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本分何止上课、实习、找工作呢？
美国高校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还在继续吗？
在警察逮捕人数超过两千人，激烈的影像流传几周之后，学生们的声音似乎平息了下来。学生与学校的谈判多数陷入僵局，各个大学的营地被多次清退，扎营变为“快闪”或“游击战”。但是，这次由国际议题而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学生运动是否还在以其他形式产生影响力？当巴勒斯坦问题重回讨论范畴，这次示威是否在其他意义上“正发生”着？
我们找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 6 名关注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在读中国学生，请他们分享自己在抗议现场的观察和感受。他们之中有冷静的旁观者，也有热心的参与者；不止一人表达了“失望”，更多人也谈到了示威与自己的关系、中国学生视角与美国政治生活的互动。
出于对在校学生的保护，所有受访者的名字都经过匿名处理。如无特别说明，文中的照片都由相应的受访者拍摄。
01
哥伦比亚大学
申雾明（法学院在读学生）
4 月 17 日，学生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央的东草坪上搭起帐篷，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造成的伤亡。4 月 18 日零点，我拍下了第一张照片。
然而当日下午，学校就请来了纽约市警察局（NYPD）清场，逮捕了草坪上的数十名学生。更多学生围住了草坪：“猪！”“无耻！”“你在支持屠杀！”
一群学生占领了对面的西草坪，当晚又搭起了帐篷。
学生们抗议的对象很具体，就是自己所在的学校：他们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披露其投资组合，从以色列企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军工及其他企业撤资；学校停止与以色列高校的合作项目，如与特拉维夫大学的双学位项目。而当学校开始处分、警察开始逮捕学生，学生们也要求学校赦免、警察放人。
学校试图与学生们谈判，提出一些折中方案，包括在加沙地区开展教育与健康项目。学生要求必须撤资以色列，学校做不到，于是谈崩了。
我本科学的是国际政治，但前几年世界呈现给我的丑恶让我彻底失望，决定改行当律师：一心赚钱，早早退休，找个僻静的角落安享余生。不过，或许是本科养成的好奇心驱使，我经常去旁观示威。
我进入过几次西草坪上的营地，里面气氛轻松，学生们井井有条。要不是有标语与旗帜，和普通的露营地没有区别。摊位上免费发放热食、零食与饮料的同学很热情，我不好意思拿太多，只拿了一根香蕉、一颗糖。那天正好是犹太教的逾越节（注：纪念《出埃及记》中上帝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受埃及人奴役的节日），不少亲巴勒斯坦的犹太裔学生在举办宣讲会。
他们告诉我，犹太人是一个受尽了苦难的民族，应该尤其可以理解他人的苦难。而且，“基本的人性要大于你对某个民族或国家的盲目忠诚”。
国内有不少“专家”将这次抗议描绘为犹太人集团与穆斯林群体的冲突，其实不然。不仅校内反对以色列政府的学生里有不少犹太裔，草坪上的学生的种族也非常多样。我在校园外还看到了极端保守派犹太教（哈西迪派）人士，举着标语“反对以色列不是反对犹太人”。
我拍了一张照片：有一位披以色列国旗的女士，路过哈西迪派集会点时呛声还不尽兴，多次折返回来辱骂。一般的哈西迪派认为，犹太人需要以神技建国，而不是现在这种以坦克和导弹来维持的国家。那位女士骂道：“你们根本不是犹太人，你们不配做犹太人！”
示威愈演愈烈，4 月 29 日晚上，一部分学生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注：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学校支持越南战争与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时，也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
这次学校的回应更加果断：封锁校区、最后通牒，次日晚间就请来了镇暴警察突击教学楼。加上其他学校内的抗议者，警察逮捕了百来人。直到最近几天，不住在学校内的、持学生卡的学生才被允许进入校园。
