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业园区里的文艺青年和他的 10 年
我们曾说会用三个故事记录工业城市苏州一个叫“沈巷村”的地方，这是最后一篇。
何军现在有三个大愿望：说服妻子不做微商，还房贷，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三年前结婚、两年前女儿诞生后，他对家庭责任感有了更多认识。“周末一起去公园”这件婚前觉得非常浪漫的事，现在看来不再重要，本就是生活常态。
1 月 31 日下午六点，何军坐在苏州沈巷村星星家园的图书室里，准备三天后年会上要表演的吉他弹唱。那是一首被改编过的《成都》：
“女生挽着她的衣袖，男生把手放他肩头；走进咱们车间门口，坐在自己岗位前头。”
“最美总是在深秋，道前街银杏毓秀。金鸡湖夜晚的冷风吹散了烟雨的愁。观前街松鹤楼灯火里，我依稀看见你。苏州带不走的只有你。”
何军身高约一米七，戴黑框眼镜。他是山东临沂人，今年 30 岁，目前在苏州高新区的一家德国企业工作，隶属制造部门。每天工作九小时以上，每月加班 60 个小时，负责车间的交货以及生产流程中间的一道流转环节，是一线生产员工。
1
在苏州十年，何军换过三份工作，其中七年都在这家德国企业度过。
高中毕业后，他离开临沂，去青岛上技校，学数控机床。2008 年底在泰科电子青岛公司实习时，听同事说泰科电子的竞争对手、昆山富士康待遇更好，一个月可以赚 3000 块，有了外出打工的想法。
这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想被催婚。“我那时候 20 岁了，天天被催婚。但我真的还不想成家，到苏州前两年因为这个过年没回家。”
2009 年 10 月，何军决定去昆山，一个同事说有朋友在苏州，建议他先在苏州下车，找他们了解情况——有熟人带着，找工作和食宿总要方便些。呆了十几天，这几个朋友没怎么帮上忙，反倒骗走了他身上的几千元钱。具体经过，他不愿细说，也不愿仔细回想，“都是过去的事了”。
到苏州头两年，何军先在高新区金枫路的日资企业爱普生做派遣工，在流水线上装配显示屏，底薪只有 850 - 940 元。做了一年半，何军感到这份工作看不到未来，虽然已拿到转正资格，但还是辞了职。
听说做房地产销售赚钱，他又试着去工业园区扬东路、一家苏州本地老板开的锐奥房产面试。对方询问预期年薪，何军觉得谨慎点好，回答“年薪 4 - 5 万”。入职后，同事跟他聊天，才说起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答案。“你应该说 50 万，房地产中介的老板喜欢这样的，有冲劲，有野心。”
即便有冲劲和野心，也需要碰上好时候。2011 年 3 月 2 日，苏州限购令出台，地产中介的生意受到影响。有冲劲和野心的前辈都焦虑于业绩，何军做无底薪销售，如果卖不出房，更赚不到一分钱。他也意识到，这份强调“野心”的工作与自己的性格不相符，只干了 20 天，便再次离职。
直到 2011 年 3 月底，一切才开始走上正轨。
最先稳定下来的是工作。何军在位于高新区的这家德国企业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职位，在车间做数控 NC。入职时，薪水每月 2000 元，但每年会有 8% - 10% 的涨幅，他就没再动过离职的念头——即便时常有同事离开。在 2012 年 7 月 26 日的一篇日记中，他写道：“几天时间我少了三位同事……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是每个打工人的诉求，问题是频繁地换工作就一定会有合适的吗？”
住房问题倒没那么快解决。在德国企业工作的七年间，何军搬过四次家。“人就是这样，老想住更好的。一开始是想有个做饭的地方，之后希望能做饭还能洗澡，这两样都有了还希望房子能宽敞点。”
第一次搬家是因为原来住的阁楼太晒了，也想有个能做饭的地方。新住址在沈巷村，一个人住，六七平米，每月租金 230 元，能用电磁炉。住了一年多，何军不想再往公共浴室跑，换到沈巷村附近汾湖小区里的一套新建安置房，9 平方米，430 元一个月。在这里住了两年后， 2013 年，他又搬到康悦花园，住上了隔断房。房间扩大到 12 、13 个平方，月租 650 元，不过由于水电要平摊，一个月还得多交七八十。
最后一次搬家，何军在吴中区的灵岩山买了一套公寓。房子总面积 60 平米，挑高房型，总共 32 万，首付 16 万，装修花了七八万。这是 2014 年，当时他还没谈过恋爱，决定买房主要是考虑到当年房价触底，同事大多也都赶在第二轮限购令出台前买了房。月供算下来，也和房租差不多。回想起来，他有点后悔当时不够仔细——这套房子只有 40 年产权。
