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流动和秩序，牛津大学项飙教授怎样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
“平等参与到一个不平等化的社会经济过程”
《扫地出门》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所著，该书揭示了美国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的贫民区问题和大规模驱逐现象，荣获了 2017 年的普利策奖。“在不占有的前提下拥有生活！”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的关于城市治理的讲座结束后，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应要求，在“粉丝”递过来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的扉页，一并写下了这句赠语。
有“粉丝”很快想起，“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这也许会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革命”，正是项飙为《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中文版撰写的导读的最后一句话。
项飙 1998 年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他的毕业论文，当时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名温州人，他从本科二年级开始，便在北京南苑的“浙江村”做田野，调查这个独特的外来人社群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后，项飙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和劳工研究，包括《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中的印度劳工研究、东南亚的人口流动，和新近关于中国东北的劳务输出研究。
半个月前一到北京，项飙便受邀开展一系列讲座分享活动。除城市治理的讲座之外，13 日他还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分享了《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阐述了一种普遍的国人 “悬浮” 心态；20 日，作为清华高等人文社科研究所的系列讲座之一，《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一讲，通过东北出国劳工和中介公司的案例，讨论了“社会人”如何被秩序化的过程。
《好奇心日报》为大家整理了项飙系列讲座中最精彩的内容，它们涉及这些问题：为什么说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悬浮”的心态？北京的流动人口疏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的高速流动和无序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秩序化过程？
“悬浮”的国人：每一趟车都是末班车
什么是“悬浮”？项飙简单下了一个定义：“悬浮”是这样一种状态，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向一个未来。与此同时，当下被悬空了，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意义。努力工作并非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往往是为了攒够钱，从而今后就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他列举了各种例子：
一位出租车司机认为身体健康是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要赶紧赚钱。
1994 年在东莞，民工如“蜂鸟”般频繁跳槽，跳槽成为他们解决宿舍、车间工友矛盾，工作乏味疲惫等问题的唯一方式。在“赶快跳槽、赶快赚钱，积蓄尽量多的钱，以后不用再当民工”的思维下，极少有人直面问题，试图改变工友关系、工厂管理方式等现实状况。
在东北，有出国务工人员被中介骗了 6 万多中介费，因此被同村人或朋友嘲笑，而并不会有人帮他找中介论理。因为每个人都默认了“要赶快赚钱”，“你没有赚到便是能力不够”的逻辑，大家也能够理解中介骗钱也是为了赚钱，“你被骗，说明你玩不过中介”。
在今天，大学老师“青椒”有时明明知道自己写的文章没什么意思，却不得不努力完成发表任务，告诉自己：“等五年之后，再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现在先不要问太多问题。”原本大学教师应该是最有保障，最能从容思考当下，不仅自己思考，还替代他人思考的职业，但现在也前呼后拥、迫不及待地把当下的自己悬置起来。
项飙还做了一个“工作洞”的比喻：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追向未来，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但需要使劲工作，赶快跳出去。
而大家想象中的“未来”是含糊的，某种意义上具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人们不是因为对未来有追求，所以选择放弃当下；而是首先认为当下没有意义，然后告诉自己，当下所做是为了未来；但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未来不太重要，或者说，未来必须就是模糊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但是在意义层面，不同阶层好像共享着同样一种话语世界和情感结构。
“焦虑面前，人人平等”，项飙注意到：“越富有的人，可能比低收入群体的焦虑还要严重；尤其中产阶级，似乎整天生活的主题就是焦虑。”
那么，为什么大家普遍处于“悬浮”状态呢？这需要从两个看似相悖的面向，即“平等参与到一个不平等化的社会经济过程”来理解。
经过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人占有的资源基本上较为平等。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 90 年代初期，全面的私有化经济过程展开，一种普遍的竞争思维形成：在意识形态上，大家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都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机会进入到原始财富积累的游戏，输了都不服。
