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是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也是打工者聚集地。每周末，一群居住于皮村及其周边，曾在皮村居住过，或慕名而来的工友们会在这里见面，讨论文学与创作，分享彼此的诗、小说和文章，有时还有绘画和音乐。皮村离首都机场很近，近几年又面临拆迁，说话间时有敲打和飞行的噪音，几乎成为皮村文学小组每次活动的背景音。
这个以劳动者为创作主体的社群，今年即将迎来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十年来，它从一个工友之家开办的兴趣小组，到因《我是范雨素》吸引了媒体和大众的目光，再到稳定地内部出版《新工人文学》杂志和新工人文丛，集体出版《劳动者的星辰》等等，成为以文化精英为主流的文学图景中一种边缘但重要的声音。早在《单读 16·新北京人》里，单读就曾邀请皮村的创作者们书写他们眼中的北京，今年我们开启「在皮村」栏目，希望能够持续地用他们的目光看世界。
栏目的第二期，我们分享小海的非虚构作品《深圳南流记》。2003 年，小海在十五岁时离开河南老家，跟着老乡们到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打工。从深圳开始，他辗转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多个工厂，在车间写诗、听摇滚乐。现在他住在皮村，在北京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作。前不久，他在单读上分享过自己疫情后一年的体会（👈 点击阅读）。文中插图为小海 2019 年回到深圳，寻找当年打工的工厂时所拍摄的照片。
走在六月的北京城中村街头，傍晚的雷阵雨让我的全身显得黏稠，失落的感觉可能更多是来自年龄的陡增。是的，我三十二岁了，在祖国的大地上漂泊十六年如空空一梦，而我梦开始的地方是当时号称祖国淘金圣地的深圳。那些意气风发的岁月仿佛从潮湿闷热的沥青路上灌进大裤腿里，再蔓延到发梢，直至摇动着每一根发根，然后将我往多年前的光阴里拽，拽回我懵懵懂懂的十五岁。我是在“非典”刚过半个月后的那年夏天，交了一千多块钱，跟着县城技校老师，撘上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蹲着去深圳的。当时南下打工的人多如牛毛，别说座位了，硬挤进了车厢后甚至好大一会儿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最后只能在盲肠一般的车厢里，找到一处狭小的连接区域。到了下半夜我实在困得不行，刚眯一下眼睛又被火车的轰鸣声惊醒。醒一下睡一下，睡一下醒一下，头像炸裂了一般，仿佛一秒是被掰开成两半来。就是那样，在车厢里被陌生的人群、蛇皮袋子和行李箱一路挤着到达南方。由于当时进深圳关内需要进关证，那辆火车只开到惠州站。在惠州下了绿皮火车，走出车站大门的那一刻，我抬头看到眼前不远处的山和大片云朵飘浮的天空，一个青春激昂的小伙子刹那间感到的阔达与明媚，至今我都印象深刻。中诺基电子厂厂区通往水库的一条路（小海摄于 2019 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高山，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高楼，比电影里的还要新鲜，美丽。可那么多的人，是我几天后进了第一个工厂车间时才强烈感觉到的。在进厂之前先猝不及防地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出了车站广场，老师准备带大家去坐大巴。不远处就听到小喇叭里传来：“惠州到横岗，10 块一位，10 块一位。”老师估计也是图便宜，闻声径直便带大家坐上了车。可没想到车刚开十多分钟，两个男“售票员”开始从车后边最后一排收钱。一个女性乘客掏出钱包，递给他 10 元。售票的人说：“50 元，十块是坐一段。想都想得到十块钱怎么可能坐那么远，坐到横岗就是需要 50 元。”当时一车人都惊了，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坐黑车，要被宰了，之前在电视机里看到的桥段在现实中上演了。女顾客见他们两个人这么明目张胆光天化日之下讹诈，想必不是第一次，就乖乖地多掏了 40 元。第二个人是个男顾客，穿一身休闲正装，应该出来工作有几年了，虽有社会经验，他也是十分小心地说：“你们上车时说的十块就是十块啊，要不然你让我下车，我不坐了。”其中一个收钱的高个黑脸男一脸不屑道：“想下车？想得美，交了钱可以滚蛋。怎么着？你这是不打算交钱的意思对吧？”男顾客支支吾吾想辩解什么。