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新论 | 内分泌干扰物：国际组织日渐关注的健康问题

史学新论 | 内分泌干扰物：国际组织日渐关注的健康问题转载声明

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2016年6月第1期，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 德 ] 爱睿思 著

    陈璐 译　

爱睿思（Iris Borowy），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市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医疗卫生史、全球发展史研究等，曾发表多篇论文，已出版专著：Coming to Terms with World Health、History of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等。

译者：陈璐，英国约克大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

内分泌干扰物被认为是一种通过类荷尔蒙导致生命体包括人类内分泌系统紊乱的合成物质。本文分析了国际卫生组织将内分泌干扰物纳入工作程序的过程及其遭遇的困难。早期的一些致畸案例涉及用药丑闻，因此往往将致畸风险构建为医疗或药物风险。同时，化学物质，特别是塑料，对健康潜在的威胁被视为环境或职业卫生的一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国际卫生组织，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剂量反应模式建立了化学物质卫生风险评估程序。20世纪90年代，这些机构开始调查一些环境中发现的物质可能因母体接触而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长期影响的证据。研究越来越复杂化，一些被质疑的物质可以说变幻莫测而又无处不在，同时研究范式也需要从毒理性研究转向生物医学干预研究。然而，尽管因此前涉及化学物质的健康安全的分类而令研究起步阶段进展缓慢，但研究委员会的跨机构的工作机制则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中新的分类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基础设施包括元研究的传统逐步证实存在内分泌紊乱不断扩大的实际风险。

关键词  

 内分泌干扰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代谢紊乱 风险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日益复杂而又充满风险的世界里，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由于这些风险不可见、间接存在和难以评估，因而，人们需要专家就风险的程度、性质以及应对风险的可行方法给出可靠的建议。20世纪，风险评估成为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一个处处是专家的复杂世界，专家们常常使用不同方法和不同的评估标准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需要基于对现存的专业知识进行权威分析才能得出可靠建议。国际组织，理应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被寄望于充当专家们的专家。更具体地来说，这一角色被描述成在专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为研究划定范围和勾勒问题，并为交流提供一个论坛，创建双方理解问题的机制，甚至尽可能在双方之间建立共识，并为采取恰当的纠偏行动和预防措施提供指导。总而言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面对不完整甚至常常自相矛盾的知识，国际组织需要在过于谨慎和谨慎不足间寻求平衡。他们还需要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科学和政治的不同诉求间巧妙运作，一方面寻求科学的精确，使用谨慎的语言并为怀疑提供足够的解读，而在另一方面，寻求清楚明白的陈述，以便使政策建议足够清晰易懂。

人们对健康的期待非常强烈并且开始得很早。对于是否构成卫生威胁的国际判断以及如何应对是国际卫生合作的起源，并且早就为国际卫生组织所接受。196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特别将“促进卫生领域研究；……在卫生领域提供信息、咨询和协助以及“在卫生相关事件上协助人们获取信息等列入其组织原则。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国际卫生事业的公共和私人组织不断增多，加之卫生问题的跨学科性及其与广义的社会决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他一些机构也发布了卫生相关问题的意见。复杂的卫生问题并不存在清晰简单的因果关系，同时涉及几个机构的责任，这向国际卫生组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篇文章说明的就是其中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内分泌干扰物（EDCs）被认为是一种通过类荷尔蒙导致生命体包括人类内分泌系统紊乱的合成物质。内分泌系统控制生物有机体的中枢系统，包括生长、新陈代谢和繁殖等。在胚胎发育期间，荷尔蒙就为从出生到成熟的生长过程制定了“程序”，因此它们在妊娠期间的影响可能在多年以后才能被察觉。这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复杂系统，脱离了简单的因果关系，属于科学家之间不经常提及的专业领域，更不用说互相合作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内分泌干扰物的数量清单不断增多，这已经成为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这一清单包括了大量的物质，它们在内分泌干扰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引发关注。

对于国际卫生的研究者而言，内分泌干扰物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个案，因为它们提供了实时观测，从第一次监测潜在的威胁到不断演变的讨论，数据量不断增加，其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就此进行交涉，与此同步，还要对从不存在风险到风险非常严重范畴内的风险进行可能的评估。这一发展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条件设置，这些条件既方便又阻碍了理解内分泌干扰物，第二阶段即内分泌干扰物的概念和范畴的争论阶段。第二个阶段远远没有结束。本文旨在做一初步尝试，以厘清不同的行为体和它们的概念界定，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形塑了国际卫生组织对内分泌干扰物挑战的回应。

塑化剂无处不在

一 、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内分泌干扰物出现前的国际卫生组织的卫生工作

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关于内分泌干扰物的例子均出现在这一表述出现之前。

沙利度胺(Thalidomide)最早被德国格兰泰(Chemie Grünenthal)制药公司在1957年用作镇静剂出售，随后又以约60种名字推广到许多国家的市场上，用以治疗多种疾病，包括失眠症(insomnia)、晨吐(morning sickness)、抑郁(depression)、早泄(premature ejaculation)、肺结核(tuberculosis)、经前期综合征(premenstrual symptoms)、更年期综合征(menopause)、压力性头痛（stress headaches）、酗酒(alcoholism)、焦虑(anxiety)和情绪不稳(emotional instability)。多年以后，医生开始注意到在妊娠期服用这种药物的妇女分娩出的婴儿出现先天性畸形的人数持续增加。1961年12月，澳大利亚医生威廉•麦克布莱德(William McBride)在《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及汉堡医学教授维杜金德•伦茨（Widukind Lenz）在德国公布了关于二者相关性的研究，是年末，沙利度胺退出了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据信世界上有超过10000名儿童因这种药物影响导致先天性畸形或四肢残缺。对格兰泰公司的大规模诉讼也在1970年以公司为受害者捐赠援助基金作为条件撤诉而告终。

