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出生地长乐路，吴亮成了一个多余人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 ⑭
这是继《为什么长乐路如此重要？》之后的第二篇报道。
作家吴亮曾在接受《城市中国》杂志采访时谈论“法租界”，称它“不是异国情调，不是高档品味，而是严酷的事实，不断地生死，不断地逃亡。”
吴亮就出生在法租界——长乐路的最东端，临街一幢三层砖房的底楼。
1938 年，吴亮的祖父和父亲从虹口举家逃进租界。租界外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租界内是“孤岛”，歌照样唱，舞照样跳。等到 1955 年吴亮出生，这条路不再有异国和浮华，谈论这些不合时宜且危险。即便多年之后，吴亮的回忆录也很少单纯描述建筑物本身，尽管这条路上满是名人故居、花园洋房。
吴亮的父亲因为“托派”的历史原因，在 50 年代肃反时被审查，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审查，多年以后平反。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借着“酒胆”兴奋谈起托洛茨基，被妻子数落，“迭个托洛茨基搭侬有啥关系，侬为伊吃了十年苦头还不够”。同样的还有四舅，被送去青海劳改，直到 80 年代返回上海，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局外人”。
当年的邻里有的已经搬离了长乐路，还生活在这儿的人需要与黑黢黢的走道、嘎吱作响的楼梯共处。一些巷弄门框变形，插销很难插进原来的插孔里，还有配不到原来纹样的窗玻璃，东拼一块西凑一块，就这么“混日子”。
这些“多余人”就出现在吴亮的书里。2009 年，他出版了《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
所谓“多余人”，是吴亮从俄罗斯文学里借用的概念，“似乎被时代抛下来，很少有人记起”。而“罗陀斯”来自伊索寓言，吴亮最初是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知道它。一个运动员向路人吹嘘，有一座罗陀斯岛，他在那里可以跳得又高又远。路人回敬，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既然 1980 年代不方便写，我或许可以朝 1970 年代投去远远的一瞥。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吴亮说。
他把这本书写给父亲。而 2016 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朝霞》，邦斯舅舅的原型来自他的四舅。
“写作者一直是苦闷的”，吴亮提起曾经看到的一篇媒体文章，其中提及“我们将要努力讲真话”。
“‘将要努力’就是说，假话还是要说的。其实重要的并不是他要说真话了，讲真话，讲假话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大家都能说话。通过大家都说话，才能把一个真的东西甄别出来。你不让他说话，一会儿用‘假话’压着你，一会儿说了真话，你还要感谢他。太扯了，哪有这种玩法。你说苦闷吧，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还是写字的人，表达的人，所以只能用一些讽刺的、开玩笑的（方式），或者沉默，或者冷笑。”
长乐路的老宅如今成了吴亮的工作室。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这次采访，它位于巨鹿路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吴亮介绍起这幢建筑的故事。半个世纪前，这里被称为“爱神花园”，是近代实业家刘吉生的故居，他特意邀请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了这幢楼，并将宅第送给太太作为 40 岁生日礼物。共产党接管时，这幢宅第只剩下两个看家女眷，其他人都逃去了台湾。女眷被另外安排了住处，这幢宅第成为了上海市作协的办公室。
以下是吴亮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纸上就这点信息”
直到今天，我还是喜欢画示意图，还没有手机的定位功能，或者干脆还没有手机之前，那是告诉别人方位的最有效方法。
我们家的位置很好说明，靠马路，有门牌号，很好找。但描述巷弄深处一些不那么好找的位置时就有趣了，你能发现，每个人在画示意图时，他/她选择的标记点是不同的。
