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凤籍作家陈仓中篇小说《父亲的晚年生活》
父亲的晚年生活(一)
作者简介：陈仓，男，原名陈元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七十年代生，陕西丹凤县人，目前就职于上海《青年报》。著有诗集《永恒与一瞬》《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两千行长诗《净身》，为世博图片集《传世博》配诗80首。60首诗歌入选《同济大学通识教育教材•诗歌读本》。“进城”系列小说引起普遍关注。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本，获第三届红高粱诗集奖等文学奖项。曾参加中国作协《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
1 那头猪
把母亲埋好之后，父亲在家里翻了半天，把母亲生前吃剩的药片子，还有几双布鞋、几双袜子、几件衣服，包括一条断齿的桃木梳子，统统地搜腾出来，堆在院子中间，打火机弄了半天，才一把火点着了。
衣服、梳子都很好烧，燃起蓝蓝的火苗，很快就烧成了灰。而鞋底子是塑料的，衣服扣子应该也是塑料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片子不知是什么，加在一起就特别难烧，沤出来十分刺鼻。在这个初冬的黄昏，我们整个塔尔坪村子，就弥漫着这种中药熬煳了的气味。烟也很浓很大，把半个村子都遮挡住了。
说是母亲，其实我的母亲在三十年前就去世了，当时三十九岁，父亲四十多岁。这次埋掉的，是我的后妈。后妈与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三天前因为心脏病突然离开了。把七十三岁的、牙齿一颗不剩的、耳朵聋得要命的、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独自一个人抛在了这个世上。
我们塔尔坪坐落于秦岭山区，至今还没有手机信号，还不通班车，有点原始部落似的。依山建有九个大院子，每个院子便有一个姓氏。都是从南方逃难来的，在这里开枝散叶，就形成了几个家族。每个家族原来儿孙成群、几世同堂，每隔几年就修一次族谱，记下各个家族的生老病死。如今族谱没法修了，晚辈们都进城了，有的在城里打工，有的在城里安了家，就是添个丁什么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一年半载知道了，也不清楚具体出生年月。如今塔尔坪的这九个大院子，有雕着龙的柱子，有天井，有回廊，有磨坊，唯一没有的就是年轻人，也没有孩子在这里出生。
我家这个大院子，属陈氏，共有九间正房，三间厢房，院门边上还有三间牌楼，原来住着父亲兄弟四个。父亲排行老二，我哥哥二十岁那年，为了娶媳妇去河南灵宝淘金，中途翻车被矿石砸死了，我则在十几年前就到各大城市晃荡，最后落脚到了东边的上海。三叔一辈子没有成家，不到四十就去世了。大伯大婶去世得晚一些，我的大堂兄有个儿子，毕业后留在咸阳教书，娶了乾陵边的媳妇，落地生根了。大堂兄一下子没了着落，带着堂嫂跑到一座寺庙出家了。前阵子，大堂兄还打听到我，让我在上海给他买一套密宗教义，我满口应承下来说，不就一套经书吗？不要你的钱，我买好了送给你。不承想，我跑了玉佛寺、静安寺几个寺庙的书店，统统都没有。我还去了福州路旧书店，还是没有这本书。最后，就去了上海图书馆，终于查到了，却是馆宝级的。向管理员一打听，这套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当年定价就是六百多块。我给大堂兄回话，这书恐怕只能去日本买了，价格可能需要六千人民币，如果在图书馆复印的话，得花得更多。大堂兄说，就是这个价呀，你帮我复印一套吧，到时候我把钱算给你。不承想，管理员说，此书不能外借，不能复印，就是阅读一下，也要办一张特殊的证明。