受影响的人数之多和导致畸形之严重使沙利度胺成为导致畸形的一个著名案例，但是由于出生后即可发现残疾，其影响仅限于因果关系的直接影响。与之相较，另一种合成雌激素物质己烯雌酚(DES)与自然雌激素非常相似，且更难以证实。尽管早期被指在动物实验上出现致癌和致畸，并在最初进入美国市场时遭到抵制，该药物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被允许出售，尔后，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在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和预防妊娠期流产时被开列乙烯雌酚。此外，乙烯雌酚也用于家畜快速增重，更多的人因食用含有乙烯雌酚的动物肉类而摄入少量乙烯雌酚。1971年，医生开始注意到妇女阴道癌集中出现，而这些妇女的母亲在妊娠期间曾服用乙烯雌酚。截至2008年，“五百万儿童中有两百万曾在母体中接触过乙烯雌酚，其中近95 %有生殖系统疾病，包括月经不调、不孕不育，并有患各种生殖系统癌症的高度危险。”

这两个例子确定了未来探讨内分泌干扰物的两个原则：对成人无害的物质可能会影响胎儿成长发育，这种影响可能只有到十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甚至延迟到胎儿生长为成年人，并且这种影响不遵循传统的毒理学剂量反应机制。

两件丑闻都被视为医疗和药物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是唯一做出反应的国际卫生组织。沙利度胺灾难促发了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国际药物监测项目。第一次预备会议始于1962年，从1968年到1971年，10个成员国开展了一项试点项目，随后，该项目成为永久性项目。该项目发展迅速并且发布了政策指导、一般出版物和特殊药物安全评论，以对各国报告做出回应。1968年，试点项目从10个国家得到了5645份药物反应报告。2008年，该项目称收到了来自约100个国家的400万份案例报告。这为国际卫生组织就注意到卫生威胁提供信息和指导构建了一个成功的样板案例。

这些挑战被建构成严格的医源性风险，如视为监测医疗药物的功能。长期以来，鲜有人把环境和职业风险同与爆炸式发展的化学工业联系起来。全球化学制品产量从1950年的150万吨跃居至1976年的5000万吨，1989年更高达1亿吨。2006年，该数字增长到246亿吨并且仍在持续增长。很大一部分化学制品被用来生产塑料，塑料的延展性和低廉的价格使其具有无穷无尽的用途，从包装材料到医用胶囊再到汽车零件。塑料增加了扩大利润的可能性，因为塑料“保证了成本尽可能低廉”。化学制品也用于杀虫剂、化妆品、包装、黏合剂、服装、电子产品、食品添加剂及无数其他用途而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很快人们便意识到化学制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在食物、衣物、住房中的无处不在，以及使用后的废物可能引发的健康危机一直以来遭到忽视。因此几十年后，作为职业和环境健康问题，那些被视为是内分泌干扰物的物质首先受到关注。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也是相关研究最多的例子之一当属多氯联苯（PCBs）。多氯联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投入商业生产，从那时起，多氯联苯就被用于可塑剂、涂层材料、墨水、黏合剂、阻燃剂、杀虫增强剂和涂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造工厂的工人反复发作严重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氯痤疮（chloracne）。多氯联苯也是1968年日本食物中毒事件的元凶，当时九州（Kyushu）1300名居民因误食被多氯联苯液污染的米糠油（rice-bran oil）而致病，50人丧生。与此同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所著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1962年出版，揭露了农业中大规模使用杀虫剂对鸟类的影响，证实了滴滴涕（DDT）这样的化学制品是一个环境问题而非健康问题。

国际卫生组织较早开始参与化学制品安全问题的讨论并且相关项目迅速增多。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将有毒物质危机当作职业健康问题进行常规处理。1945年以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分别或是联合起来应对化学制品对健康的影响。早期主要关注杀虫剂。受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1951年决议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于1953年发布了第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总结道，如果使用恰当，现存的杀虫剂没有明显迹象会引发紧急的健康威胁，尽管新兴物质的长期影响或后果还有待观察。3年后，这一发现很大程度上被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研究组证实。他们的报告显示其对杀虫剂的看法极为模棱两可：尽管认识到杀虫剂在特定情况下存在一些风险，并且最好杜绝牛奶或水里有任何残留的杀虫剂，但完全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杀虫剂的使用不可或缺，如用于生产和储存粮食，或防止媒介传播疾病尤其是疟疾。这一观点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委员会对杀虫剂的立场。最终，1963年召开了一次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会议报告说明了37种杀虫剂并就其中15种给出了建议每日可接受的摄入量（此前的报告拒绝这样做）。随后的会议进一步扩展该清单并明确这些建议是就何种水果、蔬菜和谷物提出的。

联合国1963年国际粮农组织首日发行信封

无心插柳，这一标准不但影响了国内卫生管理，而且影响了国际贸易问题。如果国际标准与国家标准相似，国际化学制品安全评估能够有助于协调国家卫生和贸易利益，但是如果国际标准与国家标准相去甚远则会对二者造成严重的损害。这一联系促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介入，该组织旨在通过无差别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196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办了主题为“杀虫剂在环境中的意外事件”的研讨会，并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派遣代表参加。会议以一项为期3年的计划开始。会议最终报告明确了这一问题需要更为制度化的长期关注，197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建了一个“环境中的化学制品意外事件”长期工作组。该项目旨在统一测试方法和规则以降低相关成本。主要的推动者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想要阻止欧洲国家利用卫生问题作为贸易壁垒打击美国新兴而多样的化工产业。

