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传奇朱家：一个三代人皆为作家的家庭，他们如何相处，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我们没有那么夸张，我们知道今天文学的分量、处境跟它的影响力。也许（朱家）能做的也就是这样，我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无论从写作密度还是高度，台湾的朱家都是个文学传奇。
朱西甯是台湾杰出的小说家，张爱玲说他“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莫言则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先驱”；朱西甯的妻子刘慕沙是日语翻译家，翻译过井上靖、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朱西甯的三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都是作家，其中尤以朱天文、朱天心文学成就非凡；朱天心的丈夫唐诺（本名谢材俊）则是好评论家，而他们的孩子谢海盟同样写作，还曾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之一。
作家阿城觉得，“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并在文章中感叹：“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如此评论朱家：“我觉得除了他们作为台湾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者（这个不用讨论），除了他们自身勾勒出台湾文学的脉络之外，他们同时是另外一个视点当中的台湾史或者冷战史。他们不是以作品现实主义的方式附载，固然也是以作品的方式附载，但同时是以他们的家庭故事，以他们的传奇方式在传递着一个历史故事。”
出版公司“理想国”的文学编辑黄平丽对《好奇心日报》说：“从朱西甯第一代到谢海盟第三代，他们的书写从 100 年前的山东一直到当代的台北，包含了特别丰富的文学、美学、历史内容。每个人的作品都能代表很丰富的面向，每个人都释放出一个巨大能量。这个家族的写作好像在建构一个文学的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但是整个梳理下来其实是当代华语书写的一个缩影。”
虽然朱家三代人都从事写作，但由于时空、个性、经历和阅读等的差异，每个人的写作呈现了不同面貌，写作对每个人的意义也不尽然相同。而在这诸种差异之间，我们又可以发现朱家某种内在的传承。
1.
写作对朱家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们向朱天心和唐诺分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都觉得，写作对于朱家而言，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这个家庭最为重要的事情。
“自然而然”的起点得要追溯到朱西甯。在朱天心看来，父亲朱西甯一直是把文学放在所有生活或者生命里的最高位。这也影响到了他们。
朱西甯的爷爷是清朝山东临朐人，因在德国人家里做事，随其信了基督教。为了让山东农民更多地信教，朱西甯的爷爷把《圣经》转化为中国传奇历史典故和当地风土人情讲解。但是，这一做法遭到了当地教会的反对，认为是异端，将其驱离临朐。经过一路颠沛流离，朱家在江苏宿迁扎下脚跟。
1926 年，朱西甯出生。此时，中国正值北伐战争，他的哥哥姐姐们已经在外地“或者参加北伐缴匪行动，或者受教、成家、工作，都没有回乡”。所以，孤单的朱西甯从小听着父母讲述山东老家的传说故事长大。这些传说故事后来也成为了朱西甯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和素材。即使他从来没有去过山东，但他一辈子都在某种程度上书写山东。
2003 年，山东作家莫言读到朱西甯长篇小说《旱魃》（三三丛刊版）的第 18 页，就猜到了小说的结局。“这并不是说我高明，而是说明我与朱先生使用的小说资源是那样相同。我在家乡听说过的故事，朱先生早我几十年就听说了。我使用的素材，朱先生早我几十年就使用过了。”莫言写道。