有的人画的街道是孤零零的一条线，大部分人更愿意用双线。小时候我妈让我出门买东西会啰啰嗦嗦画很久。从家里出发，道路漫长，一边画一遍和我说，“中间这几条马路你就别管了，直到看到某某路你再转弯”。
有的人方向感好，简单的东南西北。也有的会标一些千奇百怪的店，比如一间照相馆，或是一间有着“红门”的店——你要找的地方就在一扇红色大门的马路对面，纸上就这点信息，其他全部留白。说不定你每天从这条路经过，压根就没注意过哪里有这么一扇红色大门。
小时候，街角有好几家烟纸店，上海人说“烟纸店”，卖点零食、烟酒、针头线脑，像是今天的便利店。它们大多没有店名，就算有，我们更习惯用其他方式指代它们。常去的一间叫“瞎子店”，但你在里面找不到一个盲人。后来问起来才知道，原来最早，这里有过一个盲人，公私合营之后，盲人不知道去了哪里，“瞎子店”的称呼却留了下来。
这个“过去”其实很近，不过十年前吧。前几天我们几个人去朋友家，其中一个人找不到位置，我说给他画个示意图拍照发过去，结果被人笑话，“笨蛋，他发个手机定位过来，我们去接他，不是更方便！”
但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探索感、画的乐趣就淡了。
混杂的建筑肌理（图 / wikimedia commons）
有的小区道路很规整，有的复杂点会有一期二期，上海的弄堂肌理更繁复，每逢人口涌入，加建丛生。有的地方眼看着人就要贴墙走了，路的尽头一转，竟然还有路。
我家的背后就是四通八达的巷弄，除了横向（东西走向的长乐路），还通往南北，淮海路、南昌路、金陵路、巨鹿路，一片街区。以前这里有一家上海滑稽剧剧团，80 年代还能在这里碰到滑稽剧的老艺人。
上海就是这样，很多文化单位分散各处。法租界很多房子是私人的，种种原因主人早就逃离海外，这些就成了街道的“产业”，建个托儿所、房管所、卫生所。
现在，我家对面是一大片绿地，里面的“四通八达”已经没有了。我这一边，隔壁“和合坊”还在。弄堂门口以前有个大块头，熨衣服的，他的一个儿子是我同学，大块头熨好衣服就在弄堂口扯一嗓子，我的这位同学就要飞奔过去，把熨好的衣服送往各家。他动作飞快，不出 10 分钟，走街串巷三五家已经全部送好。但我们还是会在打牌的时候嫌弃他，时刻要停下来等他回来，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理想的“牌搭子”，这已经是文革后期的事情了。
长乐路的巷弄里飘着亡灵
长乐路老宅的建造时间是在 20 年代，砖木结构，如今快要 100 年了。大房东是资本家，原本就住在对街一户大宅内，后来把我们这一排的房产全部出租。1938 年，我祖父逃进了法租界，租下了这幢楼的底层，二楼住着是二房东的妹妹一家。祖父交租给二房东，二房东再交给马路对面的大房东。
我祖父是一间棉麻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厂原来在虹口。据我父亲回忆，刚搬进来的几年也是他们日子比较好过的几年，从上海沦陷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这也是张爱玲写作的“孤岛”。
长乐路的某些路段比如巨鹿路会有真正的有钱人。这里的房子大多给普通市民居住，小资产阶级出身居多，房子的尺度格局都很小，加上不断涌入的人口，人均面积就更为狭小。
最初祖父买下这间老宅并不住人，只是用来堆放杂物，一些舍不得扔掉的旧家具。
1948 年我的父母在这间底楼里结了婚，二人住下，后来有了两个姐姐和我。小时候觉得这个房子怎么这么奇怪，很挤，家具又特别多，像是一个微缩版的淮海路旧货商店。（“淮国旧”店里售卖的都是从旧政权接管和查抄的各类物资，家具、钟表、长衫，几乎什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们可以穿过隔壁“和合坊”直接走到淮海路上，那是六七十年代最热闹的区域，淮国旧、妇女用品商店、第二百货。1962 年，我父亲刚修水库回来，带我去淮海路上的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他为了这顿饭酝酿了许久。晒得黝黑的中年男子和他面色发黄的小儿子，不说话，面对面狼吞虎咽，这是大饥荒年代的奇异景象。
一次我和陈丹青聊天，谈《我的罗陀斯》里的 70 年代，成人的世界一片肃杀，孩子的世界反而无人看管，有了一丝自由。他大我两岁，这看起来不算什么，60 和 62 岁能有什么分别。但在文革刚刚开始那年，我 11，他 13，这两年差得可就多了。他已经在读初中了，我还在读小学。大人有大人的心思，小孩有小孩的心思。开心的事情，游泳、捉蟋蟀，我都记得。