4 月 30 日下午，学生登上汉密尔顿大楼楼顶挥舞巴勒斯坦国旗，校园门口被支持的人群与媒体记者层层包围
02
哈佛大学
阿君（东亚系研究生在读）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允许警察进学校抓人的消息传开三四天后，哈佛大学就封闭了校园中心的广场（Harvard Yard），只有学生可以进出。几天后就有帐篷搭起来了，从占据一块草地到两块、三块。
我每天都会穿过广场去学院的食堂，其实也会步入营地的生活里。我的学术研究聚焦于清末赴日的留学生，包括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认同以及相关的翻译出版活动。我每次穿过广场的时候都很想哭，好像历史上学生运动的那些身影都在向我扑来。
民族主义作为反殖民的遗产，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和解构，但民族主义背后也存在更多的求索。它不仅是一种建构，也是一种破灭的绝望；是武器，也是弱点。我读到过学者批判韩国反日本殖民的过程，结果只是构建了更简化的民族主义认同，抹杀了群体内部的不同声音。
在生与死的挣扎面前，巴勒斯坦人——以及所有不得不反抗殖民话语的群体——真的还有别的出路吗？
我在本科读书期间上过一节中东历史课，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17 年英国通过《贝尔福宣言》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凭借一个帝国的一封信，就可以处置另一群人正在生活的土地，我还记得当时感受到的震惊。以色列建国的历史一度让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一场悲剧：它源于反犹运动，却要牺牲另一个社群的历史和生命来弥补，又在今天将所有停战口号都批判为“反犹”。
有一本关于中东的书，叫《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它的题目很触动我，意思是用战争换来的和平，其实都是“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我悲观地想，作者可能也在预示巴以冲突的发展吧。
我听闻布朗大学的校长认真和学生谈判，同意推进学校撤资以色列的决议。但哈佛大学和大多数学校相似，一早表明不会撤资。我收到过两次学校给全体学生发的邮件，第一次说，马上期末考试了，希望大家在表达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记住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业。这让我想到五四运动时，民国时期的学校领导也用同样的话术威胁学生。
第二次回应更加强硬，说占领广场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不撤离，学校会让警察介入。还有二十天左右才举行毕业典礼，所以到现在校园里巡视的都是校警，还没有让麻省的警察来暴力清场。学生们继续在帐篷里生活，唱歌、看纪录片、游行等等。
5 月 7 日，哈佛大学又发了一封邮件，警告学生如果再不撤离营地，就会被停学。我预感毕业典礼前会有冲突发生。
03
纽约大学
墨里奥里（电影电视与东亚研究本科在读）
4 月 22 日晚上，校方叫来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把抗议的师生都抓起来了。他们逮捕了大概一百三十人，包括二十几名教师。警察有防暴盾，有警棍，还带着无数的塑料手铐。师生当然手无寸铁。
听说有一位历史系的老教授，72 岁了，因为被捕时塑料手铐系得太紧，手指好几天没有知觉。他做了一辈子学术，还有一个学期就退休了，却被这样对待。
其实在 4 月 17 日之后的那个周末，学校里的大家已经在讨论哥伦比亚大学的营地了。周一，也就是警察来抓人的当日，我第一次注意到纽约大学的广场上搭起了帐篷、拉起了横幅，还组织了哨戒线（注：picket line，一种非暴力的抗议形式，抗议者在某一地点外集结劝说或吸引注意），要增加可见度。
学生们的诉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类似，谈判委员会由三个学生代表和三个教师代表组成，我有一门课的教授是教师代表之一。但学校不仅在周一完全没有给予他们谈话的机会，迅速驱散了营地，当周四教务委员会线上开会时，有教授对三天前的逮捕进行问责，校方还直接把会议掐断了。之后的线下会议也转成了线上——我想学校管理人员大概很害怕面对自己的师生吧。
