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的战争，没有结束在停火的时刻
直至本月，始于 2011 年的叙利亚危机已经持续了整整 12 年。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叙利亚 2011 年初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升级为武装冲突，后演变为内战，并延续至今。截至 2022 年，叙利亚内战已经成为 21 世纪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
年初，青年作家、学者晓宇与朋友一同出行，经由黎巴嫩，前往由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资助写作者前往世界各地的项目“水手计划”的目的地之一，叙利亚。持续的战争，使得叙利亚的国境被分裂为了“安全”与“非安全”、并且持续流动的两部分，长期的压迫与时间上的停滞感，使他作为初访者难以适应。“战争重塑了国家的边界。存在于口头和心理的宗派和地区分离，以物理和暴力的隔绝成为社会现实。失去统一的国家后，流动的每一步都要大费周章。”
今天单读分享晓宇叙利亚之行的第三篇文章（👉🏻第一期回顾👉🏻第二期回顾）。“谁扔下了那枚炸弹，又杀死了多少人”，活下来的人以幸存为由彼此祝贺，而和平从来没有真正到来。
王宫的守卫
撰文：吕晓宇
我从来没有见过老杜。
他的全名，我不知道。我猜是以阿卜杜拉开头。他一直存在于我的社交媒体。逢年过节，中国的或是阿拉伯的，准时收到他的问候信息。他很少发文字信息，习惯发语音，从不使用英文。他的中文字正腔圆，北京胡同味，儿化音的位置准确无误，对人称呼始终是“您”，是我认识的阿拉伯人里中文最好的一位。我们近来的联系断断续续，他的故乡德拉（Daraa）在叙利亚的南部，这一年发生了新的抗议冲突，通信和电力比起其它地方更不稳定。
老杜留给人猜想空间。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从中国人那里打听来的信息五花八门。从战争的第一枚导弹开始，信息最先陷入无序。没人掌握全面的信息，政府不行，反对派不行，记者不行，国际机构不行，间谍都不行。所有的人事都蒙上了一层迷雾。野心勃勃的政客和调查者以拨云见日的比喻，还原对于真相的控制，或是把混淆视听作为获胜的手段：谁扔下了那枚炸弹，杀死了多少人，又占领和解放了哪些领土。
但是，战争制造的伤亡名单上赫赫有名的是无法被还原的真相、无法被证实的信息。这一场迷雾落在普通人身上，他们形成的保卫机制是不要把信息全盘托出。信息的交换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全部交出信息如同在战争中缴械投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可能是倒卖的机会、一份工作，关键的时候还能救人一命，生死攸关。老杜的话中多少暗示这样的意思：他手上掌握的信息是能保命的。
我以为他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其实是他子女年纪和我相仿。他的中文拥有一种异常年轻的语调。当他拎着公文包出现在约定见面的意大利医院门口时，像是一位即将要去上班的公务员。大马士革的早晨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上一次来正值斋月，上午全城寂静。下午五点，人们在日落时赶回家吃第一顿饭，全城拥堵。七点，街上空无一人。八点后饱肚的人们又出来，歇业店铺拉起卷帘门重新开张，摩肩接踵，无尽的夜。人群像是被一阵疾风吹来又吹去。现在热闹从早晨开始。推车的小贩，汽车喇叭声，旧发动机的轰鸣成为新的城市噪音，转盘处人车交融，法院门口的律师名片和废旧文件从天而降，塞满道路。
咖啡厅里的发电机无法启动咖啡机，但可以点茶，热水是在炉子上烧开的。老杜支开贩卖饼干的孩子，那孩子喋喋不休，直到老杜的语气变重。他的中文是没有愤怒气息的。老杜在北京留学的时间跨越整个九十年代。年轻的时候热爱足球，教育部选拔出国留学的候选人时，他毫不犹豫报考德国的体育科学。那时候柏林墙刚刚倒下。小杜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在德国大使馆举行的笔试和体测。他兴高采烈，不急不忙地准备出国手续。有一天，朋友见到他奇怪地问，你怎么还在叙利亚呢。他说，怎么了。朋友告诉他，德国奖学金的得主已经抵达德国了。