唐诺觉得，“朱西甯的文学自觉和文学教养源于‘五四’和三〇年代，推动他小说书写的并非怀乡式的慰藉，而是文学自有的书写传统”。而且，年少的朱西甯喜欢看老舍的作品，也跟着六姑一起看张爱玲，成为了张爱玲的“死忠粉”。后来在战争期间，朱西甯的包里始终装着一本张爱玲的《传奇》，甚至将其从大陆带到了台湾。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他的文学直觉天赋，还有他因为出生在传教士家庭里，（有）一个新的镜片。这两样东西，直觉跟新的镜片，让他看到张爱玲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文学上是个启蒙，就带着。”朱天文对《好奇心日报》说。
1947 年，朱西甯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洋化》。两年后，他弃学从军，加入国民政府的孙立人队伍，后随军来台。入伍期间，他白天参加军事训练，晚上在大蚊帐里 5 瓦的灯泡下坚持写作。 1953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大火炬的爱》，得到了孙立人的赏识。随后 10 多年间，他迎来了自己写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其代表作便是《铁浆》《旱魃》。
朱天心向《好奇心日报》回忆，小时候看到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写作，而且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全花在写作上，也不理解。“家里很小很穷，没有书房，也没有客厅，就家里最大那一间一个大床，我们三个女生睡那边，那邻床就是父亲的书桌。我们起来上厕所，一定会看到他那个背影，不睡觉，简直也不理解在干什么。所以大概那是你最初知道，世间有一个事是可以让人这样着魔，可那个状态是很素净、很虔诚。”
为了有更多时间写作， 1972 年， 46 岁的上校参谋朱西甯提前退役，专事文学创作。朱天心觉得，当时父亲“没有任何一点存款，甚至每个月赤字”，小孩子也还都在上学，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好胆大”。“我简直不晓得他是怎么想象以后的生活，所以他大概基本上在人生里的几次重大选择的时候，他都是完全以文学为他的最高，其他都可以让渡、舍掉、放弃、再说，可是只有这点他不松手。”
朱天文称，父亲朱西甯不喜欢“军中作家”的称号，也讨厌“职业作家”的说法，只能勉强接受说自己是“专业作家”。“他说，职业作家要靠小说吃饭。你这样太侮辱小说了吧！”
1998 年，朱西甯因病逝世，留下已付出多年心力，但未完成的 55 万字遗作《华太平家传》。《华太平家传》原计划有 300 万字，从义和团运动写到眼下，讲述山东华氏一族的百年史。
10 多年间，朱西甯八易其稿《华太平家传》。当他第八稿写了 33 万字，觉得可以继续写下去，准备拿前面稿子重看时，发现堆在书桌上的稿子被白蚁蛀空，变成粉碎，只剩外面那一面。但身为基督徒的朱西甯很“淡然”，说白蚁也许是上帝派来严苛又残酷的批评家，上帝是在用这样委婉的方式告诉他，书写得不够好，需要从头再来。
朱天心认为，《华太平家传》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朱西甯的“忘年交”、作家虹影对《好奇心日报》说：“如果要了解中国文明和艺术的传承，我认为《华太平家传》必须看。你要说中国有一本书是可以跟《追忆似水年华》比美的，那么就是这一本书。”
朱西甯的整个创作生涯超过半个世纪，留下超过 30 本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朱天文觉得，自己和妹妹朱天心都“大大不如”父亲。唐诺认为，纯粹从文学的角度讲，朱西甯是 1949 年至今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如果加上“之一”的话，大概也没有几个。
按朱天心、朱天文和唐诺的说法，朱西甯是个很谦逊、内敛的人，从不会强迫女儿做任何事情，家庭采用的也是放养教育。“朱天心、朱天文登出第一篇小说，朱老师都是不知道的。他们都是为了赚一点零用钱，自己在外头投了稿子，然后赚点稿费。她们直到稿子登出来的时候，才会知道父亲原来很欣慰她们也跟他走一样的路。”唐诺对《好奇心日报》说。
朱天心补充说：“第一篇小说是因为我的眼镜破掉了，那时候眼镜要重配，很贵，所以我觉得我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印象里头就是大人们写稿、投稿，所以那个动机非常不高贵也不神圣，可是就偷偷写了，然后也没给父亲看，就登出来。”
唐诺习惯称朱西甯为朱老师。从高中开始，他就常去朱家找朱老师约稿。在他印象中，朱老师生活清简，虽然文学地位高，但都不怎么在外活动，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沙发上看书，就是在书桌前写稿，再不然就是跟唐诺他们很愉快、平等地聊天。