而当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升了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包括化学制品可能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作为会议的成果，联合国环境署（UNEP）作为另外的行动者而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环境卫生标准”（EHC）项目，与其他任务不同，这些旨在评估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与人类健康之间关系的信息，找出相关知识的缺失，为设置接触限制及毒理学、流行病学方法提供指导，以使研究结果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可比性。第一份《环境卫生标准报告》在1976年出版发行，与其继任者一样，它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的联合支持。健康问题集中于癌症以及对肝脏和肾脏的潜在危害。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严格的毒理学研究方法，遵循产生有毒物质的计量原则，假设暴露在某种物质的无害值以下，因此，国际卫生组织的任务是为可能的安全值以及相关研究如何进行提供权威信息。

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兴环境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整理毒理学数据库、临床和实验工作等信息，大大扩展了相关化学制品的考虑范围，包括塑料和塑化剂、阻燃剂、金属、光敏剂和杀虫剂。作为一项新的职能，除了其他毒理学测试外，它提出了统一致畸风险的毒理学测试技术草案。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进一步拓宽了视野。考虑到无处不在的“化学制品使用的增长”，要求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并制定可能的长期战略，战略应当考虑“暴露在空气、水、食物、消费品、工作地点，特别是同时暴露于其他化学制品、传染病源和物理因素的人，不仅是当代，而且包括后代，所遭受的急性和慢性，特别是慢性或者混合性毒理作用”。自此，世界卫生组织在方法上取得明显进步，从单一物质导向的短期影响转向考虑到长期的、多物质的影响，包括对未来几代人和不同方面的影响，这对内分泌干扰物的论述至关重要。

然而，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摇摆不定和部分矛盾立场的一个侧面。化学制品构成环境卫生的一部分，并且在一般的世界卫生组织背景中，环境卫生过于强调来自自然和有机源的风险，如因水受到细菌污染或疾病传染者导致的传染。这一观点将工业化和化学制品看作解决方法而非问题。引人注目的是，1969年后期，总干事马戈林诺•格梅斯•坎道（Marcolino Gomes Candau）对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明显持怀疑态度，担心对杀虫剂的态度将会阻碍世界卫生组织的抗击疟疾的工作。197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报发表了一项研究，证明了高度氯化的杀虫剂，特别像DDT，影响费拉拉（Ferrara）地区居民的脂肪水平，没有提到对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晚至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就在委员会出版物中提到继任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的名字并采访了她，想知道该报告是否不太关注人为的环境问题，“虽然在现实中三分之二的人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如不安全的水、病毒传播媒介、不利的气候条件等等”。这种把化学制品对健康的危害视为特权富人的宠物投诉，并潜在地阻碍了满足穷人的卫生需求的观点将继续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包袱，这或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不同部门在评估化学制品的健康危害时，会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上。根据他们整体领域的工作，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可以将他们的任务解读为突出化学制品的健康风险以保护人们免遭由此导致的潜在的健康负担，或者将其解读为降低化学制品可能导致的健康危机以防止人们失去对现存健康负担的关键保护。

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表现在1976年发布的第二份环境卫生标准报告中，报告评估了来自原创的科学出版物和国家概述中关于环境中多氯联苯和多氯三联苯（polychlorinated terphenyls）的暴露程度及其对人体和环境影响的可用数据。这篇报告清晰概述了人体接触化学制品的程度，估计自1930年起多氯联苯世界总产量约为100万吨，其中约有一半在垃圾场和填埋场慢慢挥发。这些多氯联苯通过胃肠道、肺脏和皮肤被哺乳动物很好地吸收，大部分储存在脂肪组织中并且穿透胎盘屏障。测试表明，大多数人接触多氯联苯浓度最高为1毫克/千克体重，尽管实际接触多氯联苯的浓度可能会高出很多，特别是在工作场所。但报告的作者们并没有对这些调查结果足够警惕。人类似乎是对多氯联苯最为敏感的物种，日本的污染事件表明0.5克（即500毫克）超过120天为产生反应的最小剂量。这些数据表明，无论环境中的多氯联苯含量有多高，都几乎不会危害健康，并且报告也没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议。

这样的态度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组在同一时间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三年前采取的预防性做法背道而驰。通过援引多国野生动物体内存在多氯联苯的确凿证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呼吁对多氯联苯进行国际管制，目标是降至最少并且最终杜绝向自然环境中排放多氯联苯。这项建议与当时美国的政策不谋而合，美国通过1976年《有毒物质控制法案》（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of 1976）（控制DDT四年以后）严格限制多氯联苯，并且最终在1979年禁止多氯联苯的生产。欧洲国家纷纷效仿。1976年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WHO Technical Report）则更进一步。这项元研究（meta-study）考虑了可能的健康风险波及的极大范围，评估了测试突变性、致癌性、致畸性和生态破坏性的多种方法。考虑到这些影响的弥散性特征以及人体试验的难度，警示性标志仅是统计性的并且存在内在问题，因为它们要求广泛而可靠的生理负荷和缺陷记录，同时要考虑到各个生活领域的新兴合成物质。结论给出了大胆的建议：新兴药物如果有副作用，在充分评估其副作用前，不得批准引进。这项要求具有深远意义，它是由国际卫生组织提出并明确赞同的预防性原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同年霍夫曼－罗氏（Hoffman-La Roche）所属的伊克梅萨（Icmesa）化工厂向意大利赛维索空气中释放大量剧毒气体四氯乙烷（tetrachlorodibenzodioxin），数百人受到伤害。化学制品更被视为潜在的严重健康威胁。