他的名额被莫名其妙地抹去。没过多久，教育部通知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它国家。很多人去前苏联，离解体还有两年的苏联，学位已经贬值，买卖学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小杜看中了科威特，国家稳定，毕业后也容易找到工作。即将出行前，1990 年 8 月，海湾战争爆发了。见了鬼，还有哪里呢。小杜在名单上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想，这回没有人会和他抢了。
家人的反对中有这样一条：你去了用筷子的国家，怎么吃饭呢。90 年代的叙利亚不了解中国，除了功夫片和长城，没人知道中国还有什么其它东西。小杜铁定了心。从大马士革到北京，要转三次飞机，先是贝鲁特，然后迪拜，再是卡拉奇，最后到北京。机舱门关上的一刻，小杜开始掉泪，回头的路是没有了。
在北京语言大学，他仍然因为两件特长闻名：成绩好、踢球好。当时的阿拉伯学生落下不用功的名声，当小杜把作业第一次交上去的时候，老师单独叫来他问，这作业是你自己做的吗。在球场上，所有人都听过来自叙利亚的“小马拉多纳”。临近毕业，学校告诉小杜他第一名的成绩足以免试上研究生，但是奖学金规定是要回国。他回到大马士革和教育部交涉，吃闭门羹时，恰好走过的部长听到了他的经历，把他叫到办公室。又让他陈述了一遍后，这位未曾谋面的部长准许他留在中国读完研究生。小杜回到北京，待到了香港回归，在澳门回归之前，结束了留学生涯。
他的胡子变长，肩膀和肚子变得厚重起来。政府雇员的工作伴随他步入中年。他每月去中国大使馆取报纸，尽一切可能收集中文读物。每逢搬家，以他的话说，是“孔子搬家——都是书”。当大马士革的居民们安装卫星天线的“锅”，老杜多了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作为他的信息来源。去中国的旅程时间开始缩短，航线和航班增加，往返的商人出现在大马士革的市集。
老杜和其他的叙利亚朋友一样。他们在某个时刻，用浸泡在忧伤的药水里多年的情绪对你说：以前的叙利亚是很好的。这句话越是轻描淡写，越是让人过耳不忘。老杜对大马士革的描述是“一个石头都会说话的地方”，他用以说明逝去荣耀的例子也是独特的：当回族的中国留学生在叙利亚最大的哈米迪亚集市，和商铺的老板们提及他们无法筹足回家的机票钱时，老板当场慷慨解囊。当慷慨的对象发生变化时，把中国视作第二家乡的老杜，生出五味陈杂的感受。战争没有阻止老杜往返中国，上一次是三年前，土耳其航空在广州弄丢了他的行李，只剩钱包和朋友的他，发现中国的一切都变贵了。
叙利亚的货币贬值，老杜在政府部门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一家人，他的退休金一个月只能换成三十美元，不得已在旅游公司里担任向导，供养在大学的儿女。老杜给予我的信息是：如果要安全，就要找旅行社注册担保，全程陪同。
“三个月前，我接到安全部门的电话，说有中国人在去巴尔米拉的路上被拦下了。他们知道我会中文，第一时间打给了我。官员说，我们无意为难他们，但他们太乱来了。去巴尔米拉有两条路，直达的路是军用的，想必这些旅客是自己的车，看着地图导航去了。”老杜说。
“如果我去的不是旅游景点呢。”我问。
“那您更需要说你是去旅游的了。”
“我想去南方。”
老杜侧过脸，检查一眼四周说，“南方是我的家乡，假如有一点可能，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带你去我的家乡。但现在那里太危险了。不仅是恐怖分子，还有绑架、抢劫、抗议、纵火，害你的可能多了去了。”
***
我计划走遍叙利亚全境，但清单上的地点遭遇不断的删减。我自己先把伊德利卜划去了。2018 年，当叙利亚的反对派在俄罗斯的斡旋下撤出了大马士革郊区后，他们集中到了西北部的伊德利卜。政府军和俄罗斯的围攻，人道主义物资通道的争议，宗教极端势力的盘踞，都集中在伊德利卜。它是叙利亚战争尚未结束的标志。
然后是西起阿夫林（Afrin），东至艾因角（Ras al-Ayn）的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反对派势力区。从 2016 年开始，土耳其通过军事行动在边境建立了一条狭长的缓冲带。再往东南边，拉卡（Raqqa）、哈塞克（Hasakah）、卡米什利（Qamishli），属于和土耳其水火不容的库尔德人建立的自治区“罗贾瓦”。