黑脸男的另一个帮手不耐烦了，上去就抡那个男顾客一巴掌，扯起嗓门怒斥道：“我看你他妈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打你你还真当老子是吃素的啊。想活路就抓紧时间把钱交了。”随即回头朝车厢前部的顾客大声说：“你们也都乖乖地、自觉地准备好，每个人 50 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几个人陆续交给了他们钱。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爸爸把卖一个季节的麦子的一千多块钱，都交给老师了，只给我借了额外两百块的零花钱。正想着时，他们问到我们的一个同学，那同学胆怯地小声说：“我没有带钱，都给学校老师了，找老师要可以吗？”又问到其中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也说：“我也是没钱，都交了，找老师要吧。”那时候很流行技校，有点胆子的人开技校，打着教学生技术还给找工作的旗号，赚了农村穷苦孩子家庭不少钱。我们的老师和另外一个学生的老师起初也并不认识，但他们经常跑江湖，一下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一起站起来大喊：“快点停车，我们要下车！”二三十个学生也都应声站了起来。 两个收钱的和一个司机也一下子蒙了。司机一看那么多人，恐怕是不好对付，停下了车。车钥匙还被其中一个顾客拔了下来，说要报警，还说看着车上的人，不要让他们跑了。那时候一般人都还没有手机，只有老师用手机赶紧拨通了“110”。还有交了钱的人下车在公路边的香樟树上折断一截树枝，一副准备打架讨回钱的架势。报警电话里，我们也说不清具体地址是哪里，在大家还没防备的情况下，大巴车瞬间发动起来，一阵轰鸣尾气，向前飞快地开去。有人惊讶也有人唏嘘，有人说道：“可能他们有备用钥匙，我那五十块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还有人说：“咱还是赶快坐另一辆车走吧，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等不来警察把他们的同伙等来，再敲诈抢劫我们一次就麻烦了。”老师在路上又摆手叫了一辆去往横岗的大巴车。上车前还特别问：“多少钱一位啊？我们刚才都被骗了。”售票员好像也明白发生了什么，用听起来十分新鲜的广式普通话笑着说：“十五一位，我们是正规的，谁让你们相信他们的鬼话。”大家这就又挤上了另一辆大巴，站在车厢里继续往最终目的地深圳横岗前进。劫后余生般，我看着车窗外的水稻田和芭蕉树带着这个被急剧开发的城市最后的质朴，在晃眼的阳光下沉默地生长着，像是迎接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可仿佛又从不管也管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巴车终于到达了深圳横岗。老师把我们带到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每个人分到了一个木板床位，连个铺垫都没有。那可能就是为像我们这样的技校学生准备的临时落脚点。大家拿出自己从家里带的被子，实在太累了，有的同学坐上床后倒头便睡下了。我和来自隔壁兰考县的一个大哥，由于没出过远门，在火车上人挨着人，不方便也不好意思当着陌生人的面吃东西。我们在火车上只干吃了两包方便面，喝了点水，都饿得不行。当我掏出妈妈给我带的十来个熟鸡蛋，发现它们居然在包里挤得都碎了，而且南方也热，鸡蛋都臭了。兰考的大哥说：“鸡蛋坏了，扔了吧。”当我把鸡蛋扔在垃圾桶的时候，觉得真可惜。现在想想，那种情绪和我十多年青春时光的流逝有着相似的可惜与酸楚。两天后，我进了人生的第一个工厂。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在布吉镇李朗村里一个叫联大的电子厂，是加工复读机的一个大工厂。可能是工厂工资低的缘故，老师从职业介绍所带我们进那个厂，不用应聘直接上岗。办好进厂手续，戴上厂牌，第一次进车间就被穿着统一浅绿色工装的工人震撼了。那么多的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做着相同的动作。当时倒没有看到类似机器人的感觉，反而是有一种新鲜感，甚至有一种荣誉与庆幸，因为我当时实际年龄才才十五岁半，是童工。终于顺利进厂了。
联大电子厂（小海摄于 2019 年）
