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人类也不是那么独一无二的生物
证据显示，原始低等且脑容量很小的纳勒迪人便已经开始为逝者举办葬礼。这表明象征性行为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
佩吉·麦迪逊（Paige Madison）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在读博士。她专门研究古人类学、尼安德特人、南方古猿和弗洛勒斯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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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南非洞穴内很深位置的斗室地下挖掘出一批神秘的骨骼，彻底挑战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一个双足猿种群发展进化成为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物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类”）过程的了解与认知。这批骨骼化石出土于 2013 年，很快专家便发现它们属于一个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新物种。这种此后被命名为纳勒迪人（Homo naledi）的物种身上存在出人意料的现象：既有现代元素，又有原始特征（比如脑容量相当小）。不过纳勒迪人最让人震惊的不是出土的骨骼，而是遗骸的长眠之处。
发现骨骼的斗室距离洞穴入口很远，只有经过一条狭窄崎岖且伸手不见五指的通路才能到达。科学家认为早在很久之前这个斗室便处于难以到达的位置。为了进入斗室，当时的人们需要先垂直爬上一段距离，然后再贴着地匍匐前行，最后再艰难挤过一段只有 20 厘米宽的地方。如此来看，这个斗室不太可能是纳勒迪人的居住地，大量纳勒迪人在此结束生命也绝非偶然现象。洞穴和斗室的细节让研究团队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假设：虽然脑容量很小，但纳勒迪人还是学会了专门埋葬逝者。研究人员表示，洞穴深处的斗室其实是纳勒迪人的墓地。
对人类学家来说，丧葬仪式在追溯人类独特性（尤其是具备象征性思维）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象征性思维让我们有能力超越现在，铭记过去和展望未来。有了象征性思维，我们才能想象创造，才能以对地球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改变周围的世界。语言的使用是这种抽象思维的典型表现，但研究语言发展历史却极为困难——毕竟语言不会变成化石深埋地下。葬礼则不同，逝者的骨骼给了我们追溯过往的钥匙。
葬礼用确凿的实物证据记录了人类精神层面上一种颇有意义的行为。通过葬礼，科学家能够追溯信仰、价值观和其他复杂理念等独属于人类思维成果的出现过程。毫无疑问，智人（Homo sapiens）与任何目前仍存活于地球上的物种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可是，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与其他物种存在区别？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
人类身上存在一个悖论：我们与其他物种不同，但却又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物种一同经过漫漫进化之路才走到了现在。为了证明我们的与众不同，人类学家将目标缩小到一个人类独有的特征身上：抽象思维能力。面对不在眼前的东西，我们能对其展开想象并与他人进行交流。科学家表示，这种复杂的认知过程与单纯针对周围食物或者迫切危险展开的简单原始交流之间有着显著区别。
人类使用象征符号来交流和传达抽象的思维和理念。我们为不具有实用性的物品赋予意义，比如艺术品和珠宝就承载了关于信仰、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的概念。同样，葬礼仪式也是体现象征性思维的典型案例。它是人们深思熟虑之后对逝者的处理方案，集中表现了很多不同的理念。悼念逝者既包括铭记过去，也包括展望未来——毕竟每个人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离开人世。科学家认为，抽象思维极其复杂，只有我们人类才具备这种思考能力。
科学家推测称，只有现代人类才会举行葬礼仪式，或许与现代人类最接近的其他人属物种也有存在举行葬礼的行为。可是考古证据显示，原始低等且脑容量很小的纳勒迪人可能也会为逝者精心策划葬礼。这不仅挑战了我们对葬礼行为发展时间线的认知，还打乱了我们对现代人类与原始人之间差异的传统认知。与此同时，我们对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之间差异的看法也受到了影响。
对人类而言，死亡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过程。世界各地的文化都用典礼和仪式向逝者表示尊敬，传递出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抽象理念。人类学家从 19 世纪开始研究葬礼仪式，希望借此了解其他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理念。研究过程中，从未有人想到其他物种——甚至其他种族的古人类（包括人属物种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南方古猿和其他近亲属生物）——也存在类似的行为。我们一直以为，只有具备抽象思维的人类才能为死亡赋予深厚的含义。
在进化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上，人类开始为逝者举办葬礼。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看，葬礼上的各种颂歌和舞蹈没有留下太多可供我们探索研究的痕迹。因此，科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能反映葬礼的出土文物，希望借此追溯葬礼的发展历程。纳勒迪人的遗骸的出现很快就给传统观点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它表明，葬礼可能压根就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习俗。
1908 年，人们在法国圣沙拜尔（La Chapelle-aux-Saints）附近发现了一具相当完整的穴居人（Neanderthal）遗骸。此后，第一次关于非人类生物也会埋葬逝者的争论爆发。仔细对穴居人骸骨进行分析之后，考古学家认为这具遗骸显然是被有意埋葬于地下。考古学家认为，其他穴居人挖掘出一座墓穴，然后将死者以胎儿的姿势放入其中，最后再将墓穴入口安全的掩盖封存好。很多同时代的科学家对这种解释半信半疑，有的人甚至压根不认可考古证据的证明力。此后，仍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二十世纪早期的发掘技术太过落后，因此出土的考古证据不足以支撑如此强力彻底的结论。直到今天，这场由法国圣沙拜尔穴居人葬礼引发的争议还在继续。