南方的德拉和苏韦达 (Suwayda)散发迷人心窍的不安分的气息。德拉是 2011 年抗议开始的地方，在 2020 年目睹了政府控制区内最激烈的武装冲突。此后的两年，抗议几乎没有停止。德鲁兹人集中居住的苏韦达，在 1920 年代是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运动发源地。即便在内战期间相对置身事外，这两年的苏韦达也爆发针对经济和生活水平下行的抗议。
“但是还是可以去布斯拉（Busra）？”[1] 我问老杜。
“俄罗斯和反对派有协议，布斯拉的通道是安全的。”他点点头。
战争重塑了国家的边界。存在于口头和心理的宗派和地区分离，以物理和暴力的隔绝成为社会现实。失去统一的国家后，流动的每一步都要大费周章，对当地人来说也是如此。地图上的点，变成“安全”与“不安全”的两部分，它们的范围随战事发展而变化。一片流动的疆域出现了。
时间的压迫感是悬在头顶的利剑。这不是直接因为战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自 2018 年以后就停歇了，叙利亚进入“和平”时期。一场战争的结束不是停火的时分。战争的长期压迫是时间上的暂时感。无事能长久，生活处于无法终止的悬置中。一条安全的通道明天变得危险，一栋常去的建筑后天变成废墟。人事转瞬即逝的感悟现在成为日常的心理准备。这种暂时感还没有让我习以为常。
老杜起身，邀请我们陪他去见位中国人。商业区的街角，孩子们玩褪色的投币摇摇车。车主坐在店铺的深处。一位当叙利亚年轻人给我们拉开店门。杂货店里什么都卖，充电器、五金工具、家用小电器。见到我，中国老板滔滔不绝地讲他过去的三年，他如何活了下来，新冠元年如何重返叙利亚。老杜以礼貌的语气接进了对话中。
“您的老婆还好吗？”他问。
“还好，还好！”老板说。
“她在走之前，有没有给您留下什么话？”
“什么话？”老板看手机，并不抬头。
“一句话也没有吗？她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老板摇头晃脑。老杜身子向前倾，握紧了手中的公文包。
“她走之前，公司的文书翻译费用，还没付给我。”老杜从公文包里掏出几份打印的文件。
“那你应该去问她。”
“她的手机不回信。”
老板答应把新的联系方式给他，低下头把弄手机，眼镜耷拉在鼻梁的低处。他折腾了一阵子，也没有拿出什么来。老杜叹了一口气。老板绕回来，想继续跟我们说他的疫情经历，但我们毫无兴趣。老板呆滞地望向门外。我们在沉默中僵持了一阵，直到老杜站起来说，“那好吧，如果有什么消息，请您告诉我。”
叙利亚小伙子再一次给我们拉开了门。
***
“所以，我们要跟团吗？”茉莉问我。老杜的意思很明确，不能乱来，要服从旅游社安排，花钱弄好通行证。
“如果跟团，那和被政府跟着有什么区别？”我说。
与老杜告别后，我们走过哈米迪亚集市，奥斯曼帝国时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叙利亚最大的市集。日光透过棚顶的窟窿，在石板路上印出大小的圆点，从此地面上也有了星空。如同是阿拉伯浴池圆拱形屋顶上星月的镂空，穿梭其中，披星戴月。干果、糖品、香料，五光十色地堆起一座座日月下连绵起伏的微型山峦。我的脚步不能停下，晌礼的祷告声正从集市的尽头传来。[2]
抵达尽头的一刻，回头来是矗立的拱顶。阿拉米人的风暴雷雨之神阿达德的庙宇遗址上，是后来居上的罗马人修建的朱庇特神庙。罗马风格立柱的对面，是这一片地界今日的拥有者：倭马亚清真寺。倭马亚清真寺是战争笼罩的“暂时性”的例外。它与我记忆中的样子毫无变化。高耸的石头围墙，洁净的镜面般的大理石地板，金箔的马赛克是拜占庭艺人刻画的树荫中的民居景象，庭中用来存储天课捐款的八角形贝特马特（意为财富之屋）由罗马立柱支撑。
倭马亚清真寺的屹立不倒以另一种方式固执地宣告：除了纷争之外，还有共生和和解的可能。历史留下的不是碎石，而是混杂交错的根茎。阿拉米人的信仰之地改为罗马人的庙宇，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位国教后它成了大教堂。七世纪，阿拉伯军队占领大马士革，基督徒和穆斯林共享一室祈祷，直到倭马亚王朝的第六位哈里发韦立德一世决定修建宏伟的清真寺。他把其余充公的教堂还给了基督徒，承诺他们信仰自由。在大教堂的旧址上保留了罗马时期的围墙，循环使用了拱顶，把教堂尖塔变为宣礼塔。圣洗约翰的头骨仍然存放于此。