我们被分配到生产部各个工位，刚进厂做的大多数是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我被安排在拉尾，线长说话挺客气，把我带到一个员工面前说：“72，这是你的新徒弟，你负责把他教会，然后去拉头帮忙加工机板。”我小心地看着穿着工服、戴着工帽的“72师傅”。他的胸前也有个塑料厂牌，写着部门、年龄、进厂职务和日期，年龄看上去也和我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72”是工序的排位，无论哪一个人在那里做，都可以称为“72”。我就这样成了新的“72”。我的工作内容是把耳塞放进一个塑料袋里，用胶带封好口，再放在一个装有复读机的盒子里。他边教我做，边小声地说，这个最简单，你用心学，很快就学会了。我试着做了几个，他说还不错，熟练了就好了。他刚离开了一小会儿，我就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了，着急得汗珠子都流出来了。后边工序的人看我来不及了，急忙叫：“阿源，阿源，快过来一下。”原来“阿源”是顶位的。他会做流水线上任何一个工序，有上厕所的员工需要找他拿离位证，他专门负责顶位。拿不到离位证则意味着不能离开工位一步，否则流水线就会断流。顶位的过来，想要发火，看我是新来的，也就没有嚷我。他边帮我清理堆积的产品，边告诉我怎么做得快，说这是最简单的工序，如果这就做不了，肯定被辞退。他还问我哪里的？我说河南商丘，他说他是驻马店的，老乡呢。虽然我在老家时，从没有到过驻马店，但瞬间还是觉得很亲切。就那样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初次上班的一上午时光。中午下了班，车间里有人指点我们新来的员工去小卖部买饭缸、勺子，打饭吃饭。本来我们新来的都想买筷子，可店老板说大家都用勺子吃饭。看到一个个工人端着盛好饭菜的饭盒，用勺子往嘴里撅着米饭和菜，也就都买了勺子。虽然我在中原老家，从小都是吃面食为主，可第一次吃蒸米就菜，也倒觉着还挺可口。可当端着饭菜回到宿舍，我看到让人大惊失色的一幕。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深圳开放的一面。居然几个小伙子都赤裸着身体，坐在宿舍的床上对着呼呼的小风扇吃饭。真的难以想象这是哪里的风俗啊，怎么那么与众不同。难道是天气太热吗？七月的深圳的确很热很热，可也不至于午休吃饭的功夫就全部脱光光来消暑吧。后来去刷碗的时候，听宿舍另外一个比我们来得早的员工说，那几个赤身裸体的是湖北还是湖南的，我记不得了。想象中，他们老家应该有很美的山，有随时可以跳下去洗澡的河。多美丽质朴的地方才能孕育出这样自然洒脱的性格啊。那一天的场面也成了我之后十多年打工生涯中的绝版一幕。吃了饭，我们几个就准备去找个电话亭往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已经进厂了的好消息。可厂门口的保安不让出去，说中午禁止任何员工出厂门，晚上 6 点以后才能出厂区。到了晚上一下班，我们几个没顾上吃饭，都跑回宿舍拿电话本。工厂门口对面是一个小卖部，隔壁就是电话房。纸皮上挂着几个大字，“长途电话5毛一分钟”。我们同学几个挤满了几个电话机旁。当时家里还没有座机，我打电话给村里有电话的远门堂哥家，让他转告给爸妈说：“我进厂了，已经找到工作，不要担心。过段时间我再打回去。”怕浪费电话费，匆匆地挂了电话。我看到兰考的大哥戴的厂牌，他叫田国礼，听起来很像一个古代的公子哥的名字。他性格比较开朗，出了电话亭就说：“电话费好贵啊。”大家都说：“是啊。”不知是谁先看到下水道旁的石板上一只大老鼠在吃残渣米粒，大家不约而同地扭头去看，田国礼惊奇地喊道：“南方的老鼠那么大，居然还不怕人。”老鼠旁若无人地吃着地下的米粒剩菜，还真是奇怪，只一两米远，它都不怕人。其中一个同学打趣道：“在南方不但人的胆子大，老鼠的胆子也不小呢。”在一阵新奇的哄笑中，大家穿过马路，急忙赶去工厂，因为晚上要加班。灯火通明的车间里，已经有人吃过晚饭，陆陆续续地进去了。那天加班到十二点，对于我们这些在家不超过八点就睡的农村孩子来说，工厂的初体验是新鲜又带着些许疲倦。回宿舍后，大家都没有排队洗澡，不一会儿我们就在南方的工业区宿舍里做起了各自打工生涯的第一个梦。可悲的是，这个恍惚的倦梦让我连续不断地做了十多年，从南方做到北方，到现在还未有一刻终止。第二天上班有些同学向厂里的老员工打听，问工资怎么样？刚进一个新厂，问其他人工资是常事也是忌讳。一般领导阶层不喜欢老员工对新员工透露工资的事，越是差劲的厂越是那样。因为老员工对工厂的抱怨情绪，会直接影响新进员工能不能在工厂待下去。而得到的答案几乎都说：“工资低，加班时间长，而且有时候还拖欠工资。”不问还好，一问大家都对工厂的工作失去了信心。因为技校老师找的工作本来都是在人才市场招不到人的差厂。工厂招工办是按人头给了职业介绍所钱，也给了技校老师钱，才把我们这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招进厂里的。这下同学们知道了工厂那么差劲儿，就去找老师说要换厂。工厂需要老师在工厂住三天，确定大家都不会走，才会给老师介绍费的钱。这下同学们不干了，老师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只能再找厂。