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结束了，我们通过历史上的报道回顾这个人类的空前实验
作者：Russell Goldman, Patrick Boehler, Han Suyin 等
本周四，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已实施 30 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布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企图扭转劳动力迅速老化的局面。
1980 年代开始在中国执行的计划生育，以及在此之前的生育鼓励大概最具野心的人口控制政策，直接决定了数亿人的存在。
生育这件事是如何被计划起来，又为何会逐步放开？我们通过纽时在过去 45 年的报道回顾这个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实验。
1971 年，不再鼓励人口增长
▲1972 年北京的高中生，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出具计划书，号召减缓人口增长。 图片来源：美联社
1973 年，地方政府办公室设立了计划生育大纲
1973 年 9 月 1 日，Han Suyin（韩素音）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虽然无情却又十分高效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对象是各个级别的共产党员和委员会，从最小的生产队到最基层的党员都被包括在内。卫生部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这场运动的管理部门。
但和印度不一样的是，在任何中国的街道或者乡村，你都看不到任何宣传生育控制的海报或者标语。
“我们一开始也贴了海报、写了标语，但人们都被吓到了，并且对此产生了敌意，”一位干部对我说。在云南有人告诉我，妇女依然十分反感公开谈论此事，不过他们非常愿意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下。
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多余人口”。但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此官方认为是时候花点儿精力在人口控制上了。在省一级和县一级，都是党组织书记在负责这项生育控制工作，这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赤脚医生在生育控制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人们更为熟悉的女干部才能施加一些影响。”
在像北京、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个工厂、组织、部门、部委、司局、车间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核心组织和项目。和以前一样，这场运动要求全员参与、完全配合，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要求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就一件事展开讨论和辩论的准备。
每条街上都有居委会，配备的都是两三位住在本街区的妇女，她们都和各自城区一家诊所的主治医师还有五六名护士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人也都参与到了计划生育中来。
全北京的人每隔几个月就要做一次调查问卷，对婴儿出生和将要出生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接着每个四合院就会“开会”，讨论每个人在接下来几年里准备生几个孩子。各家必须同意接下来该谁生、谁不该生。
所以在一个有四户人家的四合院里，刚刚结婚的 A 户人家有权在 1973 年生一个孩子，而对已经有 4个孩子的 B 户人家，大家将会劝他们别再生了，而且还会“动员”妻子结扎输卵管，或者让丈夫结扎输精管，或者是采取其他计划生育措施——所有计生用品都是免费提供的，所有节育手术也都是免费做。
C 户人家则遇到了问题：他们有两个女儿，想再生一个儿子，但却被要求等到 1974 年再生。D 户人家结婚 7 年了还没有孩子，所以妻子就被送去了不孕不育诊所。
在每一个机构里，这样的全员参与都在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进行着。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她所在的机构里，每位妇女都已经决定最多只生两个孩子。不幸的是，有一位妇女无意间怀了孕，而且没按顺序来，所以她因此占用了另一位还没有孩子、却想生一个的妇女生孩子的权利。
“这个女的虽然有两个女儿、也想生个儿子，但她不想和邻居闹矛盾，所以最后去流产了。她还是很有公德心的。”后来，公德心、克己精神，还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团结就在街道里传开了，并且被用在了计划生育的宣传里。
在每一家工厂的车间一级，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同志，对男女职工进行教育。在一家职工大部分都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工厂里，他们回老家的时候都被发给了计生用品。
城市里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有 780 万，1973 年有 14万人出生、5.3 万人去世，人口增长率为 1.17%。上海预计的效果则更好一些：1972 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 0.2%。
在所有用到的避孕手段里，口服避孕药是城市里用得最多的，而节育环是农村地区用得最多的。根据需求，人们也会做流产手术，其中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流产不必再由祖父母辈同意的。在云南省，1972 年共进行了 7.9 万例流产手术。（云南总人口为 2300 万，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不用实行计划生育。）
少数民族并不用实行计划生育，这也是对人的感情的再次让步。“少数民族都想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不以强迫他们，他们在过去受到的压迫太多了。”所以计划生育运动只会影响汉族（中国总人口中，93% 是汉族）。
1978 年，中央政府通过了减缓人口增长的倡议
计划生育办公室鼓励夫妇只生一个小孩，至多两个。部分地区率先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1979 年，全国性会议上首次提出计划生育政策
由计划生育官员参加的一次全国性会议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官方媒体协助推广了该理念。中国各省则在尝试减缓人口增长，比如在四川，只生一个的夫妇将得到额外的口粮配给。
1980 年，计划生育从党员开始
共产党规定 3800 万党员只可以生一个小孩。这是当时不断扩展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目的均在于在 2000 年前，将人口增长率降至 0。
1982 年，计划生育政策写入新宪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天批准通过了国家的新宪法，恢复主席职位，并规定国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以 3037 票赞成、3 票弃权和 0 票反对通过了新宪法。官员们称，自 1967 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把刘少奇从办公室逐出后的第一任国家新领导人将于第二年任命。