四百八十二年后，因抵御十字军收复巴勒斯坦闻名遐迩的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在大马士革逝世，他的陵墓紧挨着倭马亚清真寺。当基督教弥撒再一次短暂地出现在倭马亚清真寺时，是蒙古帝国那颜怯的不花占领大马士革时。信奉景教的怯的不花和十字军达成的同盟没能持续多久，曾经的奴隶兵团建立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占领了大马士革，修复马赛克壁画。结束了马穆鲁克政体的奥斯曼帝国则是努力在数次大火后重现倭马亚清真寺的光辉。“说话的石头”至少给了一条欣慰的证据：没有一个王朝或是帝王能垄断历史。
倭马亚清真寺的门口的人是不惮于找你合影的。他们甚至会帮你阻止那些背着咖啡壶要收费照相的小贩。他们对小贩说，我们不能对这个时候来我们国家的人这样做。清真寺门口的广场上，两位圣诞老人扮相的青年，手中拿着摇铃和孩子们嬉闹。寺内肃穆的气氛中有一种轻快的随意搭讪的环境。没人会把寺内的搭讪视作恶意或是要多加提防。
如果茉莉再多待一会儿，她恐怕就要被一群当地女孩拉去家中留宿了。她们的喧嚣终是过了容忍的限度，一位黑衣妇女过来告诫她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她们降低了声量，但没有改变欢笑神情，其中一位姑娘自报奋勇地要当我们的导游。她有导游证，不收费，是想和我们练习英语，这些年来没有游客来保持她的英语水平了。她介绍这一切的时候，我开了小差，因为她的头发，波浪般的棕色卷发又密又厚，像火山爆发涌向天空的岩浆，薄弱的头巾包裹不住的野蛮生长。
“我叫阿尔瓦。”
我听见了这一句。
***
阿多瓦的英文能勉强交流，她习惯不断地回到阿拉伯语。我尽量简化英文，把句子打碎，换用音节最少的词汇。她的脚步轻快，蜻蜓点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已迈入了圣亚拿尼亚教堂的大门。中庭的塑像是扫罗归信的时刻。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强光所照，扑倒在地，眼睛失明。耶稣门徒亚拿尼亚则听到主的指令，去叫直街的路上，在犹大家找到名叫扫罗的大数人。[3] 当亚拿尼亚按住扫罗的手时，鳞状的东西掉落，扫罗能看见了，起来受洗。“大马士革的路上”也成了信仰转变的代名词。从东门沿着直街走到这的时候，正是圣经中地点的重现。
阿多瓦招呼我沿着楼梯通往地下。狭窄石梯，转弯处的光像黄色的烛火在风中摇曳。拜占庭风格的帆拱，低矮的穹顶，立柱分隔开圣坛和木椅，空气中弥漫着乳香。我正盯着扫罗受洗的画像发呆，从粗糙的石头缝隙之间忽然传来一阵歌声，环绕穹梁，地下的石壁折返了它的旅程，余音袅袅。音调空灵，但不是齐整的唱诗班，孤单干净。我汗毛立起，脊背发汗，立马环视四周，空无一人。没有在播放音乐的设备。我甩甩头，目光回到画像上，余光警觉地伸向周遭。歌声再一次出现了。从穹顶上，从门梁上，从画像的背后，从脚底升起来。难道是保罗时刻的再现了？
我正犹豫以怎样的方式，是跪下还是双手合十，要不要对着基督像说一句“迷途的人来晚了”的戏剧化台词时，阿多瓦从石柱后面出现了，迈着轻盈的脚步唱着歌。
“我以为是天使来了。”茉莉说。
“你唱的是什么？”我问。
阿多瓦停下了，戛然而止，空中的乐符坠地。“不过是阿拉伯的音阶罢了。”
阿拉伯乐不是十二平均音律（等价八度），有九律、十七律和现代的二十四平均律，“弦外之音”即四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的微分音广泛存在，演唱者的声域决定了高低音的起止，听上去充满意外和变化。音阶和悦调组成的音群被称作木卡姆（Maqam），用以表达不同的情绪。我们请求她再来一段，于是天使又开口了。她停下的时候，石壁似乎还在微微颤动。
