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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们的打工文学,可能一去不复返

2017-04-27 新京报传媒研究

   

文/何小手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号“沸腾”(ID:xjb-feiteng)



▲生活中的范雨素。

  

范雨素走红也是一种“高手在民间”现象


范雨素的走红,让我想起了《星光大道》、《超级女声》这类综艺节目,尽管他们的成名路径不尽相同。


范雨素是通过自媒体而得以亮相,有一定的偶然性,而综艺节目更像是工业流水线的加工模式,可以反复推出大众偶像。


但从受众的角度看,范雨素和选秀艺人们受到追捧,有一种社会心理不可忽视,那就是对“高手在民间”的期待。


人们在关注他们的时候,除了对其禀赋点赞,更会关注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媒体在报道他们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呼应这种期待,诸如“脑瘫诗人”、“打工作家”,莫不透露出这种偏好。


余秀华走红时,当时就有批评者指责“脑瘫”这个前缀。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让人无奈的传播现象,外界不会轻易就忘记他们的身份符号。


回到范雨素,她写出这样一篇优秀的文章,如果身份是学者,哪怕是尚在学校的大学生,可能都不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范雨素的打工者身份和她出彩的写作尝试,这种反差或者说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元素,是她受到关注的最大资本。


毕竟,这个社会太需要励志故事了,“高手在民间”的现象实在是太吸睛了。


  打工文学曾“红火”一时


其实,无论是从范雨素接受采访时阐释对文学和人生关系之间的理解,还是外界在阅读范雨素过程中流露出的审美倾向,都只是停留在文本层面,对她的很多悲情化严肃讨论,都只是一厢情愿。


在我看来,围绕她而出现的充满俯视姿态的怜悯,这类苦难主题的讨论,都显得过于拧巴。我更关注的是范雨素的写作,这种充满“打工文学”属性的创作,似乎早已淡出大众视线,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打工文学其实颇有市场号召力。


印象中,当初我姐姐每年打工回家肯定会携带两种行李:港台艺人的音乐卡带和以打工为主题的杂志。


当初打工文学是务工者的一种时尚消费,伴随着人口快速流动,这类生活读物受到欢迎。1988年在深圳创刊的打工文学杂志《大鹏湾》,巅峰时仅单期发行量据说就在10万份以上。


这个市场曾经培育出不少打工作家,写作者有相应的阵地和群体。范雨素所长期活跃的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就聚集了不少像范雨素这样的写作者。


范雨素在文章中提及,她的工友写过一篇“炫狗”话题的文章并发表在《北京文学》,而她本人也在写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我不清楚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的传 播平台;也不了解在他们群体内部,是否有着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的对打工作家的群体认同;他们的写作是否得到市场的回应。


换句话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阅读打工文学,尤其是打工者们对打工文学还有多大的兴趣?


和其他文学类别一样,打工文学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近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迹象,即主流社会对于互联网所带来的阅读冲击保持着足够的警醒;碎片化、快餐化阅读受到批判,尤其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精英,经常动员民众严肃阅读、深度阅读。


  ▲范雨素习惯了独来独往,媒体轮番到访让她措手不及。


 “皮村文学”可能只是个兴趣圈子

   

在今年世界阅读日那天,各地掀起各种动员活动。“希望年轻人能坐下来读一些严肃的文学”,严肃写作者们经常语重心长地发出这类呼吁。与此同时,近年大批 严肃文学期刊稿费上涨。此类发声和行动看似逆潮流,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严肃阅读市场的效果,这个市场今后可能不会萎缩反而可能扩张。


那么,像范雨素这种用纸和笔写出来,且以务工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是否会收获相应的市场?


从社会趋势的角度分析,打工作家以及打工文学的处境恐怕并不乐观。和主流阅读市场不一样,打工文学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可替代性也太强。这些年互联网用户大幅增长,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地区为代表的“边缘人群”。


像快手这样的互联网产品,有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快手是针对农村和三四线城市用户。这类产品惊人的用户数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当务工人员对互 联网的依赖越来越大,加上缺乏深度、严肃阅读的基因,或许对打工文学就意味着巨大的危机,这可能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社会趋势。


打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打工者精神生活匮乏时代的产物。如今出现了太多的替代选项,像皮村的“工友之家”,可能只是兴趣圈子。单纯以务工者为读者且有一定影响的打工文学,恐怕早已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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