第二天中午下了班，线长说需要去到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才能离厂。大家准备吃了饭都去拿离职单。学校老师叫住我，告诉我我先不能走，因为我身份证的年龄还不满十六岁，是童工，怕走了进不了其他厂。他只能让我先做着，等过半年，身份证最少满十六岁了才能离开。我年龄小又没经验，心里一百万个想和他们一起走，可是又说不出口。我怕如果真找不到厂，老师再把我带回家，路费也花了，钱也要不回来。那可是爸爸卖了七八亩地里一个季节所有的麦子的钱，才给我凑齐的工作介绍费。如果这样灰溜溜地回去了，多丢人啊。我记得当时自己眼里几乎噙着泪说：“好的，老师等我十六岁了，你一定要记得来找我。”其他同学都找经理、主管和线长签了字，背着行李离开了第一家工厂。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比我想象中的要难熬一百万倍。第一次离家那么远到深圳打工，好不容易熟悉了几天的同学也离开了，那种孤独的感觉，一下子从异乡的时空蹿到水泥地，又从水泥地迅速地蹿上机台，掠过车间里炽光灯下每一张陌生的脸，跳跃到流动的产品上，随即又渗透我每一个细胞，每一根头发丝。那是一瞬间灼烧了我青春里所有的单纯与希望的从未有过的孤独。我的手虽然在流水线上不停地重复着用胶带粘耳机的动作，可心里真是七上八下。那是生命中第一次，恐惧、焦虑、孤单的情绪混合着一起袭满全身。我和行尸走肉一样，流水线上做不过来，放水（产品流下去）了。后边工序的人叫我，我都恍惚着没听到。一会儿线长来了，仿佛也是看出了我的心事，一边帮我清理放水下去没做的产品一边劝我：“你不要想那么多，这车间的老乡也挺多的，慢慢习惯就好了。谁也都有一个刚开始呢，你说是不是？”等他走了，我的大脑继续不听使唤一般地胡思乱想。我知道我是掉进了孤单的深渊了。我想到了我的初中同学，听说他们有些也在深圳打工。我抬头，想如果看到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就坐在车间的某个工位上做工，我会立马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和他相认，然后如魂还体般信心百倍地好好工作。我甚至还想到了初一和我打架的一个同学，尽管他用手指甲抓得我左脸上现在还有一道疤痕，可如果现在我在车间看到他，我会上前去和他握手言和，我会原谅他，宽容他，哪怕他给我留下的伤害是我上学八年来唯一的伤害。我到现在都不能完全说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怎么会那么的害怕，怎么会那么的孤独。可一切都是幻想，那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不知道深圳有多少个区？一个区有多少个镇？一个镇又有多少个村？一个村又有多少工厂？一个工厂有几个车间？一个车间又有多少人？而我想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遇到一个曾经认识的人，有多么多么的难，真的无异于大海捞针。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撑到晚上十一点半下班的。一走出车间，我就淹没在下夜班的人群里。我不知所措，我的心在哭泣。记得那天夜里我失眠了。明明很困，可我就是睡不着。听着寝室舍友的打鼾声，我心烦意乱。我想逃离那里，可我又无所适从，我多想老师能够来把我也接走，和其他同学们一起打工啊。那真是我当时真正的梦想，也是最大的梦想了。那时候的员工都没有手机，更没有手表，我感觉自己是天蒙蒙亮时才睡着。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又要起床，洗一洗，吃早餐准备上班。迷迷糊糊地坐在车间，六神无主的，更是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了。线长一眼就看出了我还是不太对劲，就对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做，就辞职离开好了。”我何尝不想辞职呢？可是辞职我能去哪里？我连技校老师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我辞职了找谁去？就如同离开了大海，以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别说找到同伴了，会立马成为一条干涸的鱼。就那样漫无目的先做着吧，实在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许是从那件事情开始，我发现自己缺乏做决定的勇气，习惯逆来顺受。我对线长说：“先做着吧，我再努力努力。”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几乎最后一个走出车间，后边只剩下几个线长主管一起说笑着慢慢走了出来。