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想“生活在别处”，但他们对抗的可能是整个现代化本身
牛健一家在六个集装箱里住了一年。集装箱摆在北京顺义的一个厂区，厂区空空荡荡。
去年 10 月开始，厂区里来了不少人。他们听说，这个集装箱组合叫“生菜屋”。整个夏天，集装箱的屋顶上都种满了生菜、芹菜，外墙挂满盆栽，庭前是另一小片花园。
前来拜访的人都感觉，他们见证了一次“伟大的新生活实践”，他们还发现集装箱的卫生间里有四个塑料大桶，粪便在其中被处理成农家肥，厨余的垃圾也被打成粉末，一齐输送到屋顶。那里有一个屋顶花园，一台装置专门为此发出粉色的光，因为短波紫色和长波红色最易于植物吸收。建筑垃圾在“生菜屋”的一侧填埋出了一条小路，雨水从屋顶流下，又在另一块特地划出的小路中渗下去，好让它能够完全循环。
坐在后院一平方米的绿化木屋里，牛健拍了张照，看起来很陶醉。他把照片发在微博上，说，这是“森林浴房”。
▲牛健在前庭洒水
清华美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的的几位设计师负责了这个集装箱的设计与建造、清洁能源利用、生活垃圾处理、中水设施与沼气系统应用。这起初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牛健一家以实验者、也是业主的身份参与其中。
建造使用清洁能源或带有沼气处理功能的生态屋，对建筑师们来说已不是什么难事。但牛健建议设计中心主任刘新加入菜园种植和手工劳作的部分，他习惯自己制作工具，在夏天拿水管把门前的庭院冲洗一遍，再给花洒点水。
刘新说，这就是牛健“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打算亲自实践一种新生活方式。
没多久，牛健宣布，这只是“可持续生活实验室”的第一期，他打算独立发起第二期，招募志愿者，做成一个 10-15 户的共享社区，在那里，人们不仅可以过上“田园生活”，还会遇见志趣相投的成员，他们将一起构建一个共享空间。
“非常希望能入住到您的这个社区去，也希望能把工作室一并搬过去。”一位制作有机护肤品的微博用户留言。感兴趣的人太多了，牛健公开了手机号，“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回复微博”。
看起来，这和视频网站 Vimeo 创始人扎克·克莱恩（Zach Klein）做的是一回事。在美国纽约州沙利文县的 50 亩森林里，克莱恩建立了一个比弗布鲁克社区。社区成员远离城市，在这里亲手搭建木屋和木桶，你来我往地居住于此。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那里是返土归田运动和理念村的所在地。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行这类新生活方式的探索。“自给自足实验室”的发起人唐冠华在山东的崂山和妻子住了 5 年。今年 10 月起，他们在距离福州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村子里建立了一个叫“南部生活”的共识社区，打算招募 90 个社区成员，回归乡村。
冬天村里冷，人来得少，他们大多是新手，社区生活的设施因此建造得很慢，本来打算造木屋的时间可能只够做一张木凳。“南部生活”租下一个民宿，作为过渡。
牛健不打算让人们亲自动手，过去在中国实践新生活的经验让他对此没有信心。
差不多在十年前，牛健离开国企，开始在中国农科院的蔬菜花卉研究所工作，研究阳台绿化。那时候，他想让人们向欧洲学习，在屋旁或房顶种植花园，做一些“人文的修饰”。
“这不大可能。” 11 月的北京露营公园，牛健坐在集装箱里评价当初的这个设想时说，“让一个笨蛋过上好日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来访的人一度也络绎不绝，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承受投入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一个花园的建造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见成效，对大部分人来说，所有的活儿都得从头学起。
牛健希望把这些被吓跑的“笨蛋”找回来，给他们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这些人需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东西来理解一件事。于是他决定携家带口住进六个集装箱，并展现一种“千万人羡慕的生活”。像牛健所设想的那样，人们欣然前往，发现一个家庭可以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媒体渲染了这一点，他们称牛健为“中国大叔”，这位中国大叔看起来毫不费力地为都市人树立了一种“世外桃源” 的生活典范。
