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有段时期曾经倡导女性解放，它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即便今天，柯泰伦和阿曼德为之奋斗的性自由依旧都是苏联历史中被大多数人遗忘的一段插曲而已。
Paula Erizanu 是一位关注思想、人类、艺术和东欧问题的自由撰稿人。她曾经在CNN、《卫报》、《Dazed》杂志等媒体发表文章。目前她居住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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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苏联人不做爱，而且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做爱。”1986 年，当一位酒店女经理在苏联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上说出这句话时，整个演播室里的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句话很快成为口号式的经典名言，暴露出官方言论和明显不那么纯洁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俄罗斯保守的自我概念历史悠久，延续至今。
但是，这种观念中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有趣而且被人忽视的历史时期：1917 年十月革命的前十年里，苏联共产党内的高级女官员提倡将自由性爱（free love）确定为官方政策，希望借此摧毁一夫一妻制和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仅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小家庭——译注）等所谓的“资产阶级”制度。
然而，这场性革命没持续多久就戛然而止。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约瑟夫·斯大林迅速独揽大权。他提倡另一套截然相反的理念——性自由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石，核心家庭才是。造成苏联国内政治立场大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场性革命的小插曲是否代表着一条苏联未选择的政治道路？还是说最初有助于解放的政治立场只是漫长压抑苏联历史上一段权力真空期的产物？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要将视角转向西方。上世纪 20 年代，支持妇女参政的群体已经确保大部分拥有财产权的西方国家女性都已经享有公民权利。不过在英国，年满 21 岁且没有任何财产的女性直到 1928 年以后才拥有投票权。然而在苏联，女性的权利则更为彻底和广泛。除了普遍的选举权外，她们还能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同工同酬。苏联是世界上首个允许妇女合法堕胎权的国家，而且还为工厂工人提供免费堕胎服务。无论是否是婚生子女，所有孩子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婚姻脱离宗教而变得世俗，离婚流程简单快捷。人们不再认为婚外性行为是耻辱的事情，男同性恋也得到了去罪化。
这种激进主义的种子萌生于何处？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国内的资产阶级贵族势力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也渐渐发展起来。各种组织为确保女性在工作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改善孤儿院的条件而奋斗，提倡为已为人母的贫穷职业女性建立日间托儿所和食堂，创办于 1895 年的俄国妇女互助博爱会（Russian Women’s Mutual Philanthropic Society）便是其中之一。勤勉之家（House of Diligence）帮助接受过教育的女性介绍工作，推荐她们出任家庭女教师。历史学家凯茜·波特（Cathy Porter）在 2013 年出版的传记作品《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中表示，“少女帮助会”（Society to Assist Young Girls）力求“保护少女，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少女，确保她们的生活不会陷入有违道德的处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工作。1904 年到 1910 年期间，俄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增加了 14.1 万，其中超过 80% 是女性。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倡导彻底激进的平等为基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苏联社会实现男女平等也是合情合理的。卡尔·马克思曾经表示，职业女性受到双重压迫——在工厂被压迫，回家之后还要再受压迫。1868 年，他在一封信中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可以用女性（包括丑的女性）的社会地位精确地衡量出社会进步的程度。”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社会主义组织总是把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关切误认成资产阶级的消遣娱乐心理。社会主义的正统观念认为，阶级斗争过程中，劳动妇女们自然而然会得到解放。
