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们一起可以聊些在学院里找不到人聊的话题。”
时钟指向晚上 6 点半。志愿者们唱起了《国际歌》，穿着红色外套的“福柯”准时跳上椅子发表演讲。
“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法国巴黎。我是你们的战友福柯，这注定是一个让历史铭记的日子。今年是 1968 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在今天，知识被资本异化为信息资源，森林被资本异化为树木资源，就连我们人类本身也被资本异化为人力资源。人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资源，变成了工具。人们只关注如何套路，如何消费。他们忘了为什么要消费，为什么要套路。人们忘记了爱，忘记了真诚。今天，就在今夜，我们要让全世界铭记。理性，你不是肉体的牢笼，不是！战友们，出发！”
说完这番话，他抛出了头顶的帽子。
“Dans la rue（去街上）！Dans la rue！停止越战！停止越战！”长发女孩扬起手臂，领头呼喊起来。人们跟着她走到花生食堂，在那里，一个身穿制服的“秘密警察”做出要拉扯游行学生的姿势。一番争吵后，众人又涌向二楼的小剧场。
人们进进出出。706 创始人邬方荣站在门口，反复叮嘱志愿者把大门关好，以免邻居投诉。
楼梯拐角处，诗人“金斯伯格”开始了另一番演讲：“欢迎来到纽约！爱之夏这个自由的活动已经进行了两个月。我们已经厌烦了美国政府所说的自由和民主。越南战争，一个全美国都不想打的战争，就为了他们嘴中所说的那个帝国主义的理想。我们在这里宣扬爱与和平。这里没有权威！这里……对，没有权威。这里就是我们的乌托邦！”人群因为他的忘词发出了一阵哄笑。
小剧场门后贴着一张纸，“要文斗，不要武斗，鲜花比子弹更美好”。那个刚才用法语念着“dans la rue”（去街上）的长发女孩，这会儿拿起了一把吉他。欢迎来到 Joan Baez 的演唱会，她介绍说。背上的白纸板写着美国嬉皮士们的口号：“反对越战，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用纳税人的钱进行侵略。”
“这里没有资本家，也没有腐败的政客！这里只有爱的液体。”LSD 之王 Albert Hoffman 跟着走进来。他顶着一头脏辫，身穿夏威夷花衬衫，手握一只荧光色水枪。
“朋友们，你们上一次性行为是什么时候？性爱的越界是一种极限行为。咳咳，我们要彼此敞开自我，解脱占有欲对自己的控制。真正的爱是激发彼此的创造，把痛苦变成快乐，把罪行变成愉悦，把折磨变成销魂，在这种行为中我们可以把对死亡的愿望变成压倒一切的爱的情感，找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我们要成为全新的自我！已经成为情侣的今天就要分手，没有情侣的今天就会找到伴侣！爱你们！”
人群中再次发出哄笑。
“Joan Baez” 领着人们唱起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圣歌《We Shall Overcome》（我们终将胜利）：“我从内心深处坚决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能战胜一切。”
706 是个什么地方？
5 月 5 日这天是 706 青年空间文化节“复活的乌托邦”开幕式。3 个月前，他们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招募 | 五月风暴 50 周年，撞击世界的 1968 年》，宣布要搞一系列活动——包括演讲、沙龙、研讨会、工作坊、派对、展览，“邀请中国当代思想名家与各个领域的青年行动者，从历史与当下的诸多批判理论与实践中汲取营养，呼唤这个时代的青年精神”。
简直是骇人听闻。“乌托邦”这个评价再一次跟这个青年社区联系在了一起，反应却各不相同：羡慕的，不置可否的，或认为这是在“作死”的。
邬方荣不这么觉得。他形容自己“是想赚钱的，但也有点理想”。
