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就是要搞点事情，找点乐子”，9 个年轻人的社团生活 | 这里是五道口，年轻人很多③
北京五道口的十一所高校，聚集着十来万人的求知和社交愿望。每周的数百场社团活动，是这种愿望的出口之一。
每周五晚 6 点，明正会准时出现在清华社会学系教学楼背后的独峰咖啡，和政资研社团的几个成员聊上三四个小时。他们把这称作“读书会”，话题都围绕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经典著作。
8 点，郭琪会去北京语言大学的操场摆上一台望远镜，看月海、环形山，或者木星的卫星位置发生了何种变化。这样的“路边天文”会进行到晚上 11 点，吸引数十人围观。
于翀涵则总在周六白天活动。每个月有两三次，从早上 9 点到中午 12 点，下午 2 点到 5 点，她会去离中国地质大学以南 10 公里的地质博物馆做志愿讲解，从一层的地球厅、二层的矿物厅和珠宝厅讲到三层的古生物厅，“过瘾”。这样的活动已经持续了四年，听过她讲解的观众超过 2000 人。
而无论来人多少，每周六晚 8 点，楚显琨或他的社友会准时坐在北大燕园 35 号宿舍楼地下二层的 18 号房内，放电影。他们给这个不足 80 平米的临时空间起了个朴素而郑重的名字，“元培地下电影院”。
北京五道口的十一所高校，聚集着十来万人的求知和社交愿望，每周数百场社团活动是这种愿望的出口之一。年轻人们从中各有所获：自由、挫折、好奇心、归属感、自我怀疑、行动力，或只是单纯的热闹。
这里有 9 个年轻人的故事。
1、“素食行动派”
欧阳惠雨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素食行动派”，多少和他两年前那场备受争议的行为艺术有点关系。
在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读大三那年，他选修了《动物伦理与护生文化》。期末作业的选题有 20 个，其中一个是“玩一个有创意有影响的宣传动物的行为艺术”。
欧阳想起刚盖好的食堂。那是建筑学院一位老师的作品，有个宽阔的入口，天窗覆盖着透明玻璃，允许自然光直射。于是他找来几个朋友，连夜制作道具。作品实施当日中午，人流正是密集之时，玻璃顶上覆盖了一层红色薄膜，仿真动物玩偶被拴住脖子从天窗悬挂至室内半空，上下抖动。
这场行为艺术在校内引来了“过于激进”的批评。有人将这场活动与素食协会联系了起来，甚至成立了一个与之对立的”肉食协会“，在新学期的“百团大战”社团招新时期发放炸鸡块。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肉食协会，所以我想清华校园里有 300 多人组成一个表示反对的组织也挺正常的，没必要与之对抗。“欧阳惠雨说。这件事从学业上来说结果不错：《动物伦理与护生文化》这门课得了全班最高分。
欧阳对动物权利运动的关注也是从上这门课开始的。虽然从大一起已经开始吃素，但那时他考虑的是肉食不效率，依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1 英亩土地用于饲养牲畜只能满足 180 人的实物需求，用于种植大豆则可满足 3230 人”。《动物伦理与护生文化》结课后，欧阳觉得动物权利会是个不错的切入口。实际上，任何与社会公正有关的事对他都有强大吸引力，而动物权利因为被忽视程度高于 LGBT 或种族歧视，让他觉得投入其中能带来更多改变。
2016 年 9 月底，欧阳惠雨加入素协，不久后开始参与沟通素食窗口的开设。
在此之前，素协连续数年都在推动这件事，但从未成功。欧阳总结下来，认为主要原因是与校方的沟通不够频繁，以及论点不够鲜明。上任后，他和成员们每周都会给各类沟通渠道写信——饮食服务中心、绿色大学办公室、留学生办公室。饮食服务中心 60 天内未回信最终成为了一个事件突破的契机，欧阳找到信访办公室，获得了参加校领导接待日的三个汇报提案的名额之一。
素协接着把 80 页的倡议书改到了 20 页，论点精简为“人文关怀（尊重校内素食师生需求）”和“绿色校园”，两点都与清华建设国际化校园的议题相关。这也正好戳中了参会副校长的关注点，这位副校长在会上说，多年前陪同以色列访客在食堂进餐时，就发现来访团队中有两人因无素食餐饮拒绝进食的情况。
不过，这位副校长并不分管后勤，素食窗口的开设此后并没什么实际进展。欧阳就又申请参加了“校园餐饮保障”主题的开放交流活动，找到了另一位副校长——这次论点变成了“建议学校与学生间的沟通渠道更加通畅”。5 个月后，清华校园内的第一个素食窗口正式开放。
现在，欧阳惠雨继续在建筑学院的城市规划专业读研究生。他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讲座、分享会和读书会上，讲社团如何做宣传、动物保护运动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高校学生群体在其中的角色和策略。上周五，一个类似主题的讲座刚结束：《驶向多物种的未来：清华校园的动物权行动主义》。欧阳那天对着 20 多个人讲了两个小时，讲哑了嗓子。他也一度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平均时长在三小时以上。