阿多瓦的身世是渐渐浮现的。她看起来无忧无虑，坚持和我们 AA 制，似乎没像其他年轻人栽倒在经济的苦恼里。她说她的收入来自于直播，每当我们坐下休息，她会打开手机上的 BigoLive 说上一段。家人还不知道她早已辞去了政府公务员的工作，靠直播营生。她的祖上是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匠家族，当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屠杀在 1915 年系统展开、波及到所有的基督徒时，家族成员分别迁移到了四个地区：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1946 年，她的祖父年出生于巴勒斯坦。1948 年，英国结束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前后，近 70 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或是逃离家乡。祖父一家人搬到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1967 年 6 月 5 日，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击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占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他们一家人搬往叙利亚中部。80 年代，以色列归还了西奈半岛以换取埃及的承认，但戈兰高地始终在其的控制之下。
阿多瓦出生在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近郊。她仍是基督徒，管自己叫巴勒斯坦人，没有忘记“回归权”(Right of Return)，那是联合国大会在 1948 年决议赋予巴勒斯坦难民回籍和定居的权利。霍姆斯在叙利亚内战中是抗议最激烈的城市，围城之战持续了三年。停火协定签署不久后，阿多瓦通过了导游资质的考试，搬往大马士革，但叙利亚没有游客。她考了空乘的证书，但因为欧盟和美国制裁，国有背景的航空公司无法开展国际航空业务，无法购买飞机配件，连航空汽油的进口也受限，叙利亚几乎没有了民航。
“那你们家族在其他地方的人呢？”
阿多瓦耸耸肩。她的家族历史“踩点”在一连串事件和灾难上。密集的冲突和危机，过去的一百年间贯穿了每一个在沙姆地区的阿拉伯家庭。面前的叙事者是幸运的，活着讲述的人是穿过这些灾难的幸存者。
“这是业力。”她说。
“你说什么？”我不确定我听到的词。
“业力，你们东方的话呀。业力让我们遭受这一切，业力决定我们能否结束这一切，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她解释道。
阿多瓦的笑容让人卸下警觉的心。她要前往手工艺市场的原因也着实意外：她要给穆斯林闺蜜选一块伊斯兰礼拜毯作圣诞礼物。这件事从她口中说出来的时候理所当然，但是放在一个被外界新闻刻画成宗派冲突盛行、战争后保守主义回潮的语境中则看上去矛盾重重。她熟练地让老板展开几面毯子挑选，老板收下美元的时候使我错误地相信，虽然官方禁止美元的交易，但实际上还是和从前一样，私下的美元交易畅行无阻——阿多瓦凭借一己之力创造出来的轻松气氛险些让我在之后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
我犹豫要不要在这条街上寻找有过一面之缘的乌德琴匠人时，阿多瓦已经从对面的店铺老板那里问到了他的电话。
“我们在门口等一下就行。”她在寒风中搓搓手。
我用手挡住反光，透过玻璃向店里望。屋顶挂着的乌德琴像垂下的枝桠，乐器的密林之中是安东塔维的（Antoun Tawi）的工作台。他几乎是大马士革最后的乌德琴手工艺人了。工匠们在战争初期远离他乡，他的两家店铺曾有六个伙计，如今只剩下他一人。时至今日，他仍以蒸汽弯曲胡桃木，制作琴的侧板。产自大马士革东古塔郊区的胡桃木变得稀少。2013 年到 2018 年，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僵持在东古塔僵持了五年。被困的居民掘井取水，住在半地下的防空洞内，塑料被烧来发电，木头被用来取暖。
安东塔维从街对面出现了。我近乎没有认出他来。他刚过六十岁，牙齿缺了，弓着背，毛衣和裤子上都是破洞。他打开店铺的门，带一阵风进入尘埃之中。我们坐在椅子上。我问他，还记得我吗。他说，琵琶。我说，对，上次我来跟你介绍了琵琶。他笑了，缺了一颗牙齿。阿多瓦说她可以唱歌，能伴奏吗。
当然可以，安东塔维一边说，一边从墙上取下来有贝壳装饰的乌德琴。他弹一弹上面的灰，开始调琴弦，锈迹使其动弹不得。他站起来，依次拨动挂着的琴，再次取下一把。琴弦松弛，他努力转动琴头的弦钮，可除了几声破碎的音调之外，一无所获。他终是无奈地放弃了，敲了一下琴板说，恐怕是不行了。阿多瓦说了什么，把他逗笑了。大家又安静了，尘埃缓缓地落回原处。