“706 是青年据点，是文化空间、公共空间。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可以整合很多资源、做很多事情。”邬方荣说。
2012 年，邬方荣从通信专业研究生肄业两三年后，和十几个朋友自掏腰包，带着玩票心理成立了 706。6 年过去，朋友们各奔东西，如今只剩他一人主管日常运营。
这个 600 平米空间被分为左右两个区域，上下两层。公共区域包括咖啡区、小剧场、图书馆和食堂，几个小房间则用作住宿和办公。床铺不够时，小剧场和图书馆可以打地铺。晚上和周末常有不同机构或个人发起的读书会、讨论会、展览或讲座，周边高校的学者教授以及知名知识分子经常出入于此：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日本专栏作者加藤嘉一、“单向街”创始人许知远。
现在，你从五道口地铁站 B 口出来，沿着财经东路西侧往南走几百米，就能看见华清嘉园小区东门。穿过一个开着紫藤花的中心花园，一个小卖部，按下 20 层电梯，敲开“2007”号房门，就到了这个“乌托邦”——虽然很多常客并不喜欢这个标签。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老要提乌托邦，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706 生活实验室的一位住客悠洋对《好奇心日报》说。
一个青年空间的日常
大部分时候，706 只在周末晚上才会像文化节开幕式那样热闹。白天，住客们多半在上班或外出办事，只有卡门和麻圆会频繁穿梭在咖啡区、小剧场、图书馆和天台。
卡门是邬方荣养的长毛猫，黑黄白三色相间，已经十几岁了。麻圆是它的儿子。它们经常肚皮朝上倒在咖啡区的长桌上酣睡，或毫不客气地蜷缩在某个住客的地铺上，成为相互陌生的人们开启谈话的引子。
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本科生韦姮慧思考过这个命题：闲暇是否是构建公共空间的必要条件之一。在 2013 年底 706 活动“一千零一年”的资料记录中，她描述 706 的生活常态，“自己在大厅懒洋洋地敲着键盘，悦悦在弹吉他，孟思在翻看杂志，宝忠在玩手机······赵岩老师感慨了一句‘来 706 的人都是有闲的人呐’”。
韦姮慧还曾发起一项以 706 为例的公共空间调查研究。半数以上回答者在“您感觉经常参加 706 活动的会是下面哪些人”这个问题下，都勾选了“高校学生”和“自由职业者”。
706 来来往往的住客不少，常住且大部分人都熟识的不算多，冯悦是其中一个。
人们称呼冯悦为“冯神”，这可能是由于他的知识面，以及他的言谈举止。冯悦自称东京大学数学系在读博士，对哲学、神学、物理之类的话题也感兴趣，和谁都能聊上几句，说话声音洪亮、一字一顿，有时这种语气会让人觉得是在炫耀学识。他总是穿着颜色鲜艳的运动衫，戴着一副银边眼镜，下巴上的那绺胡须看上去仙风道骨。
趁导师出国访学，冯悦偷偷跑回国，打算在 706 休息一段时间。他手里总捧着本书，但几乎不去图书馆，爱在人来人往的食堂区里坐着，因为“喜欢热闹”。最近集中阅读的是阿甘本——听说这位事件哲学大师近期要来中国，他显得很激动，打算把几本英文译本译成中文。
每周六晚上举行的“苏格拉底对话”是冯悦固定会参加的活动。活动发起人赵春皓是他的旧识。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赵春皓创办过一家教育创业公司，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他还是想以某种方式把哲学课上的那种思维训练延续下来。“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解释为什么要发起这项活动，赵春皓总会以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开头。
“苏格拉底对话”在 5 到 11 个参与者中进行，并设有一个主持人。讨论分为三个阶段：参与者要针对主题按照“观点+例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随后开放提问，接受其他人的质疑；随后参与者们会投票选出最想讨论的例子，开始深入讨论；最后，所有人会就形成的共识进行最后的审思。