新宪法代替了 1978 年时任总理华国锋颁布的宪法。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抛弃毛泽东所定政策进程中的另一阶段，而这一切是邓小平在四年前牵头的——他和刘少奇一样，是 1966 -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虽然已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但邓小平今天坐在了主席台的第三排看着大会进程，期间也偶尔和自己的得力助手胡耀邦聊聊天。
新宪法共有条文 138 条，而 1978 年宪法则为 60 条。即使它废除了毛泽东在 1975 年提出的罢工权，但也扩大了中国人享有的各项公民权利，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人民享有信仰自由，保护他们不受任意逮捕。
在公民义务的列表里，列入了“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宪法的另一重要规定是，主席、总理和国家其他高级官员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五年。
唯一不受此规定约束的官员是新设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设立目的是指挥军队。
拥有 420 万兵力的军队目前听命于共产党军事委员会，由邓小平领导。西方军事人士称，还不清楚新的中央机构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动作。它的多数成员均为党的高级官员。
宪法中另一个消除毛时代影响的象征性举措是废除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设立，目前数量超过 5 万个。
公社将作为经济单位继续存在，但新设立的乡或镇一级的地方政府将取代它们的行政职能。
宪法第 31 条规定，设立“特别行政区”。 中国官员曾说，这些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非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官员们也说，这一措施可以适用于台湾和位于中国南方沿海的香港以及葡属澳门。
2003 年 女婴买卖进入公众视线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类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想生儿子的父母会把生出的女婴放在黑市交易。一位中国学者表示，当时 80% 的弃婴均为女孩。
2008 年 政府开始准备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将研究如何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改变将逐步进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会立刻消失。
2008 年 2 月 29 日，Jim Yardley 报道
据一位政府高官在周四称，中国正在研究怎样从每户一胎的限制中走出来，但任何改变都会逐步到来，并且这并不意味着会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修改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
根据路透社消息，赵女士称：“我们希望逐步迎来这个变化。我不能回答何时或以何种方式，但该政策已经是决策者们在考虑的重要议题。”
超过 13 亿的人口，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计划生育政策也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多数居住在城市的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否则就要支付巨额罚款。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农民则通常被允许生第二个孩子。少数民族往往被允许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30 多年来，对生育的限制一直是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地方官员绩效评级的部分标准，便是当地居民是否遵守了计划生育政策。在 1980 年代，政府官员会常规性地强迫妇女堕掉“配额外的”胎儿，并且无论男女都经常被强制进行绝育手术。
该政策的执行在近几年柔和了很多，主要地区都在依靠罚款来确保民众对其的遵守。但强制堕胎的丑闻依然阶段性地有所发生。计划生育同样加剧了人口的性别失衡，因为很多家庭采用选择性堕胎的方式来确保生一个儿子——生儿子是一个传统偏好。
中国的官员曾试图遏制这类过度和滥用行为，也辩解过一胎政策阻止了约 4 亿人口的诞生，由此允许中国在其资源上繁荣发展、国民获得更好的生活。
但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极低，人口又在迅速老龄化，在城市地区尤为如此。专家已发出过警告，称中国正在稳步走向一个人口危机：有过多需要昂贵服务的老年人，而有能力缴税来负担这些费用的年轻劳动力又太少。中国通常被认为有着无限年轻又廉价的劳动力大军，但中国几个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都已经在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上海等大城市已开始尝试微调政策来刺激生育。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允许城市双独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官员们抗拒大的政策改变，因为他们担心随之而来的会是人口的激增。最近几个月，中国官员都承诺说，将严厉打击那些用金钱影响或违抗政策的富裕阶层夫妇。
赵白鸽声称，根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都想要两个孩子。但她警告说，目前的计划仅用于研究潜在的变化，任何调整都不得导致出生率的猛涨。
赵白鸽的言论发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不到一周，此时也恰好赶上北京准备在八月举办奥运会。
2014 年 法律虽然放宽了，但很多人并不愿意要两个孩子
2014 年，中国政府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全国范围内，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
2014 年 2 月 25 日，Dan Levin 报道
虽然法律条文已经修改，但许多独生子女夫妇表示他们并不会利用此项新规定，因为抚养小孩的成本在不断增加。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30 年后的今天，许多家庭表示，由于抚育孩子的成本与日俱增，他们不会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改变生第二个孩子。
“要是有两个孩子，你就没那么多钱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了。”北京一位已有 7 周身孕的 27 岁律师毛晓丹（音）说道。第一次怀孕的她已经决定不生第二个孩子了。她说自己担心的是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成本。“我老公的同事养了一对双胞胎，”她说道，“光是上小学的费用就快让他破产了。”
中国对过去 30 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最为重大的一项修订。根据新政策，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养育二胎。先前的政策只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此外老政策还规定，中国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以及头胎是女儿或残疾儿的农村家庭可以例外。