我不知道对漫长而难熬的车间生活，该抱有怎么样的信心……万般失落的时候，我居然抬头看见了兰考老乡田国礼。他笑着喊着向我招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身后是老师和另一个同学在说话。我敢说我几乎是飞奔过去的。我欢呼雀跃着喊道：“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怎么来了？我以为你们进了一个新厂，不管我了呢。我都快难受死了。”田国礼大哥说：“我们在这里等你快半天了，没到下班时间保安不让进。你怎么下班出来那么晚？我们还以为你熬不下去，自己跑丢了呢？这下终于找到你了。我们是接你明天一起去进新厂的。人家那边人事部说不到十六岁也可以试试，但必须好好干。我央求了招工人员大半天呢，才帮你问到一个机会啊。”我兴奋地说：“太感谢国礼哥了，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们又走到老师面前，我激动得热泪都快要涌了出来，说：“谢谢老师。”老师说：“快去吃饭吧，下午一上班就去车间拿辞职单，签离厂手续。”我都高兴得没吃午饭，立即回宿舍收拾行李，下午第一个就钻进了车间，找线长拿离职单，然后线长、主管、经理也都签了字。我飞也似的跑出了车间大门和老师他们会合，把离职单以及出厂手续材料交给了保安。检查过后，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工厂，离开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工厂――深圳联大电子厂。算是免费干到第三天，终于结束了一个人在车间孤独的煎熬时光。如今我才隐约感觉到，原来那一次的心愿成真，至少花光了我往后打工十年里的所有好运气。但是也应该庆幸，我进的不是一个黑厂，如果进的是一个黑厂，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当天下午老师就带我们坐公交车，从布吉镇的上李朗村到横岗镇的简龙村工业园。进的第二个工厂的名字叫中诺基电子厂。那时候诺基亚手机还比较流行，名字一听都很有时代气息。工厂主要是做出口收音机为主，各式各样的收音机。大到一只老母鸡那么大的产品，小到一个鸡蛋那样小的产品，都是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人做的。中诺基电子厂所在的简龙工业园（小海摄于 2019 年）
我去应聘的那天下午，车间在做一款小收音机。考试的是“拉长”，拉长就是线长的意思，是一条流水线上的管理者。他个子不高，长头发，大眼睛，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云南人。他让我拿螺丝刀安装收音机后壳上的电池片。我手虽笨拙，但是态度是积极的，一会儿就干得冒出了汗。我做的动作虽然不规范，但是拉长人还挺不错，他说：“这个简单，可以慢慢学。”于是他在应聘单上签了字，第二份工作才算顺利地找到了。当天下午我搬进了集体宿舍，别提多高兴了，我对新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与希望，对打工完全没有一点概念。傍晚南国的风吹过厂区，飘来的都是塑料的味道。那种新鲜的、兴奋的感觉，完全地压过了刺鼻的塑胶味儿。就那样懵懵懂懂地，我正式开启了走南闯北的车间生涯。我是在 2003 年 7 月 9 日进的第二个工厂。新世纪之初，所有人都仿佛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对于大部分打工族来说，消息还是闭塞的。找工作要么通过熟人介绍，要么去职业介绍所，又或者在工业区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看，因为工厂门口会贴着招工启事。年龄大的，工作比较早的，已经开始创业或炒股以图赚更多的钱。而大多农村进城务工青年，都是在车间里解决温饱问题。当然也有例外，那时候盗窃抢劫非常猖狂，不务正业的人确实不少。总之那是一个人人都在忙着挣六便士的时代，没有人愿意抬头看一看工业区上空皎洁的月亮。我们厂是压一个月工资，第二个月月底才发上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要熬两个月，才能领到人生的第一份工资，所以要格外节省。其实也没有时间花钱。厂里每个月顶多月底发了工资休息一天，平常天天上班加班，几乎每天都是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一点。那时候也年轻，根本不知道累，仿佛天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如果上满班不请假，加上全勤奖 20 元，我的收入每个月在四百左右。那时候我也没有花钱的概念，连个茶杯都不舍得买，渴了就在茶水间的水龙头那里，趁人少的时候，猛喝几口自来水。当时也不知道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对于污染完全没有一点概念，也不知道还有工业废水这一说。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买了杯子，为什么都不喝水龙头里的自来水？自己在老家喝惯了压井里直接压出来的凉水，所以也没觉得城市里的水就不能直接喝。中诺基电子厂宿舍楼（小海摄于 2019 年）