“我一直是个行动派，但行动要讲策略。”欧阳坐在万圣家园的咖啡厅里，穿着格子衬衫、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这天他正和一个攻读动物伦理方向哲学硕士学位的朋友见面，讨论如何建立高校素食协会的联络机制——一个让各高校素食协会互通有无的、松散而扁平的组织。他们认为，这个机制应“适度去中心化”、“体现代表性”、“认清高校在素食推广运动中的角色分工”、”实践素食大学的理念“、”增加同国外素食者的交流”。
今年初，欧阳去德国参加了一次国际素食训练营，在那里认识了训练营共同创始人 Melanie Joy，正帮助她把著作“Why We Love Dogs, Eat Pigs, and Wear Cows”译介到中国。6 月底，他又出现在于洛杉矶召开的动物权利大会（Animal Rights National Conference）上。
我问欧阳，既然对动物权利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不和朋友一样去做相关研究，而要继续学城市规划。欧阳回答说：“动物权利运动和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都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非人的关系。”
素协一位成员最近发现，校内一门选修课开始使用小白鼠做解剖观察。他们正在与开课方沟通，打算将其作为素协下个阶段的重点议题：替代动物实验。
2、“理论如不去实践，就失去了意义”
对理论的分析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要与实践结合，这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明正说。
明正就读于清华社会学系。两年前他创建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社团（简称政资研）时，这原本只是一个翻译经济人类学文献的项目组。项目结束后，有三名成员打算让这个小组延续下去，搞一些学术理论性的讨论：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危机论。除了读书会，参与者也会主动发起课题调研，时不时拿出来作为理论讨论的对象。
读书会的地点就在校内至善路附近的独峰咖啡，我们采访时也约在了这。明正抱着一只保温杯坐在二层露台的藤椅上，有种习惯性带来的自在感，肩上的环保袋印着一幅福柯肖像的简笔画。
方然是初创时的那三个人之一。他的课题大多与工人有关。大一下学期的五一假期，方然去亦庄体验过一天临时工的生活：前一天晚上到亦庄，找家二三十块的旅店过夜；早上六七点钟把身份证押给黑中介，接着就会被送上一辆小巴车拉到工厂去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再坐小巴回旅馆，把身份证领回来。这些流水线作业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要求熟练程度高。
没人知道小巴车的终点会是哪家工厂、什么工作。方然这天被送到了一家印刷厂。第一个活儿是给《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贴防伪标签。方然觉得领班这是有整他的意思，“看我戴眼镜，肯定没干过活，所以为难一下”——想贴得正速度就会下降，想提速又容易贴歪，而不少人都被分配去做更简单的塞答案。
干了几小时，他又被指派去包书——把书摞到纸箱里，再把纸箱搬到车上。那是 2014 年的五一，马尔克斯刚去世不到一个月，整个车间都是他的《百年孤独》。十来个工人没人关心这些，这份工作枯燥而单调，干到后面，不上心的工人们会在推书时撞上堆好的书。书本相互碰撞，撞出凹槽。这以后，每次走进书店，方然总会第一时间注意到封皮上的凹槽，想起亦庄车间的情景。
明正也有过类似经历。他在大二时去珠海的一个区政府办事处坐前台，遇到过一个刚下火车就来找工作的江西人。这人手里就拎着一只塑料桶，里头装着他的所有家当，不愿意上网，就想沿路打听。明正陪着他从下午找到晚上，最后在长途汽车枢纽站作别。分别时那人看上去很高兴，因为车站到处贴着招工的小广告。
今年上半年，方然一直泡在深圳。2017 年，湖南省的职业病防治所开始排查本地户籍人口的身体状况，查出数百人患有尘肺病或病情加重。其中大部分人因长期在深圳打工，转而在今年年初到深圳上访维权。方然参与了对这些工人的访谈，1 月到深圳、东莞，5 月到湖南。
这些工人大多来自湖南桑植县（张家界市）、耒阳县和汨罗县，有不少人在深圳干打地基的活，做封钻工或爆破工，长期接触粉尘。他们往往是从 90 年代初或 2000 年初外出打工，亲戚带亲戚，没有和老板签合同，也没有社保记录。大多数人无法证明劳动关系，也无法按照工伤待遇索赔。攒的钱都用来盖房了，“房子看上去光鲜，其实是借债盖的。桑植县很多房子外墙漂亮，里头一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的连门都没有。”方然说。