直到 1968 年父亲被打倒，当时叫“清理阶级队伍”。抄家的那天是在 2 月 5 号，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父亲刚去单位就抄家了。就在那一天，我成熟了，这不是事后回忆的判断，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憎恨，也有恐惧。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似乎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前途了。
当然那个时候已经看了很多了，邻居就有消失的、自杀的。我在《我的罗陀斯》和《朝霞》里都有写到。长乐路的巷弄里飘着亡灵，那个时候，哪一条街不是呢？
1971 年，16 岁，没有升高中，直接去了工厂，马上被抛进了社会。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挖防空洞，工地就在上海美术馆的花园里，之后被分配去做了泥瓦匠、钣金工和冷气机修理工。我做了 14 年工人，直到 80 年代开始写作。1985 年，正式调入上海作协。
“小吴啊，英语好听吧！”
我在书里写“多余人”，这是借用俄罗斯文学里的概念，他们好像被时代抛下来，很少被人记起。
赵炳夫原来是目前所在的卢湾区少年宫的专职美工，因为犯了生活错误受到处分，成了一个勤杂工，人人可以使唤。他既是水电工、木匠、油漆工，也可以疏通下水管道，修理自行车。即便逢人谦卑、点头哈腰，他还是会自己做衣服，把裤子熨出两条笔直的裤线。
一次我和母亲受邀去他位于南市区的家，在堆满杂物的天井和甬道深处，他用平日收集的物件把居住的小厢房拼成了一个剧场的“后台”，样板戏剧照、丢弃的罐头、揭下的商标、年历片、各类药瓶、塑料盒、食品包装纸、糖纸和邮票、旧钟表、画报彩页与廉价假花，以及他自己临摹的多幅油画风景。
还有我的“英语家教”顾乃文，他是我大姐的朋友，里弄生产组的人。他很有才华，原本是圣约翰大学（民国时期上海的教会大学，纯英文授课，曾被称为东方哈佛）的学生，后来成了老师。因为师生恋被举报成“流氓罪”，定位“坏分子”。其实他运气已经算不错，当时的“流氓”大多被送去了白茅岭农场，很多就饿死在那里，他的发落算是轻的。
他到处打零工，什么样的事情都找来做。当时不像现在，没有自由市场，一定要有人用你才可以，他拉板车，给服装厂运送布料。
他谨慎地和我姐姐说愿意教我英语，不收分文，每天晚上一个小时，我勤奋地去往他位于成都路的居所，一幢老师石库门房子底楼的后厢房，终日不见阳光。
不知道是因为原本性格如此还是经历的缘故，他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总是唯唯诺诺，但在我面前，那个光线惨淡的十二瓦日光灯下，他给我念莎士比亚，带点宁波口音，他问我：“小吴啊，英语好听吧！”
当时我好像买过一本许国璋的教材，里面全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或是聊什么世界革命。当时尼克松已经访华了，上海有过一段时间的英语热，流传的都是这些政治性很强的小册子。他说：“这个东西下次你不要再带来了，我不会教的。”
当然他不是一个好老师，唯一的一本教材是《韦氏大词典》，每天让我重复抄写。笔还在动，脑子已经飘到别处去了。一个月后我放弃了，自己不敢和他说，让姐姐去和他说。
后来他也自杀了，似乎没有亲人，赤条条，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还有我的四舅，他被送去青海劳改农场，原因是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他考入西南联大学习政法，后来回到上海接收敌产，被安排在淞沪警察局经济稽查处。
青海像是另一个时空，他在那里给我母亲写信，早期的信里详细描述青海湖、雪山、水库、放羊，或是拜托母亲为他代购药品、书籍和杂志。
直到 80 年代初四舅回来，我在书里（《我的罗陀斯》）也写到，这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走进房间，像是列宾的那副著名的油画《流放者归来》，正在早餐的孩子们惊恐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突然，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后辈们从长辈的只言片语里知道有这么一位亲戚，但生活已经翻篇了，当时发号指令的人有的已经去世了，他们却囿于时间。四舅以为历尽劫难，他总算回到了一个熟悉的上海，其实他是去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
