有大量的不公正，比如你翻译的《北京折叠》恰好就是关注这种不公正的小说。
L：我觉得小说不是论文，也不是那种辩论文。你要写辩论文章的话，像个独木桥一样，读者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按照你的思路往下走。因为你的意思就是要让他们理解，得到一个特别的结论。
小说不一样。小说如果你写成这样子的话，没有人会看的。小说的故事其实是你作为作者和读者一起修起来的。读者看了我的文字，然后在自己脑子里修建出来的世界。所以你创造的环境一定要对读者来说很舒适，很宽松，可以让读者自己去探索，很大空间。如果你写成像独木桥一样的话，那读者就觉得有种窒息的感觉，没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在现实批判这方面，小说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小说能做到一些辩论文做不到的东西。小说可以给你一种感情上，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理解。而一般来说，在辩论里头，很难能写出这种同感，叫 empathy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小说来反映这种事情，在情感上可以对不公正有些表达，但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得到自己的结论。
Q：为什么你对历史如此感兴趣？你的历史观又是什么？它对你的小说有什么影响？
L：我没有什么很高的历史观，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美国精神一个表现。因为美国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他们喜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们喜欢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如果别人都说别提这事，肯定有美国人站出来，我偏要提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写的也就是这种结果。
就像张纯如出书（指《南京大屠杀》）以后，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提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处，过去的就忘掉它好了。但是她说，我就是要提。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历史是真实，是正义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你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放弃掉，就算是所有人都说，你不应该提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应该提，因为你和正义是站在一方面的，一定要弄出来。
而且历史对于现在和通向未来都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不公平的，很多的人有更多的权力，很多的国家和民族有更多的权力，而其他的人、国家和民族没有这些权力。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要看到历史才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历史造成的，是历史上的不公平带来今天这个结果。你要是不懂的话，就不懂为什么有的人会很幸运，有的人不幸？因为经常有人说，你看那些人为什么不努力？但其实那些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作为历史幸运的人——所得到的各种各样好的机遇。
而且这样子想下去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未来要变得更公平、更公正的话，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不公平？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理解历史，我才会有一种感觉，从未来走不同的路，或者说是知道历史上看的一些趋势和一些 pattern ，为什么会有不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可以避免走同样的路，希望把未来变得更好，变得更公正。
中国科幻一样不要刻板印象
Q：在你看来，相比美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和市场，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和市场存在什么问题？
L：第一，我不是中国科幻专家，我看的其实并不是很多。我比绝大多数美国读者看的要多得多，但是比起真正的中国科幻迷，我看得很少，所以我对中国科幻理解是很浅的。但是我认识很多科幻圈的朋友，也知道一些和他们谈话的感觉。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科幻作者还是不够多，而且作者团体比较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在美国，你可以看到从各个社会阶层来的不同的科幻作家，而在中国，科幻作家好像一般来说，都是从很好的大学毕业，然后做很好的工作，那种很需要现代化知识的工作，所以可能视觉（野）比较窄一些，不是能够全面覆盖社会。
Q：你之前提到“科幻之所以在英美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与西方人持续面对的多文化、多族群接触问题有关，他们一直必须思考如何面对外星人。科幻中的外星文明叙事，可以看成这种社会心态在文学上的映射。”但放在中国，似乎就没有这样突出的语境，这是不是也是中国科幻在中国文学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原因之一？
L：这倒是有趣。我还没想过这样的问题。在我眼里看来，中国也是一个有很多族群，有很多不同之处的地方。因为中国有 56 个民族，这还只是官方分的，其实你要真正算的话，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族群，而且近代中国和外国文化的激发和机会很多。你看现在中国文化里头，我们日常在中文谈话的时候，如果谈到一些和现代有关系的东西，像是社会学或者经济学或者是物理化学这些东西，据我所知，很大一部分的词汇都是从日本那边借鉴过来的，而不是中文本土产生的词汇，所以在很大的情况下，中国近代史就是和外星人影射的来交合的一个过程。你要这样说的话，可能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适合来做科幻。我是这么觉得，可能我说的不太对。
Q：但最后没有，可能有一些现实的原因。
L：（笑），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西方作家特别喜欢用中国历史来说事情。他们特别喜欢说，你看，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动荡，好不容易才有一个朝代，然后马上就乱起来了，然后又一个朝代，又乱起来了。他们说，这肯定是为什么大刘在《三体》里头有那种乱纪元、恒纪元。
我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头，不是很科学。你要看世界历史的话，你看埃及、看欧洲、看北美，哪个国家的历史不是这样子的？动荡和稳定是交互而来，只不过是你们对中国有这种刻板印象，所以经常说“因为中国的历史特别动荡，所以中国才特别喜欢集权”。
所以我说，我不太喜欢用这种文化的，广义的刻板印象来定义一个作家应该怎么写或者一个国家的科幻应该怎么理解？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之间的差别比所谓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别要大得多。我更加希望看到每个作家自己的作品，然后让他用这个作品来说话，探索这一个作品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样子，而不是每次都把它上升到中国文化是怎么样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些其他
Q：虽然《北京折叠》和《三体》都获得了雨果奖，但两者在国内读者的评价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我看很多人都批评《北京折叠》写得不好，说它得奖是因为迎合了美国人对中国阶层固化的想象。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L：这我完全不同意。我是很喜欢景芳的文字和作品。我一般选择翻译作品，是要看我看完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在看完了 24、48 小时之后，还能想起这个作品。因为很多小说，你看了以后，马上就忘掉了，根本就没有想起来。但是一个作品，在过去两三天之后，你还不断地在想它，那肯定这个作品有它的独特之处。
《北京折叠》就是这样的作品。我看了以后，一直在想这个作品，觉得这个作品值得翻译，有它的独特之处。至于得奖不得奖和为什么会有人给它奖？我不是这些投票人，我不太喜欢揣摩他们怎么想，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北京折叠》讲的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在高度自动化、高度机器人开始参与生产的时代，我们那些操作基础的、一般的、重复性的、枯燥工作的工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北京折叠》写的故事是对全球都有影响的故事。我不知道读者怎么想，我也不知道投票的人怎么想，但这是我自己为什么觉得这个作品很有意义。
Q：作为一个译者，你的翻译观或者翻译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看你之前好像有个说法叫，尽量少打乱作者的原文，另外是避免神秘化。能具体讲讲吗？
L：不是尽量少打搅作者的原文。因为你在翻译不同语言中，有的时候确实是要改变人们的写法……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作者，所以我知道有些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你有特别想要读者感受到的这种感觉。我的看法是，如果说一个作者的写法我可以看出来是为了给读者一个特别的感受的话，我希望尽量能够保证这样同样的感受在新的读者的心里。
另外一个原则我就是觉得，因为西方对中方有很多刻板印象，能够翻译的过程就尽量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话最好。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翻译，对中文人物的名字特别感兴趣。中文的名字要翻译成对英文读者有意思、有意义的这种翻译法。其实在西方人看来，特别可笑，有一种像是在写奇幻小说的那种感觉。我尽量避免那一种做法。
Q：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L：唯一的建议就是，多玩儿……多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干一点有热情的事情，因为总会有机会来的，而不是去做你觉得枯燥的事情。
Q：你对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忠告或者特别担忧的事情？
L：我们每个人都有对社会的看法，看社会上什么东西最危险，什么东西最值得珍惜。我觉得这种多元化，正是我们社会最强调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想，自己去探索，自己来决定什么东西是危险的，什么东西是需要维持的。
（记者魏倩对此文亦有贡献）
题图为刘宇昆，© Lisa Tang Liu，来自：个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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