现在，牛健否认了这一点：“我们不做世外桃源，我们做人间桃源，要改变城市的基因——社区。”这和 50 年前斯图亚特·布兰德在《全球概览》中描述的不一样，和扎克·克莱恩、唐冠华都不一样。
“他们只能改变一群人。而且他们整体是在逃离，逃离城市，不是进攻。从一开始他们也没有寻求一个大规模的模式去帮助许多人。”牛健说，“我们要在全球在地实践。改变这 200 多年来人类错误的生活方式。”
刘悦来在今年春天头一回见到牛健，“明显感觉到，他在想怎么能把这事儿做大”。
这位同济大学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实验室的主任助理当时正在开设一门景观和社区的课程，他邀请牛健来同济大学演讲。
学院派的人显然对牛健的体验和想法也充满了兴趣，毕竟他们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一年在集装箱里的生活。200 多位听众报名了这场讲座，刘悦来不得不向学校申请换到了一间更大的报告厅。他还在微博上向那些不能亲临现场的人征集提问。一位叫 Devil_angel96 的微博用户悉心研究了对牛健集装箱生活的报道，罗列了十几个和技术相关的问题，请刘悦来代为提问。
牛健答不上来。
吕明月是清华美院可持续设计专业方向的博士后，她想把“生菜屋”作为论文中的一个重要案例。第一期结束后，她也向牛健询问处理系统、绿植覆盖面积以及风能、太阳能利用的各项数据和效能表现。但牛健的新生活实验并没有记录这方面的数据。
人们还想听到他在集装箱里遇到的麻烦和克服的方法。但牛健总是含糊其辞地说，都很好。唯一一次，他在微博上回答室内温度在严寒酷暑时如何调节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到了第二期共享社区都会解决，并不难。
刘悦来希望牛健提供更真实的东西，特别是当他打算把这种新生活理念和商业结合起来。
今年年初，牛健已经找到合伙人成立了公司，为了让股权更清晰，曾经和他一起住在生菜屋里的妻子、儿子不再参与其中。牛健还拜访了公司，四月，汉能集团、万若环境、京鹏环球、小米家装、安捷诚栋、北京国际露营公园、易社生态科技和牛健在北京的一家漫咖啡里见面，他们决定提供产品和服务。
他们答应得都挺爽快。“因为我在做新生活，我在表达新生活方式。我是领先的。所以他们要到胜利者这边，人人都愿意和胜利者站在一起，愿意和先进站在一起，不愿意和落后站在一起。”牛健说。
“他说话有时候听起来像在吹牛。”刘悦来说，“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增强信任感和探讨可能性。”刘悦来理解第一期带有“作秀”的性质，但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刘悦来最想知道的是，牛健在第二期提倡的“共享社区”究竟能不能做成，是否真的会形成一种牛健所描述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的处理上会是一个难题。”刘悦来说。
在此之前，牛健首先碰到了别的难题。
六个集装箱在今年 4 月因为违规占地的缘故被搬到了北京露营公园。在它右侧，集装箱新搭出了三间独立公寓、一间整体厨房、一个公共休闲空间和一个后院。万若环境团队还设计了一个新的给排水及垃圾处理体系，但 11 月底北京的一场大雪还是把集装箱的水管冻住了。
牛健和妻子、儿子在年初离开“单户家庭生态试验室”，搬去了距离这里 14 公里一处叫旧宫的地方。和大多数地方一样，物业不允许牛健在顶楼的平台上建造花园，连花槽也不允许。污水处理系统的搭建更是无从下手。
另一边，十几个集装箱在公园深处空置，像装置艺术，但罕有人来参观。只有一位志愿者从一月开始住在老集装箱里，沉默寡言，过去他是位自行车骑手。
“我还没有想好要以怎样的方式招募志愿者来这里做实验。”牛健在 10 月的采访中说。
本来，这些志愿者会在今年春天就搬进这个社区。去年冬天，牛健在微博上告知热心的人们，第一期只是小试牛刀，第二期的影响力会像一颗“原子弹”。“爆炸性的、天翻地覆了，未来我藏哪儿去都藏不住，这很麻烦。”牛健还有些担心。
但现在，项目搁置了。
12 月初在上海再见到牛健那天，下着大雨，刘悦来听说牛健“已经见了 1000 个人”。
地产公司万科在第一期结束时就找到了牛健，还告诉他，王石一直在关注“生菜屋”，觉得有投资价值。牛健说，结果如预想的不欢而散。牛健有一套自己完整的理论和推行方法，万科这家大公司也有自己的，谁也不肯相让。