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是众多社会主义派系之一，其奋斗目标是在俄国政坛占据支配地位，并于 1917 年 10 月成功执掌政权。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在 1912 年后才将妇女问题视为政治议程的关键构成部分。在那时，他们开始积极组织妇女参与示威游行活动，在《真理报》（Pravda）为妇女问题开辟版面。1914 年，他们还出版了专门为妇女出版了《女工》杂志（Rabotnitsa）。
前文提及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便是那一代最重要女权活动积极分子之一。她是列宁政府中的第一公共福利人民委员（the first Commissar of Social Welfare），也是克里姆林宫中最杰出的女性。柯伦泰是倡导性自由的关键思想家，她于 1872 年出生在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的柯伦泰已经能掌握七种语言，而家人都希望她能接受“门当户对”的资产阶级理念。她最终选择与自己的堂兄弗拉基米尔（Vladimir）结婚，但多年后又与之分居。她对父母拒绝放她去上大学的阻挠不屑一顾，反而参加了教师资格证考试。担任工程师的丈夫每个月工资很低，因此柯泰伦希望赚到足够多的钱来贴补家用。她在 1926 年出版的《一个获得性解放的女共产主义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中写道：“我依旧爱着我的丈夫，但家庭主妇的欢乐生活和配偶成为了我的‘牢笼’。我的同情和兴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俄国国内具有革命性力量的工人阶级身上。”
1896 年之后，依旧处于结婚状态的柯泰伦开始“抛头露面”：给劳动妇女上课，帮忙在工厂安装清洁受污染空气的过滤设备。看到工人们夜以继日工作时所处的肮脏环境后，她意识到自己能做的慈善行为不过是杯水车薪。与更体现贵族思维的女权主义分道扬镳后，柯泰伦开始认为应该从更为根本的层面改变社会经济关系。换言之，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女性面临的不平等问题。
为了寻找答案，柯泰伦离开了丈夫和四岁的孩子，只身前往苏黎世学习经济学。学成之后，她再次回到祖国，并在圣彼得堡建立起首个为劳动妇女服务的法律俱乐部。她还组织游行活动，撰写大量文章和书籍，针对工作生活、性观念和母亲身份等话题在欧洲和美国多地举办题为“新女性”（The New Woman）和“女性问题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Basis of the Women’s Question）的讲座。
1908 年，柯泰伦为了躲避官方追捕而逃离俄国。之后，她与在瑞士流亡的列宁结识。二月革命导致沙皇退位后，再次回到俄国的柯泰伦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即工人委员会）委员，最终升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People’s Commissar of Social Welfare）。任职两年后的 1919 年，柯泰伦帮助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下属的妇女部（Zhenotdel）。这个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便是改善提升妇女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平。
在柯泰伦看来，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让女性获得心理解放，使她们从一夫一妻制和家庭的束缚与奴役中挣脱出来。她认为，女性踏实学习、工作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前提有两个：女性自主决定何时要孩子，国家为女性提供必要支持。柯泰伦希望社会的转变能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女性”（Woman Human Being）。
柯泰伦强调，爱情所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提升会强化男女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她在 1911 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所有对女性开展的现代教育都是为了让用爱情封闭她的生活——是时候教育女性不要再将爱情视为生活的基础了。其实，爱情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环节，是展现真实自我的一种渠道罢了。”在她看来，时代孕育出来的“新女性”知道“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有很多，不应该被爱情耗尽全部精力”。
上世纪 20 年代，类似的转变似乎正在悄然而至。1927 年，柯泰伦在美国出版了小说《赤恋》（Red Love），讲述了一位年轻单身女性在共产主义国家工作和生活的故事。在英文版的前言中，她指出苏联“开始尊重女性，原因不是她们‘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她们恪尽职守，为女性阶层、自己的国家和整个人类贡献了力量和智慧。”
