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会信仰暴君？
精神分析学说解释了为什么独裁者能够在民众心中播撒仇恨、自怜和幻想的同时让所有人相信美好的未来终将到来。
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是新英格兰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人类本性项目（Human Nature Project）的主管。2011 年，他出版新书《非人》（Less Than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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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是有人喜欢残暴专横的独裁者？数千年来，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一直想要弄清为什么人们愿意屈服在独裁者面前，心甘情愿地加入对自己的压迫事业。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独裁政权势力渐渐发展壮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解答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再度提升。
研究暴政问题的思想家很多，而柏拉图是他们中时代最早、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在成书于公元前 380 年左右的《理想国》（Republic）中，他提出民主国家最终注定会陷入残暴的专制统治。柏拉图并不喜欢民主政治，也许这是因为他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雅典的民主制度判了死刑。在他看来，民主的政府会培养出放纵散漫的民众。能言善道的政治家善于迎合这类民众的想法，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控民意。在与《理想国》同一时期写就的《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柏拉图表示，相比于有益于公益事业的承诺而言，政治家更喜欢用危险的许诺引诱大众。“糕点烘焙行业披上了医学的外衣，”他以贬抑的口吻写道，“假装了解什么是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如果糕点烘焙师和医生要在一群儿童或者像儿童一样愚笨的成年人面前开展竞争，争夺最了解有益食物和有害食物专家的称号，那么医生一定会饿死。”
让我们从柏拉图的时代快进 2500 年，大步迈入二十世纪早期，看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韦伯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魅力型权威”的概念——“个体人格的某些特质。个体凭借这些特质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受到别人的特殊对待。人们认为他天生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好比超人一般。或者至少在旁人眼中，他拥有明确的特权和特质。”魅力型领导者激励人们勇于奉献，被追随者奉为先知。韦伯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柏拉图的概略性的阐述。崛起的暴君头顶特殊光环，拥有近乎于魔法般的能力。追随者认为他能创造奇迹，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诱使平日里理性的人们俯首称臣，甘愿接受如此危险而不切实际的观点？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
韦伯在柏林研究魅力型领袖理论的同一时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在维也纳解决同样的问题。在 1921 年出版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一书中，他完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本专著集中研究追随现象背后的心理动力学原理。与弗洛伊德的大部分作品一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也深奥难懂。但是它的两大主题却引人注目。首先，弗洛伊德认为被独裁者吸引的人在心里将独裁者理想化。在追随者眼中，独裁者是典范一般的英雄人物，身上不存在任何严重的缺点。其次，弗洛伊德提出追随者用独裁者的形象替代自己心中的“自我理想”（ego ideal）。自我理想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个体核心价值观的心理体现。它包括了一个人对正确与错误、义不容辞行为和难以接受行为的认识。自我理想是我们的道德指南针。本质上而言，它和良心是同一样东西。取代追随者心中的自我理想之后，独裁者就变成了追随者的良心，而他的声音也就成了追随者良心的声音。如此一来，不管独裁者做出怎样的决定，追随者都会为其打上“正确”和“善良”的标签。
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完美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阿尔方斯·黑克（Alfons Heck）就是很好的例子。年轻的黑克一直都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成员。在 2003 出版的《纳粹的良心》（The Nazi Conscience）一书中，历史学家克劳迪娅·康兹（Claudia Koonz）表示黑克曾经目睹盖世太保为了驱逐犹太人而在他的村子里大肆围捕。被围捕的对象就包括黑克最好的朋友海因茨（Heinz），但他心里并没有产生“抓捕犹太人真是个可怕做法”的想法。相反，接受“犹太人威胁论”的黑克表示：“海因茨居然是犹太人，真是不幸。”成年后的黑克回忆道：“我当时认为驱逐犹太人是正确合理的做法。”