此后不久，化学行业联合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欧洲化学行业生态学和毒理学中心（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Ecology and Toxicology Center）成立于1978年，由巴斯夫（BASF）、拜耳（Bayer）、壳牌（Shell）、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霍尼韦尔（Honeywell）、宝洁（Protecter＆Gamble）、默克（Merck）和其他知名化工公司资助。在他们2014年的网站上，将该中心的任务描述为：开发和促进关于化学制品对人类和环境风险评估的最优质的科学，并提出中心是“成员的公司专家与政府和学术界科学家交流与合作的科学论坛，以评估现有数据，确认知识缺口和推荐研究，以及发布关于化学制品、生物材料和制药材料的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的至关重要的评论”。

该中心的工作、报告和工作坊等方法，无不模仿学术界的方式，通过摆出国际和跨学科交流科学知识的论坛的姿态，该中心声称自己是适于国际卫生组织发展的地方。1994年，该中心更名为欧洲化学制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ECETOC），从名称上割断自己与化工行业的联系，使其看起来更像一个致力于提供权威信息和建议的国际卫生组织。显然，该中心的组织者已经定下来对抗来自国际卫生组织的关于化学制品负面信息的最好方法就是像国际卫生组织那样行动，并且希望人们无法分辨出二者的差别。

与此同时，国际卫生组织加强了制度化的合作。1980年，国际化学制品安全项目（IPCS）已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出版物临时提交了一份非正式框架，将国际劳工组织（ILO）纳入参与者中并严格制度化。其任务是组织和评定同行审查程序，以评估化学制品和化学合成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并与成员国一道评估实验室测试方法及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的方法。此后几年，国际化学制品安全项目成为风险评估的权威机构，发布了一系列元研究，旨在提供一份长长的并不断更新的化学制品的最新知识，评估它们致癌、损害内脏器官及皮肤并刺激呼吸道的可能性。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制品项目”（OED Chemicals Programme）更名为“环境、卫生和安全”（EHS）项目，该项目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合作机构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劳工组织在涉及卫生领域的工作方面关系更加密切。他们的专业知识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得到了认可。具有丰富行动计划的21号议程用清楚的措辞说明了问题：现存约10万种化学制品，其中1500种占全球产量的约95%。风险评估的关键性数据缺失，“即使是那些以大批量生产为特征的大量化学制品”。因此，21号议程极力强调进行更多研究的迫切需求，呼吁国际化学制品安全项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粮农组织和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EC）给予关注。

至此，到1992年，一些国际卫生组织已经相当警惕化学制品的潜在健康风险。他们设置了跨机构联合委员会这种复杂的基础设施。这种制度性合作的背景无疑有助于应对内分泌干扰物带来的新挑战。然而严格的概念分离横亘在简化的跨部门间沟通上：剂量-反应毒理学原理建立起来用于职业和环境卫生领域，同时生物系统知识已经用于医源性健康风险，但是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交集。这些情况构成了理解内分泌干扰新概念产生的背景。

内分泌干扰物可能诱发肥胖和糖尿病

二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卫生组织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卫生行动

在20世纪80年代，令人不安现象的证据在看似无关的背景下混乱的范围内出现，从实验室不受控制倍增的肿瘤细胞到污水处理厂附近被抓住的不明性别的鱼，再到男婴出生时生殖器官畸形的病例明显增多。1991年7月，动物学家西奥•科尔博（Theo Colborn）在威斯康辛聚集了一组跨学科科学家，包括野生动物学家、内分泌学家、免疫学家和毒理学家，讨论大湖地区（Great Lakes area）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化。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发现一系列不同现象间共同的主题，创造了“内分泌干扰”一词来指代涉及荷尔蒙控制的生理过程出现的不同的紊乱现象。这是首次基于对健康威胁类型的推测而对一组多样化的物质进行的分类。随后，科尔博作为联合作者的一篇文章在1993年发表，从而奠定了这一新概念的基础：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雨水、井水、湖水、海水以及淡水，海路和陆路食品加工产品中发现的各种污染物中，其中一些可以扰乱野生动物和实验室动物的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紊乱现象当前没有纳入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健康风险评估当中。考虑到当前所知的扰乱内分泌系统的化学制品，其影响：(1)完全不同的方式体现，并产生永久性后果，尽管胚胎、胎儿和新生儿仅是受到成年人暴露接触这些化学制品的影响；（2）接触化学制品的具体发展阶段不同，可以改变生长发育的方向和后代的潜力；（3）影响通常会被延迟，可能不会充分或明显地表现出来，直到后代发育成熟甚至到中年，即使接触化学制品主要发生在胚胎早期、胎儿或新生儿时期。

联系之前的乙烯雌酚的案例，文章列出了一系列可能由内分泌干扰物引起的健康紊乱，包括早产、出生体重轻、头围小、婴幼儿隐睾、儿童认知、肌肉运动、视觉和行为缺陷，以及成人易发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和精子数量少。1996年，《我们被偷走的未来》（Our Stolen Future）一书，科尔博也是作者之一，把“内分泌干扰”的概念介绍给了非专业人士。书中使用“内分泌干扰物”或“内分泌干扰”的表达最近几年才出现，实际之前从未存在过。这是一个新的健康问题的诞生，初为人父母对于散播的风险特别是对婴幼儿的担忧不断扩散，显而易见，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科学家们咄咄逼人地转向了这个问题。1995年，使用“内分泌干扰物”作为关键词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医学文献资料库（Pub Med）搜索，仅能够查到4篇文章。2011年，增加到551篇。