湖南籍工人们 2009 年曾发起过一次维权活动。当时不管是否能证明劳动关系，只要确诊出尘肺病早期到三期，就能得到 7 万到 13 万人道关怀补助。如果有劳动关系和社保，能争取到 20 多万。但这些钱并不能提供多少保障：尘肺病只能缓解，无法根治；维权如同一场马拉松，待判决发布，不少人已经因医疗费欠下大量债务，而孩子上学、结婚，赡养老人，也都需要用钱。
5 月去汨罗时，方然发现当地至少有四十多个工人患了尘肺病。有些人说话困难，边说边清嗓子；有些人并发症比较严重，不用氧气机睡一两个小时就会呼吸困难。氧气机两三千块已算廉价，噪音大，令人无法享受连贯的睡眠。为了防止肋骨压到肺部，患者倾向于侧身睡。到了晚期，为寻求呼吸顺畅，他们的姿态会不由自主呈跪状，直至死亡。
一些人知道自己患病，心理上无法接受，会拒绝参与体检和维权。另一些人则看得比较开。方然遇到过一位父亲，劝阻自己的孩子不要想着早日打工赚取医疗费，而是把钱用在读书上，觉得上大学才有未来。“你就知道，这不单单是一个人七万块的问题，而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对方然和明正来说，政资研是个尝试用理论分析实际的好地方，而在其它地方这种机会不常有。成员一共只有十几个，讨论能更加深入。这帮年轻人也很热血，每当校内校外有一些重要公共事件发生，他们就会写评论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尽管这些内容大多已被删除：清华保安维权事件、学校宿舍施工前未经学生讨论、校园性骚扰、大兴火灾。
明正决定以后读博。方然则打算去香港大学社会学继续深造，他感到学界已经研究出很多”好东西“，但还没有太多人把它和现实结合起来，想做一些写作和宣传方面的工作。
3、“想带出一支能打比赛的橄榄球队”
全北京高校美式橄榄球社团凤毛麟角，大多数只能打打腰旗橄榄球。两者的区别在于装备：前者戴盔，后者没盔戴。换句话说，这就是钱的问题：一套入门级装备至少要花 2000 多元。一支成型的球队至少 20 人、4.4 万元才能搞定。对学生社团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北京语言大学的电光橄榄球社属于后者，而上周刚升任队长的蔡昊晨有个心愿：把这只还没成型的球队训练得能打比赛。
身高 1.77 米的蔡昊晨被同学们叫作“伯伯”。他原本是中国传媒大学 2013 级舞台技术演艺工程的学生，现在又重新来过，在北语 2017 级数字传媒技术专业就读。
2015 年在传媒大学读大三时，他已经接触过北京的两大业余橄榄球队：旋风和铁瓷。两支球队加起来百余人，分属两个全国级别的业余橄榄球联盟，每周末会分别在清华和北京交通大学练球，以已经工作的人为主，加上少量有留学背景的学生。蔡昊晨加入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练了肌肉，就想找对抗性的运动实践一下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北语原本有一支叫作“斯巴达”的橄榄球队，几乎全部由外国留学生组成。他们毕业后，球队也随之解散。电光成立的本意则是组建一支属于中国学生的球队。全队目前只有十几人，此前接触过橄榄球的只有蔡昊晨和斯巴达前成员——一个伊朗人。伊朗人打四分卫，蔡昊晨做外接手或跑峰。
尽管名义上规定了每周二、周五训练，但电光的活动经常因为参与者太少而取消，往往只有四五人，还经常轮换，且都是 0 基础。一个半小时训练由半小时体能锻炼、45 分钟技术指导和 15 分钟拉伸构成。蔡昊晨就负责技术环节的五门零基础课：传接球、保护、擒抱、跑锋和角卫。
在社团里待了快一年，真正算得上打球而不是训练的只有一场：对手是来学校交流的英国初高中生，电光最终落败。
但蔡昊晨仍然兴致勃勃。他喜欢一切酷且好玩的事物。除了是北语唯一的跑峰和外接手，他可能也是北语唯一一个会跳 Popping 的人，在北语的 Buster Crew 街舞社担任副队长。
6 月 10 日，这支街舞社刚参加了艺术团专场演出，压轴出场。“表演的人两三百，观众只有几十个”，蔡昊晨提起这事有些惋惜。
在舞台上，他脑中总浮现出中传 DE 街舞社的时光——那是 2015 年，他们参加过“天炫 D 舞首都高校街舞精英邀请赛”，参赛高校有 43 个，门票卖出去 1500 张。DE 街舞社当时在其中数一数二，蔡昊晨很享受那种高手过招的感觉。
那时的同学已经各奔东西：有的回家继承家中产业，有的在央视做主持人，也有专职跳舞的，靠商演、教课、比赛为生。而蔡昊晨的时间好像停在了校园里。每次聚会，老友们会带着有些艳羡的口味感叹：“卧槽，你哪里来的勇气再读一遍大学。”
蔡昊晨对现在的状态感到安然。他边读书边做过多份工作，在《精品购物指南》做编辑，在玛丽互联、幼象之类的新媒体广告公司给乐视和北汽做方案。广告市场竞争激烈，后两家公司现在已经消失了。
蔡昊晨提起这事带着“过来人”的口吻，不像同龄人那样焦虑未来该做什么。“享受当下”，他说。眼前最大的困扰除了带好球队，不过是给电光改个名，“橄榄球队的名字好像都是这个风格。北二外的叫‘雪狼’，农大的叫‘挖掘者’，哈哈。”
4、“喜欢，就去阅读；更喜欢，就去创作”
21 岁的甄思同出生在辽宁葫芦岛，叔叔曾在部队当兵，家离海军基地步行不过 10 分钟。她用这些解释自己对军事的爱好。