还是说说我的四叔吧，四叔与四婶身体不错，但是两个一直不和，大儿子在县城当了局长，整天忙得昏头昏脑，喝得东倒西歪，四婶干脆随着当兵的小儿子，去了河北石家庄。我的后妈离开前，四叔也得了肺癌走了。四叔一死，父亲就一个兄弟也没有了，原来还可以一起搭搭伙吃个饭，有时候为了一棵核桃树呀，一只鸡呀，一铣土呀，甚至一根草呀，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候吵得莫名其妙，就明白他们不是吵，而是兄弟之间的一种交流。四叔一去，这个地主庄园式的大院子，小时候住着三十多号人，如今显得空空荡荡的，就剩下父亲一个人了。
其实整个塔尔坪都空了。有一回，一位堂兄回乡探亲后打电话告诉我说，每次看到村里的老人，真的老了。活着的时候，你的我的争来争去，去了谁的都不是了，再过五十年，塔尔坪真的不知道是谁的了。
太阳终于掉下去了，山头还是红的，依山而建的塔尔坪，已经乌漆麻黑的了。帮着安葬后妈的人陆续离开了，空落的大宅院安静了下来。父亲坐在门槛上，我则坐在猪圈边。感觉不是坐在家里，而是坐在一只死老虎的腹中。我说，塔尔坪像不像王铁匠烧红的一块铁？父亲没有吱声，只在吧嗒吧嗒地吸着水烟。
王铁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蹲在院子里的那棵桑树下，在嗑着葵花籽。王铁匠说，你们到底有文化，是挺像的，像一把刚落火的大斧头。不过我的铁匠铺子十几年前就熄火了。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几十年前整个塔尔坪，就是依靠着每家的几亩地生活，所以种庄稼是天大的事情。种庄稼用的锄头、镰刀、铣子、斧子，包括犁铧，都是在王铁匠家打的。那是个农耕时代，他家真是热火朝天，打铁的人都排起了长队，一天到晚都能听到叮当叮当的声音。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拉风箱了。因为拉风箱，可以清楚地看到打铁的过程，一块毛铁放入炉子，几分钟就被烧红了，铁烧红了骨头就软了。然后就被王铁匠的一把大钳子夹出来，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把镰刀或者一把斧头，就成形了。最后一关就是淬火，一下子浸入水中，“”的一声，冒出一股雾气，就完成了。一有空闲，我就偷偷地跑过去，帮王铁匠家拉风箱。有时候王铁匠高兴，还让我抡几下小铁锤。
王铁匠边嗑瓜子边说，村子里男女老少，一窝蜂地外出打工了，有些地就荒掉了。我们几个老头子老太太，走不出去，闲得慌，就种种麦子，挖挖洋芋，来打发时辰。关键是，现在种地用的呀，全套都可以买得到了，哪用得着自己去打铁呀。想打铁也没有木炭了，毛铁也没有了吧？
天彻底黑了，已经是初冬了，风冷丝丝的。随着风一吹，后妈那堆没有烧完的遗物，又死灰复燃了，冒出一股股黑红色的火苗。王铁匠凑过去，把手伸到火苗上烤着。按说，天一黑就应该在火塘里生火了，但是父亲还沉浸在丧偶的悲痛中。父亲突然回过头，对着屋子里说，晚饭就做洋芋糊汤吧，喜娃子在上海那边是吃不到的，他平时最喜欢吃这个了。
听到父亲的话，如果是三天前，后妈会咳嗽一声，然后会问一句，煮稀一点还是稠一点？但是父亲说完话，见身后没有一点回音，他愣了一下，才意识到那个可以被使唤的女人，刚刚被抬到山上埋掉了，如今这间屋子已经空了。
这次不是奔丧，我还真是请不来假。我在上海那边的报社上班，按照朋友的说法，这是一份管油盐酱醋，连老天爷也要管的活儿，所以真是太忙了。只有死了至亲之人，母亲呀，父亲呀，你才能下决心抽空回塔尔坪一趟。死个叔叔呀，舅舅呀，嫂嫂呀，姐姐呀，什么的，那是没有办法请假的了。所以我的亲朋好友一个个离去，但是我已经多年没有奔过丧了。从塔尔坪传来谁谁谁死了的音信后，我只能站在上海的大马路边对着西天鞠个躬，如果碰到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也会在十字路口磕个头，下个跪，念念死者的名字，希望一阵风能够把我的祈祷，吹向1300公里外的塔尔坪。