政府预计，此次改革将会允许 1500 万至 2000 万对夫妇多生孩子，以帮助遏制出生率的大幅下降——据专家说，出生率的骤降已经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在年龄与性别比例上出现了严重失衡。但是，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引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举办的一项调查称，符合条件的夫妻中，只有大约一半有意愿生养两个孩子。
在采访中，许多夫妇将自己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想法归咎于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还有一些人则提到了中国一项持久的文化惯例：丈夫需要向妻子提供一套房、一辆车以及其他的物质财富——而这种需求可能会将一个大家庭推入债务的深渊。
36 岁的大学讲师丁女士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她把那些开销都代入到了自己再生一个孩子的成本里，认为生养第二个孩子可能将会是一场灾难。她说：“如果我冒险生两个孩子，那就意味着（我要承担）双份的房贷和压力。这压力太大了，简直不敢想象。”
这种心理可能会破坏政府出台新政策、改善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努力。
在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人为生儿子采用了多种性别选择手段。中国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症结就在于此。
自 1979 年酝酿提出以来，独生子女政策一直都被人们认为是通过减缓人口增长、帮助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大功臣。但是，这一计划生育措施也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始料未及的后果。2012 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约 4000 万人，其中 15 岁以下的人口中，男生比女生多出约 1800 万人。政府预计，到 2020 年为止，中国将会有 3000 万适龄单身男性无法找到配偶。
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还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养老危机。他们指出，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在 2012 年达到峰值，此后，有收入、能够照料自己父母和家中年长亲属的就业人口数量将会减少。2013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多达 1.94 亿人，数量规模居世界首位。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最新的改革措施大加赞赏，称这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所必须采取的举措。2013 年 12 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称：“从长远来看，（单独二胎的）新政策预计将有助于推动家庭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提高家庭照料老人的能力。”这一政策变化于 2013 年公布，已在六个省市及自治区推行，2014 年 5 月起在北京实施，另有 20 个城市预计将会在 2014 年底开放单独二胎政策。
但是，也有人对这一改革的效果表达了担忧。周日，沿海省份浙江省官方报刊《钱江晚报》报道称，浙江省在三所城市试运行了这一新政策后，政府收到的二胎申请仅 300 份，远远低于预期。
当然，也有许多父母渴望利用新近放宽的规定。35 岁的电视台管理人员孙丽已有近9 个月的身孕。最近的一个早晨，她在排队看医生的时候，一边抱怨自己髋部疼痛，一边为首都北京的有毒空气哀叹。但是被问到她是否会再生一个孩子时，孙丽热切地点了点头。“我们已经在计划再要一个孩子了，”她说道，“只有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两个要好一些。”
但是，孙丽还得再等一等才能从改革中获益。据北京政府规定，一二胎的生育间隔不得少于四年，而且只有年龄在 28 岁以下的母亲才能生育二胎。
许多批评者表示，过去三十年间，无数的家庭——尤其是女性——遭受了长期的创伤。这些创伤包括高昂得让人难以忍受的计划生育罚款、飙升的女婴弑杀率、非自愿绝育手术和强制堕胎。而新的计划生育修订改革并不能愈合这些伤痕。政府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 24 个省份及其他地区罚款总额高达 32.9 亿美元，但资料中却几乎没有提及这些资金的去向。
为了确保孩子合法出生，中国夫妇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发放的“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这张证书通常需要花费好几个月才能拿到。27 岁的王女士（Natalie Wong）说：“光是拿个准生证就麻烦得不得了。”王女士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厦门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目前已经怀孕 6 个月。
根据程序要求，准父母需要到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他们法定家乡的其他机构盖上十几个章，才能拿到准生证——哪怕他们已经离开家乡很久了，也得回家乡盖章。
“你最好是在刚怀上孩子的时候就马上开始申请，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没办法在孩子出生前拿到准生证。”北京一位 30 岁的互联网技术开发人员陈先生说。他的妻子已经怀了二胎。
由于相关规定要求提交此类文件，雇主、官员以及邻居就可以因此窥探到夫妻的个人生活。陈先生和他的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在获准生二胎之前，他们得先提供他们的结婚证、出生证明和暂住证。
他们夫妻双方的父母也得各自到单位和几个政府部门盖章，证明这对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在法律上有资格生育二胎。尽管陈先生已经通过特快专递寄出了文件材料，但是批准还需要好几个月才能下来。
“地方官员往往不知道怎么办这些手续，这实际上就拖延了这个过程。”他说道。
32 岁的王学彦（音）玩着手机，和许多准爸爸一起坐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朝阳医院的米色产前等候区，等待着医生的最新消息。王先生是独生子，他的妻子则不是。政策的改变将会圆他拥有更大的核心家庭的梦想。他说：“我们希望孩子越多，我们老了以后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也就越多。”
奇怪的是——至少在中国这很奇怪——王先生的岳母却一直在劝他们不要生两个孩子。“她担心兄弟姐妹会彼此争夺遗产。”王先生说。
2015 年 这个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宣布取消
中国政府终止了已实施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布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企图扭转劳动力迅速老化的局面。
题图来自 Wikimedia
翻译 is译社 Zoeyliu 葛仲君 Ariel Yang
全球最大的约会公司要上市了，关于约会这生意我们都知道些什么？
苹果又卖了 300 亿美元的手机，iPhone 为什么没像 Mac 那样被挤成小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