不过直到 2015 年结婚，更给何军归属感的不是灵岩山这套公寓，而是星星家园的图书室。
2010 年 4 月，他还住在沈巷村的那间阁楼出租屋，下班后在中心商业街散步，看到图书室散发的《工友通讯》，都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章，觉得感同身受，开始去星星家园参加活动。
那时星星家园正在筹备五一劳动节的社区演出，何军也参与了两个节目，小品《谁是最伟大的人》和诗歌朗诵《相信未来》。从那以后，他每周都会去图书室四五次，直到 2014 年买了离沈巷村较远的公寓，才减少到一两次。
四年时间，何军逐渐变成星星家园文学小组的核心成员，负责组织策划日常读书分享活动、社区诗歌朗诵活动，访谈打工者，编辑打工者诗文合集《工友通讯》。他也开始了对自己的文学教育，不过阅读的大多是与乡村和工人生活相关的著作，比如《平凡的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在梁庄》以及《切·格瓦拉传记》。有空时，他也喜欢听歌。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一些“关于流浪者新生”的老歌，《流浪歌》、《离家的孩子》、《父亲》。
也是在这间图书室，何军认识了一位甘肃姑娘。“当时认识她觉得挺可怜的，她家里穷，父亲有家暴倾向，母亲有精神问题，发生了很多痛苦的事。我写诗给她，一起去爬山，慢慢就熟悉了。”
2015 年，两人成婚。去年初，女儿诞生。
2
何军偶尔会想想自己的职业路径未来可以怎么走。
在外企，管理岗一般对外语和学历有高要求，任职者经常是猎头挖来的空降兵，何军觉得自己没戏。另外，他 7 年来始终在一线工作，升职后仍然处于半技术员、半操作员的状态，晋升道路其实比较有限。
现在，工资有七八千，税后六千，何军暂时感到知足。他对成功人生的定义比较单纯：好好过日子。
2012 年 7 月 8 日的一篇日记中，他写自己对生活的期许，“享受每一刻……不要等待上课又下课，不要等待工作、等待结婚，不要等待星期五的晚上和星期日的早上，不要等待一辆新车，不要等待还清住房按揭，不要等待春夏秋冬，不要等待月初和月末，不要等待死亡……”
但身边急着赚钱的人更多。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作者吕途到沈巷村来调研，何军还记得在图书室接受访谈的一个年轻女孩。这个女孩才 20 岁，初次见面，看上去天真单纯，边打工边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第二次再见，谈吐间都是怎么利用微商赚钱。“吕老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年没见就能变成另一个人。”
何军的朋友圈里，一位弹吉他的朋友提及三个新年愿望，其中一个是：“明年写一首能卖 1000 万的单曲。”
何军排斥成功学。在给星星家园《工友通讯》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欲望是无止境的，我认为在外挣的工资只要能维持各方面的生活、家里人以及自己的各种应对突发事故的需求就可以……但如果不靠加班，我的工资也会少得可怜……所以我也渴望加班，能够多拿点工资。”
沈巷村有很多人痴迷做微商，淮安涟水县人张涛是其中一个。他也时常在图书室露面，但总不忘推销一支号称“防近视”的玫红色圆珠笔。
张涛今年 50 岁，在苏州打工 20 年，前后因关厂或工作环境问题换过五份工作。2000 年到现在，工资只从 1380 元涨到 2500 元。一家四口生活拮据，挤在13 平米的房间里，月租 600 元，两个女儿分别在苏州读小学和初中。去年，育儿教育微信群里有个陌生人主动加好友，向他推销防近视圆珠笔，张涛便跟着做起微商。采访时，他还随身带着，掏出来展示。
这就是一只普通圆珠笔。拿它写字，脸如果朝桌子凑得太近，笔尖会缩回去。张涛解释说，这个产品由厦门一个叫林文老师的人研发，销售分级别，采购一支售价 158，4 支单价 110，一盒（20 支）单价 90，累计购入 5 盒单价 75 元。
张涛自己一共买了 35 支，4 个月只卖掉 10 支。但他并没有因此沮丧，说“明年打算卖一万支”。
有时在图书室碰面，何军会和张涛争执，试图说服他。“那些微商本质上就是传销，你要赚钱，最后只能把你的亲人都拉进来，骗的都是你最亲近的人。”
