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能作为赦免一切的借口吗｜单读二月Pick
二月，单读编辑部所在的北京几乎每天都在交通拥堵，景点大排长队、酒店价格暴涨，人山人海的盛况像回到了 2019 年的北京。我们的注意力不再被每日的疫情数据吞没，不再被 48 或 24 小时的保质期限定生活范围，甚至开始有了旅行的规划。我们的生活似乎真正从不确定性的阴霾中脱离了。
但洪水退去，横亘于生活中的危机仍然存在，甚至更加醒目。今天单读收集了编辑们在二月的阅读书单和收听成果，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为真理的存在证言，我们也应当从书中找到信奉所在，并在所及之处践行，“这是我们唯一不被卷入黑夜的方法。”
今天，在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的认识里，金台夕照、九龙山、劲松等等都是地铁站名，通往工作单位或大型商场，那以前呢？这些地方是什么面貌，又为什么叫这名呢？李唐起意创作这部小说，缘由之一便是对他从小居住的地方“劲松”产生的好奇，有天他无意中读到“‘劲松’原名‘架松’——因民国前那里有数棵巨松，太高倒下来，人们用很多木架将松树托起，成为当时一景。解放后，改名劲松”，由此也触碰到这座城市层层叠叠的历史。
小说《上京》的背景设置在了民国北京，作者下了很多工夫查阅大量资料，并辅以想象，试图还原一个他眼中的民国北京：旧时建筑旧时行当、各阶层人的衣食住行、新兴报业、社会状态……他以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让我们或许熟悉的地名、或许熟悉的历史节点，在一个刺客的故事中重新生动起来，揭开更多记忆的暗部。五四前夕，无疑是作者刻意选择的时间，政治波云诡谲，国家往何处去的争论喋喋不休，这些大时代的迷茫也流经了小说，而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小说则处理了一个更为经典的文学议题，一个人如何与自己的命运角力。
2020 年在法国初次出版时就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终于有了中译本，作者文笔流畅直接，以这场骗局的每一阶段为章节，详细且沉痛地表述了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向未成年少女施暴的恶劣行径。
在作者的故事中，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充当了恶的角色，不负责任的父母、毫无职业道德的儿童医生、以社会地位来压制主人公的社会名流。签署主张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行为无罪化的公开信的知识分子们，事后以“媒体是时代的映射”为由向公众道歉，多么巧言令色的群体。作者在书后期发出质问：文学能作为赦免一切的借口吗？与房思琪的追问如出一辙，但无论是作者所处的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还是 21 世纪的华语世界，这一类悲剧从未停止。林奕含曾在访谈中言辞恳切地近乎宣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被迫害的未成年人群体人数仍然在持续增加，而为未成年者构建社会的成年人，每一个都是此类悲剧的缔造者。
读了《始于极限》但仍觉得不过瘾的读者们，应该也会被《快乐上等！》吸引。不同于与作家铃木凉美长辈般的对话，上野老师这次对话的日本 KOL 汤山玲子与她仅差十岁，因此对于成长经历中的左翼运动、女性的生存对策、婚姻与性的体验等等更加“实操”类的话题分享着类似的土壤。
对于读过《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读者们来说，这本书读起来有点像一个愉快的余兴派对（after party）。知道那么多女性主义理论后，能怎样在生活中有能量、有兴致地争取一个更平等的未来？
汤山玲子在书中分享了一则她婚礼上发生的趣事：她预先想到丈夫的上司会在婚礼上作怎样的发言，作为对策，她邀请了受人尊敬的评论家俵萠子女士随后发言。当上司说完类似“妻子要当好贤内助啊”的内容后，俵萠子果然说出了“我想玲子所在的公司下班时间会更晚，所以，请这位丈夫做好饭，在家等玲子回家”这样的话。这也许就是上野老师所说的“一人一杀”的漂亮实践吧。
美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的这本散文集，记录着 20 世纪美国剧烈社会变革背后的种种细节，看似离我们遥远，实则映照着我们今日世界存在依旧的不公。当鲍德温自己在瑞士一个小村子里受到孩子们无意的冒犯，他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装出高兴的模样，这种下意识的佯装高兴，几乎是在美国身为黑人自幼习得的天然反应。他还写到自己总是用一种“特殊的态度”来看待莎士比亚、伦勃朗和巴赫：“这些东西不是我创造的，不包含我的历史。我也许会永远徒劳无功地在它们之中寻找自身的影像。我是一个闯入者，它们不是我继承的遗产。”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所处环境和历史的产物，但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种自觉，鲍德温笔下的“身份问题”，不仅是种族问题，亦可延伸到我们平常用以划分彼此的阶级、地域、性别，等等，“是千千万万人共同画地为牢，为人类整体设下的荒诞困境”。鲍德温以他冷静而细腻的笔触为今天的我们做出了示范，如何在人与人的分裂中做出抗争，温和，但毫不妥协。
一部 317 分钟的电影，光时长可能就让不少观众劝退，但也有人觉得五个多小时仍然看得不够，希望它可以一直演下去。这部关于四位女性好友平淡生活的电影，以普通人来拍摄普通人的生活，但却让人在日常中看到了“日常的不可见性”。三位创作者在书里不仅分享了他们拍摄电影《欢乐时光》的创作过程、剧本与潜文本，也阐述了自己对于身体、表演与镜头关系的看法。演员走向角色，就是一趟走向他者之旅。“她不是我。但，她也只能是我。”表演的悖论恰恰在于，角色具有与演员不同的人格，但又必须理解那个作为他者的难解之处。因为作为社会性的人，我们本身就处于表演中，同样在“身不由己”地述说。而这趟与所有他者打交道的旅程，对于表演者自身而言，就像经历一个“知晓自我”的过程。理解角色，或许就是理解他者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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