Our Stolen Future

关于新型威胁的消息足以使工业国家政府感到不安，从而给予关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都已准备或正在准备与该问题相关的报告或评论。关于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毒理学研究令人震惊，反馈给经济与合作组织的调查问卷显示，全部的22个成员国都考虑将内分泌干扰物列入监管和可取的行动，半数成员国将该问题视为主要关注问题。约半数受访国家政府认为已充分了解何为“内分泌干扰物”，而另一半则没有。被认为是有（潜在）危险的化学制品包括特定合成物，也包括具有内分泌干扰物嫌疑的一组化学制品，揭示了挑战的潜在规模：植物雌激素（phytoestrogens）、多氯联苯和代谢物（matabolites）、邻苯二甲酸盐（phthalates）、三丁基锡（TBT）、氯代烃（chlorinated hydro carbons）、氯化二英（chlorinated dioxins）、烷基（alkylphenols）、二氯二苯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Tricgloroethane,DDT），以及代谢物、有机金属、杀虫剂、制药原料、食品添加剂、双酚A（bisphenolA）、溴系阻燃剂(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光学增白剂(optical brighteners)、洗涤剂的衍生物（detergent derivatives）和甾类激素（steroid hormones）。如果曾经有哪些地方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指导，这必然是其中之一。挑战来自三个层面：评估人类和动物健康在统计学上是否有显著的不明原因的变化；（如果变化确实存在），判断这些变化是否与定义为内分泌干扰物的物质相关；（如果这些变化确实与内分泌干扰物相关），决定这些影响是否严重到值得采取具体政策。

国际卫生组织从不同视角，以建议、协调和评估研究对此类问题作出回应。早期主要集中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上，因为可以获取更多的数据。1996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立了内分泌干扰物测试和评估特别行动（Special Activity on Endocrine Disrupter Testing and Assessment），从内分泌干扰物给水生动物可能带来的影响对商业捕捞造成的后果探讨了内分泌干扰物对经济的影响。而世界卫生组织更快一步。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多氯联苯修订的“环境卫生标准”长达682页，回顾了超过1000篇原创性文章和1976年起的几次科学会议，作为一个新功能，标准包含了一个非技术性的章节，专题名为“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在本章中也有专门针对动物影响的观察结果，最后的结论还讨论了对实验动物、人类和环境的影响。该报告证实多氯联苯在世界各地的环境中广为扩散，具有持久性并能在食物链中聚集。长时间内，人类主要在食用受到污染的食物时接触多氯联苯，特别是在母乳喂养过程中，但也会通过呼吸或皮肤渗透吸收多氯联苯。但即使已经证实的研究也会不断因新情况的出现而受到制约：多氯联苯常在与致癌性的多氯二苯并呋喃（PCDFs）混合时被发现，这明显会加重多氯联苯的毒性，但同时也使多氯联苯致癌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被察觉。因此，不是所有的核心问题都能被回答出来，但是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的结论意识到了人类在受到化学制品侵害时是多么无助：

显然，从已有的多氯联苯和多氯三联苯（PCT）的数据来看，在理想的状态下，这些化合物不应当以任何剂量出现在食物中。然而，同样清楚的是，通过把食物源接触多氯联苯和多氯三联苯降到“零”或接近“零”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批重要食物都将被取缔（列入禁止消费的范围），其中就包括鱼类，但更重要的是母乳。

内分泌干扰物令人郁闷但同时又不能避免的风险的逻辑与40年前的杀虫剂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提出的建议都是温和的：更多的研究，研究更加规范化，这些物质只能在高温焚化炉中进行处置，并且只能监测海洋动物。

化妆品中含有塑料颗粒

不久以后，该话题成为一个基础非常广泛的会议的主题。1996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中心、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以及多个国家行政部门在英国小镇韦布里奇（Weybridge）联合举办了一场“内分泌干扰对人类健康和野生动物的影响”研讨会（Workshop on the Impact of Endocrine Disruptors on Human Health than Wildlife），会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他们的知识。与会者在讨论野生动物时都比较谨慎，他们看到“欧盟中的一些案例……产生的影响可以清楚地归因于内分泌干扰物，但更关注人类健康”。他们一致认为，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在一些地区睾丸癌和精子数量低的发病率正在上升，并且“现有的能够明确看出人体变化与化学制品接触之间的直接关系的曝光信息通常不足”。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特定的化学制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动物和人类健康。作为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次研讨会提出了将内分泌干扰定义为“一种对完整有机体或其后代产生不良健康影响，导致内分泌功能变化的外源物质（exogenous substance）”。这是一种把影响仅限于野生动物同时把其对人类影响存疑的现象给出更准确定义的早期尝试。

由于对国际组织而言，这一新类型的健康问题是好坏掺半之事，因此，谨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为化学合成物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的发病率攀升的生理过程提供理论支持，否则将难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理论精确度使得做出合理的科学结论极度复杂，因为它要求的解释机制违背了当前假设化学制品的健康风险是确定的原则。在过去几十年中，化学制品对健康的影响已经经过毒理学原则的评估：一种特定物质的毒性取决于接触剂量（“剂量-反应”），其特殊性要求在病原体和结果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内分泌干扰物的研究违反了这两个原则。接触化学制品产生内分泌干扰的概念认为，受到质疑的这些物质产生的影响并非首先（或者完全没有）取决于剂量，而是像内源激素（endogenous hormones）那样，取决于接触的时机和状况，或者取决于与其他物质及组织特异性（tissue-specific effects）诸如受体选择性的复杂相互作用。因此，接触试验的结果取决于环境，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这种机制在一些药物，如乙烯雌酚上可以得到很好验证，许多毒理学家因其属于环境接触依然不愿接受。并且人体试验因道德原因不予考虑，建立起权威的专业知识十分困难。起初，大部分研究数据来源于生物学家而非医学家，并且鱼类和软体动物上的畸形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类相关尚不明确。可靠的流行病学数据，特别是对已接触人群的长期搜集往往难以实现，与多年来已经把人们包围的多种化学制品中的某个具体案例的暴露水平相关联更是难上加难。实验室的动物实验提出一个合适的模型问题，而体外实验展现的内分泌活动却不能确定它对整个有机体有益还是有害。因此，找到有力的人类流行病学数据并创建可接受的外部和临床试验方法是困难和费时的，但是这为内分泌干扰物对人类的影响建立可靠信息却是至关重要的。