比如，4 月底的一个周六晚上，对话主题是“什么是生活”，例子是“梅西”。一位参与者提出，对梅西来说，“生活就是从被认可的足球生涯开始，到这段生涯结束的所有时间”。另一个人则质疑，“生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生活不一定是谋生手段。”
对话在几人中往返，从 7 点开始，一直进行到 9 点。不知是谁带来一束白色月季和百合扎成的花束，拆成一支支递到所有人手中。这让食堂区那块略显陈旧的方桌仿佛变成了雅典娜的市民广场。
如果没什么特别活动，冯悦会约上几个好友去逛万圣书园，看有什么新书上架。那里离 706 步行只要 15 分钟。看完书，就去附近的香猪坊吃饭、继续讨论。兴致好时，擅长厨艺的冯悦会临时在花生食堂做主厨，主打菜是清远鸡或土豆烤猪排。
朋友们都是在 706 认识的，背景各不相同。高赛在北大读历史，对党史最感兴趣；云大夫是儿科医生，平时喜欢读读黑格尔；冯悦的女朋友镜卜之前在荷兰攻读艺术史；George 则是《正义论》中文版的译者。一些旁人看来生涩的东西或无趣的学术圈八卦，冯悦和他的圈子聊起来乐趣无穷，他们在 706 找到了理想的热闹。
不止冯悦。不同的人会在这里感受到不同的热闹。
高雄在清华大学数学系读大二，周末会到 706 来参加音乐小组。小组里有 17 岁在酒吧驻唱的负责人念一，也有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后以教琴为生、边旅行边交朋友的新阳，“和他们一起可以聊些在学院里找不到人聊的话题”。
树昕在美国读高中，春假回广州休假，为了看 706 周末举办的独立出版物展专程飞到北京。出版物中最让她惊讶的是与人口政策和城市规划相关的那些报道。这些话题在英文媒体中只能看到少量信息，在中文媒体中则几乎不见踪影，而“地下刊物”则用文字、摄影或漫画的形式做了生动记录。树昕买了好几本。
“我就想尽量多和人聊天，对什么都觉得好奇，什么都想了解。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太不乖了，有时又觉得这样挺好的。”她坐在花生食堂的吧台前，手里拿着一本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树昕住在 706 的前一天，这里的上铺刚被突然闯入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拆除，这是一周之内的第二次。咖啡厅里堆满无处存放的床垫和床褥，穿着香奈儿高跟鞋的树昕睡到了图书馆的地铺上。
从 2013 年群租政策改革以来，走在灰色边缘的 706 就习惯了时不时的突击检查。但从去年底开始，这样的检查变得更为频繁，每次来人也不同：街道办事处、公安、居委会，什么人都有。
被问起这件事时，邬方荣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习惯了，多刺激啊，可以猜猜看这次又是谁来了。”
搞一个文化节吧
邬方荣有两部手机，两个微信号，以及至少两个总人数接近 500 的大群。他是五道口社交的中心，也是资源的中心。人们也许互不相识，但不会不认识邬方荣。
文化节也是众多依托邬方荣的资源网络才得以成形的青年活动之一。负责人罗克去年 7 月刚从云南大学毕业，随后到英国公益机构 Save the Children 北京分部实习。由于关注去年底发生在大兴区新建村的大火，他认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碰面地点之一就是 706。
今年初，罗克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哲学系研究生在 706 聊起今年是“五月风暴” 50 周年，于是向邬方荣提议办个文化节。2 月发出招募文章后，报名参加活动小组的人不算多，加上罗克和邬方荣拉来的朋友共有 20 多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负责理论组、寻找合适的演讲者，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主动申请做文案，而做设计工作的住客则可以负责整个空间的布置。