由于在新生群中表现活跃，甄思同 2015 年刚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就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就被学长拉进了当时 40 多人组成的军事爱好者联盟。联盟参与的主要活动中，比较出名的有两个：每年一次的北京市高校“华山论剑”军事知识竞赛，以及国防论文大赛。甄思同很少参与核心赛事，但享受平日的训练以及相关社会实践：兵棋推演、考察解放战争、找空军老兵口述历史。
但在北语三年，甄思同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推理社社长，这个暑假过去就将交接给下一任。
推理社在北语是个新社团，2016 年才成立。她形容社里的 60 多个推理爱好者，都是“不太善于表达亲切感的人”，“自己待着读推理小说时可能才最自在”。
甄思同自己的推理文学阅读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那是老爸读大学时买的盗版福尔摩斯三卷本，到处是错别字，甄思同就拿只修正带边读边改。到了初中，她开始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寓所谜案》，杰克.福翠尔的《思考机器》系列。高中时期，大部分推理阅读都是在课桌下偷偷摸摸进行的，以国内原创居多——呼延云的《黄帝的咒语》，远宁的《大唐狄公案》，暗布烧、言桄、陆秋槎，主要来源是《推理》及《推理世界》。进入大学，书架上又加入了大量日系作品：社会派的东野圭吾，新本格派的岛田庄司和绫辻行人。
高中毕业时，老师把没收的书一一归还，甄思同桌子上的书最高，大部分是推理小说。“有这么高”，我们坐在北语食堂四楼的哈尼咖啡里，她把手比到了头顶。
甄思同和创立推理社的学姐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犯罪心理实证》课上认识的。两人在哈尼咖啡的同一张桌子上进行了一场简单直接的面试。“你为什么总穿黑色？”“我喜欢黑色。”“嗯，挺酷的。你什么星座？”“天蝎座。”“嗯，这个星座逻辑比较清晰。”
推理社的日常活动和她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一伙人围在一起研究推理小说”，而更为娱乐化。这包括不定期的密室逃脱（后来因为经费紧张暂停），以及从本学年开始的 CRIMASTER（全称“逻辑推理挑战赛”，一种破案游戏）。
唯一比较固定的活动是“寻宝大赛”——这是北京 20 多所高校推理社联盟从 2012 年发起的校园解密活动，每个学年举行两季（每年 3 月底到 5 月底以及 10 月底到 12 月初），期间每周一次，各高校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轮流设计一套有故事的谜题，参赛推理社都要到主办方校区实地解谜，最后按评分排名。
北语最近一次主办是去年 12 月 9 日。那时，用电击法治疗网瘾的杨教授和他的“网瘾中心”正受关注，甄思同和社员们就设计了一个影射该事件的谜题。寻宝背景被设在一所巨大的“网瘾中心”，游戏角色包括软弱的校长马善良、腹黑助理刘山、一位招生办老师、一位法制晚报记者和三个学生。参赛学校不仅要找到杀害学生的凶手是谁，还要还原事件真相。如在解谜中途遇到巡逻的 NPC，参赛者还会被抓进小黑屋关上 10 到 15 分钟。
整个游戏时长达 4 小时，北师和矿大并列第一。说起几所高校的推理社，甄思同显得有些羡慕：北师玩“寻宝大赛”总是排名第一；人大社员多、推理文化氛围浓郁；北交大是最早开始主办大赛的高校之一，历史悠久；复旦推理社以优秀校友众多著称，总能请到知名推理小说家返校办讲座。
甄思同也希望北语推理社能找到自己的特长。至少，让推理活动不要止步于娱乐化；让更多圈外人参与进来；能发展自己的推理创作能力。
刚过去的这学年，推理社开始定期推送推理沙龙，介绍未解之谜、推荐优秀作者。新一轮招新活动上，推理社试着联系了二三十位国内推理小说家，希望得到他们的寄语。令社员们惊喜的是，回信的小说家很多。曾是复旦推理社一员的陆秋槎托朋友送来了几本签名新书，呼延云则回复了一封长达 3000 字的长信。
他在信中说：“喜欢，就去阅读，更喜欢，就去创作……古往今来，在文学创作乃至任何事情上，如果想做出点成绩，最重要的不是天分，不是时运，而是不问成败的坚持”。
5、“可遇不可求的天象最令人激动”
郭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看日全食，一个是看极光。
”要看到日全食，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必须是到月亮的 40 倍，可遇不可求。北京下一次看到日全食要等到 2035 年。”她在电话那头快速说。每次聊到天文科普的相关片段，她的语流就变得格外流畅轻快，几乎不用思考。
去年 8 月，郭琪完成了前一个愿望。北京高校天文社团联盟（简称“北天盟”）当时在公众号上发了篇推送，组织天文爱好者一起去美国俄勒冈州的马德拉斯镇看日全食。一行共 30 多人，最小的还在读小学，由父母带着；最年长的是一位台湾爷爷，已经 60 多岁，满世界追着日全食跑，一共看过十几次。