人们对古人类葬礼仪式的争论由穴居人——也就是如今所谓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而起。1856 年，考古学者在德国的尼安德特河谷（Neandertal valley）发现了首个尼安德特人化石。从那之后，这个物种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便一直非常模糊。尼安德特人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在生物谱系树上，有人将尼安德特人置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位置。不过，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和挑战。
第一个尼安德特人化石出土之后的一个世纪之内，人们一直将其认定为高度进化的非人类生物。我们着重强调尼安德特人原始的一面，因此大众印象中的尼安德特人就是不能完全站直的野兽。但是近些年来，人们对尼安德特人的看法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部分科学家称，尼安德特人与人类非常接近，因为他们的服装和帽子与今天并无太大区别，即使放到大庭广众之下也不会引起注意。同样，人们对尼安德特人葬礼的争论也一直出现反转。有时，对尼安德特人拥有葬礼仪式持否定观点科学家会指责持肯定观点的科学家，认为他们给人类“表亲”赋予了太多人性因素；有时候，对尼安德特人拥有葬礼仪式持肯定观点的科学家又说持否定观点的科学家太过轻视尼安德特人身上的人性。
1960 年，考古学家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洞穴（Shanidar cave）内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骸骨表明，试图根据残缺不全的骨骼中猜想尼安德特人具有葬礼以及理解尼安德特人的认知过程其实是很危险的。研究沙尼达尔洞穴出土的化石之后，科学家发现许多尼安德特人墓葬存在的证据。其中一个墓葬似乎尤其引人注目：取自沙尼达尔四号尼安德特人（Shanidar IV）周围区域的土壤样本存在花粉的痕迹。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专家、发掘团队的带头人拉尔夫·索莱茨基（Ralph Solecki）认为，花粉的存在证明尼安德特人埋葬同类时会在墓穴内洒满五颜六色的花朵。这个习惯与现代人类非常相似。
在索莱茨基看来，“花葬”表明尼安德特人已经具备欣赏美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首次发现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也具备审美能力。他认为，科学家再也不能否认尼安德特人“的确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感知能力”。但索莱茨基的观点很快失去说服力：研究发现，沙尼达尔四号尼安德特人周围的花粉其实是由穴居啮齿类动物带进来的。这些动物以独具特色的方式挖掘土壤，在此期间将花粉带到了那里。“花葬”假说的失败让科学家得到教训，从此在以有限化石证据为基础推测人类信念时更加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并未还原事实原貌，只是满足了我们美好的愿望而已。重新审视索莱茨基的错误时，后世的科学家得出一个结论：他犯下错误也许不是偶然，因为当时整个世界正笼罩在高昂的反战情绪之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反战游行人群将鲜花放在士兵的枪管内。这一幕被摄影师拍下，成了反战和反文化运动象征与标志——译注）。
如今，大部分科学家都认同尼安德特人的确会埋葬逝者——至少，有一些证据表明部分尼安德特人存在葬礼行为。于是，更令人难以解答的问题出现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尼安德特人对死亡的认识是否与现代人类相似？他们是否也会思考来世这样的抽象概念？或者说将会渐渐腐烂的尸体放在生活区域会影响日常生活，因此葬礼只是一种处理尸体的实用性解决方案？
人类学家一致认为，即便以最乐观的方式看待问题，目前的证据也很难将尼安德特人的葬礼与象征性思维联系起来。尼安德特人的墓穴中少有随葬品和其他特征明显的葬礼标志性物品。实际上，早期智人才开始慢慢形成使用随葬品和葬礼标志性物品的习惯。在没有鲜花和随葬品等明显符号性物品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尼安德特人的思维模式。
不过，认为尼安德特人因为具备象征性思维而埋葬逝者也不是太过激进的观点。他们的脑容量相当大，几乎可以和现代人类相媲美；主张他们在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具备和人类一样的复杂性也合情合理。因此即便科学家打算承认尼安德特人有资格被认定成具备葬礼仪式的物种，我们还是可以坚信一个结论：只有大脑容量达到一定水平的古人类才能具备从事这种象征性活动的能力。
纳勒迪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的大脑容量还不到现代人类的一半。我们不妨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问题：纳勒迪人使得葬礼与象征性活动之间的关联越发模糊。其实，将纳勒迪人埋葬逝者看作是出于实用主义原因而非象征主义原因更为直接合理。可纳勒迪人为何要历经千辛万苦，穿越黑暗的通道将同胞遗骸放入洞穴深处？现有的证据让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其他可能性——原始的纳勒迪人实际上能够从事复杂而具有深刻感情因素的行为。
通过挑战人们对象征性活动与遗体安置的既有观点，纳勒迪人迫使科学家重新考虑长久以来内心所坚持的推定假设和对葬礼行为的认知看法。也许葬礼仪式没有我们此前想象的那么独特，也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
即便将尼安德特人和纳勒迪人都纳入有葬礼仪式的古人类群体之中，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实际上，原以为独属于人类的行为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有体现。上世纪 60 年代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制造工具是人类独有的技能。可是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在观察中发现，黑猩猩也能改造原材料，进而制造出自己想要的工具。回应这个发现时，古道尔的导师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在电报中写道：“现在必须重新定义工具和人类的概念，否则我们便要承认黑猩猩也是人类。”