何军最亲近的妻子虽然没有被骗去卖防近视的笔，但也没逃过微商。
妻子曾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工作，可能正是当年房地产老板会喜欢的员工，“有冲劲、有野心”，面试被问到薪资会大声说出”年薪 50 万“的那种。
决定与何军结婚后，她回到苏州，在橡胶厂里打工。生产车间的温度常年维持在 40 度以上，通风性差，橡胶挥发后产生的有毒气体散不出去。人在里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身上皮肤免不了溃烂化脓。由于受不了这样的工作环境，她打工三个月后便辞职，在家里专心带孩子。
婚礼时娘家要求的 10 万礼金以及房贷压力，仅靠何军一人税后 6000 元的收入难以支撑。2016 年 2 月，妻子瞒着何军，将婚礼时收到的红包和家中积蓄投资到借贷宝，借给了三个陌生人。这三人随后均以学生身份为由，表示无力偿还，夫妻两人也不知该如何追讨债务。
为了弥补这个新出现的财务黑洞，妻子做起微商，卖化妆品。每隔几个月，她都会去杭州参加微商大会，听上级演讲，主题多关于如何发展下线、提升销售额；在家中，手里就总攥着手机，看微信群里发来的视频演讲和“学习资料“。何军不记得她代理的化妆品具体叫什么名字，但对妻子描述的金字塔结构印象深刻。塔尖是“总岛主”，再往下有岛主到岛民四级分层：一级代理 38，二级代理 68，三级代理 98，四级代理 158——和那只防近视的笔差不多，与传销无异。
两人在家附近的灵岩山吵过一次架。妻子提出离婚，何军想了想没同意。原因就是刚开始时他想到的那些——结婚、有了孩子，就该好好过日子。
3
2 月 3 日下午 5 点半，离年会正式开始还有 45 分钟，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的宴会厅已挤满了人。
为了装下近 600 多名出席者，公司包了两个厅。准备上台的人们穿着演出服，在厅外来回穿梭；迎宾处则被圈成一个约 30 平米的鸡尾酒会区，外国高管们在里头觥筹交错，和圈外的人们像是处在两个世界。
节目共有 15 个，彩排从当天早上 9 点半就已开始。何军参与的节目排在第一个：前半部分，他弹吉他，另两位同事一个吹口琴，一个独唱；后半部分，吉他和口琴下场，换上几位女同事撑着纸伞、穿着水袖来伴舞。为了这次表演，三人在淘宝上专门找了一套礼服来穿。黑色中式礼服，上装胸前有一排中式排扣，领口和袖口描着金色花边。
何军特意抽空去理了个板寸，把扣子一直系到领口。
彩排间隙，他发来几个现场视频，有舞狮和《我爱你中国》大合唱，说：“我们作为较早引进的外企，扎根苏州 21 年不容易！”他还提起去年公司 20 周年，宴会厅外放置了一长条历史墙，介绍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历程，有点可惜这次没展示出来。
年会开场，全球总裁先被请到台上发言。他先用英文说：“2017 年对我们集团来说是个好年。德国、欧洲、亚洲等主体市场形势渐好。尽管有汇率的负面影响，但全球销售额仍然有双位数增长，达到 2.6 亿欧元。希望我们明年也能保持这样的良好势头。”随后换成中文，用“新年快乐”做了结尾。
何军拿起吉他和曲谱架从舞台右侧走上来，和两个同事坐在舞台一角。为了显示出大银幕上的歌词和图片，宴会厅里灭了灯，三位表演者的表情看不分明。当银幕跳出“分别总是在腊月，年后我们再聚首”时，现场不少人站起来，开始用手机拍照或录像。
表演在几分钟内结束，何军不太满意。“紧张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腿一直抖，弹错了好几个音。”负责独唱的同事也抱怨，伴舞上台时碰掉了自己的麦克风，导致后半程声音都没有收进去。但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相反，到末尾计票时，吉他弹唱有 33 票，获得了全场第二名。
年会过后 12 天就是除夕。这一年，他请了四天年假，2 月 10 日就带着老婆孩子到老家山东临沂过年。10 天后，何军又将回到他离不开的苏州，继续他的生活。
但愿他的新年愿望可以实现。
（*文中何军、张涛均为化名）
题图、配图：何军摄影，部分由星星家园提供、Lesly Juare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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