手工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整修，瓦砾碎石堆在四周的店铺，地面起伏不齐，比起之前冷清多了。它没有经历炮击，但是因为战争而落败了。物是人非不足以形容，战后的空间是“物非人非”。我无法决定是见到楼去人空，还是见到人的衰败，心理上更难捱。选择留下需要的决心，不止是和生存的危险做旷日持久的斗争。留下意味着成为见证者，见证附近的衰败，见证镜中自我的衰亡。这是一场漫长的炮击，窸窸窣窣的侵蚀与苦刑。我的步子不由自主地加快。阿多瓦从后面叫住我，她说，你为什么要一个人走，走得那么快。
我转过头问她，“你可以带我们去雅尔穆克（Yarmouk）吗？”
阿多瓦愣了一下，我以为她因此开始怀疑我的身份和目的，但她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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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来在我的“地图”中被划去的禁区，现在碰到了阿多瓦，她的身份和性格说不定能把我带进去。雅尔穆克是 1957 年在大马士革南边建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营地”的称呼并不恰当，约为两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城镇化的郊区，战前是 16 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家乡、叙利亚最大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地。这得益于 1956 年叙利亚政府公布的 260 法条，它赋予了巴勒斯坦流亡者除了政治参与以外和当地人近乎平等的权利，他们可以上学、工作、自由地迁居。这也是为什么，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说起在叙利亚的过往时，他们最常提到的词是“尊重”。
当叙利亚内战开始，雅尔穆克成为了这一场战争乃至中东战事的缩影。巴勒斯坦社群成了各派势力争先恐后利用而又加以抛弃和遗忘的群体。假如1948 年后的国际政治教会了我们是什么，那便是谁会真正地在乎巴勒斯坦人呢？2011 年，巴勒斯坦的第六十三个“灾难日”上[4]，叙利亚官方支持派出的汽车载着几十位热血的雅尔穆克人加入戈兰高地的抗议，这被普遍认为是转移国内政治危机压力的手段。当抗议者接近控制线的围栏时，以色列的士兵开枪杀死了二十三人。愤怒的哀悼者聚集在雅尔穆克的“人阵总部”的大楼前。“人阵总部”在 1968 年脱离了“人阵”（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以雅尔穆克作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坚定地支持叙利亚政府。反对派武装“自由叙利亚军”趁虚而入，2012 年从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广场区战场逃至雅尔穆克的国内的流离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IDP）成了他们的招募对象。巴勒斯坦社群内部哈马斯的支持者，本来就与“人阵总部”的路线不同，他们的武装组织和叙利亚反对派的关系更亲密。而雅尔穆克的青年人联盟想要调和各派矛盾，在内战中保持中立的尝试失败了。2012 年 12 月，当政府的米格战机在雅尔穆克的上空投下炸弹时，和平与中立便一去不返了。
纪录片《洞穴里的医院》
政府军在北边出口设立了检查站。2013 年的夏天，封锁升级为全面的围城，居民剩下不足两万人，食物、药品和燃油无法进入雅尔穆克，饥饿再一次成为现代战争的方法。人们率先习惯的是空袭之后的灰尘，他们用头巾或是衣角捂住口鼻等待尘埃落定。路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老师被纳入食谱，比如仙人掌和马鞭草。失学的儿童拿着塑料袋收集土地上还在生长的植物。2013 年 10 月，雅尔穆克的伊玛目发出教令，允许信徒食用猫狗渡过当前的危机。