与此同时，当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开始形成，人们争先恐后要“上车”：每一趟驶过的车，都是末班车。
另外，“悬浮”心态也与一种线性的历史想象密切有关，人们觉得历史必然会越来越好，“进步”是存在的意义来源。社会主义时期，整个社会都在奋发前进，强调赶超；到了今天，这种想象依然存在，不过彻底个体化了，历史进步变成了物质改善。
由于“悬浮”，一种悖论式的现象在中国上演：
一方面，中国有着数目庞大的、活跃的、精力旺盛的个体，从个体经济行为来看，如努力工作、安排理财，大家的能动性非常强；我们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变得十分丰富、复杂。
但在另一方面，变化主要来源于带有偶发性的技术，例如微信、支付宝等的普及。社会自发的力量基本上被“掏空”，每个人都忙于即时解决当下的问题，忙于向前看，而很少激发出结构性的改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印证了撒切尔的说法：“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体和家庭。”
此外，新保守主义也开始兴起。生活方式表面上越来越多元、开放的背后，近年来，国人在性别、婚姻和家庭方面却不断趋于保守。
项飙提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公园的相亲角：“在我读书的时候，这是不可想象的，会觉得父母介绍对象，太掉价了吧。”
在当年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今天的许多毕业生，第一就业选择是公务员、国企。“似乎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秩序，对我们的人生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近来也出现了诸如深圳“三和大神”一天工作、三天休息，以及青年“丧文化”这样的特殊现象。在项飙看来，这些在各方报道中多多少少被视作“重大隐患”的人群，或许正在进行一种对“悬浮”的“反动”，对现行秩序的挑战。但他强调这一结论需要实地调查验证。
“悬浮”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它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项飙补充说，提出“悬浮”，作为一种“景象式”的、相对模糊的分析性概念，是希望这个概念变成大家都能够运用、能够去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工具。
流动人口和城市治理的新变化
除了“悬浮”之外，另一个核心关键词是“流动”。这是从早期的“浙江村”研究，到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和劳工研究，项飙一直关注的问题。
去年以来，“浙江村”成为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地区。关于这次流动人口疏解，项飙第一次在公共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一些流行观点认为，这体现了户籍背景下的歧视性政策，是全球性“士绅化”的中国城市表现，但他并不全然认同。
基于早期的调查，项飙认为，在形成大红门地区的“浙江村”和服装产业集群之后，最初于 1995 年，的确开始出现了“士绅化”的趋势。当年，在大规模疏解外来人口的同时，大兴县和丰台区宣告了新的大红门发展计划，政府联合投资兴建“大红门服装城”。
外来人口迅速回归，在政府建设的规范化服装市场工作。不过，物理形态的正规化的“楼”的内部，依旧是个体经营的方式和非正规的商业关系，包括背后的家庭式小作坊生产方式。
这个阶段的疏解，实质上是地方政府资产转移和资本积累的手段。当外来人口把一块地方“做活了”，地方政府通过疏解把非正规市场转为正规，从而可以收取租金和其他收益。疏解也因此具有循环性：一边疏解，一边招商，人越来越多。
在市场正规化的过程中，小型作坊不断外迁。原来为浙江村的温州人打工，后来也开始承包小规模生产的安徽、河北等外地人，在“浙江村”外围延伸扩展。
但与早期“浙江村”人自发盖造大院，提供社区服务，兼顾安全因素的发展模式不同；在 “正规化形式下的非正规经济”的模式下，外来人口不能自己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而要往形式上正规的楼房里搬，结果楼房越建越密集，因兼顾居住和商用的功能，拥挤程度高、安全隐患大，最终酿就了去年的危险事件。
“如果说，1995 年到 2017 年期间的疏解是‘士绅化’的——建造一个正规的漂亮的市场，然后再邀请商户过来。那么，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
项飙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开始于去年的新的阶段的疏解，实质上正是要反对上一阶段，即 1995 年以来、通过疏解进行资本积累的逻辑。
他通过自己发起的调查发现：对于政府的行动，一般老百姓，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动人口，在理性上表示可以接受政府的行动。他们和政府共享了一些关键词，比如“大局”、“升级”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没有高端的发展。淘汰谁呢？淘汰我们呗。”离开者当然不欢迎如此，但同时也并不认为里面有不正确性。
他的调查还显示，因为涉及到政府对资源支配的主导权发生变化，基层政府官员对疏解的怀疑意见反倒更明确。
在新近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他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表述，比如“安静”被写入城市规划。因为北京要在三环之内建设中央政务区，作为国际形象的展示平台，空间、绿地和安静变得重要。
“似乎我们对首都有了新的理解。”项飙在演讲中说，“以紫禁城为中心的老北京，将成为一个没有自发社会生活的中央政务区。这仿佛一种全新的现代式的对于中央权力的想象——宛如机场中的电脑控制中心。”
但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他更关注实际的社会效果。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央权力收拢的同时，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社会道德期望也日益上升。
以“浙江村”的温州商人为例，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之前便出来经商，许多人对政府没有很多道德上的期望，只是很开心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行动自由，可以自己去搞一些事情。固然有混乱和不可持续的一面，但是对中央政府没有很强期望。