而在这个家中，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事情。大家都看惯这样的生活，也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我觉得还是一个价值的承传。我们从小看父亲是这样过，所以到你念完书，得跨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好像有前人在这样说，你也敢这样子过。他们这样都活得了，还养得了三个孩子，那我怎么会没有勇气选择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好像并没有很大迟疑，就不打算去做一般人做的事情……家庭生活对我来讲，也毫无吸引力。到最后你会觉得，好像写作的时候，你才最来劲，整个人是可以动员的，那就这么过吧！”朱天心说。
这也影响到了家中的第三代谢海盟。“我觉得这些态度不仅影响我们，其实对海盟来说，影响非常深。海盟到现在，大概写几百万字，从来不会想要发表，甚至也不会想给我们一屋子的人看。在买碎纸机之前，他是定期焚稿。因为他怕我们偷看。他创作根本不会想到有什么评论者、读者、市场，把我爸一生对文学（的态度）好像推到极致，推到很诡异的境地。”朱天心说。
虹影认为这和教育有关。“一是直接的教育，一是潜移默化的教育。你家里每一个角落，甚至卫生间都是书，你说这个孩子会成为什么？”
事实也确实如此。朱天心回忆，小时候她和姐姐朱天文的功课都非常好，但父母从不在意，非常淡漠，也不夸奖。到了她养育谢海盟的时候，谢海盟在玩耍，她也不会去问谢海盟“功课做了没”之类的问题。“我觉得这一路下来，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让你知道什么事才是最重要？对这个家里的人来讲，大概写作是最重要的，所以其他事都可以舍、不理、敷衍。”
所以，写作的意义对这一家人而言，不仅是自然的事情，更是所谓的“志业”，是“生命中主要做而且最有意义的那件事情”。“就像韦伯说的，你生命总要做这个抉择，你认准了这尊魔神，就专心地侍奉他。像朱老师一样，他是写到最后一刻。”唐诺说。
虹影认为，“他们三代人相同的就是对艺术的那种激情、认真和追求完美的精神，真的是用文学彼此抱团取暖的一家人”。
这种对文学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他们仍挤在生活简朴的朱西甯留下的小房子里，“不开车，家里没有所有现代配备”，物质生活要求比一般人低。朱家一直坚持用笔写作。朱天心最近这些年才开始用手机，唐诺至今不用。而且，唐诺认为朱家这样不是一种“道德抉择”，而是一种“理性”，“只有让你的生活尽量简单，你的自由度才会出来”。
在作家许知远眼中，唐诺完全就是个隐士。印刻总编辑初安民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曾对虹影说，朱家都是隐士，受人尊敬，却太孤傲，不轻易与人来往。黄平丽说他们“几十年一直在同一个屋檐下写作，有点像是隐居在都市里面。文学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手艺人一直在坚持的东西。”
不过，唐诺觉得，朱天心和朱天文比不上朱老师对写作的纯粹。因为朱天心会把一些时间放在关心政治上，比如动物保护运动。朱天文则会用部分时间在电影上面，她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也是侯孝贤重要的谈论跟构思对象。
而且，虽然朱家姐妹有着同样的生长环境，阅读的书也有大量重合，但性格和关怀等不同，造成写作的不同。“比如天文性格较冷，天心较热；天文内心世界非常平稳，天心动辄生气、愤怒、焦虑……所以她们服膺自己，对自己诚实的时候，所想要捕捉跟所关怀的东西，自然就会不同。那因为这个关怀，而拉动你的思维、阅读、书写，自然就会（形成差异）。”唐诺说。
除了个人秉性和关怀，写作又跟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相关。唐诺觉得，在朱西甯书写的年代，文学是“遍在的”。“以前文学是大家共有的，每个人不管你各行各业，总会读几本文学书，聊文学话题。文学现在已经不是人的基本事实。”
唐诺还称，自己这一代很多文学圈的朋友和朱家不同，最后会“千方百计防止自己儿女走上这条路”，觉得“太苦了”，会让其读金融、建筑等。“你生命里头最重要，而且事实上某种程度是你最看重的一件事情，你居然会觉得怕儿女走。所以这其实是蛮悲伤的一个生命判断，但在今天台湾，它就是事实。”
2.