肉眼观测不如 NASA 直播效果好，但直播不比现场气氛。常住人口只有 1 万人的小镇，这两天涌入了 10 万人。由于酒店爆满，人们在一大片农场上租帐篷扎营，花花绿绿的帐篷让现场看上去就像 Coachella 音乐节。郭琪所在的中国团提前两天到，开车进营地还是堵了 2 个小时。当地上午 11 点，日全食出现的那一刻，营地上的人们兴奋地大喊大叫起来，郭琪混在里头，喊哑了嗓子。
和北语橄榄球社的蔡昊晨类似，郭琪也有重读的经历。她原本是北语 2016 级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因为不喜欢，转到了 2017 级计算机系重读大一。在社团活动上她的态度也一样：只做喜欢的，“做了就是个责任，不能让它太差”。
北语天文社是郭琪加入的唯一一个社团。建社一年半，它没有自己的望远镜，每次组织活动 200 个成员中只有十几人会参加，热门度比不上占星，在“北天盟”中也没什么存在感。
郭琪做社长后，自己掏了 1000 块给天文社买了第一台望远镜，又借出席“北天盟”研讨会的机会找赞助商要来两台。只要有空，且天气晴朗，她就会扛上台望远镜到操场里摆一摆，每周一次，从 8 点直到操场 11 点锁门。即使社员不常参与，也总能吸引些围观群众。观测对象因时而异：木星和土星的观测季不是全年都有，只在四五六月；农历二十之后，月亮就只在大半夜才升起。她把这称作“路边天文”。
相比“路边天文”，社员们更热衷于外出观测：坐大巴到北京郊区，密云、官厅水库、司马台、古北口或者汤河口镇。两天一夜，看流星雨。
“比较大的流星雨，北半球有三个，得在极大值前后去看。每个流星雨会有一个预测值（ZHR，每小时天顶流量）。天气最好的情况下每小时看到的流星雨是 120 个 ZHR，也就是每分钟有两颗。”郭琪又开始了她那套异常流畅的科普讲演。
最难忘的流星雨观测经历并不是和社员一起。那是去年 12 月，郭琪和两个朋友相约一起去不老屯。旅行来得突然，三人原本打算周末去，但天气一直很糟糕。周二晚上，趁着天晴，三人不顾第二天满课的日程，临时租了辆车，凌晨 4 点才返程。天黑得正浓，双子座流星雨从头顶划过。“太美了”。
郭琪说，她现在对自然更感兴趣，比起观测，更喜欢徒步、骑行、看花花鸟鸟。不过被问起接下来最想做什么，最先蹦出的还是那三个字：“看极光！”
6、“学霸与矿石痴迷者”
中国地质大学源石社本不叫这个名字。运营 14 年，它有 12 年都被称作“地博志愿讲解团”，主要工作就是给中国地质博物馆提供志愿讲解服务，也是后者唯一合作的高校社团。
地质博物馆已经 102 岁了，过去十几年展厅看上去变化不大：2500 平方米，20 万件地质标本，地球、矿物岩石、宝石、史前生物和国土资源 5 个厅。为它服务的年轻人们却一直在变：当年发起这项活动的地质大学 2001 级学生方琳浩，如今已成为中国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一名教授。讲解团人数从 2004 年的一个人，变成如今 30 多人。
于翀涵在地大海洋科学学院读研三，去年“退役”后，还是会定期去地质博物馆讲解。在 2017 年 1 月的 QQ 空间里，她用一串数字表达了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14014110089 号讲解员，4 年，225 场讲解，服务观众 1777 人。
地博讲解团一半以上都是她这样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大三以下的学生很少。于翀涵和新任团长郑蕊芯反复向《好奇心日报》强调，这是一支由学霸和矿石痴迷者组成的专业队伍。讲解每日补助只有 50 元，坚持这件事全凭热情。今年招新有 60 人面试，但也只招了五人。除了 5 分钟自我介绍，还有专业知识考核以及其它专业领域测试，难度和考研试题差不多。
“会来地博的基本都是地质爱好者。我们必须是专业的，观众问什么都能答得上来，还要善于表达、有亲和力，长得也不能太丑。”说到最后一点，两人笑作一团。
于翀涵最初接触地质知识是在高一。当时北大开设过一个面对高中生的暑期选修课，由北大教授任教，有天文、古生物和语数外三门可选。第一期，大部分学生都选了语数外，于翀涵则去了天文和古生物，两门课分别只有 10 人左右选修。到第二期，学生和家长们发现这个项目和高考招生不挂钩，走了大半。古生物仍设有 4 名教授任教，只要有 4 人报名就可开班，但到最后都未能招满。
新任团长郑蕊芯在珠宝学院读大三，采访时戴着一条绿色橄榄石项链。她和男朋友就是在讲解团认识的，后者在高中时办过矿石标本收藏展，毕业时将收藏都捐赠给了学校。他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买卖石头，三天一次或一月一次，团里的人都叫他“矿石猎人”。
说起讲解经历，两人都用了“过瘾”这个词。郑蕊芯记得每周都会来的一个 9 岁男孩。男孩也是个矿石标本收藏者，有自己的公众号，对每个展厅都很熟悉。有观众问“碧玺为什么会容易吸附灰尘”，男孩就会替郑蕊芯回答，“因为摩擦会使碧玺两端产生电极效应”。两人互留了微信，现在是矿标好友。
