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反腐“赦免实验”能否成为反腐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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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7日，乐山市纪委监察局发出《关于对限期主动交代问题人员予以从宽处理的通告》，期限定为2017年6月30日。这被称为“敦促令”，也可看作“小赦令”。小小的乐山没有大赦的权力，便只有小赦，但前提以坦白从宽为原则。两个来月，共有1668位大小官员交待了自己的问题。不知乐山一共有多少官员，但一座地级市高达1668位官员算是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涉贪起点为3万元），并且肯定还有些人并未这样做，如此一计算，可见社会上的腐败存量确实大得惊人。

腐败问题难治理，最大的难点之一，就是腐败存量太多，多得吓死人。遥想当年朱元璋同志铁血反腐，采取见一个抓一窝的国策，结果抓得官员根本不够用了，那就只好让贪官戴着镣铐去审贪官。朱皇帝来自草根，社会底层，对贪官深恶痛绝。甚至还用灭九族、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阻遏贪官。可是，这世界上最不怕死的就是贪官。杀了一批又生一批，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朱元璋同志反腐几十年，位期间杀了15万贪官，终不见实质成效。晚年感叹贪官如同韭菜，杀了一茬又生一茬。杀15万贪官，在明朝那可是吓死人的数字。明朝官民比例大约1:2299，朱元璋时有人口6500万人，官员在同一时期为2.8万人左右。朱元璋在位30年，平均每年要杀贪官5000人的样子。难怪后人说他心狠手辣。

朱元璋反腐失败，就在于大明王朝没有找到法治这个方法。

贪官多如牛毛，不查不知道，一查谁都逃不掉。若真要查，谁查？查了之后又如何处理？全杀光吗？不可能。全送监狱吗？也不可能。当年香港反贪，也曾遇到这个难题。当时，贪腐案发率80%涉及基层警察和政府公务员。1970年代，当香港反腐走向深入时，就遇到中下层警务人员的强烈反弹。1977年10月，廉政公署一口气逮捕260名警官，引起警员强烈不满，他们大规模上街示威，并且冲击廉政公署。因为他们觉得反腐也并不公平。高级官员有些逃离香港，逃脱了应得的惩罚，那凭什么要中低层公务员承担责任？再说，腐败你们以前不管，现在严管了，算什么事啊？1978年4月8日，港督的殖民地条例第55条发布，就是著名的反腐特赦令，规定过去轻度犯罪不再追究（重大腐败仍然要追究），但此后再犯严惩不贷，对腐败零容忍。反腐特赦事后证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原因就是此后对腐败的零容忍落到实处。到1980年代，香港就变成有名地法治社会了，并且那些年经济增长迅速，有力证明反腐实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还有一个现象，必须甄别清楚。许多贪官善于玩弄说小藏大的把戏。他们贪了一只大西瓜，但只说芝麻的事。对这种贪官，老百姓反而更恨一些。因为他们极不老实。

但是，对于反腐赦免，社会上向有完全对立的观念。赞成赦免的人认为必须面对现实，否则，老是纠缠于历史旧账，社会无法前行。反对赦免的人认为对腐败就应当零容忍，一个都不宽恕，那些贪官招供了，承认错误了，那就没事了，照样当他们的官，那不等于纵容和包庇腐败吗？

什么样的意见才是对的？双方永远说服不也谁。

实际上，如此的争论永远不解决问题。因为这永远是一个悖论，无法两全其美。那就只能从另一角度思考，贪官不就是贪的钱吗？那真可以从钱着手。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贪5万以内，主动原值缴回；5到20万，2倍；20到100万，4倍；100万到500万，8倍；500到1000万，16倍。如果缴不起钱，那就自觉到大沙漠植树造林，开辟绿洲去。而超过1000万既要缴钱，也要坐牢。也就是说，若有一个令老百姓服气的惩罚方案并且不让贪官因贪得到便宜，那么，有条件大赦，大家也会接受的。

大赦的前提是贪官必须主动投案和缴纳罚金，那表示愿意悔改。由此放人家一条生路，未为不可。但对那些拒绝白坦白交待的，那些说小藏大的，以及自某年某月某日起仍有贪腐行为的，必须见一个查一个，真正做到反腐零容忍。如果当真这样玩真的，用不了几年，社会风气、官场风气真有可能为之一转。社会问题，有的真不是简单的套套可套得住的。有些事，若只有相互对立的无限纠缠，那就永远无解。无解的结果，那一定是最坏的，最不想看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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