追随者对独裁者有着共同的认同和支持，这会引发另一个严重后果。追随者认为彼此都是“运动”的参与者，正在经历将自己融入集体的过程。这种令人迷醉的团结感和个人私利服从伟大事业的从属关系都是独裁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独裁政权的言辞中都有它们的体现，而第三帝国（Third Reich，也就是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译注）就是例证。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到处都洋溢着这样的观点：个体不过是民族的载体，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实现民族伟大事业做出奉献，狭隘的私利应为卓越的精神让路。当时，德国要求儿童保持血统“纯正”。换言之，也就是不允许异族通婚。政府告诉孩子们说，他们的血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德意志民族——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纯正的血统和伟大的民族能让孩子们实现永生。
独裁政权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它要求追随者臣服于更高权利，为了纯净而放弃自我的界限。除此之外，它还会利用永生、重生和救赎等概念控制人心。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在 2012 的纪录片《阿道夫·希特勒的黑暗魅力》（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中表示，希特勒的崛起拥有近乎宗教性质的本质：
为了向希特勒表示敬意，成群结队的德国人以近乎朝圣的方式向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进发。总理府每天都能收到上千封寄给希特勒的个人请愿书；伪宗教性质的图腾和集会在纽伦堡重现；德国儿童接受的教育称希特勒是‘神之恩赐’，是他们的‘信仰’和‘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把希特勒视为平常的政治家，而是沐浴神眷的先知。
了解了这些知识后，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弗洛伊德 1927 年出版的专著《一种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虽然这本书主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但我们不能忽视它所诞生的政治环境和相应内涵。1927 年，希特勒举行了第一次纽伦堡集会。同一年，所有居住在“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特指 1918-1934 年期间的奥地利首都，在此期间社民党执掌大权，维也纳历史上第一次处于民主政权统治之下——译注）的犹太人都因反犹主义政治风潮的崛起而感到担心。1926 年，弗洛伊德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的母语是德语。我的文化背景、造诣成就都属于德国。在智力层面来看，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但是，我发现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内兴起一股反对犹太人的歧视风潮。从那时起，我便更愿意称自己是犹太人。
他在书中提到的一个幻想就是“日耳曼民族是唯一有能力实现文明的民族”。
当时，奥地利政坛上的主要力量是右翼的基督教社会党（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资助之下建立起武装力量“武装党”[Heimwehr]）和更加左倾的社会民主党（掌握一支名为“保卫同盟”[Schutzbund]的武装力量）。
1927 年 7 月 15 日，左翼分子策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两党之间的冲突因此彻底爆发。示威活动伊始，抗议人群便试图占领距离弗洛伊德公寓仅有几分钟步行路程的维也纳大学。后来抗议人群聚集在距离弗洛伊德公寓步行 20 分钟路程的最高法院（Palace of Justice）门口，先是高呼口号，然后开始放火。至此，抗议活动达到高潮。警方向抗议人群开枪。经过三小时的激烈对峙，89 名抗议者和 5 名警察命丧街头。7 月 15 日和随后的两天被称为“恐怖时期”（days of horror）。对于弗洛伊德这样生活在维也纳的知识分子来说，独裁政治的威胁已经近在眼前。
与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和卡尔·马克思等人的传统观点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宗教信仰是幻想。不过，他对这个问题也有独到的认识：幻想和非幻想之间的区别并非一个正确一个错误，而是产生的方式不同。我们希望它是真的，因此才选择接受，这种信念就是幻想。通常而言这种信念都是错误的，但有时候它们也可能是正确的。比如你早上醒来时坚定地相信自己会中彩票，因此买了彩票，而且碰巧真的中了彩票。虽然你相信自己会中彩票的信念是正确真实的，但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依旧属于幻想。
最引人注目的幻想便可被称之为妄想。妄想是错误且强烈抗拒理性修正的幻想。产生妄想的人胸怀能量巨大的希望，因此理性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坚定的宗教信仰是展示妄想的绝佳例子。他写道：“坚定的宗教信仰实现了人类最古老、最强烈、最急切的愿望。这种信仰具有强大的力量，秘诀就在于它所能实现的愿望本身就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强化宗教信仰的愿望与拯救无助的人类有关。在伟大的自然力量——疾病、自然灾难和死亡，以及可能伤害、杀死、不公正对待我们的其他人类行为面前，人类是脆弱的。弗洛伊德认为，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后，人类回归到婴儿时期的原始状态：婴儿时期的我们经历过彻底的无助，因此对照顾我们的成年人（或者未能很好照顾我们的成年人）有着令人震惊的彻底依赖。弗洛伊德表示为了应对心中的无助感，信仰宗教的人选择相信幻想：强大且具有保护能力的神祇赋予他们拥有来生的权利。
弗洛伊德对虔诚宗教信仰动力的分析和政治领域内独裁统治发挥作用所依赖的心理力量之间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联系。坦率地说，政治是对人类脆弱性的回应。内心最深处的希望和恐惧渗透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中，导致我们很容易被政治幻想所影响。通常而言，政治幻想都充斥着慷慨激昂的固执和对理性观点的强烈抗拒。这样看来，它完全符合弗洛伊德对妄想的描述。从这个角度来看，独裁政体与一神论的宗教非常相似。与上帝一样，独裁者也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至圣完人。他的话语定义了现实的边界。人民必须称颂和让步，绝对不能挑战他的权威。当然，他的敌人也是与邪恶力量结盟的坏人。