第一次发工资，我上了 22 天班，领了两百多块钱。我买了一盒新牙膏和一张 IC 电话磁卡。宿舍的老员工说 IC 电话卡比电话房便宜，才一毛钱一分钟，可以在厂门口的公共的 IC 电话亭打电话，很方便。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装电话机，我都是半个月打一次电话。先打通电话到堂哥家，然后让堂哥去家里叫爸妈，我才能和爸妈在电话里聊聊家常。我总是在中午吃过午饭后打电话，因为下班太晚了。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给家里打电话，那是在工厂里感受到的仅次于发工资的快乐时刻。有时候我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去车间上班，虽然也会觉得累，但心里是开心的。不像现在，两个月还想不起往家里打一个电话，大多数是爸妈打电话过来，我还不敢接，有一种焦虑和恐惧，因为不知道说什么。聊起来三句话不离找对象，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难题。家里的电话愈发让我尴尬和不知所措。其实 2003 年那会儿，找对象远远没有现在那么困难。只是自己晚熟，那时候从没想着找，给耽误了。记得有次晚上因为车间来料不齐，难得不加班一回，宿舍的舍友都出去玩了，我则躺在我的上铺往家里写信。打电话还是贵的，妈妈让我写信，说写信便宜。正在写信的时候，有一个女同事来到我们男生宿舍，说要带我出去玩。我说我要写信，不想出去玩。她不高兴地走了。如今想来，那是离爱情多么近的年龄啊，那是爱情几乎触手可及的青春光景。而我选择的，从那时开始，就已经注定是偏离现实生活的一条道路。那时候的娱乐要么是去廉价网吧看一张盗版碟片，要么是去溜冰场溜冰。并不是我不喜欢这些娱乐方式，可是我需要存钱邮寄回家里。哥哥在上高中，弟弟要升初中，需要的都是钱。后来我两个月往家里邮寄一次钱，或者和同事熟了就先借同事几百邮过去，下个月再把钱还给他，他也可以往家里多邮一点儿。那会儿哪怕是同事借钱，都不会害怕不还。可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小伙子说没钱花了，想借我五十块钱，别人都知道他人品不怎么好，不愿意借给他。可当他问我，我不知道如何拒绝，还是借给了他。那时候我有一个背包，每天就放在睡觉的床头。我从书包里往外拿钱的时候被站在下铺的他看到了。到了月底发工资，我准备往家邮钱，一看剩下三百块钱不见了。我着急得不得了，同宿舍的都怀疑他，因为他已经连续请了好几天的假。后来在老乡田国礼大哥的询问下，他才承认，只是钱已经花光了。又等了一个月，他发了工资，却说他还要花钱，一共只还了两百块。那是我打工岁月上的第二堂课。还有第一次上夜班。由于收音机外壳没有加工出来，我们不得不被调到一楼注塑部帮忙。新来的员工是被调离的最佳人选，因为老员工都不愿意去。一楼要上夜班，几十台大注塑机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加工，有时候还不够用。一楼的领班是个山东大汉，其实也不过才三十多岁，由于头发秃顶，看上去和实际年龄有很大偏差。他说话还挺温和，给我分配的任务是用小刀刮平刚注塑出来的收音机壳外沿口。开注塑机的都是老员工，那要是打瞌睡，瞬间就是一条胳膊就报废了的事。我们这些调过去帮忙的，就坐在大桌子前加工产品，虽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也常有不小心被刀片划伤的时候。因为从来都没上过夜班，到了凌晨过后，我的身体根本熬不住，上下眼皮不自觉地打架，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的。一个不留神，锋利的刀片从塑料壳边滑了下来，直接在食指上割了一个大口子。当我看到血突突地往外冒，下意识地叫了一声，领班闻声赶来。给我找了纱布缠了一下说：“没事的，谁让你打瞌睡呢？再坚持几个小时就下班了。”手划伤后，困倒是不困了，可是做的更慢了，苦熬到早八点下班，桌子上已是堆了很多产品。回到宿舍，我疼得根本睡不着。我下铺一个同样上夜班的同事，看我在上铺不停地翻床摇晃，说让我下来，他帮我看看。等他拆掉纱布，一看我划伤的食指已经肿得老高，里边有黑紫色的一兜水儿，他说：“这是因为塑料有毒，发炎了。”他将平常自己修缝衣服的针用火机烧了一下，待针头凉了，他朝手指的黑紫处扎了一下，毒水儿流了出来。他又去宿舍帮我找了一个创可贴贴上，才没有那么疼。实在是太困了，晚上还要上班，我在疼痛与自责中疲惫地睡着了。彼时的太阳高照，车间的炽光灯下工人们都在忙碌，公路上是川流不息的车辆。此刻我坐在京郊的七月午后回想起那段往事，心底五味杂陈，仿佛那时候睡在了一个魔幻的空间里。几年前我想起这件事，写了一首叫作“2 号车间”的诗，其中第一段是：
