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丨裘錫圭：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上）

石鼓文是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石刻，但是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却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至今尚無定論。

我們在這裏不想對關於石鼓文時代的各種說法作全面的介紹。有不少說法，如前人提出的周成王時代說、漢代說、晉代說、北魏說和西魏說，以今天的學術水平來衡量，都是毫無價值的，完全可以略而不論。下面只準備對跟我們的討論有關的一些說法作必要的介紹。

唐代雍縣方位圖

時代：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取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精裝本）》第五冊

石鼓是唐初在“岐州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南”的田野中發現的（唐人或謂石鼓出陳倉，即今寳鷄，或謂出岐陽，皆不確切，參看下引唐蘭《石鼓年代考》11—12頁）。由於石鼓文中有些字的寫法，跟見於《說文》的、出自周宣王太史籀所編的《史籀篇》的“籀文”相合；石鼓《吾車》石的有些詩句，又跟《詩序》認爲是記宣王田獵的《小雅》的《車攻》和《吉日》相似；唐代人多認爲石鼓文也是記宣王田獵的，書寫者就是太史籀。  

首先對上述看法提出有價值的異見的，是南宋前期的翟耆年和鄭樵。

翟耆年在所著《籀史》卷上《石鼓碑》條中說：

……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引者按：指銅器銘文）“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他根據字體風格指出石鼓文不可能早到周宣王時代，這是很有見地的。

鄭樵直指石鼓文爲秦篆。他著有《石鼓文考》三卷，已失傳。陳思《寳刻叢編》卷一載有他的《石鼓音序》，文中說：

此十篇皆是秦篆，以“也”爲“殹”（引者按：指將“也”寫作“殹”，下同例），見於秦斤；以“丞”爲“”，見於秦權。 

又說：

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引者按：指《而師》石之文）。“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

鄭樵從字形方面，以石鼓文與秦的銘刻文字相印證，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使用跟語助詞“也”相當的“殹”，確是秦文字的特色。除秦權量銘文外（鄭氏所引的秦斤，即見於《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十八的平陽斤，也是一種權），鄭氏所漏引的秦詛楚文以及後世出土的秦虎符、秦簡等，都有這樣的“殹”字。而在先秦時代秦以外國家的文字資料裏，則還沒有發現過這種例子。但是鄭氏認爲石鼓文中的“嗣王”“天子”都指秦王，從而斷定石鼓爲惠文稱王以後所作，則顯然是錯誤的。很多學者指出，石鼓文中的“公”指秦君，“嗣王”“天子”則指周王（詳下文），這是正確的。

比鄭樵略晚一些的鞏豐(南宋孝宗淳熙間進士），也以石鼓爲秦物。他的有關著作已佚。明楊慎《丹鉛續錄》卷十一“石鼓文”條引其說曰：

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徙，以賜秦襄公。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石鼓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其字類小篆。地秦地，聲秦聲，字秦字，其爲秦詩何疑？（據《四庫全書》本）

鞏氏對石鼓時代的推測顯然比鄭樵合理。他認爲石鼓之作在獻公之前，也許是由於考慮到獻公時城櫟陽而都之，石鼓所在的雍地已非政治中心的緣故。

南宋之後，晚清之前，新出現的關於石鼓時代的說法都沒有什麽價值。晚清學者關於石鼓時代的意見中，吳大澂和震鈞的意見比較重要。

吳大澂並沒有寫過關於石鼓時代的專文，但是在題跋中表露了石鼓文是秦文字的看法。他在光緒十四年(1888)批校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時，曾爲被阮元誤認爲秦器的宋徽宗時所鑄的嘉禮尊寫了如下一段跋語：

宋徽宗所鑄器，非周秦物。“薦”字（引者按：原文摹出篆形，字从四“屮”。現爲印刷方便改作一般楷體）與石鼓相同，“嘉”字稍異。阮芸臺識作秦器，是亦可證石鼓非周宣王之文字也。（顧廷龍《吳齋先生年譜》166頁，《燕京學報專號》之十，1935)