我的教授在 5 月 2 日倒是成功地与校方开了一次会，学校只是让教师劝说学生停止扰乱教学秩序，教授们当然不买账。于是 5 月 3 日早上 6 点，营地第二次被清场，又有十几名学生被逮捕。学校从去年 10 月 7 日开始就四处张贴“互相尊重，选择沟通”的海报，结果轮到自己就选择这种自上而下的、非民主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是十足的两面派。
我不是参与者，硬要说的话大概算是支持者吧。国际学生如果被捕，学生签证可能会被吊销。但每天路过营地时，我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喊一会儿口号。在现场，我见到了不少在课上熟识的美国同学。以前在教室里见面，现在在营地里见面，感觉很不一样呢。有时候也会羡慕他们能在实践中学习。
商学院附近的墙上，有人用中文写道“救救巴勒斯坦人民”
示威学生们有一句口号，“在我们生命期限内”（within our lifetime），让我有不少感慨。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同质化的，仿佛没有前史，也没有未来——比起乌托邦，我们更愿意想象世界末日。在我看来，世界末日正是想象力的末日：它为时间画上一个句点，往后的一切再也不用我们担心。
但“在我们生命期限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集体时间，蕴含着集体内的个人对现状的体认、对过去的遗憾以及对未来的希冀。正是所有这些，让“我们的时间”成为了“革命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同质化时间中生生撕出了个裂口。我认为这句口号非常有力量。
我的同学和家人们之中，其实有许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学生要做示威这样的事情。他们之中——我说得过分一些——大概有许多校领导的精神帮凶，他们说，这些“白左”大学生一天天不上学，就知道出去抗议，失了学生的本分，还妨碍别人尽自己的本分。
但我认为，如果让鲁迅先生来说的话，他会说这是奴才的想法——学生的本分何止上课、实习、找工作呢？
学生们不仅是教育的消费者（的确有学生觉得自己的消费者权益受损了），不仅是象牙塔中的书童，还是社会中的一个个主体。这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占领活动，正是属于我们学生的、将知识中的解放性抒发出来的方式。
被数次清场的学生们开始搞“快闪”营地，轮流在各个教学楼前扎营讲演。
亲身经历示威后，与其说对巴以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我反而对美国有了一些改观：近两个星期里逮捕了几千名学生，还真是“了不起”的成就。抗议活动一直是温和的，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变得激烈了，那也是他们把警察叫过来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巴以问题，因为当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寻求解放时，我们社会内部的问题也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运动是世界范围的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4
耶鲁大学
琥鹿（在读学生）
今年耶鲁大学开学后，我看见有中东裔的学生在苏世民中心门前的广场上朗读巴勒斯坦死者的名字、年龄和职业。宣读者前面，很多学生并排躺在地上，扮演受害者的尸体。其中一天下了雨，他们躺在湿冷的水泥地上，广场上回荡着死者的姓名，那场面极为震撼。
最近的示威从斯特林图书馆前的绝食抗议开始，一开始只有几个人支了个小棚子，后来转移到广场上，用书垒成矮墙围出营地。人越来越多，最后变成数百人的扎营占领。
学生们主要的口号是“要书，不要炸弹”（books not bombs），要求耶鲁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军火商撤资。有学生做了几个纸糊的导弹模型竖在草坪上，与之呼应。
学校没有直接回应诉求，无非是强调和平示威、遵纪守法的原则云云。
警察则一直都在。之前也有一群穿闪光背心的警官站在路口围观游行，你喊你的，我盯我的，互不干涉。但到了 4 月 22 日，警察在广场上逮捕了 47 人。