如果宗教只是实现愿望的幻想，那它将是散发着甜蜜和光芒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困于地狱的威胁存在时，升入天堂的美好承诺才具有意义。救赎要求教徒有所作为，有时候甚至要付出经历苦行、磨难、折磨和死亡的代价。独裁政客的演讲也充斥着同样的内容，提供的不全是糕点，其中也掺杂着毒药。
为了解读独裁思维模式的黑暗面，我转而研究另一位知名度较低的精神分析学家——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的罗杰·莫内-克尔（Roger Money-Kyrle）——的作品。为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莫内-克尔在 18 岁那年加入英国皇家飞行队（Royal Flying Corps）。1917 年，他在法国北部被敌人击落，从此结束了军队生涯。战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就读物理学和数学专业。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转而攻读哲学。与很多同期的剑桥思想家一样，莫内-克尔也对精神分析学兴趣十足。为了在哲学家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维也纳学派领导者）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并同弗洛伊德一起共事，他在 1922 年来到维也纳。1926 年重返英国之后，莫内-克尔拿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人类学博士。最终，他成了一名执业精神分析学家。
1932 年，莫内-克尔应朋友——外交官亚瑟·内肯（Arthur Yencken）——的邀请对柏林进行了短暂访问。内肯（后来被纳粹用安装在飞机里的定时炸弹所暗杀）带着莫内-克尔参加了纳粹党的集会，聆听了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希特勒的讲话。面对所见所闻，莫内-克尔既感到着迷，又感到不安。为了理解德国的现状，他试图用精神分析的手法分析戈培尔、希特勒的演讲以及狂热人群的心理状态。最终，他将结论写成题为《宣传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ropaganda）的文章，于 1941 年发表。
访问德国时，莫内-克尔已经深受匈牙利出生的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影响。克莱因认为，所有人都被强烈且令人害怕的恐惧所困扰，她称这种恐惧为“精神焦虑”。在她看来，这种焦虑和我们面对焦虑的反应影响了很多人类行为，无论好坏。根据克莱因的理论，精神焦虑有两种主要形态：偏执性焦虑，也就是担心被魔鬼、永恒力量所迫害的恐惧；抑郁性焦虑，也就是因破坏自己喜欢的东西和信奉的价值观而感到内疚的情绪。克莱因还阐述了她称之为“狂躁防卫”的现象：用取得胜利、掌控一切和蔑视万物的态度表达情绪，妄想自己权势滔天、庄严宏伟、自给自足，进而拒绝承认自己的无助和对他人的依赖。
莫内-克尔以克莱因的理论为框架，渐渐理解了纳粹宣传的力量所在。他总结称，希特勒和戈培尔诱导听众陷入类似大规模精神错乱的状态，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写道：
演讲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但是听众却令我难忘。这些人似乎渐渐失去个性，融合成一只并不聪明但却极其强大的怪兽。演讲者将这只怪兽玩弄于鼓掌之中。他们可以轻松地激发或者改变怪兽的热情，好像怪兽是巨大管风琴演奏出来的音符一般。
看到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行径后，莫内-克尔产生了一个想法：政治宣传要想奏效，宣传者必须让听众感受到无助（毒药），接着为他们提供魔法般的解决方案（糕点）。首先，他们要在听众心中唤起沮丧情绪——感觉自己丢失或者破坏了某种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已经俯首称臣，沦为笑柄，背叛了德国人民的伟大命运。正如莫内-克尔所言：“演讲者说了整整十分钟德国在开战后遭受的损失和磨难。怪兽似乎沉溺于自怜的狂欢而无法自拔。”
第二步是让少数群体的局外人成为靶子，将其塑造成导致人们不幸的罪魁元凶。在宣传者口中，这些局外人是邪恶势力，从外部对我们进行迫害，在内部消耗我们的资源。莫内-克尔写道：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演讲者针对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最声嘶力竭的控诉，将其塑造成德国苦难的唯一始作俑者。仇恨取代了自怜，怪兽似乎即将释放体内的杀气。
第三步是提供可以治愈无助恐惧的狂热解药：
自怜和仇恨还不够。消除恐惧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演讲者话音一转，从谩骂转向自夸。纳粹党从零开始，渐渐成长为无敌的存在。每一个听众都感觉心中充满了纳粹党赋予自己的全能力量，不知不觉中被‘感染’上一种新的精神错乱。这种诱发性忧郁症逐渐变成偏执狂，最后又演变成自大狂。
希特勒的演讲强度逐渐递增，最终进入躁狂阶段，呼吁德国人民团结一心。莫内-克尔认为，这正是独裁宣传成功的关键。他说：“如果希特勒不做任何铺垫便直接开始慷慨陈词，他便很难维持自己神的形象。”在感情强烈、内容震撼的演讲结尾，希特勒承诺将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不过这个天堂只允许纯正的日耳曼人和真正的纳粹分子居住。任何被排斥在外的人都是迫害者，因此他们就成了仇恨的对象。”
虽然在观察纳粹宣传的过程中受到启发，但莫内-克尔并不认为他的分析只适用于纳粹分子。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记者格温·吉尔福德（Gwynn Guilford）参加了几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她用自己的观察检验莫内-克尔理论的正确性。她在网络杂志 Quartz 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其中写道：“我回顾了在特朗普集会上写下的大量观察笔记。几乎所有的内容都符合莫内-克尔总结的宣传顺序。”
不管对领导者们吸引力的精神分析诊断结论是否正确，部分让渴望实行独裁专制的领导者倍感“受益”的心理学分析还是很有研究的价值。理解独裁者幻想的吸引力所在，我们才能想办法与之抗衡，避免再一次被引入无尽的深渊。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版权：Mads Madsen mediadrumworldcom / 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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