就那样慢慢地，我在繁华的大深圳有了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被偷被骗，第一次在注塑部车间上夜班用小刀削到手，第一次下了晚班在冬天用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冲澡，第一次睡觉时被遗精疼醒还不知怎么回事，第一次和同事在一个黄昏去工厂附近的荔枝芒果林摘芒果……在深圳经历了数不清的第一次。青春像荔枝一样随着季节膨胀、泛起了红，时光却也在不经意间溜走。有些第一次对我来说是有着特别意义的。记得第一次看到《南方都市报》《苹果日报》《明报》，都是在车间加工半成品收音机外壳时。我在最后一个工序，把加工好的半成品捡起来摆在一个大塑料筐里。以防喷了漆的外壳被塑料筐刮花，拉长会在最后一个工序放一摞报纸，摆一层产品放一张报纸。捡产品是一条流水线上最没有技术含量也是最简单的工序，我可以在摆放产品的间隙匆匆看一眼报纸。在老家时根本没看过报纸，在初中时偶尔看到老师拿报纸，也都是市教育局发的教育报，学生也没有机会看。我看到过期了的《苹果日报》，觉得名字很好奇，问一个机修，他是老员工，他说是香港办的报纸。记得我在上面看到了张国荣去世的消息。那时虽然离张国荣去世已经将近一年，但我也好像是看新的新闻一样，看到了他是自杀的，很伤心。利用拣货的空当或者中午休息的时间看会儿报纸，是一件很开心享受的事情。我在报纸上知道了深圳有世界之窗、欢乐谷，知道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十几个年轻男女赤身裸体，在 1995 年拍了一张很震撼的照片。我知道了非典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还知道个子矮的人在 18 岁之前还有长高的可能，要爬楼梯或跑步锻炼。我当时快 17 岁了，个子还是不高，平常上班时间长，一天坐十五六个小时，早晨上班前根本就没时间锻炼。但看到那条报纸上的消息以后，还真的在 6 点钟起床，跑到出了工业区往南的一个水库那里，想要跑上一个很大很陡的坡。我记得第一天没跑上去，第二天硬撑着跑上去了，直接倒在水库边。我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才慢慢地晕乎着走回了车间。那天迟到了十分钟，没有了 20 块钱的全勤奖。我为此还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有第一次在外过年。当时广东很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劫，在火车站被敲诈的案例如家常便饭。加上自己也年纪小，根本不敢回家过年，所以就在深圳过了第一个打工生涯的春节。离家远的工人不少，大部分都没有回去。记得除夕那天夜里，我和老乡几个人在宿舍计划去夜市聚餐过年。走出厂门没多远就是大夜市，我们要了几个炒菜，每人又点了一碗炒米粉。第一次在外过年，也没谁提思乡的愁绪。吃着饭，倒是田国礼提出想唱歌。那时候都是露天大排档加卡拉 OK，点一首歌曲一块钱。田国礼点了一首《霸王别姬》，歌曲很有劲儿，他唱得也是生龙活虎。还有一个老乡唱的《儿行千里》，嗓音挺好的，也是第一次听他唱那首歌。还有一块进厂的两个女孩一起去吃饭，大家都喝了点酒，回到厂区过了十二点，保安不让进。有一个人签了责任单，才算回到厂里宿舍。在楼道口，我和男生、女生们道晚安。第一次感觉有电影般，或者是像城市青年生活的感觉。现在想来年轻的岁月总是轻飘飘的，还未来得及思考一些关于生活之外的事情，却一晃就过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第一次是第一次听摇滚乐，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那音乐叫作摇滚乐。但当我从车间广播里听到许巍的《蓝莲花》的时候，灵魂震颤不已，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似的。以及后来听到了汪峰的《飞得更高》，那些音乐明显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网络歌曲，和港台的流行歌曲也不一样。