所有的标语、帐篷和摆设都不见了，只剩地上的粉笔字，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的课业压力非常大，也不想冒被取消签证的风险，一直只是旁观。在示威者中能见到一些东亚面孔，但不知道是国际学生还是次代移民。地砖上的粉笔字除了英文和阿拉伯文，以繁体中文最多。
实际上，很多人避免对巴以冲突公开发表观点，以免招来任何敌意。只有亲近一些的朋友会相互转发一些各自觉得比较惊人的事情。一位在新加坡读研究生的网友告诉我，他的教授，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校友，要在学期结束之后提着一行李箱的语录本回母校声援抗议。
我会把这次学生抗议与美国过去的青年运动——反越战运动、族裔平权运动联系起来，我对它的前景并不乐观。耶鲁大学当时是新英格兰地区社会运动的大本营之一，有“斗牛犬与黑豹”的美谈（斗牛犬是耶鲁的吉祥物）。当年，学校对校内外的抗议者都采取了更加同情的态度。我在别处读到，美国政府当年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的学生，一律不准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只有耶鲁没有妥协，因此一度陷入低谷。
但在这次抗议中，我感受不到这种氛围。如今镇压学生者，当年未必不是反战之人。
我一直希望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能和平谈判解决争议，也反对侵略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但是个人的立场并不必然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很多参与者最终都会感受这种失望。
5 月 1 日，耶鲁大学的露营地被清场，此后似乎没有新的活动。当天夜里又发生了冲突，抗议者的社交媒体称有四人被抓，警察用警棍殴打了他们，用非常暴力的动作把人按在地上。我看了录像。
05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王音（在校学生）
营地建立三天前，我被拉进了其中一个筹备和观察抗议的群聊里。根据组织者提供的需求清单，大家有车的就运送帐篷、折叠桌子、遮阳篷之类的大件用品，其余的就捐钱捐物，随手转发抗议信息。
捐款之外，我实在没什么清单上的东西，就顺手带去了一些本来准备学习压力大时吃的饼干。
营地建立当天，学生和学校两方都有准备。营地不只是铺帐篷，还要有医疗站、补给站、宣传站；组织者讲话之后，不仅有开放麦，还有纸壳、颜料和蜡笔提供。学生在草坪上念诗作画时，学校的管理人员在旁边一边围观，一边给学生们发写有相关校规的传单，要求大家“适时”给学校活动让出草坪。
我有时和朋友坐在营地里聊天，会一起批评学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以色列有关系的项目很多，比如投资谷歌、黑石这些与以色列合作的企业，也与美国国防部有武器研究上的合作，还与警察部门有提供训练和技术的合约。
学生们对警察在校园中的角色一直保持警惕。去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爆发过更大规模的示威，反对学校雇佣配枪的私警。当持枪的警察真的进入校园，对黑人学生等特定的学生来说，到底是安全保障还是隐患？
我们都看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别的高校，学校高层允许警察到校园里驱赶和逮捕抗议的学生。学生们一下子变成了“恐怖分子”。可他们干什么了呢？真的不过是喊着口号，用占领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
我认识很多博士生、研究生，他们都把自己当成教师预备队，校园环境将会是许多人一直潜心工作的地方。学校对学生却是这样的态度。虽然一直明白大部分美国学校不是乌托邦，但当问题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失望。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很难去苛责学生运动的成果。我知道每一个组织者都非常尽力，而组织得够不够大，不是几个人或者几个组织能够决定的。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整体社会的抗议文化也不如之前有凝聚力了。但乐观地想，一些反思和碰撞变得更加日常化了。
去年巴以冲突再起，学校里组织过相关的电影放映。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叫《以色列主义》（Isarelism，2023）的纪录片。电影追踪了一名犹太年轻人思想的转变，从儿时仇视巴勒斯坦，到读大学后反对以色列殖民。学校的营地里，也有几位犹太同学拉开了“犹太人说让加沙人活着”（Jews say let Gaza live）的横幅。