令于翀涵难忘的人里有位老太太。她在讲解末尾掏出一只用手帕包裹的翡翠镯子，说是女儿花大价钱买的，想鉴定真伪。观众们没有散去，等着回答。于翀涵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只假货，但想在不违背专业性的前提下保护老太太的感情。“这只镯子很美，情义是无价的。”她说。
讲解团曾经的据点是校内运营了 8 年的小玫瑰咖啡厅，由学生们自主经营，如今已经倒闭。这里原本是家属区居民楼之间用来停放自行车的一块空地，后来盖起了一栋小复式。空间只有四五十平米，但五脏俱全，运营者是源石社的某届团长，郑蕊芯也曾是帮手之一。
没有菜单——当值的人想到什么，就在群里问句”有人要吃披萨吗“，得到回应才去开门营业，从和面做起，三四个小时才烤出一张披萨。有时干脆就所有人一起煮火锅，聊石头。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一只叫小软的白猫坐在窗边陪着年轻人们。
转折发生在 2014 年。此前数年，讲解团一直挂靠在地质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之下。发展壮大后，青协想将源石社正式收编，更多介入其日常运营和公众号的管理和审查。社团成员们并不愿意。对他们来说，原来那种纯粹简单、自由自治的氛围才是最宝贵的。
为了保护这种氛围，于翀涵和另一位负责人试图申请注册校级社团，改名为“源石社”，但过程颇为受阻。到 2016 年，成员们一起在麦当劳吃了顿饭，决定如果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就地解散。
幸运的是，地质博物馆的一位白主任知道了这件事，与校方沟通，“源石社”才成功注册。
对 30 多个年轻人来说，14 年的传统算是守住了。于翀涵至今记得那顿幸亏没能成真的散伙饭。他们把这顿饭称为“伟大的麦当劳会议”。
7、“与其说是我们去拯救文学，不如说是文学拯救了我们”
北京科技大学犀牛文学社的文学期刊《反航》一年出两期，扉页上印着同一行字：“猪尾巴，甲壳虫，都好，只是人间无有”。
那是创刊人张怀朋起的。猪尾巴是《百年孤独》里婴儿身上那个猪尾巴，甲壳虫是《变形记》里格里高利变的那只甲壳虫。张怀朋的意思是，“你们可以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但它终归要落回真实的生活”。
张怀朋是田也的上一任社长，毕业后去做了程序员。田也很欣赏他。张怀朋不大会写，但能读，一读就知道稿子好坏。《反航》第一期里有篇《Lamento：挽歌——反乌托邦》，编委会的人不大喜欢，觉得像随笔或散文，不是严肃小说。张怀朋指出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是在模仿太宰治，大家才看出所以然来。
田也在北科大工业设计专业读大三，喜欢王小波和波拉尼奥，微信名里也放进了这两个人——“王小波拉尼田也”。他把反航公众号的发刊词写得荡气回肠，“我们想追溯曾经的黄金时代，成为新世代的文学青年”，但又像是信心不足，最后引用了波拉尼奥的句子给自己打气，“虽然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犀牛文学社创社 9 年，一直有要做本严肃文学刊物的想法。这在一所以冶金及材料科学著称的工科学校里，显得有点异类。通过 2014 至 2017 年举办的四届犀牛文学大赛，文学社终于积累了一些高校青年作者资源。见到去年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刊物《文西》获得不错反响，《反航》终于开工了。
栏目分成四个：有物、专题、解牛和杂食。“有物”里主要是小说，“专题”是特邀作者根据当期主题撰写的文章，“解牛”和“杂食”则放文学评论和散文随笔。
制作过程中有许多妥协和困难。编辑部有意要增加文学评论的内容，他们觉得那是体现一本杂志观点性的主要方式，但却发现几乎收不到这方面的好稿子，只好以小说为重。由于经费有限，《反航》只提供象征性稿酬（20 元一篇），作者投稿动力不足，交稿也慢，原本计划的季刊变成了半年刊。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发刊后反响不错。第一期卖出去 300 多本，今年 5 月发刊的第二期已经卖出 100 多本。编辑部带着它分别参加了单读和 706 青年空间举办的独立杂志展，才发现原来没什么年轻人做严肃文学杂志，其它人都是以设计杂志、诗刊为主。
田也就更觉得这事值得坚持，因为“总感觉以后会做一些不那么喜欢的事情”。
田也老家在河南南阳。小学是在北京上的，因为父母都在这里做生意。由于户口限制，到初中时他回到镇上上学，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后来考上附近市里的重点高中，就彻底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直到进入北科才与父母重聚。