除了让女性在爱情以外的领域从新认识自我之外，柯泰伦还希望将友谊改造成更平等关系的典范。1923 年的《拥抱有翼的爱神厄洛斯：给工作青年的一封信》（Make Way for Winged Eros: A Letter to Working Youth）算是某种类型的情感政治史。她提出在史前时代，人类将爱情想象成一种亲情，与兄弟姐妹和表亲之间的感情别无二致。封建国家推崇骑士的“精神之爱”，使其达到理想化的高度，最终将爱情与婚姻分离。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资产阶级道德观中的爱情典范最终发展成了夫妻之间的爱情——“家庭与社会是分离的两个独立个体，同心协力，努力增加自己的家庭财富。”相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应该以同志友谊为指导，努力在男女之间逐渐灌输“爱情-友谊”的理念。这个理念似乎与希腊罗马模式更为接近。
当然，革命初期的女性依旧要面临许多困难。女性失业率居高不下，性暴力现象盛行。部分观察人士大力谴责新出台的性政策，认为它似乎允许人们剥削利用完亲密伴侣之后随即将其抛弃。1926 年，一位批评家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称：“男人们着急更换妻子的心情和他们热切想要购买最近刚刚恢复上市的伏特加的心情一模一样。”
即便如此，很多女性的生活还是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改善。在旅行日记《俄国：革命巨变之后的三次旅程》（A Chronicle of Three Journey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evolution）中，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描写了莫斯科妇女告诉他自己更关心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结婚的故事。
时年 22 岁的贝拉·格里高利夫娜·奥尔金（Bella Grigorievna Orkin）对他说：“我最大的乐趣不是嫁给一个男人，而是工作。工作让我觉得自己不是社会的寄生虫。当然，爱情也让我快乐。我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我想要简单的爱情，不要缠绵悱恻的情话和卿卿我我的浪费时间。”这种理念不只存在于苏联境内：在罗马尼亚，反共宣传人士以柯泰伦对婚外性行为的支持作为切入点，坚决反对该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导向共产主义阵营。（这个现象在当今世界也有所体现。如今，俄罗斯将同性恋视为西方的象征，借打击同性恋表达对一切西方事物的抵制。比如说，人们经常用合成词“Gayropa”代替原来的“Evropa”形容欧洲。）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认同且赞赏柯泰伦对“资产阶级”爱情概念的谴责。他认为放弃全身心投入婚姻的理念能加强阶级团结，有助于促使工人们投身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之中。然而，与其他党内高级成员一样，他对柯泰伦的理念也并非全盘接受。1915 年 1 月，他在写给革命领导者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的信中称，爱情不应为物质、金钱上的烦扰和斤斤计较的算计所困扰。但是，不受抚养子女的爱情和心照不宣鼓励通奸的理念“是资产阶级的需求，而非无产阶级的需求”。
巧合的是，阿曼德正是列宁的情人。五岁那年，这位在法国出生的社会主义者跟随奶奶和姑妈前来俄国定居。十九岁那年，她嫁给富有的纺织厂主亚历山大·阿曼德（Alexander Armand）。九年之后，她为了追求与丈夫弟弟弗拉基米尔的长期恋爱关系而选择离婚。弗拉基米尔是一名学生，也是一位革命者，他比阿曼德年轻整整十一岁。
在阿曼德看来，性自由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女权主义的核心体现。与柯泰伦一样，她最初也是从事慈善活动。第一段婚姻期间，她为乡村儿童建立了一所学校，还与他人联手建立莫斯科改善妇女生活协会（Moscow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Lot of Women）并担任要职。这个协会旨在对贫穷的劳动妇女进行培训，帮助此前走上卖淫道路的女性重回正轨。此后她又尝试创办女性报纸和专为女性服务的主日学校，但都遭到沙皇政府的顽强阻挠。
这也许是导致阿曼德相信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真正社会改变的原因。1903 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立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此后阿曼德前去布鲁塞尔学习经济学，并在俄国和法国之间往来穿梭，为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地下工作。1911 年，她在巴黎与列宁相识。俄国革命成功后，她随列宁和他的妻子娜德斯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一起搬入克里姆林宫。阿曼德与列宁有一个孩子，而克鲁普斯卡娅似乎对此心知肚明。
阿曼德与柯泰伦通力合作，一起建立和运营旨在维护提升妇女权益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下属妇女部。因为担心她操劳过度，列宁在 1920 年让阿曼德去高加索地区度假休养。抵达之后不久，阿曼德便患上霍乱，不到一个月就不治身亡。悲痛欲绝的列宁下令将她葬于克里姆林宫中，埋在其他革命烈士的身边。
虽然阿曼德和柯泰伦都将性解放的主要手段理解成免于婚姻和家务劳动的束缚，但身为作家、社会名流和电影导演的莉莉娅·布里克（Lilya Brik）却对自由性爱有着更强烈、更系统的认识：多角恋。在当时，布里克是苏联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最出名的情人和“灵感来源”，也是苏联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镜头中的主角——当时，罗德琴科受政府委托，要拍摄鼓励人们阅读的海报。