韦布里奇会议后的几个星期，在由联合国开发署（UNDP）和美国环保署（USEPA）支持的会议上，来自这两个机构和一些国家及业界的参会人员，证明了将此事置于全球卫生背景下的困难。研讨会主要确定了韦布里奇会议的结论，但是来自南方低收入国家的参会者指出，尽管对接触化学品可能导致健康风险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但他们的政府“认为该问题太不明确，不应该将卫生资源从其他更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上转移”。可以理解，从一个南半球国家的角度，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发现的每10万人中增加的2～4个睾丸癌病例并不值得将他们的资金从那些每年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疾病上转移。然而，从全球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则不同：如果来自不同大陆偏远地方的野生物种都在受到数量激增的化学制品的既定程度的影响，这种风险就无处不在了。并且如果人类的内分泌系统的确受到同样化学制品的影响，癌症病例的增加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新挑战的出现引起了机构间一定程度的竞争。1997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的一项决议呼吁世界卫生总干事在化学制品对人类健康问题上“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风险评估中的领导作用”，并促进和协调关于“潜在的化学品暴露与激素有关的健康影响”的研究。但是在现实中，任何影响深远的工作都必须进行合作。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具备所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机构，因此不同的信息应当汇集在一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擅长化学测试，联合国开发署长于环境信息，包括野生动物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显然是人类健康相关问题的核心机构。

在接下去的几年中，本身就是一个多机构合作的国际化学制品安全项目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建立了一个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指导小组，他们接受了在该领域建立全球知识平台的任务。最终的结果是2002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主持下发布了国际化学物质安全项目报告，总结了过去几年的数据采集和研究成果。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怀疑又一次多于过去多年的研究成果。例如，报告引用了内分泌干扰物和神经系统的发育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的文章，但是它没有注意到相似的现象也会因化学制品引起的神经毒性而非内分泌作用的结果。因此，此类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该报告非常谨慎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从单独的统计数据中很难得出结论，因为这些数据往往过于零散，而且实验设计多种多样，让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可以比较，并且常常重要的数据，也就是那些在实验中的关键时期接触化学制品的数据，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此外，内源性荷尔蒙的浓度和效力通常比外源性化学制品高，增加了解释的复杂性。一些国家已经观察到了人类精子质量，但是这与内分泌干扰物的关系并不明确，而且这项元研究不稳定。同样，观察到的男性性器官变形、性早熟、受损的神经发育和免疫功能与几种癌症的增加关系也尚不清楚。北欧的睾丸癌发病率在21世纪初开始增加，然而这发生在化学制品工业增产之前，因此，单独靠内分泌干扰物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甚至完全不能。所以，几个领域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应当提高对人类健康变化的关注，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与内分泌干扰物有关。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果，这份报告给内分泌干扰物下了一个更为精确的定义：“一种改变内分泌（荷尔蒙）系统运作从而对有机整体或其后代产生不良影响的外源物质（或混合物）”。这成了内分泌干扰物的标准定义，为支持者和怀疑者同时接受。

由于流行病学、实验室和临床试验仍在继续，尽管有时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后续的报告在对内分泌干扰影响的确定程度上摇摆不定。2003年，关于多氯联苯的新知识将这一问题改造为一个成熟的内分泌话题。尽管字里行间仍然指出由于大量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导致缺乏明确的结果，报告列出了观察到的人类单独接触多氯联苯或者与其他物质一起接触后可能导致的紊乱，包括削弱精子活性、减缓胎儿成长和发育、儿童神经功能严重受损，例如削弱反应能力、记忆力和智商（尽管一些不足之处会在童年时代后期消失），增加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率以及儿童疾病易传染率。9年以后，在一份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内分泌干扰物和儿童健康》中，他们的结论陈述了更多倾向性。他们证实一些生殖系统紊乱和其他内分泌紊乱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足以对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TDS）这一新术语发出警告，这一病症可描述为隐睾、尿道下裂、睾丸癌和精子无能，这些异常反应可以关联到接触内分泌干扰物的动物实验。但证据仍不足以得出可靠的结论。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令人特别不安的方面，该报告反复提及在儿童生长发育中可能出现的智力损害。另一个在2011年欧盟的报告中提出的新观点则指出内分泌干扰物对全球范围内的糖尿病和肥胖率上升的可能性影响，尽管，一如既往，确切的结论被认为需要更多的研究。