那像是灵魂之音一样，我觉得他们唱的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以至于后来，摇滚乐对我十多年的打工生涯起了非常之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使我麻木流浪的疲倦身体内有一个精神的定心丸，得以让我在机械的车间里和机器为伍十多年。不得不提的，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女生。那并不是在深圳的恋爱对象，而是我认的一位“老姐”。她是广西南宁的，叫李菊花。名如其人，她是我们工厂三个大车间的两大厂花之一，也是我们装配部被讨论最多的女生。我也忘了是什么契机，她让我认她做干姐，她当时二十出头，大我四岁。我们商量说，干姐不好听，干脆就叫老姐好了。她是车间 QC（质检人员），人又长得漂亮。她在车间会尽量帮我。记得 2004 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们被分配到的工序是在一起的，上下位挨着坐。在红色白格子的工装下，我隐约看得见她青春的身体曲线，一瞬间我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她整个人都充满了无限的真诚、热情与美丽。我没有一点多余的想法，但心情是十分愉悦的，那是第一次觉得人的生命与身体是多么的美丽奇妙。我第一次喝珍珠奶茶，也是老姐请的，第一次保留女孩的照片也是她的，第一次听女孩为我唱歌也是她唱的，第一次收到异性的信也是她写给我的。2004 年 10 月份，当她知道我要辞工去东莞找田国礼大哥做服装的时候，她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在质检报表纸的背面为我写了一篇《追求梦想的城市》。具体内容虽然我已不能完全记得，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她大概写的是深圳是一夜城奇迹，是一座有梦想的城市，是淘金地，要勇敢拼搏奋斗，才无悔青春之类的话语。那封信我从深圳带到东莞，又从东莞带到宁波、苏州。后来在苏州离开一个工厂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把这封信弄丢了，为此还郁闷了好久。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更别提 QQ 了，她只给我留了她们宿舍楼道里的一个座机号码。等到了东莞的服装厂，生活并没有因换个工厂而变得如意。在车间我是情绪低落的人。可有一天晚上下班，我在工厂的楼道座机上接到她给我打的一个电话，我开心得差点手舞足蹈。几乎整个宿舍都听到了我聊天的声音，开怀的笑让新同事都觉得夸张，说从不知道我是那么爱笑的人。是的，我在车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笑不出来。后来我和老姐李菊花失去了联系，只留下她几张青春定格的照片，深藏在我南北漂泊的背包里。我们都如同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情节里，飘来飘去，谁都不知道谁最终会飘向何方。如今我掉进了艾略特的荒原中，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老姐李菊花？虽然我在深圳只待了一年多，可深圳对我的人生影响却是巨大的。那是在我最青春的时候，想为生命留下些最响脆的回声。虽然当我们傍晚在车间加班，有人靠炒股发家，当我们深夜在流水线上赶货，有人靠选秀爆红。我们仿佛被时代的列车给甩了下来。可这只有一次的生命，那只有一次的青春，还是显得弥足珍贵。那时候我是一个青年，有着人生最锋利的一面，年轻的心跳都带着风。哪怕是在车间，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做着拿螺丝刀压收音机电池片的流水线工作，我也有着用不完的劲儿，做着些简单热烈而又纯粹的梦。中诺基电子厂大门和装配车间大楼（小海摄于 2019 年）
虽然现在我离开深圳许多年，可深圳在我的心底始终都有一片独特的青春之地，那里盛开着最美丽的花。尽管一些花儿远去了，一些花儿在到来并远去的路上，可我的青春盛开并凋零在深圳的这一朵，永远是最柔软的。我们都曾是深圳发展的一颗小螺丝钉，一小把泥灰，一小块砖。随着城市更强大有力地发展，也许我们已成了一片废弃瓦砾。可是我们都曾经真实地、不可或缺地存在过，这就够了。我们也许有愧于青春，可我们无愧于深圳。追求梦想的城市啊，我这浪迹天涯的游子，已经从一无所有的南流到依然两手空空的北漂。我祝福你，祝在你怀抱里奋斗的人，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此刻我在祖国的北方，在北京五环外的风中隔着万水千山祝福你，祝福你们……
编辑：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