在人事安排上，邬方荣倾向于包容开放：先寻找愿意做事的人，再考虑职位、机会或能力。如果有人离开，才会换人。这让一切事务的运作显得民主自由，但也松散低效。
尽管 2 月已经发布活动招募帖，但到 4 月初，文化节活动小组的人才基本集齐。20 多人只在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上碰面，以理论学习为主。中途不断有人因私人原因或理论上的分歧退出。4 月 24 日，离开幕式还有 11 天，所有筹备者才在 706 见面开第二次讨论会。
寻找嘉宾时，罗克还总收到同样的答复：“这个太敏感了，你们确定要做吗？”
钱是另一个问题。被动的人们除了把头转向邬方荣，也没什么招数。706 的主要收入来自住宿：上下铺一个月 2300 元，一天 120 元；地铺一天 60 元。群租受限后，706 的住宿空间缩小了一半，盈利能力也随之减半。人们一边享受 706 提供的资源、机会和热闹，一边担心它某一天是否会就此消失。
让罗克感到庆幸的是，活动小组终于在 4 月份基本确定了文化节的主要板块。为了把活动包装得更温和，标题“五月风暴”改为“复活的乌托邦”；四个板块包括“共同体的建议”、“日常生活的批判”、“实在界的大荒漠”、“乌托邦的想象力”，分别对应历史、当下、未来，“算是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5 月 5 日，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文化节还是如期开始了。
整个空间被分成五个展区。入口处的咖啡厅被清空，摆上了一条长桌，出售 50 元一件的黑色纪念 T 恤，胸前印着一句话，“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那是居伊·德波 1978 年执导的法国纪录片片名。楼上的图书馆用来举行讲座，易拉宝上写有五月风暴期间各国大学运动的介绍，挂有“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让想象力夺权”的标语。
另一侧的花生食堂，当日供应”存在通心粉“、”唯物三明治”和“自由塔可”。进餐区变成了海德公园——一个供人们自由发表三至五分钟演讲的角落。”老六“张立宪的《读库》在那里摆了个摊子，出售法国编剧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记录 1968 - 1969 年经历的《乌托邦时代》。
二楼的小剧场则是“海德公园”版的音乐活动，任何人想通过歌曲表达观点或情绪都可以上台表演。旁边的天台上有关于“佛系青年”的对谈，也可以随意喝酒、秉烛夜谈。
但这样的场景短时间内可能不再那么容易频繁见到。6 月 4 日，706 接到通知，要求“6 月 4 日至 20 日停业整顿……天台禁止喝酒聊天，小剧场暂停音乐公开活动。”
排演《马拉/萨德》
“马拉，上街吧；尽管你已经死了二百年。我们被时代踩在脚下，关进牢里，我们是疯子，却不是奴隶。你的革命，已经生长在我的身体里；我们仅仅存在着，就是对你们的提醒和挑衅。不必拯救我们，拯救你们彼此；不必医治我们，医治你们自己。”
一个长卷发女孩站在浅黄色地板上，面对镜子，手里拿着剧本。十几个扮演精神病人的演员趴在地上，等着她念完最后一段。在这之后，他们会围成一圈边走边唱，歌颂革命胜利、歌颂新皇帝拿破仑登基，接着失控袭击院长和护士。气氛会越来越热烈，全剧将达到高潮，也是尾声。
“你不能用说教的口吻。再来一遍。”导演杨思汀打断了这一切。她很瘦，留着一头黑色短发，大眼睛，身高超过一米七，说起话来气势十足。
同样是在 5 月 5 日，离正式演出还有两周，《马拉/萨德》剧组在 9 剧场的地下排练厅开始了第一次联排。这部剧是 706 文化节的闭幕大戏，成员由临时招募的业余演员组成，几乎都是大学生。
由于经费紧缺，杨思汀申请了 9 剧场面向非专业剧组招募的“非非演出季”，成功获得了 5000 元补贴。但这笔钱还是得省着花：所有道具都在淘宝购买，组装在家里完成；演员不领薪水，负责键盘和配乐的侯鑫林也免费支持；所有省出的钱都花在了正式演出的音响设备上，“一千一千地烧”。