在最重要的一段青春期里，田也习惯了父母的缺席，在文学里找慰藉。相比略显沉重的俄罗斯文学，田也更喜欢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觉得后者也有史诗般的厚重感，但更有张力、更轻巧，令人耳目一新。写作方面，他不算勤奋，有想写的才动笔，不过一直有观察身边人的细节、记录灵感的习惯。比如在公交车上碰见的售票员，一个手上带了 6 个金镯子，“为什么会带这么多金镯子？它们从哪儿来？这个售票员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就出来了。
高中时期，他在班里坐最后一排，是成绩不错但因为不守规矩不受老师待见的那类学生。比起上课和写作业，他花在高中文学社和刊物《晨笙》上的时间更多。教语文的班主任不喜欢这个天天在课桌下读马尔克斯、莫言、帕慕克的男孩。“你搞这些能养活自己吗？”他说。
由于和父母缺乏沟通，田也习惯了按照想象中的标准做个懂事的孩子。高考报志愿，他猜测父母会重理轻文，觉得理科更好找工作，就选了工科院校。他最大的离经叛道就是制作《反航》，以及去单读做了半年实习新媒体编辑。
这份工作和想象中不太一样，田也打趣说：“许知远自己在朋友圈里发过一段话：单读是个看上去乌托邦，实际富士康的地方。”但对他来说，这里仍然是最接近乌托邦的地方。
读到大三，田也对本专业提不起热情，才开始和父母聊未来的计划，告诉他们自己只对文学有热情，想做文学相关的工作，想考北大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即使为了生计先去做了设计师、程序员，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行业的”。这么一聊，田也才知道，父母对于他搞文学并没什么意见，他们更支持儿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漫长的谨小慎微，看上去更像是田也在和自己较劲。
在《反航》之外，犀牛文学社每周三晚上 7 点到 10 点会组织一次无话不谈的讨论会。最近的气氛有些沉重。去年 10 月，学校有同学跳楼自尽。一个平时活跃且有些话痨的年轻人，几分钟之间就彻底消失了，所有人都感觉不适。文学社里几个社员最近就此发起了一个社会实践，调查大学生生活里的虚无和无力。
田也有时也会觉得虚无，但整体方向是坚实的，”如果你不让我真实的活着，那我是不是还不如家里的狗子，那我不如直接死去”，接受采访前一周的某天，他在朋友圈里这么说。
8、 “年轻人就是要搞点事情，找点乐子”
离毕业还有一周，张泽鹏突然成了北京林业大学的热搜红人。
原因是他在北林微光社团的几个哥们给他拉了条横幅、又送了面锦旗，“张泽鹏同学，四年都没找到女朋友”。为了保持热度，这几个哥们之后还以“如何脱单”为话题做了十几个校园街访，为张泽鹏搜集祝福，拍成了一段 3 分钟的短视频。
李明昭是这几个哥们中的一个。他是北林微光第三届副社长，张泽鹏的继任者。
北林微光由数媒专业的一位学长于 2013 年成立，最初叫 Vlight 工作室。一伙年轻人聚在一起做视频，风格大多走“酷炫”路线，剪辑干净利落。宗旨只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要搞点事情，找点乐子。”
他们制作过不少在校内评价很高的视频。一条是找三个社团合作拍摄的“假人挑战”（拍摄路人突然静止仿佛时间暂停的画面），另一条是三个社员用大学三年积累的素材剪成的北林 65 周年纪念片，后者在微博上有 2.6 万次播放量，张泽鹏就是这支片子的导演。
去年，滴滴曾找到北林微光，请他们帮忙拍过一支圣诞节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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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林 65 周年纪念片
李明昭喜欢 Tim Walker、王家卫和昆汀，但之前对拍视频一窍不通。大一去内蒙古乌兰木统的阿尔山做暑期实践、调研植物资源时，他用的还是一台佳能 750D。同行的朋友当时是北林微光的社员，两人一起把拍到的片段剪成一支微视频，《蒙甸青歌》。这部作品后来获得了第五届环太平洋大学生微纪录作品大赛的优秀奖，让李明皓感到备受鼓舞。
加入北林微光后，他自己掏一万七把佳能 750D 换成了 5D4。成员们通常会分成四组，“剧情片、旅拍、mv、纪录片”，然后按项目推进。李明皓所有关于剪辑、机位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就全部来自不同项目的合作者。
由于经费紧张，拍摄进度通常很赶。李明昭和其它社员去年帮北林绿苑舞社拍了一支时长 2 分半的宣传片，滑轨、灯光、机身、镜头等加起来租金要一天 1800 元，他们就从前一天早上 6 点拍到了第二天早上 6 点。
另一支花了不少心血的片子是给北林校园乐队毒气球导演的 MV《救世主》。配合歌词里写的那个崩坏的世界，李明皓给乐手们戴上了塑胶动物头套。一边是他们在城市街头游荡的场景，一边是乐队在录音棚里高歌：”你的飞船就停留在你没崩坏梦想的尽头“。
过去一年，李明昭一共做了十几支片子。如果不在教室，就是在剪片子，但回想起来都不满意，“和张泽鹏比太菜了”。