回看朱西甯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无论是朱天文、朱天心，还是唐诺，他们都认为，朱西甯的作品一直在回应当下和直面现实。他是个热眼旁观，始终对现实世界充满兴趣、观察和好奇心的人。这一特质也影响了他们的写作。
1990 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文章中将朱西甯和司马中原对比，认为两位作家都是所谓的“怀乡文学”，填补了大陆十年动乱或更早之前的一段空白，接续了民国的传统。但这一看法引起了很多争议。
1994 年，“从不谈自己作品”的朱西甯出人意料地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岂与夏虫语冰》一文，“对夏天生死的虫子不可与它谈论关于冰雪的事情”。“这篇文章白纸黑字地讲到，《铁浆》写的是‘家天下的不得善终’。所谓‘家天下’，是《铁浆》里两方抢夺包盐的权。父亲甚至直接讲到，只要想想孙案就可以知道。他完全把谜底给亮出来了。”朱天文说。
所谓孙案（孙立人兵变案），指的是 1955 年，中华民国政府指控陆军上将孙立人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将他革职软禁，最后孙立人部属也有 300 多人受到牵连下狱。孙案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著名的政治冤案，背后其实是蒋家整肃孙立人势力。
所以，身为孙立人的部下，朱西甯心中充满“不平之气”，在 1960 年代写就了《铁浆》，暗讽“家天下不得善终”。他也不同意外界加之于自己怀乡文学、反共文学、战争文学等诸种标签。“以取材的时空来为作家及作品定位定名分，且作取决的唯一依据，自然不合宜。无视于思想表达的剖析，复无能于意境表露的解读，应是论者的懒惫与粗糙，尤凸显其学养不足和眼光短浅。”朱西甯写道。
因此，唐诺也觉得《铁浆》“浓墨”，不是写“原乡的美好”，而带有“强烈的自省，甚至带着批判鞭打”，所以不可能是所谓的怀乡之作。当然，抛开《铁浆》直面的现实政治，其所展现的文学价值可能更为久远。比如阿城称《铁浆》为“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带有自然主义的味道。虹影觉得《铁浆》的“结构讲究”，“语言非常有嚼劲”，而且“不是主题先行”，“是通过一个故事本身来表达他想表达的意义”。
1960 年代末、 1970 年代初，台湾的经济腾飞，整个社会剧变，迅速现代化、城市化。这也随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朱天文称，面对台湾的现代化、城市化，朱西甯意识到过去的那套语言没法用了，得用新的东西来表达这个新的时代。
1970 年代，朱西甯写出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等作品。这些作品被后来许多文学论者看作是朱西甯的现代主义创作时期。作家张大春是较早注意到这点的评论者。他在《张大春的文学意见》中多次讨论过朱西甯的现代主义特质，认为他堪称是台湾第一位带有法国新小说意味的小说家。比如张大春写道：
“我有幸能在一次‘大马留华学生小说奖’的评审会议上亲聆其教（曰：‘有事儿’的小说好写，‘没事儿’的小说不好写），才大约体会出他摆脱传统小说经营‘有事儿’的种种手段——如人物塑造、情节布局、情景设计、主题象征等等；是如何地暗合于新小说家者刻意强调叙述形式的精神，也才逐渐得以了解：朱西甯勇于以‘没事儿’的破格创意，早在六〇和七〇年代之间已悄然完成了自己的小说革命。”
朱天文称，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芳明对朱西甯这种现代主义的转变非常奇怪，因为朱西甯不像白先勇、王文兴、余光中他们有外文系和学术上的训练，不知如何接触现代主义。“你只能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敏感跟诚实，面对了当下，又这么的热眼。”朱天文说。
朱西甯继续着他的文学实验。从 1973 年到 1983 年，朱西甯创作了《非礼记》《春城无处不飞花》《将军令》《七对怨偶》四部他自称的“系列小说”。所谓“系列小说”，指的是这些小说虽由短篇构成，但“以短篇小说的格局，集结统合而生长篇小说的精魄”，以回应时代变化与潮流。
朱天心称，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写那时台湾的年轻人，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我记得像唐诺那时候，他们是高中生。哇！只要报上一登出来，大家都是非常热烈地读，就是写那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我不会想写，我会觉得，让你们去写你们的时代吧！我还有事要忙咧！我还有很多我关注或是没有写完的题材。可是父亲他不做自我设限，他会觉得，哇！年轻人跟他看世界的方式这么不同，他们甚至对待、回忆世界的方式也都不同。他会用这个题材写。”