1915 年 7 月，布里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和她举办的文学沙龙上相识。当时，莉莉娅的丈夫奥西普·布里克（Osip Brik）被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穿裤子的云》（Cloud in Trousers）所打动，当即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在此之后，莉莉娅·布里克便和马雅可夫斯基展开了恋情。三年后，马雅可夫斯基搬入布里克夫妇的公寓。随后他们又一起搬到乡村别墅中。
这个打破常规的家庭设定有一条规矩：每位成员必须要给与彼此自由。但是在 1925 年，莉莉娅·布里克却给在外旅行的马雅可夫斯基写信称：“我觉得你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我，也不会因为即将来临的分离而感到痛苦。”虽然三人在此后几年中都将相当长的时间花在旅行上，但彼此之间依旧保持联络。事情直到 1930 年出现变化：马雅可夫斯基与新情人、演员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Veronika Polonskaya）发生冲突后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写道：“政府同志，我的家庭成员包括莉莉娅·布里克、母亲、姐妹以及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他将半数的诗作版权留给了莉莉娅·布里克，剩下的一半则留给母亲和姐妹。
莉莉娅·布里克对人生进行了重新规划。她与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玛雅·普丽塞茨卡娅（Maya Plisetskaya）等人成为朋友，并为他们提供创作灵感。她主持的文学沙龙是唯一一个不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沙龙的活动，因此得以在莫斯科长期举办下去。
1920 年阿曼德去世后，柯泰伦独自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下属妇女部。虽然影响力巨大，但柯泰伦比政府机构中的同僚都更为激进，也更富有争议性。不过导致她最终被冷落的原因却不是她在妇女和性观念问题上的理念。1921 年，她组建了工人反对派（Workers’ Opposition），以此抗议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专制和党内缺乏工人阶级代表等现象。但是最终未能获得各界支持。随后，她因为缺乏党纪而遭到被开除党籍的威胁。在奥斯陆处理贸易协定问题之后，柯泰伦在 1924 年被任命为驻芬兰大使。她是 20 世纪的第二位女性大使，第一位是美国驻日大使戴安娜·阿布加尔（Diana Abgar）
接下来十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下属妇女部继续以某种形式开展运作，直到斯大林在 1934 年下令将其裁撤。斯大林支持妇女参加工作，但不认为妇女工作的前提是家庭关系平等和男女平等。事实上，他还将这种平等观念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斯大林还下令认定堕胎违法，恢复限制严格且过程繁杂的离婚程序，宣布同性恋为精神疾病，在全国强化推行“鼓励生育”的国家理念。1949 年国际妇女日，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时称教育孩子是“母亲光荣的社会责任”。虽然苏联为孩子提供免费的幼托和教育服务，但男性在家中承担的责任和职责却比女性少得多。在斯大林看来，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不是他需要关心和挂念的事情。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策出现反弹，国内又恢复了部分性自由。新的苏共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后推行去斯大林化方案，比如撤销堕胎禁令——柯泰伦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她早在 1952 年便与世长辞。但是，苏联再也未能重新感受早期女权激进分子的巨大潜能。二战期间，苏联女性积极参战，在坦克驾驶员、狙击手、飞行员和护士等岗位上发挥巨大作用。但是官方的纪念活动却无视她们的付出。战后时期，女性被排除在政治活动的中心机构之外，相夫教子成了她们的主要任务。社会常常对性虐待视而不见，也不愿将此事拿上台面来讨论。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很简单：照顾好孩子，做好家务活。即便今天，柯泰伦和阿曼德为之奋斗的性自由依旧都是苏联历史中被大多数人遗忘的一段插曲而已。
近期，有人在俄罗斯议会的辩论中提议禁止没有生养子女的女性上大学。他们希望借此鼓励女性多生孩子，而不是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2017 年 1 月俄罗斯通过一项立法，正式将虐待配偶视为“私人事宜”，而非需要法律出面管辖的法律问题。看起来，上世纪 20 年代早期便已存在的进步思想观念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渗透进俄罗斯官方的政策中。当然，前提是真的会有人再一次在俄罗斯倡导性解放。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绘有莉莉娅·布里克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涂鸦（摄于 2008 年），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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