杨思汀还在北京大学元培计划班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读大四。她被叫到 706 策划文化节活动时原本只参与理论策划，但《马拉/萨德》的提案确定后，所有人都提议她来做导演。这部剧被认为实践了德语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恰好是杨思汀的研究领域。虽然排戏经验有限，她在北大也参加过音乐剧社，认识一些可能对参演感兴趣的学生。
《马拉/萨德》此前只有一个老旧的中文版本，台词难以搬演。杨思汀结合瑞典剧作家彼得· 魏斯（Peter Weiss）的原作和 1967 年同名电影剧本，翻译确定了新的中文版。 3 年前，她在鼓楼看过意大利艺术与健康剧团排演的版本，但当时由于字幕过小没有看懂，只有全剧由精神病人出演的设定让她印象深刻。
话剧的背景设在一所精神病院。主角之一萨德侯爵排演了一出关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革命者让·保罗·马拉弥留之际的戏剧。这是一出包罗了各个阶层和派别形象的剧：革命者、保皇派、既得利益者、无产阶级。但争论的核心是主角马拉和萨德在意识形态上的交锋：“马拉坚信人们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社会结构；萨德则认为只有当个人无拘无束，为所欲为，打开‘内心的牢房’，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
演员在 4 月初招募确定。大部分人既没有听说过 706，也没有听说过这部剧，更不知道它是五月风暴文化节的一部分。
但和开幕式那天热烈表达的年轻人们一样，他们都给自己的人生设置了议程。这些议程天真而坦率，与 50 年前的欲望、理性和反抗没什么直接关联，但也有各自需要对抗的东西。
一头卷发的吕泓逸在北影导演系读大四，经学妹推荐加入了剧组。他纯粹对《马拉/萨德》的先锋形式感兴趣，因为在学校没有排练这种剧的机会。老师们更看重斯坦尼夫斯基式的表演方法，一切来源于真实生活。在中戏读戏剧管理的邓若南则是被精神病人的设定所吸引——这意味着业余演员的表演效果可能会胜过那些更商业化的专业团队。
吕泓逸和邓若南现在的想法很简单：让《马拉/萨德》成为 9 剧场“非非演出季”中最出色的话剧。
还在读高二的陈文轩是被临时拉来的。扮演病人的七个演员中有四个中途”炸组“，长相白净的陈文轩被推荐为替补之一。由于正在备考北影和中戏的表演系，他排练时总带着英文单词书，或者数学课本。
16 岁时，陈文轩在一场话剧中听到《苏三起解》，开始自学京剧，接着又参加了中戏业余表演班培训。参演《雷雨》中的周家二少爷周冲后，陈文轩被经纪人看中，开始收到来自不同公司的邀约。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唯一那道坎似乎就是表演系考试。
尽管吕泓逸和邓若南告诉他，中戏和北影的表演系都更偏爱身材高大的硬汉系男孩（北影更“奶油”一点），但陈文轩仍然信心十足。有经纪公司邀请他参加偶像练习生的选拔，他拒绝了。”如果那些活动没有考虑推广传统文化，只是单纯选秀，我就不会参加。“陈文轩告诉我，”以后我也只会和代理制公司签约，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演艺事业。“
报名饰演“科黛”的张芮晴原本在西北大学学习播音主持，去台湾交流后偶然参加了一个剧组的拍摄，签约了经纪公司，算是刚刚跨入正式演员的行列。正是积累作品的时候，她觉得“科黛”这个角色足够特别、也足够有挑战性——一个患有嗜睡症的病人、一个天真地相信保护皇权就能保护既有生活的贵族少女、一个以暴力抗衡暴力的革命牺牲品。
排练时，张芮晴大部分时间都躺在舞台一侧，做出睡着的样子。饰演病人的陈文轩就趴在她旁边，总会悄悄询问她对于未来的规划。“挑戏很难的，你既要保证自己不能长时间不接戏，又要保证接的戏不能太糟糕。”张芮晴小声回应他。