有人不愿意离开，尤其是经历过 1948 年的老人。他们说，难道一次的伤口还不够吗：即便迎接死亡，他们也不愿再次流亡。出生于雅尔穆克的年轻人阿卜达拉·哈提卜（Abdallah Al-Khatib），本是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UNRWA）工作，围城之中拿起了摄像机。他的纪录片《小巴勒斯坦：围城日记》里，有做梦希望道路开放或是重新见到死去兄弟的儿童，有饿死的独居老人，有把钢琴搬到路上在炮声中继续歌唱的青年。还有这样的一个片段。绝望的人们聚集在医院门口，通过广播喊话：联合国呢，红新月会、红十字呢？你代表耶稣，耶稣是巴勒斯坦人，他是天堂里的难民。围城是时间的监狱。人们想尽办法在日常的活动中寻找意义。比起生存的困境，意义的溃散是压倒生命的最后稻草。阿卜达拉写道，“死亡”永远是因为消化不良和奴性，从来不是因为饥饿和尊严。
唯一没有受到围城影响的是武装冲突，日常物资断绝的情况下战争仍可继续。反对派中世俗化的“叙利亚自由军”和宗教化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爆发内斗。2015 年 4 月，在“努斯拉阵线”的协助下，伊斯兰国进入雅尔穆克，他们在数日内接管了营地。大范围的处决，逃离的居民，阿卜达拉被赶出家乡，政府军不再顾忌使用桶装炸弹和集束炸弹。从此以后，外界对营地的状况更是知之甚少。国际社会静悄悄地把雅尔穆克从围困地区中除名，然而人道主义物资和围城时期一样无法进出。三年以后，当政府军队在空袭的配合下攻入雅尔穆克，反对派的力量撤出，这里已经成了一片鬼城，留下的居民只以百计。雅尔穆克在军队的严格管控下，少数的居民被允许返回。
“他们也许不会拦下巴勒斯坦人。”阿多瓦说。“但这确实不能算是一个旅游项目了。”
“我听说由中国公司在那里拍电影。”我说。
“为什么去那？”
“我想只是给战争片取景。”
“所以不是关于叙利亚，不是关于雅尔穆克吗？”
“不是。”
阿多瓦点点头。右手的车窗外闪入一片废墟，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断壁残垣，千疮百孔的墙。营地的北部，横着两条水泥的路障，中间留了一个小口，能容小面包车通过，两旁有持枪的士兵，他们检查通过的每一个人。阿多瓦的交涉失败，他们指向一个小屋，让我们去见军官。小屋里有一张桌子，背后是阿萨德的画像，军官坐在桌子旁，和几位同事往火盆里丢木头。听明白了来意，他的面容像是看到了三个什么也不懂的蠢货，露出高傲但还算不上是恐吓的嘲笑。
“可以进，我们又没说不能进，你们需要去找政治部申请。”他移动了一下帽檐说道。他送我们出门的时候，看似无意地补上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呢？”阿多瓦没多想地回答了。关卡的士兵朝我们摆摆手。三三两两的妇孺走进营地，拎大大小小的购物袋。一条狭窄的泥泞走道旁，两排五六层没有窗户、没有外墙、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轮廓的楼房。
“呀，我为什么要回答我的真名！”阿多瓦在回去的小巴车上拍脑袋说。
“我也不明白你当时为什么那么诚实。”我说。
“我希望这一趟没把我们害死。”她说。
从雅尔穆克出口上车的孩子一直盯着我和茉莉。过了一会儿，一个孩子笑了，像波纹传递给了其余的孩子，他们依次介绍自己的名字，全车的人露出了笑容。雨水扫进没有窗户的车，雨伞和鞋上残留的雨迹汇成黑色的水流，沿着上车的台阶流到看不到光的地方。
***
我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经历了预热，现在是面对忐忑不安的时候了。过去两天，我们总是围着阿兹姆宫打转，但始终没有迈进大门。阿兹姆宫是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大马士革省长的官邸，叙利亚独立后政府从阿兹姆的后人手中买下，改为民俗博物馆。我在那里有一位“熟人”。当我第一次在老城游荡进入这座官邸时，日光晒得人晕晕沉沉。庭院的橄榄树下，一位看门人用英文招呼我。他的额头尖，下巴圆，戴方框眼镜。一张废弃的沙发或是床垫，我们坐在上面，他给我倒阿拉伯茶，往小玻璃杯里加了三勺糖。