吳氏還在他臨石鼓的屏幅上寫過如下一則題跋：

許氏説文序謂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是以周代鼎彝多奇文異字，不能盡辨。岐山爲古雍州，地屬秦之版圖。石鼓出自岐陽，其文盤曲深厚，得筆法於篆籀之間。秦自孝公而後，用法家言，伯長西陲，百餘年來，未統於王室，故其文字不盡守史籀遺法。後世謂石鼓爲宣王時物，又謂爲北周紀功之作，未敢信爲定論。（同上166—167頁）

揆其意，似以石鼓爲秦孝公以後物。

震鈞著《石鼓文集注》（在《十篆齋題跋》内），以石鼓文爲秦文公東獵時所刻，又在所著《天咫偶聞》中撮述其大略云：

考《史記·秦紀》，文公三年（公元前763）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此即所云“汧殹（引者按：實爲“沔”字）”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此即所云“道既平，嘉樹則里”，皆言營邑之事也。“日隹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引者按：指《吾車》石）皆言獵事，則七百人東獵事有據矣。而且一鼓中，天子與公雜見 (引者按：指《吾水》石既有“天子永寧”語，又有“公謂大□”語），豈有宣王獵碣，既偁天子復偁公之理；則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以上據下引郭沫若《石鼓文研究》33頁轉引，“引者按”爲我所加）。

此說頗有影響，後來羅振玉、馬叙倫等學者，也都認爲石鼓是秦文公時物。

1923年，馬衡發表《石鼓爲秦刻石考》（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卷1期，已收入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的《凡將齋金石叢稿》），在鄭樵的基礎上，以豐富得多的秦銘刻資料與石鼓文對照，從字形方面進一步論證了石鼓爲秦刻。此文發表以後，石鼓文爲東周時代秦國石刻這一點，得到了學術界絶大多數人的公認。不過由於馬氏用來作對照的字形，往往是各國通用的而不是秦國特有的，因此實際上並沒有在鄭樵所舉的證據之外提供多少新的證據（參看下文所引馬幾道《秦石鼓》84頁)。

馬氏在上引論文中，還提出了石鼓作於秦穆公的主張。他說：

……鼓文雖殘闕，猶有“公謂大□，余（引者按：此字實非“余”字，郭沫若改釋爲“金”，待考）及如□”句。公者，秦公也……鄭氏引鼓文曰天子，曰嗣王者，皆指周天子也。惜此章（原注：第七鼓。引者按：指《而師》石）文辭闕蝕，上下不相屬，不能得其文義；然第九鼓（引者按：指《吾水》石）猶有“天子永寧”之語，可知其爲祝頌之詞。夫秦自襄公有功王室，得岐西之地而列爲諸侯，至缪公始霸西戎，天子致賀（引者按：《史記·秦本紀》謂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繆”、“穆”通，“繆公”即“穆公”。穆公三十七年爲公元前623年）。鼓文紀田漁之事，兼及其車徒之盛，又有頌揚天子之語，證以秦公敦之字體及“烈烈桓桓”之文，則此鼓之作，當與同時。繆公時居雍城，雍城在今鳳翔縣雍水之南；《元和郡縣圖志》所紀出土之地，正爲雍城故址……以田漁之所獲，歸而獻諸宗廟，作詩刻石以紀其事，則石在雍城宜也。（《凡將齋金石叢稿》170—171 頁）

文中所謂秦公敦即民國初年出土的秦公簋。馬氏以此器爲秦穆公所作，不確。據近人研究，此器時代大概不出春秋中期偏後的秦共公、桓公、景公三世（公元前608—前537，參看下引陳昭容文1083—1091頁）。竊疑當以孫常敘的桓公說較爲可信（見其所著《秦公及王姬鐘、鎛銘文考釋》，《吉林師範大學學報》1978年4期22頁。孫氏認爲簋銘的“十又二公”指襄公至共公十二君，中包靜公及出子，簋爲繼承共公之桓公所作。桓公在位年爲公元前603—前577）。從字體看，簋銘顯然早於石鼓文。馬氏認爲二者同時也不確，詳下文。