80 年代的上海，突然迎来了一批归来的“不速之客”，不仅上海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如此。（吴亮在书里这样写道：“幸存者归来了，劫后余生者归来了，他们自由了。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留给这个时代的局外人，他们无声地继续生活，他们数量庞大，茫然，无助，互不往来，他们是渺小孤立的沙子。”）
“我问你，做毛巾的工人要不要吃肉！”
80年代开始解冻，一些“多余人”千方百计和之前断了的海外关系重新接上头，就像唐颖写的淮海路女生（《阿飞街女生》），大多通过考托福留洋，他们称这是“胜利大逃亡”。
我的那些老三届邻居们也好像枯木逢春，之前想尽办法逃避上山下乡，宁愿在街道糊纸盒子过活，到了 80 年代，乌鲁木齐路领事馆区签证处围墙下全是他们。
《夭折的记忆》写的是 80 年代，我干脆用“一次”闪回片段。
一次报纸上第一次登出消息，说猪肉要涨价了，1982 年。妈妈让我去淮海路商店买毛巾，长城牌，八毛钱一条。到了店里，营业员扔出两条毛巾说两块。我问她，肉涨价我知道，没听说毛巾也要涨价。营业员说，你这个怪不怪，我问你，做毛巾的工人要不要吃肉！
一次我在长乐路老宅，用收音机听《美国之音》，1989 年，半夜十二点，住在二楼的酒鬼（当年二房东妹妹的儿子）回家，噔噔噔的脚步声突然在楼梯的半道停下来，他就站在门外和我一起听新闻，也没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他也就上楼去了。那一阵，许多人通过外电关心自家的政治，我就是在淮海路的电器行里买到的中波收音机，女营业员说，带短波和中波的收音机在仓库里积压了好多年，这几天差不多全部售罄。
紧接着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同样是半夜，同样听到噔噔噔的脚步声停在楼梯的半道。我正纳闷怎么没有听到酒鬼开门关门的动静，脚步声就停在了那里。搞不清楚原因我是没法睡了，一把拽开门，手电筒照向楼梯，结果是空的。
后来发现，其实也并不是鬼魅，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一本书，对此有科学解释，就是榫卯结构的“材料记忆”，有受力变形，就有回弹。白天吵闹听不见，夜晚安静下来就好像一个人一步一步往上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天肯定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是老房子最常见的“怪事”，估计我们这种老居民早就见怪不怪了。
八九十年代，我在新锦江饭店写作，那也在长乐路上，半夜马路对面的围墙下有“流莺”，私人酒吧走出的女性挽着外国人的手臂，会简单的英文。
比较大的改变是我家对面。以前和我们这边一样，密密匝匝的弄堂，泥泞的石子路，阴暗潮湿的天井。我的好几个同学就住在那里。2001 年改建成了现在的一大片街心公园。当时的说法是“解决城市热岛效应，提供市民生活的场所”，补偿很低，说起来那块不是商业开发，那时候人们也没有这个意识，房价暴涨是后来的事情，2008 年以后。很多人都搬到了很远的地方。
有的时候觉得，怀旧很廉价，必须要等一个地方消失了，拆掉、推倒、铲平了，人们才能想起它、惋惜、怀念，怀旧就是这么以廉价、粗野、无知为条件，你们的凭吊，难道不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吗？
后来我在其他地方换来换去，也一直在市中心，陕西南路、建国路都住过两三年。外表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萧条小马路，走进去里面完全不一样，许多人对房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不像是以前上海人为了争一星半点地方，自己弄，现在都有专业的设计师改造过，功能合理。我们这一排并不多，附近民宿很多，有些人从好几户人家手里买下一整栋房子——法租界的房子大多产权复杂——改成民宿。
现在回去，发现大部分住在这里的人成了陌生人，要么就是“亡灵”，一个老头从楼道里走出来，突然发现他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邻居，这种感觉很奇怪。
一次，我回长乐路写作，楼梯口遇到了一位正在下楼的陌生女人。80 年代住在楼上的酒鬼不知道去了哪里。她朝我警惕地上下打量，看我掏出底楼房门的钥匙，才知道我是这里的原住民。
现在，我在我自己的家门口也成了一个“多余人”。
作图：林玉尧
题图：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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