1978年成立的化学工业界国际卫生组织更名为欧洲化学制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ECETOC），成立了“环境雌激素任务组”（Environmental Oestrogens Task Force），但是长期以来都没有参与讨论，除了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试验和屏蔽层机制”，将自然内分泌干扰物纳入整个话题中并将注意力从流行病学的数据上转移开来。该中心在2009年欧盟出台了在化学制品准入标准中引入内分泌干扰风险考量这项规定后越来越活跃。作为回应，欧洲化学制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举办了两次研讨会并发布了几份报告，承认了内分泌干扰行为的特殊模式，但是，矛盾的是，它们保留了接触极限的想法。坚持其建议的“基于科学”性，要求根据由内分泌干扰物导致的损害性质做出更细化的分类，并根据阈值的效力对物质的风险高低做出区分。欧洲化学制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的成员2013年10月在网上发布了《毒理学信件》（Toxicology Letters），采取了更激进的路线。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格哈德•诺希内克（Gerhard Nohynek）（欧莱雅的长期雇员）等人试图通过对内分泌干扰物的整个概念提出质疑将个人护理产品排除。在他们的论述中，他们否认了内分泌干扰物的概念以及流行病学原则：效力更高的物质应当具有更高的风险，如激素避孕药（hormone contraceptives）或三叶草（clover）；非单一的剂量关系违背了几个世纪的药理和毒理学的经验；检查发现物质引发的内分泌活动无足轻重，除非证实会对健康造成损害；一些主要报道中的紊乱，如精子数量减少、隐睾症和尿道下裂的发病率上升，内分泌干扰物和睾丸癌发病率增加有关，以及几种物质的协同效应都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这篇文章断然否定任何联系可以表明人造的内分泌干扰构成“对人类健康可识别的、可衡量的风险”，不太诚实地补充指出，“医用乙烯雌酚的不利影响早在内分泌干扰物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已经知晓”。诺希内克等人嘲弄地评论道，“人类接触到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化学制品，这些具有几乎可以无视的荷尔蒙效力的化学制品对人类生育能力会产生影响，这一假设严重违背科学根据与常识”。他指出，“这一毫无根据的理论出现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工作的科学家的既得利益、政治正确性、反对一切人造物的偏见，以及男性科学家对男婴生殖器官变形新闻的过度敏感”。尽管作者把这一假设明显缺乏证据与吸烟和癌症之间已经证实的关系做对比，这种通过否定或者无视证据以及嘲笑学术界的科学家的行为进而创造怀疑的策略令人恐惧地联想起几十年前烟草行业使用的方法。

美国环保署

这种对内分泌干扰物概念的强烈否认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对其有利的证据刺激。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委托专家发布了对2002年报告中关于这一主题知识的状态更新。虽然仍持谨慎态度，但是它更为坚定，也更加紧迫地提出这一问题。尽管我们知道或怀疑约有800种化学制品与荷尔蒙受体有关，只有一小部分经过测试，人类接触，特别是与化学合成物接触，确信比预测的还要多。报告为内分泌干扰物与男童不发育的睾丸、乳腺癌、前列腺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内分泌干扰物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认知和行为缺失、骨密度降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不那么确凿的证据，但关于其与不良妊娠结果、卵巢癌和睾丸癌、减少成年与青春期早期男子精子数量、早熟、糖尿病和肥胖的关系则仍然缺乏证据。该报告还用明确的措辞强调了内分泌干扰物代表着“毒性的特殊形式”，体现为非线性的剂量反应曲线并依赖于各种环境因素。报告反驳了早期将内分泌干扰物视为富人的宠物健康问题这一观点，将此问题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国际使命联系起来，强调这一问题的全球性意义。尽管传统环境卫生风险，如营养不良和传染病暴发仍需要得到关注，但还是“应当防止（内分泌干扰物）成为未来的传统环境威胁”。该报告强调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紧迫性，直截了当地指出：

内分泌干扰不再仅限于雌激素、雄激素和甲状腺的途径。化学制品也会干扰新陈代谢、脂肪储存、骨骼发育和免疫系统，这表明内分泌系统会并且一定会受到内分泌干扰物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在妊娠期间接触化学制品将会对人类和野生动物本身及其后数代，而非仅仅接触者本身产生影响。

2014年，欧盟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德国—丹麦重大研究发现，这一研究为内分泌干扰物扰乱人类精子功能提供了确凿证据，欧盟开始对其内分泌干扰物政策进行审议。无独有偶，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分部的一份报告将内分泌干扰物导致不同健康问题作为事实公布，尽管其确定性程度与欧盟不同。基于2012年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坚定了确定性的立场，并且扩充了受到怀疑的健康的影响内容，引用更多证据证明内分泌干扰物可能“引发慢性疾病”（与荷尔蒙相关的癌症、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这些都是日渐受到关注的全球性疾病。在20年间，国际卫生组织对于内分泌干扰物的概念从几乎不存在转变为一个严重的、具有潜在重大威胁的全球卫生问题。

纸浆和造纸工业是全世界排名第六大工业污染

结论

对于国际卫生组织而言，要确定其对待内分泌干扰物的坚定立场，需要对生理活性物质的分类和构建进行重大调整。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对化学制品的观点的转变，它从现代和健康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到日常生活和对健康具有潜在威胁的重要物质。这一转变在概念上很容易，因为它可以基于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毒理学原则-剂量决定毒性，因此只要能够确定和执行安全阈值，任何物质的使用都可以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由此，国际卫生组织的主要责任就是确定作为化学安全标准的安全阈值。与此同时，对于药物安全使用了一种不同的范式，它要考虑到药物导致有机体突变与致畸的长期的潜在影响。至此，国际卫生组织（以及国家组织）的安全考量集中在全面的药物测试。医疗药物被视为是医学和药学明确界定的领域之一，显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与此相较，化学制品在工业生产、农业、国际贸易、环境和卫生中都十分重要，涉及不同机构的责任，这些机构在这个领域都处于活跃状态。

因此，当环境、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变化看似不相关的证据被报道出来时，不同组织制定不同议程，开始关注到该现象的不同方面并且要求搞清楚新出现的信息，这需要机构间基于认可的相互依存关系开展不同寻常的深度合作。这一过程存在的风险就如同一群盲人通过每人触摸不同的身体部位，尝试为大象建立一个具体的形象。