我说，爹，后妈死了，现在就丢下你一个人了，如今别说是做饭洗衣服，就是说句话的人也没有了。你还是和我一起走吧？
父亲说，我走不开呀。
我说，哪里走不开了？
父亲说，要种地呀，这些地不能荒掉吧？
我说，种地能值几个钱？我们家就两亩地吧？还有一些边角料，种不种也无所谓的，栽上核桃树，还不一个样。再好的年成，这些地满打满算，就收个一千多斤的麦子，一千多斤苞谷，再加上两千斤洋芋，全部算下来能值多少钱呢？抵不到我在外边半个月的工资吧？我在上海，还算穷人，人家富人的一辆车，抵得上你种两辈子的庄稼，一套房子恐怕你种十辈子，也比不上的。
父亲说，账能这么算吗？如果都这样算的话，这个世上还要我们农民干什么？没有一个农民种地了，世上的人吃什么？总不能直接啃钢筋水泥、灌玻璃碴子吧？
我说，现在是冬天，天寒地冻的，麦子已经下种了。这样吧，到开春了，再要薅草呀、点苞谷呀，你再回来也不迟吧？
父亲说，再说了，我跟你进城了，祖宗可以不管了，但是谁给你妈、你后妈，还有你哥这些死人上坟呢？你后妈尸骨未寒，头七也没过，不上坟，他们在阴间花什么？
父亲声音有一些潮湿，我能感觉得到，眼里已经含着泪水了。他说，按说，上坟啊，烧纸啊，磕头啊，都是你们这些晚辈应该尽孝的，如今你们晚辈一个个跑到山外了。逢年过节的，我们这帮老头子，大半截子埋到土里的人了，还要给自己的婆娘磕头，给儿子烧纸送灯，你们说说，这是啥世道呢？
我心软了。我说，那我过了后妈的头七再走吧？
我真正的假期后天就到期了，明天就必须出发才行。不误班车、不绕路的话，从镇上坐车，先到县城，再到西安，再从西安搭飞机，后天半夜才能赶回上海。说完话，我就给报社的领导打了电话，大意是后妈刚去世，父亲悲痛欲绝，我需要留在家里照看几天。领导很不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谁家没死过人呀，何况还是一个后妈，后妈基本不就是小三吗？如今十八大刚刚召开，全中国人都在落实中国梦、民族梦，你倒好，还要在家里给小三披麻戴孝。这样吧，就再准你三天吧。三天后再不回来，就算旷工吧。
父亲看到我接电话的表情，有点内疚地说，是不是请不下假？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旷工好像要被开除的，起码会被扣工钱的吧？
猪圈里的大肥猪，也许饿了，也许要归窝了，一边拱着猪槽，一边使劲地嚎叫着。父亲回到屋子提了半桶猪食喂了，然后坐到我身边说，想把这头猪喂到过年再杀掉的，如果我跟你去上海了，那它怎么办？父亲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为了我不被开除，他还是愿意与我一起去上海的，目前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头猪了。
我问，这头猪大概多重了？
父亲说，毛重有两百斤了吧？喂到年前的话，应该可以长到三百多了。
天已经黑透了，除了头顶的星星，整个塔尔坪已经没有一丝光亮了，四周的大山像是一道道高墙，围得整个村子都喘不过气来。父亲说，饿了吧？然后起身回屋子里，自己动手准备我爱吃的洋芋糊汤去了。厨房里很快就发出了锅碗瓢盆笨拙的撞击声。开始是刮洋芋皮的刨子，不时掉到了地上；后来是切洋芋的菜刀，也许是切到了手，哎哟了一下，停顿了好一会儿；搅糊汤时，又把锅盖掀翻了。
我趁机向村东头的李老伯家走去，他是我们村子里的杀猪匠。他听到我的意图后，说离过年还早，杀猪的家伙恐怕都生锈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翻出杀猪刀、挂钩，刮猪毛的铁刨子，又搬出磨刀石，蘸上水一下下地磨起这些家伙。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