同时， 1970 年代末期，朱西甯认识了胡兰成。朱天心称，随后 10 年父亲不怎么写小说，像胡兰成的信徒一样，用理论的方式推广他一直念兹在兹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想法。“他从胡兰成谈中国礼乐的一些理论里获得支撑，想要急切地表述、推广这些理论。”
直到生命最后 10 多年，朱西甯写《华太平家传》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应中国如何面对西化或者现代化这个大问题，只是以小说的形式。“他（一生）受惠于西体（基督教文明），最后是要用中体来灌注到西体，有新的诠释、新的力量进去，（但）没有做完。”朱天文说。
和朱西甯相同，女儿朱天心的写作也有回应当下和直面现实的特质。甚至现在在整个朱家，朱天心是最关心当下的写作者。
朱天心年少成名， 17 岁写出了《击壤歌》，成为了台湾当时的畅销书，也被胡兰成推崇。但朱天心觉得，“在那个阶段，完全是一个抒发感情的呈现”。如果梳理朱天心后来的写作，你会发现，她渐渐走出了早期所谓的抒发感情，作品越来越关注台湾的社会、现实和历史。
按她的说法，自己的写作某种程度上都和当时的政治正确有关。“在漫长的写作里头，政治正确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我对这事非常敏感，会觉得说，为什么一个社会、一个文坛可以告诉你该写什么或是该怎么样写？我觉得这正好是创作的悖反。创作就是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说的好坏是另一回事情，要是大家众生凿凿都一样的话，干嘛写呢？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写作对我来讲，甚至是一个原则、责任，像是《国王的新衣》（又译为《皇帝的新装》）的小孩，不吐不快，非得说出我看到的真相。”
朱天心在台湾第一次碰到政治正确，是在 1970 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朱天心觉得，那时“政治正确”的声音认为，像张爱玲写的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她的写作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是“姨太太文学”，文学正确的方式是应该写农民、工人，写劳苦大众。而朱天心、朱天文不写这些，所以“你写得再好，对他们那个气氛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在意你写什么，而不在意你写得怎么样。”唐诺甚至直接说，这场文学论战实质是一场政治行动。“因为国民党当时一党独大，直接的政治行动会受到压制，所以就借由别的东西来谈。”
但面对当下、诚实书写、文学最高，始终是这个家庭的价值观。所以朱天心觉得，“如果你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甚至有点单调、狭窄），你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的 50 岁， 60 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地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
到了 1980 年代、 1990 年代，台湾逐渐完成民主化转型，本土意识崛起，需要“打造国族主义”。朱天心认为，这个时候，政治家需要塑造敌人，才能凝聚民心。而这个敌人就是他们这些外省人。所以，那时的“政治正确”会强调，写台湾本土是好，写大陆相关题材就不好。
但朱天心一如既往地诚实写自己所见所思所想，并在 20 世纪末出版了关于台湾书写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这也是她目前为止的写作最高峰。
2018 年，她在为这套三部曲的大陆版所新写的序言里说：“上个世纪末的十年，台湾因解除戒严、社会力和政治能量的释放，在方方面面动员了各种应该（进步价值）不应该（前现代的部落族群意识）的力量，仿佛那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此中我当然极不同意因政治和选举所操弄的族群动员。……我十五岁前生于长于眷村，以为值此之际、与其让人有意或源于无知的胡乱解剖，不如诚实自剖这一场，于是有这最终不被在地人和外省人谅解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二十年后，这一场族群动员因当局的政治操作越演越烈而演变成‘反中’‘仇中’……九六年‘台湾大选’，我以为连领导人都可每人一票地投票选择了，台湾应有自信可以健康地面对既往，无论荣光或耻辱，我以为我们应该可以宽容各式表达认同的语言，而非政治正确、掌权者所钦定的语言，我天真地妄想在岛屿一片高唱入云的认同声中，挣出一些些不认同的自由（或各自表述）的空间。这是《古都》写作的背景和语境……若有一日，台湾走到我最不希望见到的人类历史里不时出现的由集体／国族主导的篇章，我大约可以是坦然的。缘此，似不难理解《漫游者》的自我放逐况味。”