1933年，郭沫若發表《石鼓文研究》一文，提出了襄公說，認爲石鼓爲秦襄公在其即位後第八年（前770)，送平王東遷凱旋而歸作西畤時所作（此文當時收入《古代銘刻彙考》發表，後又收入商務印書館1939年出版的《石鼓文研究》一書。此書已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9》，科學出版社，1982)。今撮錄其主要論證於下：

據《元和郡縣志》天興縣下云“石鼓文在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唐天興縣即秦雍縣，石鼓所在地則所謂三畤原也。《秦本紀》“文公十年初爲鄜畤”，《正義》引《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靈公作吳陽上畤，並此原上，因名也”。（《全集·考古編9》36頁）

石鼓既在三畤原上，則與三畤之一之建立必有攸關，揆其用意實猶後世神祠佛閣之建立碑竭也。三畤之作，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西畤作於襄公八年，當周平王元年；鄜畤作於文公十年，當平王十五年；又據《六國表》，吳陽上畤作於靈公三年，當威烈王四年。今考《而師》一石有“天子□來，嗣王始□，古（故）我來□”等語，此中雖泐去數字，然爲新王始立之意，固甚明白。與此關係相合者，僅襄公作西畤一事而已。（同上37頁）

襄公立西畤之由，《秦紀》言之頗詳：

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駒、黃牛、羝羊各三（《封禪書》作各一）祠上帝西畤。

用知西畤乃襄公送平王而凱旋時紀功之作。考之石文雖辭多殘泐，而蛛絲馬跡猶有綫索可尋。如《汧》一石（引者按：即《汧殹》石）乃偁美其國都汧源之風物。《雨》一石乃追記出師之始，所謂“其奔其敔，□□其事”者，即攻戎救周之事也。《而師》一石之“□□而師，弓矢孔庶”，乃天子之命辭，“而”即爾汝字，猶《書·文侯之命》言“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赉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也。又其“嗣王始□，古（故）我來□”，尤屬與送平王事若合符契。《作原》一石當是作畤時事……《吾水》一石應承《作原》之後……其餘《車工》（引者按：即《吾車》）、《田車》、《》、《馬薦》諸章乃紀畤成後畋獵以爲樂。《吳人》（引者按：即《虞人》）言“獻用”，言“大祝”，乃敘畋獵有獲以獻於畤也。（同上38—40頁）

郭氏在首先收入《石鼓文研究》一文的《古代銘刻彙考》的序裏，還把《詩·秦風·駟驖》跟石鼓文聯繫了起來，他說：

閱《秦風·詩序》，言“《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獵之事、園囿之樂焉。”則是與《石鼓詩》乃同時之作。詩之“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蓋即西畤之後苑矣。（《考古編9》40頁眉批）

在郭氏之後主襄公說最力的張光遠，也認爲《駟驖》與《石鼓詩》同時，並提出了《作原》石所述即墾建北園之事的說法。他還認爲襄公封爲諸侯並接受岐西之地以後，需要時間墾建北園，北園建成後才能産生《作原》《虞人》等詩，所以把作《石鼓詩》的年代定爲襄公十年(公元前768)，比郭氏所定之年晚了兩年。此外，針對不少學者認爲石鼓文字體較晚的意見，張氏舉出了石鼓文中一些較古老、較繁複的字形，如从四“屮”的字和从四“木”的“囿”字等，作爲其時代可以早到春秋初年的證據（張光遠《先秦石鼓存詩考》，臺北，1966。又《秦國文化與史籀作石鼓考》，《故宫季刊》14卷2期，1979)。

1935年，羅君惕在《考古社刊》第3期上發表《秦刻十碣時代考》，其結論曰：

吾以爲碣文佚詩也；十碣，秦人刻之也，其時當在惠文、始皇之間。（104頁）

這篇《時代考》是羅氏從他的書稿《秦刻十碣考釋》中摘錄出來的。到1983年，這部書稿才由齊魯書社印行。其中的第六章是《時代》，内容較《時代考》爲詳，大意謂從字體看，石鼓文時代當從鄭樵說，斷爲惠文王以後始皇未同文前（《秦刻十碣考釋》322頁），但所刻之詩並非當時作品，而爲《詩經》未載之佚詩（同上283—288頁)。

後文見同期《溫故丨裘錫圭：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