第二天清早，父亲不在家，去后妈的坟头了。我到河里挑了一大锅水，开始架着柴禾烧了起来。李老伯也提着家伙来了。等着烧水的机会，李老伯卸下一块门板，放在一只大木桶上。本来想再喊几个人帮忙，但是李老伯说，这么小个猪娃娃子，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放翻了。说着，他跳下猪圈，把猪尾巴朝手心一挽，就把这头猪倒拖到了圈外。在我的帮忙下，按在了门板上。
这头猪才发出几声嚎叫，李老伯就提起自己的杀猪刀，朝着猪的喉咙捅了进去。杀猪在我们塔尔坪是非常有讲究的，必须是一刀子了事，如果一刀进去，猪还没有断气，那就预示着不祥，杀猪匠不但白忙活，得不到一只猪大腿，而且还要被人骂的。其实，这也有科学道理，如果一刀子杀不死，猪身体里就会留有瘀血，猪肉就有血丝，看上去不干净，吃起来也不痛快。
李老伯事先告诉我说，要想一刀刺破心脏，把刀子从喉咙插进去后，不要急着抽出来，刀尖在里边使劲地搅一搅，保证万无一失。李老伯的刀一插进去，就有鲜红的猪血汩汩地流了出来。他握着杀猪刀，回头看着我说，我要搅了啊！正当他暗使手腕，准备示范给我看的时候，父亲却突然回来了。
他手中拿着一只瓷碗，大概是从后妈的坟上捡到的。他把碗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然后大叫着说，谁让你们杀猪的？
听到父亲恼怒的话，李老伯的刀子一下子僵住了，然后抬起头问我，杀猪的事你没有跟你爹商量吗？我说，他昨天答应了呀？父亲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了？我放不下这头猪，你们知道这头猪是谁养的？是你后妈养的。我说，后妈不是死了吗？所以，就没有人养它了，我们正好杀了它呀，这样你就没有牵挂了呀。
父亲说，你后妈死了，这头猪才要养着，起码养到过年吧？说着，父亲冲上去，一把推开杀猪匠李老伯，把杀猪刀从猪脖子上拔了下来。刀被拔下来后，血流就小了，开始冒着气泡。刚刚好像还奄奄一息，刀一拔出，这头猪又发出了几声嚎叫，一下子从门板上爬了起来，疯了似的挣脱了我们，在院子里跑着。跑着跑着，一头撞在院墙角，两腿一伸，抽搐了一阵子，才真正地死了。李老伯很生气地说，我杀了一辈子猪，这还是第一次。说完，他收拾起家伙，血也不擦了，气呼呼地走了。
父亲则蹲到死猪旁边，不用开水烫，不用刨子刮，也不用火烧，不用石头砸。他一把把地拔着猪毛，先拔猪鬃，再拔猪腿，然后拔猪头。感觉他在拔着一块庄稼地里的稗子草，又像是在为后妈拔掉头上的一根根白发。
我凑过去，帮着拔毛，实在是比拔草难多了。我说，用开水烫烫吧？不然收拾不干净的。父亲好像已经消了气，说这是畜生，养着就是杀的，只是后妈刚刚去世，整个家里也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话的东西了，你们却偏偏把它给杀了。
父亲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母亲去世后，后妈还没有进门的那段日子，我们家养有一头老黄牛。这头老黄牛已经老得不行了，牙齿掉了，啃不动树枝子了，山也爬不动了。拉犁耕地吧，已经没有力气了。当时有个牛贩子，三番五次地找到父亲，要买这头牛赶到县城去杀掉卖肉，但是父亲死活不答应。那时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这头牛滚坡。它什么时候摔死了，我们就可以吃肉了。但是这头牛，好像特别长寿，一直活了几十年，相当于人活了八十岁，有一年还突然怀上了小牛犊子。这可把父亲乐坏了，得意地说，你们看看，我没有卖它是对的吧？老黄牛之所以长寿，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喂得好，春天采桃花杏花给它，夏天割最嫩的草给它，秋天拿草籽给它，冬天用麦麸子喂它。而且总是用泥巴和树叶子，把牛圈填得软绵绵的，比我们家的炕还要舒服。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牛圈里，呆到半夜三更，说是给牛添草。我觉得是骗人的，有几次偷偷地看了，发现父亲果然坐在牛圈里，一边抽着烟，一边在说话，对着老黄牛说话，说今年天旱，庄稼歉收了；说孩子长大了，要不要送去读书？