虽然这三本书都是 20 年前左右的作品，写的也是台湾社会，但黄平丽觉得，放在今天的大陆也不会过时。“因为台湾比大陆可能早了二三十年进入现代社会，城市在快速建设，历史的痕迹被抹除，进入消费社会，人们在商品逻辑里面去生活。大陆城市现在也是处在一个特别剧烈变动的时刻。谁在制造记忆？谁在产生新的记忆？谁在把旧的记忆全部抹掉？所以她的小说是关于历史记忆的书写，（包括）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的空虚，放在现在，我觉得跟大陆语境也会有强烈的共鸣。”
相比朱天心的偏热，朱天文偏冷。朱天文深受朱西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响，写作也带有张爱玲冷冷观察的感觉。像王德威等诸多文学论者，都爱把朱天文称为“张派传人”。朱天文和张爱玲的关系在此不赘言，这篇文章强调的仍是她的时代感。
比如她被看作里程碑的作品《世纪末的华丽》（1990），写的是 1980 年代台北都会的世象，写都市中人的孤独和欲望的觉醒，人沉溺其中的欢乐、疲惫和痛苦；《荒人手记》（1994）采用手记形式写成，叙述者“我”是一个生活在 1990 年代台湾的中年男同志小韶，自称“荒人”；《巫言》（2008）则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了当下生活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标本，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一个时代种种景象……
朱天文对《好奇心日报》感慨：“这个是父亲最影响我们的，盯着现实，然后热眼旁观，总是充满了好奇心，对世界有热情，想看，想观察。你不是在小说里写小说，而是要面对你的现实。观察、发现，盯着现实。不能够盯不住，跑人了。我看很多新的小说，其实我非常希望看到时代空气、当代，（但）我都看不到，觉得现在很多（人）盯不住现实，盯两下就跑人了。不管是跑到故事，或者是心有旁骛，可能我这个要改编成剧本最好，种种。没有到位观察，就没有发现，就推进不了。”
关于朱家的写作在回应当下，唐诺甚至觉得，“一个作家真正能写的只是他的当下”。“这个当下不是我们所说的承认当下的现实，而事实上是你对现实的反思跟思考。另外一个说法，文学是一个收尸人。当现实尘埃落定，大家都离开，都失去兴趣的时候，小说家就开始捡拾他要的东西。所以，只有你对当下的关怀才会使你的小说开始，但它的形态、样态、路径是千变万化。”
3.
几十年间，朱家三代人不仅留下了大量杰出的作品，更是滋养了许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培养了一大批作家。
台湾诗人痖弦曾说：“朱家成为文坛著名的文学巴赫家庭，成为文坛的美谈。朱西甯更以古代书院的授徒方式，培养了更多的文艺幼苗，他这方面的贡献极大。”
虹影觉得，“朱先生把他的家为文学而开放，为那么多热爱文学一代代新人伸出了手，花费了过多时间精力。他是一个北极星，照耀大家。这是很罕见的。”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朱天文、朱天心、唐诺、马叔礼、丁亚民、仙枝、钟晓阳、蒋晓云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三三”。除了团体的核心成员，当时还有一群高中生都慕名而来朱家，包括杨照、林耀德、林俊颖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作家，成为台湾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样不断迁徙、狭小的朱家客厅，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台湾文学现场，见证台湾文学与社会格局变迁，比当年林徽因的客厅还热闹。”黄平丽在《台北的朱家文学俱乐部》一文写道。
“三三”深受张爱玲、胡兰成与朱西甯的影响，活动包括杂志、出版和读书会等。从 1977 年到 1981 年，《三三集刊》出版了二十八辑。“三三书坊”出版过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朱天文《淡江记》和钟晓阳《停车暂借问》等，其关门书是《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篇和好莱坞篇、谢献声译本的井上靖著《天平之甍》。因信任好友詹宏志，朱天心他们后来把“三三书坊”合并于远流出版公司。
时过境迁，关于朱家的影响和意义，正如前面所言，论者有许多极高的评价与解读，认为是“传奇”、“佳话”、“独特”，等等。很多人也很好奇朱家一家人是怎么过来的。比如作家黄锦树觉得，一个人写作，像一个高压电塔，旁边寸草不生。朱家这五六座高压电塔，怎么会互相不影响到？