扮演库尔米院长的爱黎是新疆人，在北京一家公司做导演，拍得最多的是商业广告片。他和吕泓逸的心态有点类似，想参与一些先锋剧作的演出，寻求一种新鲜体验。不过，在转发排练合照时，他谨慎地给成员们手上举的牌子打上了马赛克，“因为朋友圈里有很多新疆朋友”。那些牌子是剧中病人们游行时使用的道具，上面的标语与文化节主题相呼应，“想象力夺权”“默默忍受蓝领劳动，牢牢抓紧白领工作”“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任治东也饰演病人之一。他目前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读大三，被排练搞得有点“分裂”。任治东是学校七个文艺社团的主席，“五四青年节”期间负责红色经典话剧，剧目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每周末到 9 剧场排练时，他又变成了想要闹革命的精神病人。
“但切换了一阵子就习惯了。”任治东觉得自己可以把两件事分得很开，正如他处理理想和职业的关系那样。他原本想考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研究生，然后从事编剧或导演工作，后来觉得不太实际，于是打算改成先进广告公司工作。“理想可以慢慢实现”，他说。
“现实极端复杂，永恒变化，我们却总以为可以把它简化为几个简单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在那本《乌托邦时代》中说。
706 的另一种日常
冯悦有个师弟在中科院攻读核物理工程博士，校区在石景山，碰巧要到清华开会，周末晚上就在 706 图书馆打了个地铺。两人在花生食堂聊天时，一位山东大学新闻系的女孩加入进来，询问师弟的具体研究内容。他就拉过旁边的白板，兴致勃勃地边画示意图边讲解起来，从零点讲到凌晨 2 点。
简单来说，他研究的课题是：如何通过运算改变粒子对撞机中粒子的运动轨迹，使其从抛物线改为直线。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已经花了两年。
“你觉得花两年研究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女孩问。
师弟愣了一下，叹了口气。冯悦在旁边回答：“读数学博士，写论文花三年，教授评论文花三年，论文出版还要再花三年，九年就过去了。要说意义，从笛卡尔时代就已经在论证的东西到现在还在论证，你说有意义吗？”
“我常常觉得没有意义，”女孩说，“比如，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了，那为什么还要做新闻。”
这个夜晚在沉默中结束。
更多人不会深究这么多。平常的周末夜晚，一伙人在花生食堂吃完 25 元一份的白斩鸡，会到咖啡区玩几轮狼人杀。那之后，人们会三三两两聚集，开几瓶啤酒聊到深夜。新的一周，一切如旧。
对大部分人来说，706 只是一种过渡。冯悦烧土豆烤猪排给住客吃的那天下午，展延东抱着一只纸盒子兴高彩烈地进了门，“我辞职了！”。展延东在中兴实习了 4 个月，期间一直住在 706。他的结论是北京不是个值得呆的地方，不如深圳。那里待遇一样好、机会也多，最诱惑的是刚刚推出的优惠落户政策。
荔枝和展延东的想法差不多。她原来在北京一家国企做会计，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就辞了职打算去珠海重新开始。原本的计划是在 706 住一周，最后却待了三个月。不过，去珠海是迟早的事，“现在就是休息一下”。
杨树在 706 做了一年多管家，是除邬方荣之外来客最熟悉的那个人——瘦高、卷发，圆眼镜，总是一副忙碌的样子。他读过师范、做过三年小学老师，也创立过主打 STEM 教育的培训公司。父母已经在老家买好了房，劝说他回去找一份正经工作、结婚生子。在走上“正轨”之前，杨树打算在 706 玩一玩，度过一段今后回想起来不会感到遗憾的日子。
文化节举行到一半，杨树在 706 的公众号上发起一个新项目“见闻 706”，写他遇见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3 月 15 日的写作对象是先锋，一个年龄未知的中年男人。
