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翰墨香如故 文章天下知

文|羅秋娟 資料來源|安慶日報

安徽省安慶市市轄的桐城市，是座秀麗的江北小城，紅牆黛瓦的桐城文廟，是桐城文化的主脈，是「桐城派」的象徵、古代建築的經典；而附近的古蹟六尺巷從側面揭示桐城文化中的溫和、敦厚與善良；城東、南、北三條老街呈品字型架構，是桐城文脈的發源地。

代表清王朝主流文化的桐城派，興起於清康熙中葉的一個散文流派，作家人數之多，前後達1200餘人；綿延時間長達200餘年，創造出「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文學奇觀。

桐城文學興衰更迭

「桐城派」由方苞始創，中經劉大櫆、姚鼐發揚光大，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雄起，才黯然退出歷史舞台。方苞倡導的「義法」、姚鼐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成為桐城派古文創作的指導性思想。清代中後期曾國藩及其弟子吳汝綸等人對桐城派文法理論作出革新，對桐城文派進行重大的調整與修正之後，更加強調「經濟」，桐城派進入與時俱進、中西交融的轉型時期。桐城派後期作家在古文和翻譯的園地辛勤耕耘，方孝岳的文學理論、朱光潛的美學華章、方令孺的錦繡散文、舒蕪的人文隨筆，都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重彩之筆。「桐城派」豐厚的文學創作和顯著的理論成就，影響深遠。其文論思想、流派成因、學術影響、社會作用備受學界關注，300年來，毀少譽多。

脫胎於學術紛爭和古詩文評的桐城派研究也已有百年歷史。1922年3月胡適發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其中一節專論曾國藩死後的桐城湘鄉派，肯定桐城古文是古文學中「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姜書閣出版於1933年的專著《桐城文派評述》，是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桐城派研究奠基之作。該書承襲並發揮了胡適的觀點，認為「即民國以來，新文學之鼓吹，恐亦非先有此派通順文章為之過渡，不易直由明末之先秦兩漢而一變成功也；惟過渡太長，為不值耳」。

香港、台灣和國外的一些學者一直關注桐城派研究工作，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都有專家學者涉獵這一領域，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早在50、60年代，曹聚仁在《文壇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版）中談到「桐城派義法」，認為講現代中國散文之流變，必須從桐城派說起。

桐城精神歷久不衰

桐城先賢們文道合一的精神追求和經世致用的時代擔當意識，在潛移默化中成為近當代桐城人巨大的精神支撐。桐城自清以來無論城裡鄉下皆教育孩子「第一等好事唯有讀書」。《桐城耆舊傳》載，明清兩代桐城「城裡街衢曲巷，夜半誦聲不絕；鄉間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遂有「五里三進士，隔河兩狀元」的佳績和「父子雙宰相」的傳奇。

桐城先賢們矢志不渝、與時俱進的精神也影響到當代桐城社會的生活層面。改革開放不久，敢為人先的桐城商人走南闖北，使本地「小刷子」、「小袋子」等民營工業很快名噪大陸，經濟和社會事業活力迸發、特色鮮明。

桐城文學薪火相傳，到上世紀50年代後，一批年輕作家逐漸成長。旅居台灣的桐城女作家張漱菡以《意難忘》、《江山萬里行》等創作，在台灣文壇和華語文學創作中贏得讚譽。哲學家方東美繼續東方儒學的傳播與實踐，其《科學哲學與人生》、《哲學三慧》等，華采智慧、豐贍秀美。70年代末，桐城詩人陳所巨因其樸素真誠的鄉土詩歌一舉成名，成當代中國詩壇實力派詩人。

在眾多學術專家呼籲下，2000年7月桐城派研究會在桐城成立，季羨林先生為專刊《桐城派研究》題寫刊名，給予熱情鼓勵。

研究會積極開展桐城派學術研究和宣傳、學術交流和研討。以桐城派作家作品做為題材的文學讀本不斷出版。

桐城傳承文化強市

特別是一批學術成果在《光明日報》、《歷史研究》、《文學遺產》等重點報刊發表，展示了桐城派的學術價值與研究意義。研究會成立後，編纂完成一套八卷本、200餘萬字的《桐城歷史文化叢書》；出版了《桐城派名家評傳》等四部學術著作；參與國家文化工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子專案《桐城派名家選集彙刊》的編纂。《桐城派大辭典》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辭書史上首開以一個文學流派為研究物件的文史工具書，現已完成編纂方案和方案論證，進入實質性的撰稿階段。以資助和獎勵桐城派學術研究及成果出版為主要目的的桐城派文化基金會，於2013年通過安徽省民政廳、省社科聯審核批准，相關工作正在籌備當中。

近年來，桐城市堅定地推進「文化強市」戰略，進一步整合三街一巷、桐鄉書院等人文資源，把文化產業做為推進文化與經濟良性互動的紐帶，使當地人文特色與旅遊產業發展相得益彰。在此背景下，桐城市修復了文和園、六尺巷、張秉文墓、餘珊墓等歷史遺產；「桐城歌」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桐城的形象，為今日之文化桐城增添了新的自豪和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