但对朱家人而言，倒没有太多需要解读的地方，“自己有一套过活方式”。他们平常都是各自写作，虽然会聊文学相关的话题，但不会交流彼此的书写状态。所以，唐诺会说朱家每个人都是座“孤岛”，朱天心会说朱家每个人都是匹“孤狼”。与其说他们是家人，不如说他们都是“文学共和国”或者“文字共和国”的好公民，“共同在写一本大书”。
“我们都共同在一个同样工作里面。那当然我们生在稍稍有差异的时代，面对稍稍不同的世界，我们各自奋力回答这个世界对你的要求跟询问。博尔赫斯很喜欢《堂吉诃德》里的一句话，咱们以后死去到了天堂，有罪各自承担。你做了什么？你做到什么地步？你能够写到哪里？你能够对这个世界多少产生哪一点点微小的意义？那是各自的事。”唐诺说。
关于为什么写作，唐诺觉得，所有的书写者都必须是个读者，而且都先是读者，都处在共有的一个“文字共和国”。那么，自己从这个共和国里头得到了东西，也应该有义务把得到的结果放回去。而且，“书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最精纯的一种思考方式。我平常跟大家一样，想一件事情，脑筋会飘走，只有书写的时候，我不仅可以持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借着这支笔，我可以持续几个月、一年、两年在同一个思维上。”唐诺说。
朱天心还给我们补充了一个细节：“恋爱期间，唐诺在当兵，我们分隔两地。他说，我再认真想你，其实大概持续不了三分钟，思绪会飘走。可是像写作的时候，我可以大约三四小时不晃动，思维展开，进入到非常深度的思考。其实我们自己静下心来，凭良心想想，也大抵如此，可他只有在面对写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和唐诺类似，朱天文也觉得是自己需要写作，“专志凝神是在写小说时候才可能到达的状态”。另外，“我到现在还对世界非常有热情，不想放手不观察了”。
对于朱天心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的写作动力是补上所有主流描述或者盖棺论定的历史里头我觉得不该被忽视的存在和记忆。这始终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她也多次引用过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的话：“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
2017 年，朱天心、朱天文的母亲刘慕沙去世。整理遗物后，朱家姐妹在 2018 年春天决定接受台湾文学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制作方的邀请，拍摄纪录片文学朱家。纪录片将会分上下两集，侯孝贤任监制，上集导演是朱天文，下集导演是林俊颖。
2018 年 10 月，朱家姐妹跟随拍摄团队，去了宿迁、南京和北京，访问了莫言、章诒和、阿城等人。也是在这个月，朱天心、朱天文的“同业前辈”朱西甯的经典作品《铁浆》《旱魃》在大陆首次出版。
在台湾，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文学越来越边缘，而朱家因为写作立场和年代关系，几乎不再受现在台湾年轻人的关注，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而且被一些人认为不合时宜。“以前我们谈恋爱，唐诺从来都不会问我爱不爱他。现在在台湾，我们整天会被问爱不爱台湾。”朱天心说。唐诺还称，现在自己在台湾出书，出一本赔一本。而当他们来大陆出书的时候，一些台湾年轻人则认为他们就是来大陆捞钱。但他们显然不是很在乎这些误解和非议，一直秉持着文学最高、面对当下、诚实书写的价值观，继续严肃、认真、刻苦地对待自己的写作。
“卡尔维诺说，死亡是你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你。博尔赫斯在撒哈拉沙漠，抓起一把沙子，走到稍远的地方，把它放下。他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这句话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是基于我一生经验才能说得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夸张，我们知道今天文学的分量、处境跟它的影响力。也许（朱家）能做的也就是这样，我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也只能够有了你，再减掉你，最后会留下什么。也许就那么一点点，我不知道，那就有罪各自承担。不过是这样而已。”唐诺对《好奇心日报》说。
题图为朱家全家福。题图及文内图均来自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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