我有一位有家人在以色列生活的美国同学。她跟我说，她经历过导弹警报，警报一响一家人就要躲起来。在她生活的社区，防空洞非常常见。她来到美国上学后的每一天，仍会想到自己的家人正在经历这样的恐惧。我很想问她，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共情在以色列炮火下的巴勒斯坦人呢？但终究没问出口。
第一天的营地旁，有一个女性学生举着以色列的国旗，试图往营地里走。我想到那位在防空洞里躲过导弹的同学——我应该很难对着她喊口号。
针对非始作俑者的个人毫无意义。但作为支持巴勒斯坦抗议的参与者，我仍然在揣摩，支持以色列的人们是怎么想的呢？那些光天化日下的暴行，是怎么发生的？历史能够被理解吗？
06
南加州大学
吴郁（人文方向研究生在读）
4 月 24 日我第一次路过营地。当天，凭借书写越南战争的小说《同情者》获得普利策奖的教授阮清越，以及其他美国研究、性别研究专业的教授们来营地上演讲，表达对学生勇气的支持。
还有一位发言者是西班牙裔，因为女儿在南加州大学读书，他也来支持抗议。他在采访里说，他不害怕被捕，如果女儿被捕，他也会为她骄傲，因为她做了正确的事——对于中国孩子来说，这样的亲子关系难以想象。我们都会被父母劝说不要参与抗议，因为“生命大于一切”。
除此之外，现场更像一个音乐节。南加州和煦的午后阳光下，大约有上百名抗议者散坐，他们带来了瑜伽垫、吊床、水和食物，还有乐队设备和准备晚上放电影的设备。有学生读书或抱着电脑准备下周期末考试，时不时响应口号，如“停止种族屠杀”（stop genocide）。
但也是这一天，有几十辆警车开进校园，检查在场抗议人群。南加州大学是全美国最危险的学校街区之一，平时校警的职责是保护学生安全，维护校园治安。这次则不然。
现场氛围紧张，天空中盘旋数架噪音巨大的直升机，抗议者一直保持克制和冷静，而校警则开始强行拖离抗议学生。下午洛杉矶警察局（LAPD）正式介入，带了警棍和塑胶手铐，逮捕了九十多人。
学校发邮件称“被捕者 90% 都是校外人士”，让学生们不要被煽动。阮清越教授立刻在 Facebook 上反驳，说包括自己，他至少认识十名以上的抗议师生。
在校园里，也有少数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和锡安主义团体聚集，进行他们的活动日程。双方各行其是，没有正面冲突。但去附近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支持的美国同学告诉我，那边的锡安主义者数目惊人，举止张扬，对抗议的学生大喊脏话（F word）。
4 月 30 日，大量暴徒进入 UCLA 的营地，骚扰、殴打学生，警察坐视不管。我们和 UCLA 历来是“相爱相杀的对家学校”，每年橄榄球比赛期间敌对情绪尤其强烈。但只有在这件事上，许多同学放下成见，跑去 UCLA 现场支持抗议的学生们。
同样作为回应，南加州大学的上百名教员和教职工发起了“保护我们的学生”（protect our students）的抗议。五一劳动节当天，许多教授穿着博士服——既是为了不被污名为“校外势力”，也是用昔日学术成绩的见证、今日良心的象征“以卵击石”。
教授们聚集在学校大门内侧，下午，门外走过一列几百人的市民游行队伍，老幼妇孺都有。两支队伍，门内门外，遥遥呼应。这样的场景，在我心里胜似电影。
但就在 5 月 5 日凌晨，学校又请来 LAPD，强行清退了所有帐篷营地。5 月 10 日的毕业典礼前，大小冲突不断，到处都有铁丝网拦着。学生和打游击战一样，被疏散了又聚集。
国际学生因为种种担忧，无法直接参与抗议。但有人匿名打印了一张纸，“中国学生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并引述了鲁迅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意识到，抗议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也是一种文化生活甚至生活本身。一个可持续的政治主体如水一般，在反对国家机器的暴力时是波涛，在和平抗议时也可以是溪流。如果我们无法直接介入现实，那么如实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也是一种介入。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将来。
营地旁贴着中国学生匿名打印的海报，现场也散见其他语言的支持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