然而和一年前比起来不同的是，他在新片场社区注册了一个账号，有了作品集，里头躺着他比较满意的三支片子。“李明昭”下一行小字写着：“新锐剪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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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林微光与北林乐队毒气球拍摄的 MV《救世主》
9、“有一天大教堂塌了，他们又建造了一个更辉煌的”
每周六和周日晚 8 点到 11 点，北大燕园 35 号宿舍楼地下二层的 18 号房都属于楚显琨和他的元培地下电影院。
这里不算大，由自习室改造而成，但该有的都有：一个投影仪；两条浅粉色蛇形沙发椅，上面躺着一只毛绒熊：墙上贴着不久前张国荣主题放映留下的海报；角落里还摞有一堆黑色折叠椅。电影院成员有 23 人，他们负责轮流值班，在当值的那周末选片、写推送和放映。运营一年，一共放映了 80 场。
地下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并不“地下”。有《大佛普拉斯》、《如父如子》这样小众口味一些的电影，也有成员们选出的优质商业片，《王牌特工》、《银翼杀手》。高校中坚持前者水准的电影协会不少，如中央民族大学的放大影站、清华影协、北语影协。楚显琨持不同看法，觉得高校电影院不应该只是电影发烧友的聚集地，而该是个更包容的地方。
楚显琨是北大元培学院 2015 级政经哲方向本科生。去年 5 月电影院成立时，完全是为了满足《世界电影史》这门选修课“看 100 部电影”的学习任务。因为宿舍楼地下二层的 18 号房有投影仪，几个人就把它改造成了电影放映室。
整个空间看上去有些冰冷，一帮人就花了点心思改造。首先是去地下一楼搬了十几把椅子和一个书柜，接着买来一堆《看电影》旧刊和海报贴满墙面，花了三四天，用掉了十几个双面胶。在楚显琨当时的想象中，放映室很可能人满为患，于是他又跑到霍营附近花 100 来块买了张二手毯子，让没位子的人可以坐到地上。为了制造温馨氛围，电影院的另一位成员沁竹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只黄色毛绒大熊“前前”。
最重要的是爆米花机，这是电影院区别于放映室的灵魂与核心。楚显琨与另一位成员何杨为此跑到离五道口一小时公交车程的大屯路，花 300 多找一家咖啡厅买来了一台二手爆米花机。拿到机器时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了，两人打车回到燕园南门，激动地把它从南门一路抬回 35 号楼地下。
电影院开张放映的第一部片子是《天堂电影院》，成员们为此炸了 40 桶爆米花。他们显然过于乐观了，活动公众号推送有一万多阅读量，但最后来看电影的只有十几个，其中还有 10 个是电影院自己的成员，“我终于确信了阅读量的多少和来看电影的人数并没有什么关系。”
楚显琨对电影的爱好最初来自高中学校附近的盗版碟片店，《天堂电影院》、《闻香识女人》、《霸王别姬》都是那时开始看的。进入大学，他最常去的是现在已经关闭的五道口金鱼放映室，在那儿认识了各式各样的影迷，以及附近高校电影协会的人。
来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是楚显琨认识的所有协会负责人的烦恼。能看片的渠道太多了：网盘、B 站、腾讯、爱奇艺。大多数人喜欢躺在被窝里盯着手机，或者蜷缩在电脑前戴着耳机。
元培地下电影院的年轻运营者们承认这一点。他们觉得电影院能提供的是另一种价值：空间中人与电影的交流、与其他人的交流、与自己的交流。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曾尝试过组织《春光乍泄》映后座谈、找来调酒爱好者制造气氛。效果最好时，电影院里能挤进 30 多个人。
更多时候，地下电影院的人流还是难以预测，椅子的数量总是比人多，100 块买来的毯子几乎没有用上过。放张国荣和王家卫可能会来 30 个人，放大家投票选出最想看的《头脑特工队》却一个观众也没有。唯一确定的是，每到期中期末考试季，元培学院的学生们比起电影院，更愿意 18 号仍然是自习室的样子。
但楚显琨觉得这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可以看电影的临时公共空间存在着。下学期，电影院计划邀请戴锦华、李猛等北大老师来讲电影，向更多人开放电影院。在社团内部的一篇采访推送里，他引用了伯格曼的一段话：
“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有一天大教堂塌了，工匠、磨坊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不约而同聚集过来，花了很长时间重建了更为辉煌的大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
(*应受访者要求，明正为化名）
题图分别为《放牛班的春天》剧照、欧阳惠雨行为艺术作品现场，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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