他说，之前在国家博物馆工作，战争时期那里的大部分展馆都关了，他就到了这里。他的英文水平得益于战前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叙利亚的教育系统。1953 年，叙利亚复兴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合并时，社会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当复兴党通过 1963 年的政变掌权后，它国有化了教育机构，小学到高中成为免费的义务教育，公立大学也近乎免费。他指着和我们一起躺在沙发上的年轻人说，你看他们这一代人，战争中长大，英文法文没一个讲得好。他有六个孩子，处于郊区的房子被炸毁，妻子在分娩的时候去世，女儿因为营养不良在一次高烧后失明。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又是在同一棵树下聊天。我说，你给我的茶里放的糖太多了，他说，生活除了这点甜头还剩下什么。他留了我的电话，我忘记问他姓名。不久后，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信息，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手机。我认为不像是他的语气，但是我存下了那个号码，备注是“王宫的守卫”。
我偶尔发去问候的信息，王宫的守卫再也没有回复过。
每当我看到这个备注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不安的刺痛。我无从知道他的生活在发生什么。他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回应求助而尊严受损，而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应该把他生死的消息一探究竟。我走到阿兹姆宫的门口，两扇的木制大门，直望过去是售票的小屋，右转进入官邸的内部。小屋里的人抬起了头，玻璃窗雾霭霭的，我看不清他，他也看不清我。他走了出来，头向前伸了一下，像是在确定，然后我看到脸上的笑容绽放。他快步向我走来，我迎上去。我们握手，贴面三次，最后一次贴面时，我们抱住没有松手，他在我耳边激动地说：我真高兴，看到我俩都还活着！
他从小屋里拿出塑料板凳，让我坐着等，他去煮茶。我抿了一口茶，里面没有糖，我吃惊地问他。他说，是的，这次没给你放，糖在旁边你看着加吧。我说你怎么到了售票处，他说，还不是需要我这样的英俊的面孔来装点门面。我俩开怀大笑。他没戴眼镜，看起东西来有些费劲。他的双鬓生了白发，胡子拉碴，泛出苍白的风向。他却先开口对我说，你看上去不好，很是疲惫。我们交换了三年的情况，他再婚了，又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失明的女儿去了盲校，老房子仍是一堆瓦砾。我调侃说他的英文变差了。他说，没有游客，而且现在比以前的生活更难，难多了。售票屋里的另一位人，虎背熊腰，是转业的军人被安顿在这里工作。我感叹说很幸运能熬到健康退役。军人朝我眨眨眼。我跟他说，抱歉没有回应之前的请求，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他说，没关系了，那时候手机在车站被偷了，之后他也换了号码。我们再次交换了号码。
“该怎么拼你的名字？”我问。
“穆罕穆德—阿里—纳赛尔。”他告诉我他的全名。
当我走出大门，穆罕穆德和军人孤零零地站在售票处旁向我挥手。阿多瓦问我，他找你要钱了吗。我说，没有。我想起来什么，立刻返身，确定了四周没有他人的时候，伸出手来和穆罕穆德告别，把美元的现金窝在手心。他的手下意识地往回抽搐了一下，但又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他说，愿我们能活着再见。
我再次走出大门，任汹涌的人潮把我带入到乌压压的哈米迪亚集市里。
[1] 布斯拉是位于叙利亚南部德拉省的古城和旅游地，曾是古罗马时期的省会城市。2018 年，在约旦和俄罗斯的斡旋下，叙利亚反对派同意交出重武器，以人员赦免的条件实现停火，政府军重新获得了对该地区的控制。
[2] 伊斯兰教每日的五次祷告，分别是晨礼、晌礼、脯礼、昏礼、宵礼。
[3] 大数（塔尔苏斯），位于现在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是罗马帝国四一起基利家省的首府，使徒保罗的出生地。《使徒行传》的称呼先用扫罗，后称保罗。
[4] 灾难日（Nakba Day）是每年的 5 月 15 日巴勒斯坦的纪念日，用以铭记 1948 年 5 月 15 日以色列独立后被迫离开家园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