而就此次疏解中老百姓的反应而言，大多数支持政府的行动，认可“正规化”的逻辑；因为如果政府接手处理，大家可能会更为“舒适”。但问题在于，一旦权力收拢，必将导致老百姓的期望上升，而一旦不能维持的话，道德合法性必会受到冲击。
“万一有了问题怎么办？有没有必要想象一种更分散的模式？”项飙问道。
“高速流动”与背后的“秩序化”
“流动”常常让人们联想到无序和混乱，但项飙认为，过去几十年高速流动的背后，恰恰还隐藏着秩序化的过程。
比如民工如“蜂鸟”般跳槽背后的珠三角工厂宿舍体制。宿舍往往由地方政府建设，为了引进港澳台投资而免费提供。由此，工人们 24 小时待在工厂之中，企业主不仅控制了生产过程，而且控制了工人的再生产过程。但也恰恰因此，工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因为工人们很方便跳槽到下一个工厂宿舍，只需要带上自己的换洗衣物即可。
这看起来是福利，但吊诡便出现在这里，工厂对劳工的剥削，并不是靠直接的人身控制，它恰恰是通过让工人高速流动、为其提供速度，而实现对工人的劳动成果的最高效的剥削。因为当劳动力的使用和再生产环节在实质上被分割开来，也就意味着沿海城市和企业主不需要为工人提供更多的长期福利。
还有一个案例来自东北出国务工人员，他们往往被称为或自称“社会人”或“社会上的人”。
“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今天，小猪佩奇变成了‘社会人’的自我标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里的‘社会人’的意思，既有一种叛逆，又有一点瞧不起别人，又有一点无奈……”项飙对流行语的引用，引发了听众的哄堂大笑。
在中国人的日常语境中，“社会人”往往具有贬义色彩，意味着体制外、秩序外的边缘人。项飙调查的这批东北“社会人”，大部分来自农村，高中毕业来到城市，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和稳定收入；他们是城市里的“新穷人”，但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年轻人没有区别，一样光鲜，而且对未来充满期望。
在西方，在新世纪走上街头、参与占领等运动、要求社会变革的往往是类似的“社会人”。然而，在中国，这些看似不稳定的、可能带来混乱的“社会人”，实际上却极为安分。
通过对“社会人”出国务工程序的研究，项飙揭示了引导他们的欲望、调整他们的行为的秩序化过程。
出国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中介链：从分散在各村的“腿”，到乡镇上有固定办公地点的中介，再到被称为“窗口”的、有正式的国家执照资质、能够和海外雇主签订国际合同的中介。
每一个中间过程都意味着盈利的空间，利润便来自这些出国务工人员提交的中介费，大概在 6 万人民币左右。
如何理解这笔中介费？项飙认为这并非意味着出国机会的“商品化”，因为签证不具备交易和流通性；而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化”的寻租过程：中介利用某种权力支配关系，向劳工收取租金。
虽然中介是非国家机构，但吊诡的是，中介和劳工之间却形成了一种拟行政式的、上下等级的关系，并且一层一层向下传递到村庄。甚至出现了一种用于控制劳工的“联保制度”：倘若一个村庄有好几位受雇于同一企业主的出国务工人员，为了防止劳工跑路，雇主会通过各层中介，下到村庄，向每个家庭施加“连座”式的遣返惩罚压力。
项飙将之归结为“利用秩序化来牟取商业利润”（“making money from making order”）。一层层的中介过程，造成了一种有序列的合法性。中介不断强调自己的合法性，窗口公司办事的谈吐，都要模仿公务员。中介不断呈现出作为合法性象征的国家政府形象。
于是，劳工们将国家视为保障自身权利的后盾，出了事，便“找国家”，而非找法律。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劳工们运用法律的文件和语言去上访，要求中央惩罚地方、指令地方给予赔偿。
以上种种看来，“失序”和“秩序”，仿佛悖论式地共存于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把秩序理解为可预测性，那么失序便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中国底层确实是较为失序的，譬如红黄蓝、天际线等难以解释的事件的发生。
但是从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似乎又经历了高度秩序化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便是“方便”，例如，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购买任何东西。
“方便”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项飙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便”也是一种悬置，是人们不假思索情况下行为的持续，这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没有摩擦力”。
“方便”的背后正是秩序化的过程，因为方便必须要有强大的外在权力予以保护。中国人并不是那么信任身边的人，但是对外在的抽象系统充满了信任。
清华大学应星教授也在回应中指出，与西方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不同，在中国，当来自个体的自由流动的能量被极大释放、甚至被加速，人们却还是像原子一样，始终没有自发地形成一个具有自身推进能量的“社会”。
这或许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过去四十年，每个人都在快速流动，为了追向未来而“悬浮”，生活里充满了机会主义，被高度商业化；人们放弃了直面、直接改变现实问题的努力，忽视彼此之间的联结，却日益依赖外部施加的秩序，尤其普遍对政府、国家怀有很强的道德预期。
这种情况下，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呢？
“如何把民众的道德期望转化为一种明晰的语言，从而创造一种制度，来保障政府的道德承诺——这可能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项飙在一场讲座的最后说道：“我们无法通过逃离政府来获取自由，自由需要建立在和政府积极、直接的互动之上。我们至少应当懂得如何去要求，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权利比自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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