对于这个不太明朗，又耗时的项目，小公司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一家位于北京西四环的生态景观创业公司在 9 月的“北京设计周”上找到了牛健，希望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上海一家小型的房地产公司建议牛健在上海崇明岛的一块地皮上盖新楼，进行“共享社区”的实验，毕竟“集装箱”里的生活不那么容易兜售。
在第一期结束半年多之后，牛健已经彻底从栽满绿植的集装箱里走了出来。
牛健对我们说，那种可持续的“聚居”生活在哪儿都可以发生，甚至是在水塔里。重要的是在其中安置相对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并解决刘悦来担心的公共空间问题——就像美国城市规划师安德列·段尼和伊丽莎白·普莱特·泽别克 1996 年在《新城市主义宪章》中写的那样，营造充满人情味的传统邻里模式。
牛健试图把两个问题彻底地糅合起来。“全球（生态）之所以今天变得这么糟糕，就是因为我们的房子住得太大了。”他说，如果把私人空间的一大部分面积腾出来作为公共空间，将会减小整体的耗能，并且收获一种共享经济下的新生活。
如果不去强调私人的空间将被侵占，进而给人一种商业谎言和极端集体主义的错觉，这幅新生活的图景还挺让人向往。
MDA 是美国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凯瑟琳·麦卡曼特 (Kathryn McCamant) 和查尔斯·杜瑞特 (Charles Durrett) 在 90 年代从丹麦引进了日渐成熟的“共同住宅”模式。到现在， MDA 已经在美国建造了 20 个共同住宅社区，它们和美国最早的合住社区 Muir Commons Community 一样，在社区的中心位置设有公共的厨房、餐厅、起居室、儿童室、健身房、休闲室、办公室、洗衣房和客房。二十多户社区成员长住于此，他们使用相对可持续的能源和循环系统，还会定期聚餐和聚会。
在 1990 年 11 月建成之前，这个在美国国内开先例的项目耗费了好几年的时间进行规划。终于在 1991 年的夏天，住户搬进了 Muir Commons。
相较起来，牛健显得太过心急了。在他最新的计划中，第二期项目从 2016 年开始， 10-15 户家庭会住进 1000 平方米的多层实验楼，到了 2017 年，会有 100 户家庭住进 10000 平方米标准多层住宅，或租或售。
这和最初的生菜屋也相去甚远，但看起来更像牛健的初衷——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宣扬一种怀旧的田园生活。
刘悦来回忆说，当他和牛健谈起空想社会主义的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 1214 公顷土地实践新生活时，牛健回应道，“形势变了”，欧文生活的世界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时代。刘悦来认为，这正说明了牛健和唐冠华的区别。和唐冠华在崂山隐居的抵抗消费不同，“牛健是要利用工业化的产品”。他知道，当人们试图改变生活方式时，乡村生活的清贫是一个“太大的障碍”。
可人们也容易担心，“人间桃源”太过人间了。它很可能因为市场的需求，最后变成了另一个 You+ 公寓和自如寓。在纽约，这类初创公司已经太多了，这些公司总会把一间“合住房”描述得非常诱人——志趣相投的人聚居，且井井有条——如果除去生态系统的因素，想要把牛健的“共享社区”同它们区别开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些批评者还认为，最后这些公司还会以公共空间的名义收取更高的租金。
牛健最好能慢慢来。刘悦来建议他在上海招募志愿者，再做一个可持续生活实验室。刘悦来所在的实验室可以将这几个集装箱摆进社区，帮助集装箱升级，采录详实的实验数据。这些都是后期大规模推行的基础。
很难说，牛健会不会愿意参与其中。毕竟他还在兴头上，“我像一个八爪鱼，你很快会看到我那八爪都在伸的，很快。”
即使改变没有预料的那么快发生，他大概也会如他自己所说，“不会有惊奇，也不会有兴奋，也不会有沮丧。他们经常问我，但我从来没沮丧”。
可想起一群对他构筑的美好生活不愿买单的“笨蛋”，牛健看上去还是带着怒气。
图片来自 gooood ，QDaily，Muir
The North Face 是如何从旧金山的一个店变成全球最大户外品牌？| 好奇心商业史
这 30 个人跟我们说了说百货业的烦心事，这个行业可能真的没有出路了
🌵 好奇心研究所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全面上线，微博直接搜索「好奇心研究所」、微信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与所长亲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