也许葬礼仪式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不存在鲜明且不可逾越的界限。随着解剖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界限其实很模糊。最近几十年中，科学家发现使“人类”具有独特性的特征其实是逐步出现，而且出现方式具有不可预知性。比如，直立行走和脑容量扩大这两种特征便是一波接一波的逐渐出现变化，有的时候甚至还会“退步”。对我们来说，祖先就好像一幅马赛克图案，混杂着现代人类与原始人类的双重特色。
也许这种马赛克式的混杂发展过程也适用于人类的行为。我们的文化——包括抽象思维和复杂的象征性活动——会不会也是一点点逐步形成，而非彻底地一步到位？
这种假设让我们对人性起源提出新的问题，促使我们在新的领域寻找证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认为，我们应该大幅度改变以往对贯穿人类进化过程中各种变迁、创新以及诞生的传统看法。他们表示，与其将人类进化看作是由大量非凡瞬间和独特变革组成的过程，不如将其定义成逐渐发展的渐进式转变。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能让我们以全新视角看待进化历史：渐进式的演化是一个漫长持续的过程，它比某些瞬间而至的突变时刻更值得关注。
主张转变思路的人类学家表示，将复杂认知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一个个具体的环节能帮我们发现更多细节，从而有机会产生全新的理解——相比于从整体角度分析进化过程而言，细化分析带来的收益更大。如果我们把复杂的葬礼仪式拆解成诸多细小的实践和认识过程，或许便能更好地理解它。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人们的葬礼行为与其他原始人（乃至亲缘关系更远的其他物种）的葬礼行为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人类学家转变之后的思路与这种认知刚好契合。最终，拆解细分的研究思维模式能让我们完成更为详细精确的跨属比较，从而使我们对其他物种和自身有更好的认识。
缺乏证据支撑但却广为人们接受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文化中的主要发展和进步是瞬间便完成的事情。如此一来，承认人类文化可能是在进步与倒退的交替过程中渐渐形成便对传统认知形成巨大冲击。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人们进化过程中几个重要的转变是同时出现的——我们仿佛经历了一个进化过程中的“创世纪”，然后一下子就变成了现代人类。就连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落入这个陷阱。在他看来，人类的直立行走、脑容量增加、双手解放以及学会使用工具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但随着越来越多证据的出现，我们发现人类进化过程的图景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用简单明了的故事就将其概述清楚。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和其他古人类的化石的出土让事情越发明了：直立行走、脑容量增加、双手解放以及学会使用工具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同阶段逐渐出现的事情。
如果纳勒迪人真的能够从事象征性行为，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科学家应该全盘否认人类具有独特性吗？部分学者早在数十年前便提出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一味探寻人类的独特性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忽视人类进化过程中细小的变化，也让我们拒绝承认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差异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远远还没到截然不同的份上。这些学者还发出警告称，定义人类独有特征的做法其实内含价值判断，实际上是让我们关注究竟什么人类特征在当下对我们比较有用。在 1979 年出版的《兽与人》（Beast and Man）一书中，道德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写道：“如果人类一定要发起一场谁更像自己的比赛，并给自己带上冠军奖牌，我想没人会站出来表示反对。但这又有什么意义？绕来绕去，这样做不过是提出一个价值判断，告诉我们人类生活中什么最重要罢了。”
了解认识人类的进化史的确是一件令人生畏之事。这是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的事情，而人类学家经常因为只关心人类的发展历史、忽略其他物种进化历史而饱受批评。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实在不可取。当然，只关心人类自身也不是没有好处：更容易看清现代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与其他物种有何不同之处。不过，认识到人类行为的马赛克式混杂性有助于我们扭转传统的思维定式。
一旦抛弃了人类具有独一无二行为的错误思想，我们或许便能认识到一个问题：我们以前太喜欢把自己看成是特殊的物种，进而导致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大家庭之间出现了疏远和嫌隙，无法看清灵长类动物的整体进化历程。2015 年，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纳勒迪人的出现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人类与其他物种和大自然之间业已破碎的关系。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战胜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承认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阿法南方古猿“露西”的骨骼化石（左），距今大约 320 万年；纳勒迪人“尼奥”的骨骼化石，距今大约 25 万年。图片版权：Wits University/John Haw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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