“人们只知道他毕业于厦大电气工程系，貌似曾在国企工作过，其他的一切都是迷。在空间里，他一边修床修水电修马桶，一边读书写诗养黑猫。住客送他外号，‘归来仍是少年’。”
《马拉/萨德》在 9 剧场
5 月 19 日、20 日两天，文化节临近尾声，《马拉/萨德》也终于在 9 剧场正式演出。
演出并不收费，唯一的观看方式是在 706 青年空间的微信公众号上报名。两场共约 300 张票在一天之内迅速抢空。塞满现场的观众和演员一样年轻，看上去平均不满 25 岁。
北京大学的一位德语系教授带着《马拉/萨德》作者的生前好友也来了。这位白发老太太穿着一件浅紫色中式套装，挤在年轻人中间，显得很激动。
9 剧场由朝阳区文化馆于 2004 年正式开放，和北京人艺、东方先锋共同构成北京小剧场演出的三个中心。这里一切都显得古旧。排练厅楼上、大厅东侧，透明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八九十年代的老物件：迪斯科舞厅旋转彩灯球、流行歌曲磁带，还有一个原样复制八十年代理发店的样板间——一尊套有白色外衣的骷髅骨架坐在椅子上，凝视着镜子。
海报在墙上一字排开，仿佛一张大事年表：2003 年 4 月“SARS”期间，台球厅、录像厅停止营业的通知；2006 年五一前夕，“民工影院”第一届露天电影节开幕式打出的口号“劳动万岁、天道酬勤”；2008 年，“人文奥运、和谐社会”。
杨思汀不希望《马拉/萨德》与当下无关。在翻译编纂中文剧本时，她在台词里加入了一些能让人迅速联想起现实生活的内容。
第四场，病人们扮演愤怒起义的穷人，抱怨声此起彼伏：
“我的肺黑了！”“我有艾滋病！”“我喜欢男人！”“我的房子拆了！”“我上不起学！” “我的同学被约谈了！”
第十六场，剧中导演萨德侯爵对一切民族的革命嗤之以鼻——“革命太简单了”，随便树立一个偶像和理想就能把愤怒的人们煽动起来，“我不相信任何事业和任何牺牲的理由”。病人也配合着喊起了万岁，他们的“偶像“也算是与时代接轨：
“大熊猫万岁！”“外卖万岁！”“女朋友万岁！”“摄像头万岁！”“二维码万岁！”
临近结尾，病人在领袖马拉被贵族少女科黛刺死后陷入疯狂，开始歌颂革命，“光荣二百年！”杨思汀安排一位演员在其中穿插了一段嘻哈，展现现代生活中那些被树立起来的新偶像。
“新的世纪白驹过隙过去十八年/希望梦想幻想妄想每天突破新极限/商场橱窗长廊漂亮时装闪闪发着光/划开手机公众号上随时看偶像/新体验无穷无尽，看你钱够不够花/压抑的放纵的痛快的残酷的，世界就快要爆炸/大厦比天高一百倍，买票全世界到处飞/可怜马拉尝不到当代生活的好滋味。”
嘻哈把整部剧的情绪推向高潮。原剧作者选择在这里戛然而止，借萨德侯爵之口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对我而言，定局从不成立。我留下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
杨思汀认为这样的结尾“太西方、太休闲”。她把萨德的台词改成了一长段用排比组成的呼吁，豪气冲天：
“二百年了，断头台变成了电椅、瞭望塔和摄像头，街垒变成了手机屏幕和霓虹灯，可我们的身体仍是血和肉、是脉搏的跳动和呼吸的节奏。我导演了一场野蛮的狂欢，去施展性欲、暴力、排泄、梦境和迷醉的力量，让那些哲学家嗤之以鼻，又让革命家瑟瑟发抖。用身体去革命吧，用身体去创造吧，用身体的体积、厚度、重量和温度去创造偶然的相遇和不经计算的快乐；用身体去说出书本说不出的话语，用身体去拥抱刽子手的快感和死刑犯的痛感，权力的法则灰飞烟灭，它无法管辖器官，也无法规训尸体。”
病人簇拥着萨德欢呼，冲向代表权威的院长，协助规束的护士。有人拉响干粉灭火器，有人扔出了西红柿。白色粉末在剧场中心飘落，西红柿裂开，散发出新鲜的腥气。一个由各个时代独裁者拼成的画像被丢上了舞台中央的红色断头台。病人们轰然倒地，排练场观众席里传出热烈掌声。
“我很激动，很激动”，老太太站起来拦住杨思汀，“请多排些布莱希特吧！”
年轻的导演站在舞台一侧，露出了微笑。
（*文中镜卜、树昕、高雄、展延东、荔枝、罗克为化名）
题图及内文配图为作者现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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