我明白了父亲的心思，他要留着槽上的这头猪，不仅仅是为了喂到年前的话多长上百斤肉。在我们这里一年之中，只有过年才可以杀猪，然后制成腊猪肉，挂在房顶上，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他舍不得杀这头猪，最重要的，这头猪是他目前最好的依靠，起码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他有儿子，但是已经不在身边，长年在大城市生活了，就是回来一趟坐在一起，父亲想聊的是农民、庄稼、土地，但是儿子的生活恰恰离这三样东西最远，所以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父亲有几个老伙计，都是些在村子里一起长大、一起变老的，心里都是透亮透亮的，平时见面除了抽袋烟，借一下斧头呀镰刀呀，就什么也不用说了。他想留着这头猪，就是想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苦恼的时候，把心里的话、把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说给它听听，它听得懂听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说出来，就满足了。
我说，爹呀，我重新给你抓个小猪娃子吧？
父亲说，不要了，我也没有精力养啊，出个门也不方便。
我说，那给你养一只狗吧？养只狗你走到哪里它可以跟到哪里。
父亲说，养狗？只知道要吃要喝的，除了哇哇几声，摇个尾巴，顶个屁用。
我说，那这样吧，你跟我去上海呀。我在上海也很孤单，也没有一个能说到一起的人。你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我也可以跟你说，我们就可以好好聊天了。
父亲说，你跟我聊什么？聊电脑吗？我跟你聊什么？说种庄稼吗？
我说，聊聊你小时候的事情呀，听说你小时候最爱听老戏了，还会唱几句老戏呢，是真的吧？
说到老戏，父亲眼睛有一点亮了。父亲说，上海就不去了，你这几天帮我联系一下那个远房的表叔吧，他不但老戏唱得好，还有一套唱戏的家伙呢。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他应该也老了吧？如果他愿意，你就把他给我接过来。春天、夏天和秋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一茬子庄稼种完了，收割了，日子就过去了。只是这冬天到了，到时候冰天雪地的，没个地里活干干，闷得慌。正好可以凑在一起，唱几天老戏，也挺好的。
父亲七十三岁，牙齿一颗不剩，耳朵基本聋了，而且大字不识一个，看书写字那是天方夜谭。后妈去世后，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农民，他靠什么打发时光呢？也就是靠什么能够安度晚年、享受活着的乐趣呢？特别是冬天，一个农民没有地种，没有麦子收割，没有荒草拔，你让他的日子怎么过呢？
发现父亲惦记着老戏的时候，我悬着的心稍稍落地了。第二天早上，我买了两条子猴王烟，称了两斤红糖，买了两瓶陕西人爱喝的西凤酒，然后又借了一辆自行车，就上路了。我要到40里之外的地方，帮父亲寻找那个会唱老戏的表叔，找到表叔，把他接到我们塔尔坪，以后陪着父亲哼上几嗓子，也许我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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