但此前已经存在的机构间的合作传统和基础设施大大方便了此类合作的开展。在制度上，存在一系列的项目可以用于内分泌干扰物研究的各个组成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化学测试项目，世界卫生组织的“环境卫生标准”项目、机构间合作的国际化学制品安全项目，都可以用于评估化学制品风险。因此，能够将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粮农组织搜集的环境知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积累的实验技能、国际劳工组织收集的职业卫生数据的经验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反应能力结合在一起，对于从多方位构建这一现象具有巨大优势。事实上，可以推测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完善的联合委员会网络，在国际层面上确立目前状况的相关知识将会被大大放慢。

但是对所有的机构来说，创造这样一个新范式需要重建对化学制品的看法，包括那些已经完成多年的工作，需要将关注点从毒性转移到生物医疗干预。由于这些物质几乎无处不在，它们出现得非常快，令这一过程困难重重。从这一视角来看，化学制品的不断普及使其潜在危险性要么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必然出现，要么就是非常惊人。无论如何，要将风险从甚嚣尘上的讨论中识别出来显得极为复杂。它也为行业使用公共国际卫生组织目前采取的工作结构和论证开拓了机遇。由此，通过运用经选择过的流行病学和实验数据并坚持此前的毒理学范式，同时借助欧洲化学制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行业试图强化他们的行动，以诋毁逐渐发展的关于内分泌干扰物的知识。这一问题被许多化学行业持有的相关专业知识进一步复杂化了，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对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的研究兴趣。因此，研究往往会展现“大部分的学术专家与工业企业之间的严重分裂，前者的报告关注环境中从微弱到皮摩尔级别范围的内分泌干扰物的不利影响，后者关注在任何浓度下不能如此行事”。

Coming to Terms with World Health

国际卫生组织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回应风险不确定性的情况。预防原则的理念进入世界卫生组织话语之中，实际上很多年之前，这些词汇在里约热内卢已用于此目的。在医疗领域，它极其强调药物安全。对于化学制品，一个充斥着由新合成材料生产的产品的现实世界使这种方法变得不切实际，尽管有人偶尔唱反调。因此，忠于预防性原则，显而易见，又退回到了这一背景。尽管在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已经要求化学制品在解禁前一般需由制造商证实其无害性，但是在20年后，一些大型国际组织承担了评估特殊化学制品潜在危险性的责任，而并不是要求化学工业提供无害证据。这一策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造材料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致无法用严格解读的预防性原则来对待。但是国际卫生组织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失败因素。从市场上撤回产品需要独立科学家提供风险的确凿证据，而没有采取让业界必须自证产品无害性的总体政策。国际卫生组织似乎对这些严格的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影响不大。然而，国际卫生组织可能会被认为并非在回避现有可疑的风险，而是致力于澄清关于风险的谨慎措辞是由于缺乏证据而并非是因它们缺位造成的。

由此，内分泌干扰已经是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其程度尚难以评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情况与1851年的第一次卫生大会和20世纪初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可怕的疾病，霍乱、鼠疫和黄热病可能比由不断扩大的潜在的内分泌干扰物导致的相关疾病更容易定义，但是一个相似的情况是在面对科学不确定性时国际机构都希望提供建议。在这两个阶段中，国际卫生问题的谈判集中于两个关键的领域：

1、关于健康问题因果论的科学准确性；

2、面对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在预防和风险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过去和现在一样，科学分歧都受到针锋相对的学科方法的影响。就像霍乱爆发可以用瘴气理论或是用接触感染评估，二者需要不同的预防策略，化学制品和睾丸癌发病率增加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毒理学或者生物系统框架进行评估，二者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国际卫生组织行动的两个阶段，误判风险问题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过分的谨慎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通过重要经济部门生产与贸易的中断），轻视威胁则会造成死亡（通过流行性传染病或者缓慢发展的疾病）。因此，当下为了战胜疾病的潜在传染，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因为明确严重的健康威胁并同时维持贸易需要就科学知识以及合理的预防战略和规章达成一致意见。

在内分泌干扰物作为公共卫生事件的演进过程中，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目前对国际卫生组织的角色进行深度评价可能还为时过早。初步来看，最初他们并没有因为迅速出现的问题感到惊讶而制定议程。它们自身当时根本无法进行必要的大规模流行病学、临床和实验数据搜集。他们主要的职能在于接收、分析和评估不断更新的知识并将其整理转变为评估知识状况的出版物，并尝试提出建议。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专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证据所显示的机构之间的竞争做出快速反应。最初的数据评估十分谨慎，显然他们更担心因为证据不足发出警告后受到指责而不是担心因为面对足以证明健康风险的证据信心满满受到批评。

世界卫生组织的强有力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受到南北差异的削弱，因此化学制品并不是其整体工作计划的首要问题。然而，这种二分法似乎一直在削弱，因为包括诸如肥胖或糖尿病这样越来越多的疾病所产生的健康影响清单不断加长，它们不仅受到低收入国家也受到高收入国家的关注。内分泌干扰物越来越被视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在2014年，1115位参与者共同缔造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群体智慧平台，通过全世界的科学家制定了一份包含96项希望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的问题清单。“因环境和食物链中有毒化学制品聚集导致的人类基因突变的大规模增加”被列于第11位。如果这个势头继续（现在仍不确定），调查结果可能会显示出化学工业和日常生活将面临更多的威胁，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际卫生组织在制定标准，为广义上的利益相关者思考这一问题提供建议和论坛方面的信誉就会变得极其关键。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谢谢阅读

本期编辑：胡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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